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果粉~
    

    井底之蛙，坑中之鸭
    

    说你那，又在那装企鹅了！！
    

    同学，你太有才了。。。
    

    昨天差这张就糊了！
    

    洗个澡还跟我这装猫头鹰，你演技派啊？！
    

    真的？假的？
    

    传说中的“滥竽充数”

为什么共产国际一开始不看好中国共产党？ 2011/06/10

北京晚报 　　自成立以后，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就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推进中国革命，另一方面也要维护苏俄在华的利益。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在确定了中国革命伙伴的同时，也在自己最为关心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找到了满意的解决方案。 　　对吴佩孚的争取 　　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1920年8月，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为了尽可能从各国获取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吴佩孚不仅同英美等列强密切合作，也采取了一些同苏俄政府改善关系的措施。 　　北京政府的友好行动，使苏俄对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抱有好感，相互关系较前密切。1920年10月9日，苏俄代表维经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此后还有过多次接触。 　　然而，未经北京政府同意，苏俄军队于1921年6月进入蒙古消灭白俄谢苗诺夫匪军，并策划成立脱离中国的蒙古共和国，从而使双方关系蒙上阴影。北京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吴佩孚也谴责苏俄的这一行动。 　　随着势力不断增长，吴佩孚一直是苏俄关注的焦点。1922年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给列宁的信中分析了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状况：“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他们希望能利用吴佩孚来维护其在华的最大利益。 　　与陈炯明的初步接触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 　　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争取吴佩孚的同时，也曾打算联合陈炯明。第一、陈炯明标榜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第二、陈炯明是广东的实力派，实际控制着广东的军政实权。在苏俄看来，与其支持孙中山这样一个“梦想家”，不如支持一个实力派人物。第三、陈炯明主张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这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一致的。而孙中山主张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列宁在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对陈炯明进行鼓励。波达波夫返回莫斯科时，陈炯明托他致书列宁：“我作为福建省政府及我的军队的代表，仍像过去的广东政府一样，对您表示真诚的拥护。我还代表我们遍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同志及我的革命人民支持您。我祝贺您的劳农政府及新的俄国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您的国家在将来繁荣昌盛。” 　　为了进一步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作出选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1年冬会见孙中山后，曾于1922年初又到广州见陈炯明，长谈了三次。通过同他接触和多方调查，马林对陈炯明得出了这样的印象：第一，马林觉得陈炯明不如孙中山，“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广东”。第二，陈炯明在口头上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并没有把任何有关社会主义的改革付诸实施，只是热衷于在有3000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第三，陈炯明同情吴佩孚，反对北伐，对孙中山的态度十分消极。基于上述认识和了解，马林认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孙中山。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而且也导致了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一厢情愿的孙吴合作 　　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陈炯明叛变后，苏俄曾一度努力促成孙吴联盟，希望能在北京出现一个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 　　1922年7月，由于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份来华，肩负着同北京政府谈判和联络孙中山的双重使命。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利用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和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苏的民族主义政府，既可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可使俄中谈判顺利进行。 　　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在8月27日的回信中，孙中山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并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的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对于和吴佩孚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问题，孙中山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 　　虽然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和吴佩孚一起组成政府，但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对越飞提出的建议不感兴趣。 　　越飞的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1922年底，吴佩孚致电北京内阁，对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不满。1923年2月7日，吴佩孚残杀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人，“使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某些人感到很难堪。” 补白 　　越飞否认对华宣言 　　关于中东铁路的归还，一直是苏俄同北洋政府间的争执焦点，也牵扯出了两个版本的对华宣言。 　　1920年3月26日，北洋政府正式收到由伊尔库茨克领事馆转来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原件为法文，并有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杨松的签字，有“证明抄写无误”等字样。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苏俄政府愿将由沙俄政府、克伦斯基政府、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其他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 　　此后一长段时间里，苏俄政府对这个版本并未否认。直到越飞和加拉罕来华，才否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文字。 　　据当时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在回忆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的情况中说：“以后在苏维埃报刊（《消息报》等）发表的宣言把中东铁路和矿场、林场等的一段完全删除了。可是中国国内收听到的宣言全文内容和苏维埃外交部当时交给我们的那一份俄文稿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后来在中苏会议时，我方根据宣言要求把中东铁路无偿还给中国时，苏方完全否认此项承诺，说宣言里没有这一段话。” 　　赵莹莹 　　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孙中山 　　“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由于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僵持，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陷于停顿，这使得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方。恰在这时，北京政权变动，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倒台，代之以曹锟为后台的张绍曾内阁，吴佩孚的势力受到削弱。相反，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却在扩大。 　　从1922年底起，一直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才开始受到重视，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 　　1923年1月，越飞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去了两封信，在后一封信中，越飞重申：“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 　　孙中山对苏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苏联的“一切建议”，并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923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 　　从苏联、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相互接触的过程来看，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对华政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包含着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它虽然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又在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与北京政府谈判争取对苏俄的承认，并以中国是否允许外蒙古独立和苏俄在外蒙古驻兵，以及维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作为与中国友好的条件。虽然共产国际、俄共（布）最终支持孙中山代表的南方国民党力量，但共产国际联孙，与孙中山联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斯列帕克就看得很清楚。他在1923年8月25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 　　当然，共产国际、苏联与孙中山的联合是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一个致命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和亚洲的进步力量，为中国反帝反封建力量的聚合和亚洲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忽视的。 　　补白 　　错版 　　《共产党宣言》 　　1920年4月，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里，这本薄薄的小书，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浙江义乌县城的老家柴屋里苦熬了两个月的陈望道，在江南的春寒中，就着昏黄的油灯，对照着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将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第一次介绍给中国读者。 　　第一版比如今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全文共五十六页，封面上印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的半身水红色人坐像。在坐像上端，赫然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客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以及书名“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仔细查看就能发现，书名被印颠倒了，印成了“言宣党产共”，而这个错误直到1920年8月再版时才得以纠正。 　　如今，这本被印错的最初版，只存在两本。一本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上盖着“荫良藏印”，荫良，即戴树堂的字，他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本，1975年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现藏于山东广饶县博物馆，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 赵莹莹 中途夭折的 　　“一大”原稿 　　据参加“一大”的陈公博写于1924年的学位论文称，除了通过《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外，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宣言。宣言原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极力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则“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恶，并说，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比北方军阀的政府好”。 　　这一说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论，最后，“宣言被通过，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议决，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这一宣言“没有公布，因而这个宣言的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赵莹莹 专家解读“端午节之惑”:还原一个被误读的屈原(图) 2011/06/06  专家解读“端午节之惑”:还原一个被误读的屈原(图) 半岛都市报 　　“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冤缠荇藻怎洗涤得清？/千年的水鬼惟你成江神/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汀芷浦兰流芳到现今”，诗人余光中如此写道。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就葬身汨罗江，但他的精神、文化和品格却至今影响深远。不过，围绕屈原也存在颇多争议，有人认为他对君王是愚忠，有人认为他投江是不够坚强、不尊重生命，日前青年作家张一一就公开表示屈原“内心太脆弱、工作能力差”，就此，记者采访了曾在《百家讲坛》主讲屈原的武汉大学教授李敬一，请他揭开层层误读的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屈原。 　　　　■屈原不是真姓名 　　　　他本姓“熊”名“平” 　　端午节来临之际，湖南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汪涵在他主持的姓氏文化脱口秀节目《非常靠谱》中，专门为观众解读了屈原的姓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屈原不是简单地“姓屈名原”，他本姓“熊”，名“平”。 　　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李敬一告诉记者：“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受封在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他本应是姓熊，而以屈为氏。在古代一个本族有一个共姓叫姓，某一个支派叫氏，后来姓、氏不分了，所以称屈原姓屈。” 　　屈原的本名叫“平”，原是他的字，在《离骚》中他专门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屈原的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 　　屈原的生辰也很特别，《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说的就是屈原的生辰，这一天是公元前340年的正月初七，恰逢寅年寅月寅日，据李敬一介绍：“按照古人的意思，这是非常吉利的，所以屈原在《离骚》中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即上天给他很美好的禀赋，他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 　　　　■自杀不够坚强？ 　　　　为理想赴死终不悔 　　围绕着屈原，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屈原为什么要自杀，他的死是否值得？”西汉时期的文学家杨雄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日前青年作家张一一也表示屈原“抗击打能力太差、内心过于脆弱，心智不够健全，存在性格上的明显缺陷”。 　　对此，李敬一认为，屈原是一个坚强的追求真理的斗士，有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屈、景、昭”是当时楚国的三大贵族姓氏，所以，屈原是个既得利益者，他在23岁就当上了左徒，职位仅次于令尹即后世的宰相。但屈原并不安于既得利益，不与腐朽的旧贵族集团同流合污，而是毕生坚持改革的理想，追求美政，希望通过实行法治、举贤授能来振兴楚国，屈原在《离骚》中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一生两次被流放，第一次有四五年的时间，第二次则长达18年，即便如此屈原都从未动摇或放弃过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后屈原怀石投江是因为公元前278年秦国攻下了楚国的郢都，李敬一认为这是“ 一种悲愤、一种抗议”，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而他高洁的心灵又与混浊的世俗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这就是屈原的心灵独白，宁可投入大江葬身鱼腹，也不去蒙受世俗的玷污。余光中在《淡水河边吊屈原》一诗中写道：“江鱼吞食了两千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你一直活到千秋万世！” 　　　　■忠君是种愚忠？ 　　　　以文学家的气质从政 　　后人对屈原的另一大争议，就是他不是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是生逢大分裂的战国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为什么非要在楚王这样“一棵树上吊死”，何不另投明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呢？上世纪40年代，学者孙次舟就认为“屈原是楚怀王的弄臣”，是一个文学仆从。 　　李敬一则表示，在那个人才大流动的时代，深受命运煎熬之苦的屈原也曾有过离开楚国的想法，但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太阳东升照着故乡，想到要离别仆从悲伤马也怀念，都不能前行了，终其一生，屈原都没有离开过楚国，他对自己的故土、国家爱得深沉，而在那个时代，人们把对祖国的忠诚变为对国君的忠诚。 　　对于孙次舟对屈原的质疑，闻一多在长文《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中回应道：“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所以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可是一个不好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闻一多先生认为屈原挣脱枷锁值得尊敬。 　　屈原一直是以诗人的真诚和浪漫来从政的，而不是像张仪、苏秦这样纯粹地做个政客，他的理想和终极关怀都深深地扎根于他所热爱的那片土地，特别是国家陷入灾难之中时，诗人的真诚不容他逃避。同为诗人的余光中很理解屈原，他在《淡水河边吊屈原》中写道，“太史公为你的投水太息，怪你为什么不游宦他国？他怎知你若是做了张仪，你不过流为先秦一说客 ！” 　　　　■有浪漫的爱情？ 　　　　用爱情比兴君臣关系 　　屈原的楚辞有着奇特的想象，奔放的情感，华美的词章，展现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有人认为屈原有着很多段浪漫而刻骨铭心的爱情，因为他写了很多“情诗”，香草美人是他很多诗歌的主题。张一一则认为屈原有“ 同性恋的倾向”。 　　张一一表示，在屈原的《离骚》《九歌》《九思》《远游》《渔父》等诗作中，就隐晦地讲述了屈原与楚怀王之间爱情由亲到疏的心路历程，而在这段关系中，以“美人”自况的屈原是女方，楚怀王是男方。 　　对此，李敬一则解释说，屈原的诗只是用了文学的“比兴”手法，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是政治抒情诗。至于屈原本人的爱情、婚姻状况如何，有无子女这些在相关典籍中均无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