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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之女：东南亚华人绝对比中国人更优秀

据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报道，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东南亚华人来得优秀，但他的女儿李玮玲却反对他的看法，她认为东南亚的华人绝对比中国人更优秀。也是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的李玮玲医生5月30日在报章专栏里分享她和父亲对华人的不同看法。

她指出，李光耀资政曾在邓小平于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告诉邓小平“新加坡人是南方无土地农民的后裔，而中国却有金科状元、文人、艺术家、文雅人士和天才。无论新加坡有任何成就，中国都能做得到，甚至做得更好。”李玮玲举出多个例子，证明东南亚的华人绝对比中国人更优秀。

东南亚华人逆境求存

“我父亲认为，江苏人都是高官的后代，而当地的‘智力’基因几代人下来有所倍增，但我认为这些状元选妻时首重美貌，而不是才智，因此‘智力基因’其实是减少的。而且他们没有面对困境，无法证明是否具有韧性。”

李玮玲说，“韧性”是指人们面对压力和困境的能力，包括在经历挫折后，能迅速恢复的能力。

“华侨的祖先或许不是学识突出的，但他们的勇气和韧性，却让他们生存了下来。早期南下的中国移民经历危险、艰难的行程才来到这里，因此我们的祖先是强壮、能在逆境生存的。”

指东南亚华人有韧性

李玮玲称自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但她和当年南下移民的祖先一样，有韧性。

李玮玲说，她的高曾祖父从中国大埔客家村到了厦门，再乘搭舯舡(tongkang)来到新加坡，过程不简单。

虽然他过后在新加坡当了店铺老板，娶妻生子，但却选择回到中国，买了个八品官来当。妻子因没去过中国，选择和孩子待在新加坡。

“我的祖先虽然不是金榜提名的人，甚至所有的女祖先都没有念过书，但我们这些后代却都有自己的成就。我是个有韧性，但并非绝顶聪明的人，在艺术方面更不行。但我宁愿选择有韧性。”

此外，李玮玲说，中国人口多，迟早有一天会出大问题。

“为了后代着想，我希望新加坡能成功吸引外来人材，而这些外籍人士能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并加强大马的韧性。”

李玮玲称，早期南下来新的华侨，都具有勇气和韧性，“那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伟大过程，留下的只是一些砂子(傻子，笑)而已，因此东南亚华人绝对比中国人更优秀”。

政治斗争残酷无情:中共建党元老的归宿令人唏嘘 2011/06/20

美国之音 中共一大时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后来成为不容挑战的最高领袖。中南海新华门边至今镶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 中国共产党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手催生。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他先在北京会晤李大钊，后在上海接触陈独秀，建议他们筹组中国共产党。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党。1921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和13名中国代表在上海的法国租界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担心法租界巡捕干预，代表们8月3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闭幕会议，选举出中共中央局三名领导成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中共后来把一大定为建党时刻，并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 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外15名代表以及早期两大领袖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中共一大的莫斯科钦差 两名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后来都受到党内政治冲击并死于枪决，一位死在纳粹枪下，另一位则被自己人当成内奸处死。 马林(1883-1942)，荷兰人，本名斯内夫利特，化名马林。早年参加过荷兰和当时为荷兰殖民地印尼的工运和共产党活动，后被列宁做为共产国际代表派到中国。马林和孙中山建立联系，主张国共合作，并向中共传达第三国际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命令。马林1923年离开中国。1927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成仇，马林站在托派一边。二战爆发后，马林参加荷兰抵抗运动，1942年被纳粹德国枪决。 尼科尔斯基(1889-1938)，俄共党员。1921年6月被派到中国，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为苏联从事与远东事务有关的间谍活动。1938年，在斯大林展开的肃反运动中，他被当成间谍枪毙。 高级领导内斗失势变“大叛徒” 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国代表有13位，这些人可谓中共建党元老了。不过，13名参加“建党伟业”者当中，有几位却享受不到中共的美誉。他们在中共官方史学家笔下沦为“落伍者”甚至“历史罪人”，其中一名被中共视为“大叛徒”，还有两名是被国民党政府枪毙的“大汉奸”。 张国焘(1897-1979)，江西人，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追随李大钊参加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张在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是三名“中央领导”之一。张一直在中共身居要职，包括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以及在中共武装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1934年，在国军围剿下，红军撤离根据地，号称“长征”。1935年6月，张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实力强于红一方面军，双方产生矛盾，张另立中央。毛北上延安站稳脚跟，张南下损兵折将。共产国际宣布延安的中央为正统。张被迫北上投奔延安，被剥夺兵权。 国共合作抗日后，在中共内部受打压的张国焘1938年跑到西安投奔国民党，被中共开除党籍。张后来担任过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衔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1948年，随着中共军队节节胜利，张迁移台湾，1949年又移居香港，1968年移民加拿大，1979年在多伦多病逝。 中共元老投奔国民党又亲日反蒋竟成“大汉奸” 陈公博(1892-1946)，广东人，早年参加过反清活动，大学毕业后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州和陈独秀参加组建共产党支部活动，1921年代表广东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共产国际主持中共召开“西湖会议”，要求中共支持当时在广东的孙中山和国民党，陈公博因支持与孙对立的陈炯明而遭党内警告，陈脱党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左派并任高级职务，曾与汪精卫等人在国民党内挑战蒋介石权威。 中共创建人之一陈公博。陈后被视为“二号汉奸”，二战结束后被国民政府处死。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在1938年随汪精卫在被日本占领的南京另立政权，和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分庭抗礼。南京政权被视为“伪政权”。陈公博被视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汉奸”。日本战败后，陈逃亡日本，遭国民政府通缉，后被押回中国。1945年6月，陈以通敌叛国罪被处死。 周佛海(1897-1948)，湖南人，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共产主义，1921年以旅日中共代表身份出席一大，还替陈独秀担任过代理书记。1924年，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并脱离共产党。周曾站在汪精卫一边反对蒋介石，后又跟随蒋介石并任高级职务。 1938年，周追随汪精卫到南京组建伪政府，曾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从1940年起，周又与在重庆领导抗日的蒋介石政府暗中联络，表示愿“戴罪立功”。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曾参加在上海的战后接受工作，但因舆论压力，蒋介石还是于1946年以通敌叛国罪把周关入监狱。周佛海1948年死在狱中。 周佛海在日本出生的次子周幼海在1946年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建立政权后在上海公安局工作，从1955年起因“反革命罪”先后两次坐了18年的牢。1983年被“平反”，1985年病逝。 无缘享受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号 刘仁静(1902-1987)，湖北人，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出席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后曾任共青团书记。1927年，刘在苏联期间正逢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反目。刘离开苏联途中绕道土耳其拜见已被开除党籍的托洛斯基。回国后，他被视为“托派分子”并被中共开除党籍。刘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出狱后脱离托派，在国民政府中谋职求生。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刘又到北京投奔他当年参与创建的共产党。1950年，《人民日报》 发表刘的认错声明，同时加编者按说，刘仁静对过去的反革命罪行认识得还不够诚恳深刻。刘被安排做编译工作。1966年文革爆发后一度被关进监狱。 1981年中共党庆前夕，官方媒体采访当时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刘再次表示自己犯过重大错误，还感谢共产党对他“仁至义尽”。1986年，刘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老人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一辆公共汽车撞死。 包惠僧(1894-1979)，他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后参加组织工运。1922年曾在湖北招待毛泽东，请他吃武昌鱼。按照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包在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任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参加北伐。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指责他没有做好国民党将领工作，给予他警告处分，包惠僧随后脱离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任职。1944年国民政府缩编，包申请离职，后移居澳门。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投奔昔日同事，后担任国务院参事等闲职。文革期间曾遭冲击。包惠僧在1979年病逝。 1991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嘉兴南湖指点着一大13位代表的照片展览说，大浪淘沙，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江泽民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平稳退休的总书记)。刘仁静和包惠僧被当今中共党史作者形容为“迷途知返”，但享受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尊号了。 脱党不变志 难逃被斗死 还有两名中共一大代表不久后便脱党，一位是李汉浚，一位是李达。不过中共给二李的历史地位要强于刘静仁和包惠僧。李汉俊仍被称为“烈士”，对李达也有“脱党不变志”的说法。 李汉俊(1890-1927)，湖北人，早年留学日本并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中共一大就在他哥哥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召开。1922年因与陈独秀、张国涛等人不和而退党，在武昌教书，后加入北伐阵营。1927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爆发宁汉战争，武汉为左派大本营。李被攻入武汉的桂系军队以“共党首要分子”罪名逮捕并处死。 李达(1890-1966)，湖南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参与陈独秀的组党和宣传活动。李达参加中共一大并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1923年，李达和陈独秀吵翻脸，脱离中共，从事教学，还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他后来长年在国统区讲授马克思主义。 1949年，得胜的毛泽东重邀李达入党。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人大常委等职。早年地位曾在毛泽东之上的李达这时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手，是毛泽东发起的各种大批判包括“反右运动”的急先锋。但文革爆发后他本人也沦为批判对象。1966年，李达连遭批斗，病重得不到治疗，凄惨死去。 一大代表只一人陪毛善终 毛泽东和另外5名中共一大代表自始至终没有在组织上脱离中共，但只有董必武1949年10月1日以胜利者的身份陪同毛泽东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也只有他一人陪着毛在高位善终。 邓恩铭(1901-1931)，贵州人，一大后曾到苏联参加国际共产党人大会，后在山东从事工运，1926年任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被捕，1931年被枪决。 王尽美(1898-1925)，山东人，和邓恩铭一道参加中共一大，是中共在山东的组织者之一，1925年在鼓动工运期间因肺结核病逝。 何叔衡(1876-1936)，湖南人，与毛泽东一起代表湖南参加中共一大。1928年赴苏联，1930年回国，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负责人。1931年进入中共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任“苏区”法庭主席等职务。党内展开“肃反”，一些中共党员被枪毙，何反对滥杀，被认为“右倾”，撤销所有职务。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后，何被留在根据地。1935年，何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被民团武装打死。 陈潭秋(1896-1943)，湖北人，和董必武做为武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陈潭秋参与领导过工运，做过中共的省委书记，1934年到苏联加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陈1939年赴新疆担任中共代表。当时控制新疆的盛世才曾和苏联合作，但盛世才觉得苏联和中共在新疆策划暴动，威胁他的统治，因此在1942年向国民党中央政府靠拢，驱逐苏联代表并逮捕陈潭秋等人。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人在1943年被盛世才下令处死。 董必武(1886-1975)，前清秀才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日本留过学。在中共一大代表中，除了毛泽东之外，他是硕果仅存的身居大位者。中共建立政权后，董必武担任过国家副主席、代主席和中共政治局常委。董必武似乎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斗争，既没有受过整肃，也不掌握实权。文革期间，身为中共元老的董必武本人没有被打倒，但他的小儿子却因政治问题两度坐牢。 毛泽东(1893-1976)，湖南人，他被中共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据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说话不多，也许和一群造反的书生格格不入。但他后来居上。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他在血腥的国共战争和残酷的中共内斗中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包括他昔日的同时和上级，最终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享受着帝王和神一般的顶礼膜拜。 虽然毛死后中共承认他“犯了错误”，但“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从1967年文革高潮直到现在，中共最高层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的门边八字墙的东侧就一直镶着这样的大字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李南陈先后逝 一生荣辱有谁知 两位当时可谓“大师级”的中共发起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时有“南陈北李”之称)都没有亲自出席中共一大，不在一大代表之列。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人，曾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教授，与陈独秀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组建中国共产党。1924年，按照共产国际下达的国共合作指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北洋政府指责李大钊“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并对他发出通缉，李大钊躲入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区，继续指挥活动。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按照《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得进入。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苏联支持下誓师北伐。1927年4月，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经列强同意后派兵查抄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并查获武器弹药和宣传品。北京教育界和政治界呼吁宽大处理并通过普通法庭审理李案，但北洋军前线将领要求严惩。李大钊最终被送交军事法庭，并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判死刑。李大钊从容赴死。张作霖同意李大钊的要求，对他实施绞刑而非枪决。 李大钊出师未捷身先死，却避免了日后苏联和中共的党内斗争，保住了“革命先驱”的名节。另一位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就要坎坷多了。 陈独秀(1879-1942)，安徽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五四运动精神领袖之一，做过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建党期间在上海和广州活动。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曾表示反对，但还是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展开清共，但汪精卫最初仍坚持联共。陈独秀和汪精卫1927年4月曾发表联合宣言，试图维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合作。但新形势下，共产国际内部产生分歧，改变国共合作政策，下令中共自行组织武装。7月，共产国际重组中共领导层，陈独秀被停职。汪精卫随后也展开清共。8月7日，中共在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下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展开武装斗争。陈独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革命失败”的责任归给了他。 1929年，张学良的东北军试图从苏联手中收回东北铁路(中东路)控制权，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中共提出“武装保护苏联”口号，共产国际表扬中共体现出国际主义风范。陈独秀发表文章，既反对国民党政府以民族利益为口号挑战苏联，又批评中共的宣传方式“超越群众”。中共宣布陈独秀丧失无产阶级基本立场，沦为托洛斯基反对派，开除了他的党籍。 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组织召开统一大会，推举陈独秀为托派的中央书记。陈独秀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敌人。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章士钊、胡适、蔡元培和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中外文化名人纷纷呼吁国民政府宽大处理，但各地国民党当权者要求严惩，共产党继续谴责陈独秀。1932年，陈独秀以宣传叛国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囚禁在南京。 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前夕，国民政府将陈提前释放。中共发表题为《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要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回到“革命的行伍中来”。陈拒绝认错。他既不愿意返回共产党做摆设，也拒绝与国民党合作反共。1942年5月27日，贫困交加的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