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多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这些运动在毛泽东时代尤其频繁和惨烈，使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

*官方党史对历次运动忽略、掩盖和美化*

在1949-1978年间中共掀起的历次运动中，毛泽东起到了最大的主导作用。但是为了掩盖毛的权力欲和人格问题，模糊毛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基本上以几种方式来记录这些运动：

一是忽略不计。如对大跃进造成的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对于死亡总人数采取回避的态度。

二是基本肯定，稍写不足，如建国之初杀人如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该书完全淡化这场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倾向，认为这场运动“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三是即使完全否定，也对运动的初衷和毛泽东的意图进行正面的解释，给人以“好心办坏事”的印象， 如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中共1949-1978的历史就是运动史*

1950年6月30日，中国中央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在全中国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还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后，运动一个接一个，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不一而足。

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共老资格报人，曾经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甫臣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文中说：“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根据他的统计，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性运动有52次。

*历次运动的掠夺化、血腥化、扩大化*

纵观中外历史学家的分析，中共建国后历次运动有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这些运动常常伴随着对私人财产的剥夺。两年土改运动把富裕农民的七亿亩私人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分给三亿贫穷的农民，或者充公。1953年到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2004年，中国将保护私人财产的条文写入宪法。然而对于当年没收的“地主”“富农”的私人土地、房产和财产，以及强行“赎买”的私人企业，中国至今也不谈保护私人财产问题。还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右派”分子在受迫害期间遭受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赔偿。文革中，被抄家的资产据说价值达到2500多亿人民币，其后归还和作价赔偿的只有大约1300亿。千千万万受迫害的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也没有得到补偿或者赔偿。

第二，这些运动往往充满了血腥味。共产党夺取政权靠的是军事，靠斗争。所以建国以后仍然是用军事的办法、运动的办法、斗争的方法来统治中国。土改运动中，大批“地主”在两年之内人头落地，人数在200万到1000万人之间。在同时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几百万人被杀。反右运动将大批人打成“右派”，成为“阶级敌人”，人数在55万到300万人之间，其中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然而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第三，这些运动往往有扩大化的特点。曾经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中说：“我们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虽然表面上看都能说出某些成果，但从总的看，全面地看，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左的。”

所谓“左”就是宁左勿右，就是殃及无辜，就是所谓的“扩大化”。1949年以后，每一场运动都“扩大化”。根据中国官方的记载，镇反运动在“一些地区......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三反五反”运动曾经发生“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反右运动中有55万至300万人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以后认定只有几十个人是“右派”，扩大化到了巅峰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所有被文革派打倒的人都得以平反，显示文革的扩大化达到百分之百；而所有的文革派在文革后都被打倒，只剩下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屹立不倒。

*运动导致中国的倒退*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在六四之后流亡美国的学者陈一咨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和迫害。那么在文化革命以前呢，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风啊，再到反冒进，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在中国几乎所有有知识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有头脑的、有不同意见的，几乎没有人能逃过种种浩劫。整个中国呈现的是一种用野蛮代替文明，用落后代替先进，用无知代替有知的历史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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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农民起义成败启示录：宋江未参与镇压方腊起义   2011/06/23

本版文字：钟葵（除署名外） 　　农民起义成败启示录 　　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为了装饰宫殿，构建园林，派人到东南各地搜刮民间的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贪官朱勔等乘机敲诈百姓，大发横财。百姓怨声载道，人人思乱。方腊率贫苦大众，以诛贪官为名发动起义，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攻克了六州五十二县，给北宋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错误估计形势，低估宋军实力，起义军先胜后败，很快就被宋朝禁军镇压。因《水浒》的广为流传，方腊起义也无人不知。但宋江征讨方腊并无历史依据，只是小说家的虚构。 　　受花石纲困扰百姓思乱 　　在北宋时期，曾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一次是北宋初期的四川王小波起义，另一次是北宋末期的江南方腊起义。王小波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第一个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方腊也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和“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这些口号和纲领对后世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末期，奸臣当道，吏治腐败，赵宋王朝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宋徽宗赵佶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在治国方面却昏庸无能，他任用蔡京、童贯等佞臣，陷害忠良，穷奢极欲。为了装饰宫殿，构建园林，宋徽宗先后下令设造作局和应奉局，派朱勔等人到江南各地搜刮民间的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宝，用大船运往首都汴京（今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时称“花石纲”，朱勔等人乘机大发横财，他们到处敲诈勒索，强行征收，把东南地区闹得民不聊生，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家破人亡，走投无路，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终于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 　　宋史记载，方腊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碣村人。青溪地势险要，境内林木茂密，山谷幽险，有梓桐洞、帮源洞等天然山洞。青溪也是富饶之地，“民物繁伙，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方腊家有漆园，朝廷设立的造作局“屡酷取之”，方腊心中怨恨但不敢贸然发难。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东南地区“困于朱勔花石纲之扰”，百姓怨恨，人心思乱，“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朱勔为名，遂作乱。” 　　史料还记载，方腊信奉摩尼教，宣和二年十月，他积极联络青溪一带的摩尼教徒，准备起义。他们的秘密活动被方有常发觉，并向县官告发，方腊发现事泄，遂杀死告发者。十月初九，方腊集合众人在漆园誓师，宣布起义。 　　誓师会上分析天下形势 　　在誓师会上，方腊慷慨激昂地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众人皆曰：“不能！”方腊接着说：“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安乎？”众人皆曰：“安有此理！” 　　方腊流着眼泪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指辽、金二国）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众人愤愤不平地说：“惟命（听从您的吩咐）！” 　　方腊见群情激愤，便号召大家揭竿而起，他说：“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忧，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年矣。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十万，多出东南。我既据有江表，必将酷取于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变。二虏闻之，亦将乘机而入。腹背受敌，虽有伊、吕，不能为之谋也。我但划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祍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善！” 　　第二天，方腊部署其众千余人，以诛贪官朱勔为名，在青溪碣村发动起义。方腊起义的消息传开后，青溪县的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十一月初，方腊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级别分为六等，以各种颜色的巾饰为别。十一月底，起义军在青溪息坑（今浙江淳安西）击败两浙路常驻宋军数千人，杀将官蔡遵等人，乘胜攻占青溪县。 　　由节节胜利变节节败退 　　十二月戊辰日，起义军攻陷睦州，杀官兵千人，占据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十二月丙戌日，方腊挥师向西，攻克歙州（今安徽歙县），宋将郭师中战死。婺源、绩溪、祁门、黟县官吏闻风而逃。起义军随后攻克富阳、新城，进逼江南重镇杭州。杭州是两浙路的首府，又是造作局所在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杭州知州赵震见起义军队伍浩浩荡荡，弃城逃走，起义军进入杭州后杀两浙路制置使陈建和廉访使赵约。 　　积怨已久的群众见官就杀，“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又发掘蔡京祖父坟墓，暴露其骸骨。 　　节节胜利的起义军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响应，兰溪灵山的朱言、吴邦，剡县的裘日新，仙居县的吕师囊，方岩山的陈十四，苏州的石生，归安县的陆行儿等也揭竿而起，响应方腊起义。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初，起义军又攻克婺州、衢州、旌德、处州等地。短短几个月时间，起义军就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起义军人数已在百万以上。 　　起义军势如破竹，东南大震。淮南发运使陈遘上疏称情况危急，求朝廷派兵增援。宋徽宗“得疏大惊”，急忙撤销造作局和停运“花石纲”，罢黜朱勔官职，企图安抚民心。同时任命谭稹为两浙制置使，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调集禁军和秦晋蕃汉兵十五万，水陆并进镇压起义军，宣和三年二月，宋徽宗下诏“招抚方腊”，被方腊拒绝。 　　童贯率领的十五万军队是北宋精锐部队，宋军渡江后兵分两路，由王禀、刘镇等率领，一路直趋杭州，一路杀向歙州。宣和三年正月，方腊派大将方七佛率众六万进攻秀州（今嘉兴），秀州统军王子武乘城固守，不久宋军援兵赶到，大败起义军。起义军攻不下秀州，杭州便失去屏障。二月，宋军包围杭州，方腊亲自指挥抵抗，由于城中缺粮，起义军被迫撤出杭州。三月，方腊率起义军再次进攻杭州，在城外被王禀打败。杭州失守，形势急转直下，义军从节节胜利变成节节败退。歙州、睦州、衢州先后失守，方腊从富阳、新城、桐庐一路退到青溪县，最后退守帮源洞。此时起义军尚有二十万人，但战斗力大大下降，“与官兵力战而败。”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宋军包围帮源洞。方腊在石洞中躲藏起来，由于石洞极为隐蔽，官军“莫知所入”。这时，在宋军中任裨将的韩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便率骁勇进入方腊所藏洞中，格杀数十人。四月二十七日，方腊和妻子、宰相方肥等人被俘，藏匿在洞中的七万起义军被杀，方七佛等人逃走。方腊等人被押往汴京，八月二十四日，方腊“伏诛”。虽然起义军领袖方腊被俘，但剩下的起义军继续转战浙东各地，与官军一直战斗到次年三月。轰轰烈烈的方腊起义，至此才落下帷幕。 　　成败分析 　　错误判断形势 　　低估宋军实力 　　方腊是有理想、有智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的家乡睦州，在唐朝曾发生过农民起义。宋史称：“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籍以自信。”史籍还记载：“初，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 　　所谓“左道”是指方腊信奉的摩尼教。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又称明教，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该教的教义是：宇宙间有明和暗两种力量的斗争，在天地未分的“初际”，明暗各殊，势均力敌；“中际”暗来侵明；“后际”明暗各复本位。现时处于“中际”，人应助明斗暗。该教主张人人平等，不分高下。要求教徒不茹荤，不饮酒，白衣白冠，死则裸葬。 　　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把摩尼教的《二宗经》传入中国。唐以后，摩尼教主要在江淮一带流传，方腊居住的浙西地区，在宋代是摩尼教的活动中心。方腊不仅信奉摩尼教，而且还是“魔头”，他发展和吸收了大批信徒，这些信徒后来都成为起义军的骨干力量。 　　在起义前夕，方腊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过一番分析判断，他的分析判断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一部分则完全错误。他认为当时朝廷在江南设造作局，大搞“花石纲”，使东南之民不堪忍受，人心思乱，只要揭竿而起，民众必然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这个分析非常正确，后来也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另外，他还指出，“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这个判断也很准确，方腊发动起义后，各地官员忙于应付，无暇将详情上奏朝廷。直至宣和二年十二月，警奏才上报朝廷，当时北宋朝廷正调集兵力以图北伐，大臣王黼“匿不以闻”。朝廷的无动于衷，使起义军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州县，达到了“一鼓而下江南列郡”的目标。 　　然而，方腊认为朝廷从决策到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完全是错误的判断。自陈遘上疏后，朝廷在一个月内就已调集十五万大军开赴前线，打了起义军一个措手不及。北宋的禁军非地方军可比，是宋军的精锐，起义军虽然号称百万，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而且各部队分散在各地，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最终被宋军各个击破。 　　起义军不能进行持久战，朝廷有足够的经费应付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原也就不可能发生变乱，“二虏”也没那么快乘机入侵，方腊“划江而守”进而“混一天下”的目标就成为空想。 　　宋江征讨方腊 　　并无历史依据 　　一部《水浒》让梁山泊英雄流芳千古，也使人们知道北宋历史上曾发生过方腊起义。事实上，宋江起义的规模远不如方腊起义大，历史上的宋江和方腊也没有交过手。 　　《水浒》第一百一十回提到，“宋江于奉诏方腊的次日……号令诸军，准备出师。”对于方腊起义，《水浒》的描述与史书记载有所不同。 　　《水浒》中是这样描述的：“却说这江南方腊造反已久，积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天平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说自家有天子福分。因朱勔在吴中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方腊乘机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泉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占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五十二县……方腊自为国王，独霸一方，非同小可。” 　　史书记载的宋江起义，与《水浒》中描述的完全不同，《宋史》和《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行。《宋史》记载，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宋徽宗任命张叔夜为海州知州，讨捕宋江。“江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宋江并非被朝廷招安投降，而是战败而降，而且张叔夜仅用千人就打败了宋江，凭宋江这点实力，朝廷不可能派他去征讨方腊的百万大军。 　　另外，宋江投降是在宣和三年二月，此时方腊节节败退，杭州失守，三月歙州、睦州、忂州等地也相继失守，四月方腊被俘。已占据主动的宋军根本不需要宋江帮忙。 　　但史料中也记载了当时有人提议招安宋江，让他征讨方腊。这个人就是亳州知州侯蒙。当宋江“横行河朔”时，侯蒙上书宋徽宗，他说：“江才必过人，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宋徽宗没有接纳他的意见，但表扬了侯蒙，说他“居外不忘君”，称赞他是忠臣，并任命侯蒙为“知东平府”，侯蒙此时已68岁，“未赴而卒”。 　　由此可见，宋江奉诏征讨方腊只是小说家的虚构，与历史事实毕竟是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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