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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羊之歌/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莫奈作品/叫停高尔夫/基辛格的失言
發佈時間: 6/29/2011 5:10:48 PM 被閲覽數: 77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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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羊之歌】George Bruce乔治•布鲁斯新世纪音乐专辑欣赏

来源: melody 于 2011-06-27   wenxuecity

 


 

中共功罪评说之四:“镇反”运动杀了多少人?(图)

2011/06/27 


VOA记者: 李肃


中国画家高氏兄弟画的马克思和骷髅的双肖像,象征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和奴役
前面在“中国历次运动特点”中提到,中共多次运动的特点包括扩大化和血腥化。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党史:正面评价*

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得到了基本正面的评价:“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该书对于当时的滥杀现象轻轻带过:“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做了纠正。”

*统计: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 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

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抗美援朝”为镇反提供机会*

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运动之初,一些地方就出现了错抓错杀的现象,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主张收敛,毛泽东也指示放松。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毛泽东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肆宣传杀人*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

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杀人如麻的后果:百姓惧怕共产党*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镇反中中共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肃的采访时说:“(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 、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也说:“经过这些‘三反五反’、镇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这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但是说,哎呀,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的政权,那中国就乱套了。 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美国富翁身后捐献印象派大师莫奈作品(图)

 

2011/06/27 



这幅画是莫奈的《池塘•睡莲》系列作品之一,价值2,500万美元

一位深居简出的美国女富豪向美国一家画廊捐出了印象派大师莫奈的一幅作品,使其同公众隔离了86年后又重新曝光 。

这幅画是莫奈的《池塘·睡莲》系列作品之一,价值2,500万美元。矿业女继承人克拉克上月以104岁的高龄去世,她将这幅画留给了在华盛顿特区的科克伦艺术画廊。

科克伦艺术画廊有一个以她父亲,已故的参议员威廉姆斯·克拉克参议员名字命名的画廊。她父亲在1925年去世,而莫奈的这幅画也在同年创作。

克拉克女士将她4亿美元财产当中的一部分留给了艺术。她的父亲曾经是内华达州最大的地主,而且他十分热衷于收藏艺术品。

她的父亲将他的所有收藏捐献给了科克伦艺术画廊,所以画廊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

画廊理事会负责人说,科克伦艺术画廊对克拉克家族多年来表现出的慷慨十分感激。他还说画廊将为克拉克女士捐献的莫奈的作品建立一个“快乐的家”。

克拉克女士在她的遗嘱中还要求在她死后建立一个促进艺术的基金,她在加州的海滨住宅将成为一个陈列她艺术收藏的博物馆。

莫奈的《池塘·睡莲》系列作品是这位法国印象派大师在自己花园中的创作。该系列包括250幅油画作品。这些作品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陈列。。
BBC

 

 

叫停高尔夫 先治“高而腐”

2011/06/28 


神州观察

针对高尔夫球场屡禁不止的情况,国家发改委等十一部委日前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紧急清理整治。内地高尔夫球场近年疯狂扩张,动因是官商利益的纠结,当局真想动真格,只要牵住贪腐牛鼻子就能迎刃而解。



过去七年中,国家先后下达十个要求停建高尔夫球场的禁令,但各地仍然新建了四百多家球场。截至去年底,全国有近六百家高尔夫球场,其中获审批通过的只有十家。这些球场多為圈佔农田所建,按一个标準场地佔地一千五百亩计算,六百个球场至少侵吞六万顷良田,触目而惊心。



中央下达的十道封杀令都变成空文,高尔夫魔力天下无敌,原因是每个球场都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利益交织的產物。為政者热衷高尔夫,图的是增加土地财政,吸引富人投资,為政绩涂脂抹粉;而开发商乐此不疲,不单看好產业“钱景”,更是藉机圈地盖楼,抬高楼价。



腐败温床 绿色鸦片

一个有权,一个有钱,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红头文件管得着谁呢?事实上,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高尔夫球场对付中央的封杀令各有招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将名称改為“乡村俱乐部”或“体育休閒中心”,就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最不堪的是,高尔夫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体育运动,而蜕变為腐败的温床,沦為公务员的“绿色鸦片”,高尔夫球场成為权贵们交际和休閒的场所。在北京永定河畔有条“高尔夫走廊”,一字排开七家球场,逢节假日,绿草地上随时可见部长、局长的身影,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高尔夫百姓能打,官员也能打,关键是花谁的钱。一套球具动輒数万元,入会费十来万、数十万元,依官员正常收入,他们能打得起吗?能经常出入绿茵场地吗?讽刺的是,曾為贵族运动的高尔夫,在中国不是愈来愈平民化,而是愈来愈官员化。



去年,浙江温州高尔夫球协会成立的报纸广告中,该市二十多名现职副处级至副厅级官员的名单和职务赫然在目,将官员与高尔夫间的秘密暴露在阳光下。难怪有民眾将高尔夫称為“高而腐”,因為在所有腐败行為中,高尔夫是最高级别的腐败。



其实,中南海毋须再发文件,只要对六百家高尔夫俱乐部作一次调查,看看有多少官员会员,其中又有多少人自掏腰包挥桿,这样既可顺藤摸瓜反腐败,又能有效叫停滥建高尔夫球场,一举数得,何乐不為?

 

基辛格的失言

 

来源: ywa1968 于 2011-06-28
 
本贴内容已被 [ywa1968] 在 2011-06-29 11:47:58 编辑过。如有问题,请报告版主或论坛管理删除.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基辛格曾几次用德英争霸来暗喻中美的未来。

我认为他的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吉利的。当年不是美国插手,德国将英国踢出欧洲是轻而易举的。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资金,物资和炮灰,英法最多能支撑一年。就在德国投降前几个月,德军还取得了东线战场的胜利 - 沙皇俄国崩溃了,列宁签约割让了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敦克尔克大撤退后,希特勒已经站在了胜利的巅峰。他只要经中东直捣印度,就可以瓦解大英帝国。因此,除掉美国这个变量,德英争霸的结局是没有悬念的。美国现在能靠谁?答案是荒谬的,他应该靠中国 - 中国是他的贵人,如同他曾经是英国的贵人。所以说,美国要是得罪了中国这个贵人,它的下场也是没有悬念的。

中国有一点与当年的德国颇为相似 - 他没有什么大名鼎鼎的盟友。原因很简单,就象原来的德国,他太优秀了,没有谁能够与他并驾齐驱,交相辉映。不过,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史实:当德国站在胜利的地平线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是很受欢迎的。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争先恐后地跳上了他的战车,希望能分块骨头。连小小的斯洛伐克,也自备干粮,挥舞着小马刀,坚持要随驾出征。

这个世界是瞬息万变的,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 - 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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