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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微综合报道：最早承办国安秘帐案的薛维平检察官，当年从涉嫌侵占国安秘帐孳息而潜逃海外的刘冠军身上抽丝剥茧，查出刘泰英、尹衍樑、李登辉可能涉案；但长官有意见，连想传唤李登辉都不准，原本要起诉刘泰英的书类也过不了关。上级的黑手，一直如影随行。
薛维平被迫切割起诉国安局会计长徐炳强，因为「案子办一半」，法院判决无罪确定。薛维平为了让全案有机会重见天日，将刘泰英涉案部分另行分案侦办，当年留下这个伏笔，才让国安秘帐案不致于被「吃案」。
陈水扁卸任后弊案缠身，多次在法庭上自爆，2000年他执政不久，国安局长丁渝洲就报告刘冠军疑似侵吞国安秘帐利息，他指示查明真相，并将国安秘帐法制化。
当时负责承办刘冠军案的是台北地检署检察官薛维平。刘冠军虽然潜逃遭到通缉，但检调在追查刘泰英其他案件时，查出可疑资金流向；加上媒体披露国安秘帐弊端，薛维平循线查到刘泰英、尹衍樑等人涉案。
薛维平当初以国安秘帐案可能牵涉到李登辉，数度以有串证之虞声请羁押刘泰英，未获法院支持。后来长官更不准他传唤李登辉，原本从相关事证、人证，写好起诉刘泰英、尹衍樑及徐炳强等人的书类，又被长官修改后退回。
薛维平最后被逼得只能切割起诉徐炳强，但将相关曾经手的原稿、长官修改的内容，都留存下来。去年他调特侦组，正好接到国安秘帐案，对案情十分娴熟，很快进一步追查。
虽然薛维平后来被调离特侦组，但检察官郭永发接手后，依既有的基础继续侦办，还在刘泰英假释前提讯追查，首度以被告身分传讯李登辉到案说明，案情获得大突破。
当年因为陈水扁需要借重台联党的力量稳定政局，检方高层连李登辉都不准传，让这件原本该在八年前就可查清楚的案件，延宕、空白多时。直到八年后的现在，再次为政坛投下震撼弹。
88岁 李登辉坐牢机率低
特侦组以涉嫌贪污侵占公有财物的重罪起诉李登辉，是继陈水扁之后，特侦组起诉的第二名卸任元首。不过，以李登辉的年纪、涉案情节，及法院一般审理速度，李登辉有生之年要被判有罪定谳、入监服刑的机会不高。
根据刑法第63条规定，年满83岁的老人犯罪，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减轻其刑。
李登辉被起诉的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罪，虽然法律规定是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重罪；但因为李登辉已八十八岁，依法就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相较于特侦组起诉陈水扁的「海角七亿」案，向法院求处「最严厉之制裁」；此次，检方虽指责李登辉不遵守法制，将国家公款挪作台综院私用，但仍提到他对国家贡献，只向法院请求量处「适当之刑」。李、扁被检方认定的违法情节，轻重有别。
30日记者会中，有外籍媒体关心李登辉是否会被收押。特侦组在侦办期间，未向法院声请羁押，未来法院审理期间，除非发现有串证或逃亡等情况，羁押李登辉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由于人犯并未在押，即使属于重大瞩目案件，法院密集审理的急迫性不高，一审的准备程序、传唤证人、辩论，可能就要花个一、两年时间。贪污又是三审定谳案件，以法院审理贪污案件的情形，耗时七、八年能确定已算是快速。
一旦审理超过八年，在速审法的恩典规定下，被告还可声请减刑，李登辉等于有两次减刑机会。
而且李登辉将成为近百岁的人瑞，心脏已装有多个支架，就算判刑定谳，监狱会不会收容他，还是个变数。
水果盒塞钱 贿赂过程像黑道交易
中华民国外交部归还国安局的巩案结馀款，由国安局出纳组长刘冠军兑成7500张面额千元的美金旅行支票，连同29万美元现钞放在两个水果盒裡，再由国安局会计长徐炳强带到「中华开发」面交刘泰英。办案人员形容，整个过程好像黑道交易。
据调查，奉天专案基金当初支付巩案，在国安局以预算馀额垫补后，帐面只剩台币8940万馀元待补；但李登辉、刘泰英与殷宗文为筹措台综院资金，谋议由国安局向外交部索讨巩案经费。
殷宗文多次开国安会议后，当面向时任外交部长的胡志强要求归还垫款。胡志强到总统府洽公时，李登辉的总统办公室主任苏志诚也多次催促儘速返还国安局垫款。胡志强于是指示外交部会计长，以外交经费归还1070万美元。
殷宗文担心外交部还款如汇至国安局正式帐户，日后挪用恐遭察觉，于是透过徐炳强指示刘冠军，向农民银行国外部颜姓副理借用该行在中国国际商银纽约分行的帐号收款。
殷宗文要求徐炳强从该帐户提领8940万馀元台币，归垫奉天专案；剩馀的779万7192.87美元，送到台综院交给刘泰英。
徐炳强指示刘冠军换购7500张的千元美金旅行支票，将帐户馀额29万多的美元提领出来，将旅支分装在两个水果盒，美金现钞放在小塑胶袋、也放入水果盒，由徐炳强亲手交给刘泰英。
刘泰英应讯时证称，殷宗文请人送来的旅支，是奉李登辉的指示，用来作为台综院支出之用。
他后来将旅支透过尹衍樑回赠台综院2亿5000万元台币，用来购买股票、基金，支付台综院的院舍价金、装潢费用、人事费等。
尹衍樑收下的美金旅行支票，除透过地下通汇业者兑换成台币现金，也存入润泰集团干部帐户，供润泰集团资金调度使用，并以台综院开立的捐款证明，作为减免税捐之用。
陈水扁死咬 成最后一根稻草
前总统李登辉30日因国安秘帐案被依贪污、洗钱罪嫌起诉。事实上，早在陈水扁两年前被爆涉嫌洗钱时，陈水扁就紧咬李登辉，当时两位「前总统」隔空交火，好不激烈，「父子反目」的戏码也令人瞠目结舌。
2008年8月14日，陈水扁公开承认「做了法律所不许可的事」，当外界对他是否利用子媳名义汇款到海外存疑之际，他不但没有释疑，还留下更多疑团，甚至把李、连、宋、马、萧统统扯进来。
陈水扁这一扯，也扯出他与李登辉的爱恨情仇。他不但话中有话说，八年执政对李登辉保护不遗馀力，「压住」了75颗未爆弹，言下之意是有75件弊案该办未办。他更点名李登辉，曾在新瑞都案利用人头汇了台币10亿元到海外。
李登辉回击也不手软，反驳陈水扁的指陈「全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还以新闻稿直指李登辉2002年在台北荣总住院期间，陈水扁曾于3月12日前往探望，竟在交谈过程出示「陈国胜」、「李忠仁」两个人名，并说这是李登辉用随扈当人头的名单。
这份新闻稿等于向外界说明，陈水扁明为「探病」，实则「威胁」，让李登辉气到极点，也正式宣告「台湾之父」与「台湾之子」关係完全决裂。
此后，陈水扁又透过幕僚向媒体放话，指控奉天专案支付的2亿8000多万元台币，曾由国安局违法回补两亿，总统府竟又让外交部归还全数借款，其中差额流入中华开发，再交尹衍樑「洗回」台综院；还说原已查清「巩案」中李登辉、刘泰英、尹衍樑的角色，但「当时不杀李，的确有政治考量」。这番说法，更令李登辉「抓狂」。
2008年9月初，李登辉反击说，陈水扁家早在2002年「已经开始在汇钱了」，并批扁「要死的时候就叫大家一起死」。
陈水扁死咬李登辉，连在看守所或狱中着书、写文章都不放过，他不但检举李登辉，还一再提醒检方「记得调查」国安秘帐案。如今李登辉也被起诉，令人好奇陈水扁的告发，会不会是压垮李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中国面临三大挑战
2011/07/01 |
（英国）FT中文网
瑞银高级经济顾问 乔治?玛格纳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中国共产党将于7月1日迎来建党90周年庆典，这件令其自豪的事情证明了该党约30年来所奉行的务实政策的成功。大约30年前，邓小平决心带领中华民族摆脱贫困，并为中国开创了一条新路，引导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共也面临三大挑战。我们多半想知道，到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将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未来10年，中国将实现从刚刚摆脱低收入国家身份到成为成熟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人均收入将增长两倍以上，至1.3万美元左右。这段经历将与邓小平时代人均收入增长两倍的经历截然不同，因为更富裕、更复杂的经济需要高质量的制度（尤其是在法律领域），以维持人类发展。这种制度要比国民产出、钢铁产量或其它任何一种指标重要得多。
如果建立不起这种制度，国家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前苏联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排名，中国的制度质量在141个国家中位列第82位。尽管它在政府规模与效率方面得分不错，但在其它方面都表现欠佳，尤其是在法治和中立的法律机构方面。中国制度改革的棘手之处在于，它与党凌驾在政府和司法之上的现实发生了直接冲突。
其次，中国正处在领导层更迭的阵痛期。此次换届安排得不可谓不精心，但仍暴露出不同派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角力——在对国务院位置（原文如此：译者注）的争夺上，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某些“太子党”复兴毛泽东思想的现象也值得注意。
在外交和国内政策方面，不确定性已相当明显。这些政策有时反映的是一种源于经济实力的过分自信，有时反映的则是一种潜在的不安全感——即中共对自身合法性及社会紧张气氛不断加剧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情绪升级的结果就是对人权活动家和律师发动强力镇压。与此同时，内部对抗也是军队、国企和地方党委精英插手众多政策制定领域、从而导致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原因所在。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在过去两年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对日本、韩国和美国摆出架子，与朝鲜和伊朗关系复杂，巴基斯坦则在一旁大献殷勤，还有就是在巴基斯坦建设海军设施（此事令印度颇为恼火）。如今，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尖锐，导致中国与有关国家关系紧张，干扰了其至关重要的国内议程。
第三，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它必须应对不断抬头的商品和房地产价格通胀。通胀的根源在于，中国为确保高投资和高增长所需的资金，显著加大了对信贷（信贷质量有时存在问题）的依赖。但政府化解通胀根本原因的政治意愿很低，也不愿利用市场机制来设定利率和合适的资本价格。
中国还必须加紧推进再平衡过程，也就是说，摆脱以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转到基于消费和服务的增长模式。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很可能导致明显的经济波动——而且极具政治意义。它需要把现由既得利益者（企业、沿海地区、军队和省级党政精英）掌控的权力重新分配给被落在后面的阶层，包括消费者、农民工和农村地区——7.8亿中国人仍依赖农村维持生计。
正如“摸着石头过河”这句中国谚语所言，中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改变是缓慢的。但是，与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为本专栏撰稿中那些抚慰人心的声明正相反，中国的通胀并没有被遏制住；而且鲜有证据显示，中国正成功实现再平衡。相反，投资势头丝毫未减，老百姓则为日益抬头的通胀以及金融压制所累。中国逾40%的家庭财富都是银行存款，而目前的实际存款利率为-2.3%。
但是，渐进式改革无法取代制度改革，这一点将是中共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凭借聪明和灵活，中共带领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摆脱了贫困，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在引领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上，中共必须具备远胜以往的灵活性——前提是它志在让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全球领袖，而不是止步于一道由“金砖”(Bric)垒起的围墙。
本文作者为瑞银(UBS)高级经济顾问，著有《崛起：新兴市场会塑造还是会撼动全球经济？》(Uprising: will emerging markets shape or shake the world economy)一书
译者/何黎
| 中共功罪评说之六：毛泽东是如何让知识分子上钩的？
2011/07/01 |
中共的土改运动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镇反运动镇压了一切可能通过武力反抗共产党的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企业主的财产控制权。那么下一步该干什么呢？中共把注意力转向了知识分子。这就是1957年在全国展开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说穿了就是统一思想战线的一场运动。根据中共当局的统计，当时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许多学者认为，实际受害者的人数远不如此，因为当时除了右派分子，还有其他种类如中右份子、内控右派、漏网右派、坏分子、反动份子等，加起来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受到了迫害。
*党史：维持邓小平定论*
1980年五月，中共结束了平反右派的工作。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几乎全部平反，总计不到一百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按理说，一个不到百人的右派案，却扩大化到一百多万人，这场运动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是至今中共仍然维持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反右定下的调子，也就是反右是必要和正确的，只是有扩大化的问题。难怪有人讽刺说，过去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反右却扩大化了将近六千倍，而且还坚持说是正确的，这真是对邓小平推崇的“实事求是”的莫大讽刺。
“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阐述反右的必要性时指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对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党史第二卷也作了辩护：“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的七年里完全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这种情况，党在反右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
为什么邓小平愿意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却不愿意否认反右运动呢？一些专家认为，那是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而在反右中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运动的具体主持者和推动者。在“中共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就有好几处提到邓小平推动反右的讲话和指示。但是邓小平出于不愿否定自己这段政治经历的私念，拒绝承认这场运动的错误。 而邓小平钦点的接班人江泽民和胡锦涛，自然也就沿用邓小平的调子，不敢否认反右运动了。
*毛泽东两手策略“引蛇出洞”*
许多专家认为，反右是充分体现毛泽东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场运动，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不顾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誉，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俩，先让人们大胆“鸣放”，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中共的反右运动一开始就用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提出党内整风，特别是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而且态度非常诚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放手批评。
接着，毛泽东开始南巡，到处鼓动“鸣放”、提意见。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评，使共产党的作风真正得到改进。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党内布署了鼓励鸣放，引蛇出动的圈套。
5月14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报纸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
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印发党内高级干部。他在文中指出： 社会上的右派，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他还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从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央当时强调，要让右派进一步暴露，越嚣张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也督促下边抓紧时间搜集右派反党的证据。
就在中共高层张开大网的同时，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统战部一共组织了13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统战部和国务院一共组织了25次工商界座谈会。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纷纷开口“鸣放”。结果，他们的言论马上成为中共大加讨伐的借口。
当年的右派蒋鼎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你叫我提意见，你当初宽了我们的心，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 是当时的宣传啊。没有发言的还不行。你对帮助党整风这个运动，你抱什么态度？党叫你提意见，你提错了也没有关系嘛。你为什么不提呢？逼得你非提不可。一定要提。结果呢，你就提了吧，畅所欲言了吧。”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所谓的最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就是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所谓成立平反委员会，龙云的所谓“反苏”言论，都是5月二十几号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出来的。因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反复邀请他们说话，他们最后就提了一些意见。”
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责“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这一社论和指示，标志着反右运动的正式开始。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这篇社论将反右定为敌我矛盾，使反右斗争进一步升级。
毛泽东“引蛇出洞”以后，得意洋洋地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右派都是些什么人？*
当时的中国大约有500万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共公开承认的右派人数为55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但是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55万人。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已经划为右派的改划为地主或者坏分子。这些人的数量大约就有50万人。根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统计，各类右派有110万人，再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反右运动一共使180万人成了“人民的敌人”。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作为右派的主体，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部分人：一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第二是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第三类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第四呢，是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蜚、萧军为代表的文艺界的领导和著名文艺家；第五类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学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国当时和未来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了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的，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有学历的标签，但是他们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所以呢，等于一直到文革，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断代的。”
还有一类右派没有被包括在高瑜总结的五类右派里。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员。这批右派多数是不同意中共极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甚至是由于工作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邓小平曾经亲自出马打倒的中共省部级官员，如青海省省长孙作宾。邓小平当时曾经说：“对党内右派，不管他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书记塞甫拉也夫；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等。
*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打击*
反右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致命一击，使得几十年后这两个群体基本上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下一集的“中共功罪评说”系列中，我们将介绍学者专家对反右历史意义的评价。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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