[中国女高音] 胡晓平：

我亲爱的爸爸 O Mio Babbino Caro!

来源: operalover 于 2011-06-09 wenxuecity

在中国女高音里还是比较喜欢她的嗓音，很优美慷慨

听不懂歌词，估计是“爹亲娘亲不如爸爸亲，爸爸是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竞选-

“如果中国统治世界”

2011/06/09

“如果中国统治世界” 瑞士著名记者菲利普•勒普夫（Philipp Löpfe）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超出人们的想象，中国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为中国自视为世界的理所当然的中心，它将成为一个独特的超级大国。　

作者在《伯尔尼日报》（6月7日）的文章中写道，“大约两年前，英国政治学家马丁• 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如果中国统治世界’颇有挑衅性。他断言，‘中国的转型进展如此迅速，甚至可能比我们能够想象得还要更快，让世界来不及做好准备。’现在这些话似乎已经应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在其最新评估中认为，中国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雅克的书引起了轰动，他的论点与迄今关于中国发展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相左。
“简言之，流行的看法是：在毛的统治下，中国在经济上倒退到石器时代，与世隔绝、十分落后；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在于，它实际上比西方更资本主义。对很多人来说，依然执政的共产党已经是个过时的事物。长期而言，这个党有两种选择：要么中国在政治上也和西方一样，也就是民主化；要么中国保持专制、直到有一天崩溃。”
作者接着写道，“照雅克看来，这样论证的人还不懂中国。中国人自己并不将中国看作崛起的大国，而是看作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心，只不过-用通俗的话说，在过去的250年里有点儿倒霉。但是现在一切都恢复原样。雅克断言，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并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为它现在就深信，作为世界的中心是它理所当然的角色’。”

“独特的超级大国”
作者认为，“西方深受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英国工业化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理想更加古老。现代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就已经产生，唐、宋、明和清朝是其延续。所以，中国是一种反西方的。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这个古老的大陆四分五裂，至今还难以作为统一体出现。相反，中国则尽一切努力维持统一。中国人甚至错误地理解自己为统一的种族——汉族。维护统一是古代帝王千百年来的责任，如今共产党进入了这个角色。雅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因此与当时的苏联完全不同，它从1978年起就实施完全不同的战略’。
“中国的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西方友好地评论，这一点开始渐渐改变。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声调明显地尖锐起来。（欧洲反正不再扮演角色。）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金融时报》上提醒说：‘关于中国未来的讨论陷入失去意义的危险，一些人说中国是崛起的超级大国，另一些人坚称中国从根本上仍然是不稳定的、面临政治和经济危机。两种观点都有其道理，中国将成为一个独特的超级大国。’”

编译:林泉

责编：乐然

(以上内容摘自德语媒体，不必然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药家鑫虽伏法悲剧仍在延续

2011/06/09

神州观察：药家鑫虽伏法悲剧仍在延续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杀人凶手药家鑫昨日被执行死刑，实属罪有应得。不过，只要社会不公不义的土壤存在，药家鑫们就不会消失，他们还会在阴暗角落里，挥舞利刃刺向无辜受害者，继续上演类似悲剧。

去年十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倒一名农妇后，担心受害人索赔，操起利刃将其活活刺死。按理，杀人偿命，药家鑫应该受到极刑惩罚，但出人意料的是，包括中央电视台，公安大学教授和一些学者，却集体为其喊冤，甚至有人提出“激情杀人”一说，认为药连刺八刀，不过是他平时弹钢琴的惯性而已。

这股为药家鑫喊冤的大合唱，引起网民哗然，很多人认为药家鑫是凶手，而那些替他辩护者就是幕后黑手，是他们造就了一批批药家鑫这样的人。这些人中有义正词严的律师，有冠冕堂皇的教授，有道貌岸然的法官，也有擅长做骚的导演。

正义荡然永无宁日
不堪的是，这些人为了帮助一名凶手摆脱死罪，不惜扯下道德面纱，宁愿裸露色相，放弃公平正义。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毒瘤，一个药家鑫只害死一个人，可是这些教授，法官和电视台会制造出无数个药家鑫，让社会和百姓永无宁日。

就在药家鑫一案上诉期间，重庆有位田姓司机，黑夜驾驶货车上路，途中撞倒一名女乞丐，惊吓之际驱车狂逃回家，稍后担心事发，遂开车返回现场，发现女子昏倒在地，四周无人，就将车轮辗过女伤者头部，然后将尸体抛入河中。此人被抓后竟辩称：死的是个乞丐，应该没人会管。在这名凶手心目中，乞丐不是人，辗死一名乞丐，与踩死一只蟑螂毫无分别，这是何等的惨无人道？

另外，五月二十九日，辽宁沈阳一名司机撞倒一名老人之后，不仅没有积极营救，反而为了毁尸灭迹，向这名压在车下的老者连掷六个汽油瓶，致使这名受害者全身百分之九十五的皮肤烧伤。如此凶狠的手法，与药家鑫的犯案手法没有什么区别。

药家鑫死了，他罪有应得，但悲剧仍在延续，原因就是当今神州制造悲剧的土壤，环境没有任何改变，社会正义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其实，今次这个审判，不仅是对药家鑫一人的审判，而且是对社会良心的审判，药家鑫的死活已经不是问题重点，最重要的是，那些不断制造药家鑫，以荒唐借口为药家鑫开脱的人，应该受到道义法庭的审判。

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问题

2011/06/09

作者：风云天涯客　　

当前的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存在的问题很多。在这些众多的问题当中，其中官员腐败、贫富分化、通货膨胀这三大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　　

官员腐败。　　

当前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正在由“个别人、少数人的问题”，向高群发现象演变；就腐败案件的形式来讲，不仅是个人腐败，而且大量出现群案、窝案、伙案等集体腐败案件。　　

官员腐败，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影响政府和干部在人民在群众中的形象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大障碍。　　

许多官员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甚至决策者。官员腐败，官员一心只为个人利益或者小团体利益，站在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立场上从个人和小团里利益出发参与政策的制定甚至决策，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有多少是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好政策？！官员腐败，影响正确政策的制定。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屡屡流产，才会有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出世艰难，才会有《深圳禁止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文件的出台，等等。官员腐败，官员从维护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出发，不仅影响正确政策的制定与出台，而且一旦正确政策出台也会千方百计狙击阻扰政策的执行与贯彻实施。消极抵制、互相扯皮相互推诿、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正确政策不能彻底贯彻实施甚至流产。官员腐败，影响正确政策的贯彻执行。官员腐败，官员为满足个人和小团体的永无止境私欲不惜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各种违纪违法甚至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发展。　　

官员腐败，给社会造成严重影响。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大面积的用电荒、通货膨胀、房价的居高不下…哪一个没有官员腐败的推手？！房地产的暴力拆迁、豆腐渣工程、各种草菅人命的冤假错案…哪一个没有官员腐败的罪恶？！假货泛滥、食品安全、天价药费、公务员招考营私舞弊…哪一个没有官员腐败的漠视与参与？！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蹒跚、医疗改革艰难迈步、干部公务员人事制度改革难以展开…哪一个不是官员腐败的阻力？！　　

贫富分化　　

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贫富分化不仅严重的违背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念，而且甚至超出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容忍程度。“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选自：　2010-5-10　，中国新闻网，《中国贫富差距现状：穷降富升触警戒线》）。

中国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严重的贫富分化，引起广大民众强烈不满。广大民众开始迷惑，怀疑、批评、指责、甚至谩骂、攻击改革事业，许多要求重走改革前改革甚至是文革的道路，改革事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严重贫富分化现象和物欲横流的社会气氛，许多处于贫困阶层的人群产生了强烈的仇富心理和不满情绪，造成社会阶层严重对立，社会矛盾严重激化。贫富不均和严重的财富不均，也产生了中国消费的畸形和消费的严重萎缩与不足，制约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通货膨胀　　

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仅已经很是严重而且还在以不可遏制之势继续蔓延。物价持续上涨，CPI数据不断创高，“中国遍地是泡沫”。面对这样的情况，管理层看上去也似乎只是“搓手顿足唉声叹气”没有什么良方好药。　　

严重的通货膨胀，让那些本来就贫困的人群变得更加贫困，也使相当大量“舒适”“安逸”的小资中产阶层变得“焦灼不安”起来甚至一部分人被抛入贫困阶层的大军。严重的通货膨胀也让许多上产经营者特别是那些中小企业经营者饱尝其苦。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企业利润下降经营困难艰难度日甚至破产倒闭。　　

然而，非常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由于中国供给不足需求过剩，相反中国却是大量的生产过剩情况下的通货膨胀，一方面是物价的不断高涨另一方面又是生产企业和商业环节的严重积压。　　

官员腐败、贫富分化、通货膨胀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也不是相互孤立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官员腐败推手和加剧贫富分化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导致的畸形消费又推动通货膨胀。这三大问题存在与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　

高官们吃“特供”与让百姓吃“转基因” 　　　

2011/06/09

高官们吃“特供”与让百姓吃“转基因”　　　　　

钟　声　　　　

如此立题，绝非妄说，而是“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祝咏兰主任在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的直白，即此“特供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是国务院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为国家机关特供有机食品的合作单位，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和“杜绝转基因因素”。实难想象，高官们业已腐败、堕落甚或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　　　　

高官们一边享受“优质、放心”的特供食品，一边又极力鼓吹并推广既不“优质”、更非“安全”和不乏亡国灭种之险的转基因主粮让老百姓吃，说他们是蛇蝎心肠恐怕毫不为过。不然的话，把“优质、放心”的特供食品奉于百姓，而自己及妻子儿女、党羽和亲朋故旧则率先品尝转基因食品，给广大国民做出榜样，同时告诉百姓“这个转基因食品既不优质也不安全，等我们高官试吃没问题后你们再吃”，能造成举国上下群起而攻转基因主粮问题的浪潮？　　　　

当今的高官们不知是利令智昏、腐败无能透顶和执意配合美帝欲亡我中华，还是仗势欺民、无所顾忌，竟然面对转基因主粮问题的举国人民空前反对和声讨，赤裸裸地宣称“2005年4月”以来，“一直为国家94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不觉得仅此一点，就彻底暴露了连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度都禁食转基因主粮的“优质、安全”的不确定性，甚至不乏亡国灭种的风险性、危害性？说明了某高官所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实质是为官而非“为民”？　　　　

当然，高官们关于特供食品的极其愚蠢而低下的自我表露，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正义之士和全国人民而言，或许不是坏事，而是不可多得的大“好”事！一是暴露了高官所代表的特权阶层腐败和丧心病狂已至极点，连“优质、安全”的主要食品都得由地方进贡的龌龊行径；二是不打自招，反证了食用转基因主粮的巨大风险性、危害性；三是说明他们视人民如草芥，拿老百姓做转基因主粮的试验品、牺牲品的反人民性或反人类罪，使之对转基因主粮的诸多褒奖、溢美之说不攻自破；四是就现在的深圳黑狗子肆意抓捕并审判反转志士郭成林案言之，是对郭成林绝对无罪而且功莫大焉的最好佐证。　　　　

试问，难道还有比高官们享受特供食品更能说明转基因主粮问题的事例？如此，你们不让举国人民强烈反对转基因主粮问题，坚决抵制和拒绝食用，严厉声讨主张和推行转基因主粮的祸国殃民的汉奸、洋奴和卖国贼，可能吗

改出百年激进：近期中国发生的历史阶段变化

2011/06/09

改出百年激进：近期中国发生的历史阶段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温铁军

　　摘要：改出激进的观点立论于两个阶段性变化：一是经济上已经从百年资本短缺走向三大资本全面过剩；于是中国的“单一制”政府试图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从“亲资本”转为“亲民生”。二是政治上从世界最大“小资国家”得以使交易费用内部化的“大众民主”转变为中资崛起争取利益的“精英民主”；但后者即使得到默许，也势必致乱于小资仍占绝对比重的社会结构；何况精英群体坚持百年激进而模仿之西方体制业已陷于过高负债的政治危机。

　　中国执政党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意见，体现出新世纪以来政策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改出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主导中国发展和制度演变的“百年激进”。

　　中国人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自1840s至1940s有百年屈辱；由于“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而不论何朝何代何党何派都力图参照西方列强的现代化模式发展“跟进型”工业化。据此，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秉持的激进思想体系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客观上和中国快速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及其形成之后的大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是吻合的；是故，历代政府政策体系之内涵性地具有亲资本的本质特征也是类似的；据此形成共识，应是文化崛起、和谐社会之思想基础。尽管无需依据外来之意识形态化理论做是非判断，但对本国资本化的不同阶段经验过程及相关制度演变之不同，仍有做比对分析之必要。

　　之所以说近年来的战略调整是告别百年激进，在于几个重要经济社会结构阶段性的变化。

　　一，经济领域从短缺向过剩的变化

　　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所作的，不外乎是以西方制度为派生物的产业资本从形成到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老一代学者马洪早在1998就提出我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中青年学者林毅夫则于1999年分析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据此，我们近年来进一步提出讨论的经济上的历史阶段变化的判断是，不仅上世末我们就已经告别短缺进入产业过剩，而且进入新世纪的十年，则是金融资本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只能异化于实物产业并走向金融相对过剩的十年。

　　也许是在新世纪这第一个十年感受了进入资本过剩阶段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痛苦和海外困局之后，才很快就有了与时俱进、统筹协调的国家创新战略。

　　我在新世纪以来的有关讨论中多次提出：中国在经济基础方面遭遇的是三大资本同步过剩——从上世纪末的产业资本过剩进入到新世纪初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剩。现在的投资环境之所以劣化，主要在于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难以投入到愈益过剩实物经济领域，投资者无论办商店还是工业，都有利润迅速摊薄、企业生命周期缩短的困境；而只要实物经济领域没有投资机会，就一定会导致金融资本异化于实物经济追求投机领域流动性获利。

　　但在中国，国家垄断下的金融资本虽然过剩，也仍有另外的作用——实际上，任何现代政府运作都是高成本的，一般要靠不断制造负债转嫁制度成本。与此同时，放弃金本位约束之后的政府也得不断增发货币扩张信用；因为，而只要不诱发严重通胀的货币总量扩张就能够缩小债务压力。因此，以主权独立的国家把握货币主权，以政治强权不断制造货币信用，是向社会转嫁政府负债的直接手段。

　　历史地看，自二战以后，世界上的所有的跟进型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资本极度稀缺。因此任何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比较激进，而且实质性地具有政策体系的亲资本内涵，我国也不例外——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内涵性地亲资本——不论意识形态如何解释。直到1999年中央政府在十五规划讨论中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表明试图改变亲资本的政策体系；接着，从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后相继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开始转向亲民生、亲贫困；因此现在叫做“民生新政”。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则进一步趋向于亲环境的政策体系。

　　至此，中央政府层次上已经表现出告别百年激进的思想倾向。

　　既然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亲资本政策，那我们就还得有至少二三十年的亲民生政策才能完成全面小康战略，因而，这些改出亲资本体系的政策变革当然不能激进，需要比亲资本时期单一制政府强力推进资本化的政策更缓和些。

　　任何物质发生演变客观上都有范畴之间相关性，中国产业资本扩张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化过程相关。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竞争的正常演变——二战后美元不断增发，所创造的过量货币信用破坏了其承诺的对黄金的稳定兑换率。当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再以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依据的时候，当然会导致政府凭借权利垄断货币发行权派生的货币信用的无限扩张，这又导致最吸纳增量货币的虚拟经济领域不断的扩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金融化、资产泡沫化。而当发达国家因国家竞争而普遍促进实物产业外移加速自身经济泡沫化时，又会以自己泡沫化的货币信用来要求其他实物经济国家让出金融主权，以使西方的泡沫化的经济能够得到实物经济领域中的资本化利益。这就是1994年GATT转变为WTO的实质：把以往只能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不能纳入自由贸易制度框架的金融和农业纳入进来。遂使之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适应西方结构变化的逐渐完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对其具有维护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也就被主导国家当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可见，西方从产业资本阶段的自由主义向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的演变进程本身也是有其客观依据的，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个人类资本主义文明的阶段性演变影响到中国，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思想界也会认为这就是跟进型发展的新方向。如果不带任何派系观点来看，中国人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应对这种全球金融化和全球资本化带来的危机代价和尽可能保护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1971年是个历史性的重要年份。

　　一方面当西方的主导国家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残存的黄金本位，开始自发进入货币无限扩张，促使这个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演变成金融化，最后演变成全球资本化，其实也就是西方主流金融体系的全球资本化。

　　另一方面，就在1971年，中国也发生重大变化——产业大转向——从1950年代战争需求形成军重工业，到1960年代初开始的、地缘环境紧张条件下的经济方针仍然主要是发展战备经济，实行军重工业经济在空间布局的调整，这样以军工为重点的经济是不创造可供社会消费的商品和收益的，并不满足民生对经济的需求。就出现了60年代的经济困难。而从经济结构调整角度来说，启动的年份恰是1971年毛泽东问政四位老帅，请他们对国际形势做评估；给出的结论恰是未来20年不会打大仗。于是我国1971年开始，试图将军重打头的工业转向民生。最初要通过调整与西方的外交关系，配合周恩来亲自制定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来改造中国偏军重的工业结构——朝向民生。

　　所以，中国的经济制度调整也起步于70年代初期。我们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要引进外资来改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时候，都会相对激进地按照外资适应的制度要求来改造本国制度；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矛盾。这当然会有严重代价，主要表现为1974年财政赤字超过100亿，以及第三次上山下乡。

　　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7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虽然很重，但是，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规律所造成的约束性困难会是如此深远，于是乎有了1976年毛泽东临终委任的政治领导人进一步提出“八二方案”——几乎成倍地继续引进82亿美元西方设备！越是大规模引进越造成严重财政赤字，遂有1980年累计赤字超过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发生了经济危机及相应的改革……

　　鉴于，中国建国以来大部分时期是典型的“资本即国家”，所以才是典型的强政府经济。西方当代是已经从殖民主义早期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主义——资本与政府合一，发展为产业资本崛起之后的两个主体分开，其间是必然是有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

　　1950年代的一五计划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中国人做，二五由于苏联人停止投资没有出台，三五本来打算调整结构却赶上战备、导致计委撤销，四五和五五赶上文革10年……

　　可见，中国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经济其实是从1980年代后才有条件实行的，亦即五五以后。所以，中国以前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其实主要是激进地亲资本政策惹的祸，而非计划经济之祸。

　　在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分散的作坊手工业经过漫长的作坊时代进入工场手工业，才发生了对设备和动力的要求才需要有K，但这个K却是主要通过殖民扩张得来的，而非中国人这种一点点的内向型资本积累。中国过去的资本原始积累虽然还是马克思所说L与K的关系，但创造了L代替K的模型。我们是在资本为零甚至是对外严重负债的条件下，主要是通过高度集体化及其伴生的制度建设，才得以把成规模劳动力集中起来近乎无偿地投入于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替代了稀缺成度为零的资本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而且还主要用农产品偿还外债。

　　所以从大的阶段来判断，中国在前100年虽然激进，但那主要是为了形成国家资本为主的工业化，完成的是从资本积累到产业扩张，再到过剩的历史进程。

　　1999年中央政府提出以人为本是改变过去以资为本的发展前提，2002年提出全面小康则是战略性转型，表明经过了长时间的跌宕起伏，我们终于意识到不能再向过去一样激进地亲资本了。此后，转向了亲环境、亲民生的政策体系。

　　二，政治上从小资社会转向中资主导

　　很多人接受外来意识形态影响，遂以为过去的政治斗争、社会矛盾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需知，这也缺乏事实依据。其实中国1949年以后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小有产者国家。若搬用西方理论，算是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此后所发生的复杂矛盾具有典型的小资人群特性。

　　1950年的人口结构分析很清楚指出，工业人口只占不到5%，那时候，客观上没有社会条件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无产阶级。我国的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国内战争或者叫做国家独立战争，是用几千年传统的农民动员口号“耕者有其田”为目标实现土地平均分配为内容才完成了所谓“国民动员”，才得以进入“现代国家”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

　　相对而言，大多数农民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因没有完成土地革命，也就没有条件进行国民动员，连进行国家政治建设都没有前提条件；其中很多国家的社会还处在游牧或采集文明的族群、或者传统的农耕部落阶段，与现代政治国家是完全不同质的。

　　总之，没有发动大多数农民加入土地革命，就等于没有完成国民动员，就无条件实行现代政治意义的国家建设，也就进入不了西方引领的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家间纵横捭阖的现代政治竞争。可见，参与世界现代化政治体系的竞争是有历史条件的，对此，需要结合现实问题加深认识。

　　可以说，当年我们在土地革命为主的国家动员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农民，这个小有产者群体在整个社会变革中间一定表现为小有产者群体的特色，既有竞争优势又有劣势。

　　如中国199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打工，在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长期间，进城农民工能够忍受低工资，没社会福利、没失业保险、没医保……，当然不是农民工愿意忍受，而主要因为他们仍然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追求综合收益”机制影响的、以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为目标而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在本质上还不属于西方经典理论的那种工业人口，也没有条件表达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此外，1994年分税制的作用下，他们的生老病死也由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甩给内地政府和农村社区，当然就加剧了内地的财政困难和社会矛盾。

　　据此，可以理解中国在20年高增长的很长时期内虽然对1-2亿农民打工者构成超强剥夺，却没有形成经典意义的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反抗。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产业资本得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通过占有“劳动力租”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所以才有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钟摆型”农民打工潮现象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低工资无福利的打工者创造的低成本的大规模出口。

　　现在，当我们要激进地把农民地权私有化的时候，新的实质性变化出现了。2003年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实行之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集合”的村社所有权事实上被剥夺，很多地区农民也不能按照人口变动再分地了；于是80、90后新生代打工者，概因不能回家分地而变成无地流动人口，遂迅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城市产业工人后备军。于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世纪短短五年之内成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最庞大群体（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力总量不足一亿），中国也随之从最大的小有产阶级国转变为突然拥有2亿新生工人阶级的国家。

　　这个涉及农村财产关系的制度演变在以往的农村基本制度基础上多跨出了半步，便具有推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势所必然地演变成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历史作用。遂使经典理论百年难以“落地”的难题陡然得到解决……

　　以前，因为小农经济或称小有产阶级非常弱小，无法抵抗风险，当然会拥护一个集中的政权代表。因此，现在的激进思想者们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稳定而加强投入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对于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而言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这个仍然维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体制最主要的社会基础。

　　可见，在农村领域的变革中，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制度成本。执政党若想维持集中体制，就得维持广大农民作为小有产者的地位，不能过于激进地打掉农民借助于村社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财产基础。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就是今年年初社科院作出的结论：中国出现了3亿多中产阶级人群，是为中资。

　　中资与具有垄断地位的大资利益差异显著，遂在政治主张上试图与官方垄断的大资分权——其要求的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中资参与分权的精英民主。这种作为阶级的政治诉求不仅与以往小资群体的大众民主势成水火，而且与大资谈判如同与虎谋皮，遂普遍有借助外力而认同西方普世价值之客观需求。

　　过去执政党推进国家工业化时期曾经面对与小农经济和小资交易费用过高的制度成本、而有效地利用小资产阶级认同的大众民主，内部化地分化、弱化了社会矛盾。而产业资本扩张到过剩阶段执政党调和大资、中资利益矛盾已然困难；如果再努力代表当代崛起的中资利益、满足其所要求的精英民主，则如何将精英民主与小资产阶级所习惯的大众民主相结合，就会成为一个新的挑战！结合好，社会就稳定；结合不好，甚至激进地按照西方的精英民主的政治制度考虑政治改革，可能就会使得以往得以内部化解决的矛盾转化成外部性最大化，也就要出很大的乱子。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政治主要矛盾有二：

　　第一，新生成的工人阶级迅速成为自觉的独立阶级，而民间资本却比民国年间还不成熟，主要原因仍然是其路径依赖般地大部分和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不可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执政党如何调适这个经典理论意义的对抗性矛盾，当然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二，不同于官方垄断大资的、新崛起的中资阶级要求精英民主，和已经运作了半个世纪的利于小资产阶级矛盾内部化处理的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形成政治倾向的对立。如何调和？这种政治矛盾决定了我们不能依据激进思想家对西方民主的想象来调和，西方的高成本政治在中国还不具有照搬过来的客观条件。

　　必须警醒过去百年激进遗留的政治想象。客观地看西方从1971年放弃金本位以后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其实质是政权信用危机。而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政府债务攀升到占全球政府债务70%以上，债务危机引发政府破产和政治动乱（如最近希腊、法国、英国的罢工等），则是政治危机——发达国家政治体制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导致过分负债。

　　亦即：今天西方政府维持“体制优势”的过度债务危机实际上既是政治体制危机，也是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危机。因此，这套危机迭起的政治体系不能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人过去虽然百年激进，但近30年可以说是“天佑中华”——我们刚要按照这套东西搞，发明这套东西的地方危机就爆发：我们1980年代中期刚要市场化改制，1988年通货膨胀爆发迫使我们停下；而苏东激进地搞了全面改制就垮了。1990年代中期我们刚要学日本韩国的大财团制搞“联合舰队”，东亚金融危机爆发财阀体系垮台，我们又收住了。新世纪我们刚完成金融商业化改制要像美国学习金融化加入全球资本化，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了我们不得不打住了……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政策的特点，就是告别激进。

　　

　　附言：

　　最近我的研究成果是讨论建国以来工业化进程中的4次外资外债和8次经济危机，及其如何向三农转嫁。结论是：只要能向三农转嫁代价的就在城里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三农转嫁的就在城里硬着陆，就砸出来了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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