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时，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
凤凰卫视2011年6月2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五四”之后中国热情拥抱马克思主义的人群当中，以小知识分子居多，如果放在科举时代，他们是根本无力决定，甚至根本无力过问国家命运的，但民国以后民权意识的觉醒，言论的宽松都让他们有了过问政治的勇气和可能。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无政府妥协，这更让很多政治团体都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巨大力量，有人就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在青年中流行两个社会运动，“工学互助团”和“勤工俭学”，这两个运动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毛泽东就参与其中。
解说：1918年4月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瑜，在湖南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他们三人都来自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后来岳父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当时被人称为“湖南三杰”。
“新民学会”当时并不激进，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毛泽东等人受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深刻，毛泽东日后这样回忆。
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王外马甲（民间学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都是消灭国家和消灭政府的，因为大家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如何达到那个目标，它有先后之分，无政府主义者呢他是主张用这个分权的自治的独特的方式，人格独立的方式达到消灭政府的目的，共产主义是强调联合起来去消灭政府。
解说：“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虚无和无法无天，而是互助、自治、反独裁，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他们一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留学欧洲，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当时，科举已废除了十余年，大量无进学机会的青年闲置在乡，“勤工俭学”的号召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条摆脱困境的捷径，湖南“新民学会”的萧三回忆。
湖南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就都以无力升学为愁，看到了“勤工俭学”的宣传品，穷措大也能出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顾则徐（民间学者）：组织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启动比较早的是四川，但是在湖南，就是那个杨开慧的父亲，他知道了以后很着急，所以他就写信给蔡和森，叫蔡和森组织人，快抓住这个机会。
解说：随后，“新民学会”便开始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即是送这些准备赴法的青年来学法语的，而他本人也曾一度想一起去法国，但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萧瑜这样回忆。
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毛泽东无钱赴法，只有送同乡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再找别的机会。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
在上海码头，毛泽东只能怅然地看着自己组织的同乡们登上法国邮船，这船上有他在“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萧瑜和萧三兄弟，萧三这样回忆：“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埔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撺动的人海中去了。”
王外马甲：他没有去留学，但我们说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穷，他跟一般的底层的比，他算是富裕的，但是他达不到有能力出国的那个条件，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有他主观的原因，因为以毛泽东的能力来讲，下定决心要想去，他还是去得成的，去法国总比上井冈山容易吧。
他选择没去，他并没有选择回到的，或者生活更有保障的湖南老家，当他把这些朋友送上船之后，他甚至也没有留在上海，他在上海送他这些朋友上船的，他选择的去哪里呢，他选择去北京，那么北京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这个思想爆炸的这么一个爆炸场。
解说：毛泽东最终留在了北京，准岳父杨昌济当时在北大任教，便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工作，李大钊当时掌管着北大图书馆，毛得到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的月薪是八块大洋，而李大钊是一百八十块，教授胡适是二百八十块，文科学长陈独秀是三百块，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稿费收入。
王外马甲：毛泽东每个月拿八块钱的这个工资，这个工资基本上就是当时北京的一个保姆的工资。
解说：毛泽东日后这样描述当时自己每月八块钱的生活。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顾则徐：在中共组建时的人群来说，主要分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像陈独秀、李大钊这种，那么这些人呢比较小康，甚至比较富裕的生活，第二种类型呢，以张国焘他们为代表的，这批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当时是机遇太多，大学生太少了。
那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像毛泽东他们这种类型，是知识青年，但是他的文凭很低，发展呢，他可能有机会，但这种机会是没有任何把握性的，特别是对一个比较有雄心的人来说。
解说：当时，大知识分子们的自傲，常令毛泽东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自己日后这样回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顾则徐：就是一个中学生他所读的书，并不见得比一个大学毕业的人读的书少，无非是你读得深点我读得浅点，形成一种思想的时候，大家没什么大的区别的，那么你毛泽东之所以只能师范毕业，因为你数学读不好，那毛泽东他是典型就是文章是好的，但其他不行啊，那么如果光靠文章的话，那他的出路很局限，已经不是古代了，可以走谋士道路啊，你再文章好文章治天下，但那是现代社会了。
王外马甲：但是他写文章在湖南长沙那些地方写文章算写得好的，到了北大这种精英荟萃之地，写文章他可能写得过物理系的学生，他绝对写不过文史专业的这些学生。
解说：社会地位的卑下，工作中的失落感，时刻包围着毛泽东，他的挚友萧瑜回忆。
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他的存在，这样毛泽东便以他的处境看，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于是几个月后他决定离开。
王外马甲：整个北大的圈子都没有让毛泽东融入进去，它虽然是个新式大学，在里头的人他还是按照过去传统的文人的概念来决定自己的圈子的，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有多么的委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要寻找到自己的长处，他从这里离开以后，他找到了自己一个最强的一点，就是他的组织能力，毛泽东他是一个一定要由他来组织，由他来谋划，由他来领导别人的人，有些人是天生协助别人的。
解说：就在毛泽东离开北大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社会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当时很多无政府主义青年，都向往着成立一个共同生活的组织，消除私有财产，让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9年冬天，这种假想成为了现实，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物的鼓励和资助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在1920年五六月间，也在上海参加了工读互助团。
顾则徐：那么我们中国呢，文化血液当中又缺少一种社团性质的苦行僧行为，在欧洲它具有这种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播它就是一种社团形成的，大家具有共同理想，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是由社团慢慢来的。
解说：但从校园走入社会，反差是巨大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工读互助团的生活——
他们开始实践新生活后，迅速发现自己赚钱的本领实在有限，只能洗衣服、做女红、放电影、开饭馆，由于未具备专业水准，工作比不上专业工人，有时反而变成抢贫苦工人的饭碗，有的工读互助团坚持时机比较久的，但顶多也不过一年。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
顾则徐：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我去帮他们，他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他不是，中国是种救世主想法，我知识分子去跟工人，去一个洗衣服，一起去洗衣服，哦我是帮他，他不是我就应该是这么生活的。
解说：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让像毛泽东一样的有志青年挫折感极重，他们有澄清四海，改造世界的志向，面对现实世界却有志难伸、四顾茫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让他们对那个时代充满愤恨，他们认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顾则徐：那么这种道理走不通怎么办呢，我无法用无政府主义这种身体力行“勤工俭学”等等去改造社会了，因为他想到这不是我应该怎么样，而是我去改造社会。
解说：1919年夏秋之际，毛泽东还是一个反暴力、反强权、厌恶、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到了1920年，他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韩钢（专家）：早年这一批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批人，大概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这批青年其实构成的主要还是一些小知识分子，或者说底层知识分子，这批人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环境，显然都是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他们希望能够有一种释放，所以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生活境遇的压迫在里面。
陈晓楠：在1919年和1920年两年时间之内，有两千多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了“勤工俭学”行列，其中呢以湖南人和四川人最多，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五四”闹学潮而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的那些激进的学生，毛泽东本人没能成行，只能目送他的挚友们出洋，那么那些出洋的学生们在法国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解说：早期中共党员留法学生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19年到1920年的留法同学。
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约有三千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喊叫的。192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
王外马甲：真正去法国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去之前，就有追求革命理想的这种企图，他的家庭背景都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或者绝大部分中国人要优越，那么我们知道去法国的最苦的、最可怜的邓小平，邓希贤同学，力气又小，个子又小，年龄又小，他后来总结的就是说，他去法国之前他是过着少爷的生活的。
解说：多数“勤工俭学”的留学一到法国，几个月便用完了带来的钱，留法学生中最小的是只有十六岁的邓小平，其父在家乡做过县团练局长，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儿子出国，千方百计才凑够三百元，邓小平念了五个月法国中学，就被迫辍学，偷偷离校到外面打工挣钱。
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法国，工作很难找，即使侥幸找到工作，留学生们也发现自己体力难以胜任。
其他如捡马粪、收垃圾、削马铃薯等工作，不但斯文扫地，得仅供温饱，只能靠吃面包喝白开水度日。
王外马甲：那么刚好又碰到这一帮人，又是小康人家的少爷，或者类少爷这么样的人，他又不屑于去做这样子，或者也做不了那样的事。
解说：部分学生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借住在华侨协会的院子中，郑超麟回忆道。
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布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喧哗吵闹引起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但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
“勤工俭学”学生多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留法学生曾数度包围中国驻法公使馆，1921年9月愤怒激进的学生们，还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筑，结果103名示威学生遭逮捕。
参加里大围攻事件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便是周恩来，他曾是“五四”学潮的天津学生领袖。
凤凰卫视
《建党伟业》揭秘毛泽东鲜为人知的另一段恋情（图）
2011/06/30 |
出演过《色戒》的女演员汤唯在《建党伟业》中扮演陶毅一角，上映后却发现，汤唯扮演的陶毅在片中的戏份完全被删除了，“据说是因为这一部分的故事情节与史实不符。”网络上有人猜测说，汤唯戏份删除的原因是，角色陶毅扮演了毛泽东与杨开慧新婚后的小三角色。虽然不知《建党伟业》中“这一部分的故事情节”如何，陶毅和青年毛泽东的关系乃至陶毅这个人物跃入人们的视野后就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陶毅与扮演汤唯戏照对比
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杨开慧》对这一段尘封往事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可以说，这是至今为止一个最为权威的表述。
《杨开慧》一书记述了杨开慧的一生，也重点记述了她与青年毛泽东之间的爱恋关系。那么毛泽东与陶毅在毛杨感情之中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两人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根据《杨开慧》一书的记述，我们揭开了这位神秘女性的真实面目以及她和毛泽东、杨开慧关系的真相。
根据该书的记述，毛泽东和杨开慧大概于1918年秋在北京期间确立恋爱关系，当时毛泽东刚从湖南一师毕业，在杨开慧的父亲、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并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正是在此期间，毛杨相爱了。次年3月，因为母亲文氏病情日益加重，毛泽东离开北京，从上海送走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后，回到了长沙，随后发生与陶毅的恋情。
1919年秋，毛泽东等人在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召开年会，吸收了一批女教员、女同学参加学会。
周南女校是湖南早期一所很有名的女子学校，坐落在长沙城北泰安里。这所女子学校是由曾与杨昌济一起留日的周家纯所办的。1904年夏，周家纯学成归国后，在长沙望麓园宁乡速成师范任教，徐特立、谢觉哉等人皆为其学生。周家纯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不满足在宁乡速成师范教书，决定兴办女学以解放长年被束缚在家的妇女。1905年春，他在自家的蜕园的一角，招集30个女生，办起女学，并取《诗经•国风•周南》之义，正名为周南女学堂。
经过几年的经营，1908年，省政府准定名为周南女子师范学校，于是该校名气大振，学生由39人增加到380人。辛亥革命后，周家纯改名为朱剑凡，以全部身心投入周南女子师范的兴办和教学之中。1913年，湖南辛亥革命的名人黄兴为朱剑凡毁家兴女学精神所感动，特捐银千两，以表赞助。与此同时，朱剑凡兼任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之职，周南女校成为全省女学中的佼佼者。10月份，军阀汤芗铭来湘督军后，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同声呵气，大肆抓捕革命人士，迫害进步势力，师生偶谈国事者即遭诬陷和杀害，朱剑凡不愿与汤芗铭同流合污，1914年冬，愤而辞去省立第一女师校长之职。
正在省立一女师读书的学生向俊贤是一位热血青年，听到朱校长辞职的消息，异常惊骇。她一向钦佩朱校长的爱国精神和气质。朱校长辞职，她与好友陶毅等同学商议，离开省立一女师，转学到他创办的周南女校。为此，她还特意将自己名字由俊贤改为“警予”，以表示对封建复辟势力的警惕与反抗。
陶毅，又名斯咏，1896年出生，比毛泽东小两岁，与毛泽东是湘潭同乡。
她家境富有，陶家湘潭县有名富户。陶毅虽然出身大家庭，但也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与另一位同学蔡畅，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三人被称为“周南三杰”。
向警予、陶毅等人是杨昌济在女子师范时伦理学课程的学生，经常去杨昌济家请教。蔡畅的哥哥蔡和森与毛泽东是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和好友。在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影响下，众人一起聚在精神导师杨昌济之下，讨论国事，探讨人生和志向。
这种日子过了近两年。1916年夏，向警予、陶毅等人毕业。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陶毅、蔡畅留校或教学或任舍监。向警予虽然回了家乡，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联系，有事来长沙，即住在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
次年春，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开始在女生中发展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与陶毅等人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以后，女生魏壁、周敦祥、劳君展等也相继入会。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泽东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为一批女会员所钦佩。其中，同为湘潭同乡的陶毅更是对他倾慕不已。随着年龄的增大，陶毅常常有意接近毛泽东，并且追求他。大概是因为杨开慧还太小，才17岁，与陶毅的交往，终于使毛泽东和她两人产生了爱慕之情。
新民学会在长沙合影，后排左起第四为毛泽东，前排左三为陶毅。
但是，没过多久，毛陶恋爱的事情就让在北京的杨开慧知道了，她很是伤心了一番。后来她在《自传》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忽然一天一个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被这一声几乎毁了!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检(简)直有不顾一切的神气；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究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反而因此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确实是如此，在这次恋爱中的风波中，毛泽东没有背叛自己的恋人，做过格的事情，相反后来还促使了他与杨开慧的进一步结合。
毛泽东与陶毅虽然同为湘潭人，且志向也相同，但家境相差十分悬殊，在门户相当的观念之下，这是许多年轻人难以跨越的门槛。陶家是湘潭有名的富户，而韶山冲的毛家不过是个中农。并且毛泽东在家里还有一段包办婚姻，罗氏于1910年春因病去世。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陶家父兄的强烈反对。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陶毅也无力反抗。两人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
其实，在北京的日子，杨开慧也时常遇到男生们的追求。她年轻漂亮，又是杨昌济教授惟一的女儿，在杨昌济的门生中，很多北大学生如霍春等人都喜欢她，并且追求过她。然而，当他们提出与开慧约会时，都被她婉言谢绝。毛陶相恋一度使痴心的杨开慧闷闷不乐很长时间，在情感上受打击很大。
杨昌济夫妇只生有一儿一女。杨昌济素来对女儿看得很重。开始之时，他对女儿与毛泽东的交往是赞同的，但这次毛陶相恋之事使得他有所顾虑。因毛泽东比开慧大七八岁，他专门与女儿谈过一次话。但是，事后杨开慧仍然向母亲表白说：“我是为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母亲明了女儿的心迹，赞同她的选择。
毛陶分手后，毛泽东与杨开慧很快和好如初，并且经过一场风波之后关系更加亲密了。杨昌济见女儿与毛泽东的恋爱关系越来越深，最终打消了顾虑。于是，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亲事，在杨家内部定了下来。就这样，毛泽东和杨开慧算是正式确定了恋人关系。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没有资金，杨开慧拿出了安葬父亲的奠仪费，陶毅也慷慨支持，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陶分手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彭璜曾热烈追求陶毅，但遭到拒绝。但是，陶毅后来似乎与毛泽东等人越来越遥远，她没有像向警予等新民学学会多数会员那样，走向革命道路，也没有加入毛泽东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组织。后来，她去了上海，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去世，年仅35岁。有趣的是，她终生未嫁，至于原因则一直是个谜团。
海外视角
现在有人总结中国现在社会有“八乱” 送交者: 就是 于 June 29, 2011 现在有人总结中国现在社会有“八乱”。这个“八乱”是这样说的，就是：“温室把季节搞乱了，关系把程序搞乱了，级别把能力搞乱了，法官把法律搞乱了，公安把治安搞乱了，金钱把官场搞乱了，军车把交通搞乱了，小姐把辈分搞乱了。”
| 屠殺200萬人 赤柬四大魔頭受審  前「赤柬」政權第二號人物農謝、前國家主席喬森潘、前外交部長英沙裏及其妻子前社會事務部長英蒂迪等四名高官，二十七日在聯合國支持下成立的特別法庭，首次就集體屠殺、違反人道等其他殘酷戰爭罪行受審。一九七五至七九年期間，赤柬政權約殺戮近兩百萬人，堪稱二十世紀人類最黑暗篇章中的一頁。
二成五人民死於赤柬暴政
本案被視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納粹紐倫堡大審以來，最複雜的戰爭罪行案，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在赤柬四年集權統治下，因飢餓、勞改、折磨與行刑喪命，倖存者對相關審訊引領期盼。四名被告於二○○七年被捕後，一直被羈押至今。他們皆高齡多病，複雜的審理恐需耗費數年，許多人擔心他們可能等不到宣判就死亡。
冷酷魔頭 受審面無表情
四人在聯合國支持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ＥＣＣＣ）上聆訊時，均面無表情。戴著墨鏡、毛帽、穿著運動衣的農謝，聆訊約半小時左右，就以健康不佳、太冷等為由離開法庭，步出法庭前他抱怨「我不滿意這項審訊」。農謝高齡八十四歲，人稱赤柬「二哥」，「大哥」波布於一九九八年死亡。八十五歲的英沙裏與七十九歲的英蒂迪，隨後也以健康理由離開法庭、回到拘所，獨留喬森潘聽訊。初步審訊預定進行四天，被告若不願合作可以缺席，預料四人都將否認犯案。
二十七日的審訊，主要焦點在於英沙裏是否一罪兩審。一九七九年，他曾被越南入侵者成立的法院判處死刑，柬埔寨國王於一九九六年特赦他。他的辯護律師主張，被告不應以相同罪名兩度受審。但檢察官凱利指出，七九年的審理僅進行五天便判決，「連公平審判的最基本標準都不符合」。
4人皆否認控罪
四人涉嫌在赤柬政府執政的四年間殘殺異己，被控以屠殺、違反人道及觸犯戰爭罪行等罪名，四人都否認控罪。但其實農謝及喬森潘曾於一九九八年就赤柬血腥統治公開道歉。
二十七日的聆訊僅屬於預審，預計歷時四天，期間不會展示任何物證，而是集中審核出庭的證人與專家名單，並釐清法律觀點爭議。正式審判將在可能是九月的今年稍後展開。
柬人擠爆旁聽席
幾乎每一位在世的柬埔寨人都有親人慘死於赤柬統治，數百名民眾二十七日排隊數小時，等候進入法院的旁聽席。當時痛失四名親屬的何恩說，她想要一個解釋，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殺害。她說︰「我要他們懺悔，如果他們不說出實情，人們將不會保持冷靜，正義非常重要。」
這項審判也考驗著ＥＣＣＣ是否能還給柬埔寨人正義。耗資數百萬美元於二○○五年成立的ＥＣＣＣ，迄今只判刑過一人。惡名昭彰的前S-21監獄典獄長康克由，因逾一萬四千名人犯的死亡，被判刑三十五年，並減刑至十九年，他已提出上訴。他的判決令許多柬埔寨人認為過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