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ttle “(一个爱情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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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或是两军潜伏阵营里的最大谜题之一。?

国民党称沈之岳是早年奉命潜入共产党埋伏在毛泽东身边的戴笠手下，赴台后更成为“调查局之父”，被后世评为“蓝色007”、“继戴笠之后的第二代谍王”;但另一说称，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且为共产党在台湾至死都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此一说虽无可能有确凿证据，但沈晚年赴大陆洽病被中共高层当贵宾接待，却是事实

被戴笠纳入门下

1933年，22岁的沈之岳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受共产党同学耳濡目染.沈之岳也读了不少共产主义书籍，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这种进步学生的姿态，加上复旦大学学生的优异背景，使他渐渐取得共产党组织的好感。经由共产党友人的引介，沈之岳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凭借突出的领导能力，为组织吸引了许多优秀工人。之后，作为罢工运动的带头者，沈之岳被国民党当局拘捕下狱。

斯时沈之岳虽然同情工人境遇，与左派青年接近，但并未加入共产党。戴笠见这位小同乡聪慧敏锐，少年老成，颇生好感。几经攀谈，沈之岳终被戴笠说服，并加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行列，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戴笠指示沈之岳加入中共组织，潜伏其间。

经戴笠吸收之后，沈之岳旋即被释放出旗，他听从戴笠指令，不仅继续积极参与工人运动，更为了解中共组织情报，正式加入共产党，担任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情报交通(即传递情报)任务。

潜伏在毛泽东身边

1937年春天，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之协议，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顾忌犹深，认定中共仍是心腹大敌，而隐蔽战线仍为决定双方胜负之主战场。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命他深入延安，潜伏到共产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

沈之岳以其在上海从事多年工运的辉煌成绩，还坐过国民党黑牢，加上又有复旦大学肄业的学历，自修马列主义书刊、《共产主义ABC》，堪称标准进步青年。因此在他向组织申请进入延安，希望能到革命圣地“抗日军政大学”(原名红军大学)学习后，很快得到批准。

到了延安，沈之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就读，他精明干练，成绩优异，深为学校干部欣赏。

延安当局心里有数，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进步青年里边，肯定混杂了不少国民党特务。除了严密甄别考察，教员常以突袭手法，想从抗大学生中揪出特务。某日，某教员正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课，冷不防举起手来，指着后排同学吼叫：“你看，你看。那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胆小的同学立刻吓得脸色大变。派在学生群中的工作人员。便把面露惊恐的人的名字记下来。而在这类情况下，沈之岳从来都是面不改色，镇定自若。

沈之岳利用抗大同学关系，与共产党中央要员建立了不错的交情，趁机也介绍了不少同志进入中共各个训练机构受训，一面搜集中共中央机密情报。

由于在抗大表现优异，沈之岳毕业后被毛泽东拔擢为秘书人员之一，遂开始默默开展他的潜伏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

“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回顾沈之岳从193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中共驻上海组织，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庆，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央核心历时9年。

曾与沈之岳有共事经验的张爱萍，对沈之岳有过如下评述：“沈之岳9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7年是模范党员。他个性跟周总理很像，内敛、温柔而含蓄。”?

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台北《中央日报》刊载的追悼文章称：“传出中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正是这“一事二主，两边无伤”，给外界留下无尽的猜想空间.但即使是再怎么靠近沈的人都不可能从沈嘴里听到半句解释。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撤往舟山，这时，沈之岳的新职为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舟山站的这一年的任职过程，是毕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转折点。

1950年3月，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蔡供出中共华东局指派的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朱携带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在内的重要军事情报跑往舟山后，准备俟机搭船，前往上海。

台北的保密局密电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务必逮到朱女，否则中共大军很可能会利用朱女传递的情报登陆台湾。心细如发的沈之岳，发挥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在十分危急的情势下，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下落，立予逮捕。

之后，沈之岳以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委婉开导朱女，她终于供出和吴石一起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随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蒋介石父子由此对沈印象深刻。

沈立功之时，正值蒋经国预备大力整顿特务系统的节骨眼。1950年5月，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府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这也是沈之岳与蒋经国关系愈趋紧密的时期。

日后沈之岳任大陈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蒋经国到过大陈不计其数，他与沈之岳朝夕相处.渐渐感情深厚，沈之岳也成为不折不扣的“太子系”人马。

1958年春，沈之岳奉命回台湾接任调查局副局长，并于1964年升任调查局局长。

正是因此一役，沈之岳获台湾“调查局之父”之称。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但蒋经国不让沈之岳离开身边，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立命随从为沈在“总统府”蒋经国的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的办公室。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受到中共高层礼遇?

沈之岳于1990年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于1993年11月转移扩散至肺部。这期间，沈之岳接受妻子徐露的劝告，到北京寻访名医诊治。赴大陆旅行期间，沈之岳下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惟沈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招待，旅馆费用全部是自掏腰包付清。大陆最高当局曾有意接见沈之岳，但他客气地婉拒了：“我来北京就是来看病，不为别的。”

而往昔老同学张爱萍，特意安排了明代名医李时珍的后人，为沈之岳治病，并到旅馆和沈之岳聊天。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则与徐露会面，说他希望多了解沈之岳离开大陆后去台湾期间的纪录，对大陆方面而言，台湾时期沈之岳的纪录是一片空白。

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享寿82岁。这名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从此走进历史，也带走了许多不留存于任何档案的秘密。

一家美国公司从中国撤回本土的经历   2011/07/03

新浪国际 唯一编译报道: Fortune刊登的文章说，Mark Krywko和他的儿子Jason拥有一家生产iPods配套耳机和其它音响配件的公司Sleek Audio，他们居住地势佛罗里达。由于中国的价格便宜，2007年时，他们与一家广东公司定了合同，在那里生产了第一个产品。 但是去年他们决定将公司撤回美国，原因很多，包括产品质量不达标，经常要长途旅行，语言交流问题，运输总是超期，中国那边成本上涨等，最糟糕的是价值百万的一万个耳机在运输中受损，几乎使公司倒闭。于是父子俩决定“回家”，Jason说现在可以控制产品质量，而且也不用等货运来。 美国的经济衰退使本地的成本降低了，很多人需要工作，政府减税，这些都有利于制造商。很多大公司也趁机将一些产品制造搬回本土，比如GE，Caterpillar等。 回美国后Sleek Audio的成本比在中国时增加了15%-20%，但是他们重新设计了耳机，将原来中国产的塑料件还成本地产的铝合金伙钛金件，这样产品的质量提高了，还赢得了奖项。 Mark说虽然表面上看中国生产可以省钱，但是最终反而差不多，因为有很多隐形成本，比如运输费用。 在2005年该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本地公司给他们的报价时每个配件19到20美元，而同样的件中国公司报2美元。去年当他们决定搬回美国前再次询价，本地公司报价降低到了8美元，另外一些原来4-5美元的配件降低到了3美元，而且这些公司距离他们的家只有10到15分钟的路程，非常方便。 对于一些小公司来讲他们不大可能在中国排一个人常驻监督生产。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半夜与中方联系，哪怕只是一些小问题。小公司的订单通常又被排在大企业订单后面，有时就不能按期交货。Mark说；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制做确实很认真，但是当我们订一万或两万件时，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他们找到本地生产商，对产品的控制就加强了很多。该公司在本地的订单估计可以为美国人创造100个就业职位。目前他们只有35%的件还是在中国制造，Jason说他们的目标是将90%到95%的制造都搬回美国。

中国吸引力实在大 硅谷工程师抱团“海归”谋创业   2011/07/03

21世纪经济报道 “我们是来自美国硅谷的中国工程师团队。” 在大连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海外学子创业周（下称“海创周”）上，组团参会的很多，但是以如此整齐的团队方式回国寻找创业机会的并不多见。大连是他们行程中的第二站。 20多个海外留学生，带着100多个科技项目，用20多天的时间，走访全国6个城市。这是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SCEA）第二年以“创业中国代表团”的名义进行“全国巡演”。 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成立于1989年，由中国大陆赴美留学或者工作的工程师在美国旧金山的湾区创立，是硅谷乃至美国最大的华人工程师专业性组织。目前，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有超过7000名活跃会员，分布在美国、欧洲及亚洲等地。 “海归回国创业，以团队组织的力量一起和政府接洽，比个人单枪匹马要有用得多。” 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薛晓峰向记者表示，“而在中国创业，和政府建立紧密的联系，可以达到想象不到的效果。” 20天走访6个城市 “这次来是为我们的移动物联网技术寻找开拓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的。” 合和科技创始人及执行总裁王炜和协会负责人薛晓峰一起穿梭于展会现场的各个展台。有了“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名义，他们和政府、企业还有风投的交流都更容易一些。 “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创业中国代表团”在海创周的各个活动现场都很活跃。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和政府官员进行交流，推销团队成员带来的项目，并且团队成员之间还相互推销各自的项目，不亦乐乎。 薛晓峰表示，他们此行还会和大连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伙伴计划，双方今后将在海归创业方面有更多的互访交流机会。 说是工程师代表团，实际上也包括了来自硅谷的法律界、商业界的留学生。20多名代表团成员带着不同领域的100多个项目，希望在短短20多天的行程中摸索到更多的创业机会。 来大连之前，代表团已经去过了武汉，而之后，他们将走访北京中关村，再南下到访南京、扬州和苏州等地，和当地政府部门接洽。 除了在大连参加海创周的主题活动之外，他们在其他五个城市都将获得和政府部门以及相关创业园区的面对面的合作机会。 薛晓峰表示，他们的组织比较松散，由于团员各自带的项目特点不同，所以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参与不同地区的活动，有的还在紧凑的日程中安排了和潜在合作伙伴的进一步洽谈。 “当时报名的人数更多，大概有四五十人左右，不过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只有20多人成行。”薛晓峰说，“大家都是自掏腰包，因为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实在很大。” 组团力量大 实际上，从1989年开始，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就已经开始帮助会员们寻找好的创业环境和机会。不过那个时候，都是在硅谷当地举办一些小型的人才交流和项目接洽活动。 “近几年我们也一直到国内来，不过从去年开始，才想到正式以协会‘创业中国代表团’的名义走访全国很多城市。”薛晓峰表示。 2010年，这个主要聚集了中国IT精英的团队，走访了全国7个城市。最终代表团成员中有五六个项目在不同的城市落地创业，另外协会中还有若干项目也“借着东风”获得了各地创业园区的青睐。这些项目中包括软件开发、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我们团员个人去找某个政府高层官员，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薛晓峰表示，“一是找到领导困难，二是难以引起他们的重视，三是他们也没有能够真正把自己项目介绍得很好。” 不过，以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名义，带着若干项目一起和政府部门接洽，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能了。 薛晓峰至今对去年南京之行的高效办公记忆犹新。 去年，他带着代表团到南京，受到了南京市政府高规格的接待。现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朱善璐出面接待，对于代表团带去的每一个项目都一一落实到相关政府机构进一步洽谈。 “这样的方法很管用，比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要好得多。”王炜直言不讳。 还有的时候，政府官员在和团员们交流的过程中，还直接过问他们的贷款融资问题。薛晓峰表示：“如果我们自己去贷款，拿什么做抵押？大多数海 归在中国连个住处也没有，没有财产可以抵押，所以一定要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做这件事情。” 不过，组团需要花费的精力远远超过想象。 薛晓峰提前两到三个月就到国内这些城市来打前站，和各地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最终落实了6个有吸引硅谷工程师落地意向的地方。在这期间，他纯粹是义务工作，不仅路费和电话费都是自己负担，同时也不从协会里拿工资。 “一开始政府部门还不太理解，以为我们是商业中介机构；实际上，我们是非盈利组织，即便项目成功落地，我们也不从中抽取费用。”薛晓峰表示。 硅谷技术受青睐 尽管许多海归创业都希望直接搬用在国外业已成熟的技术，拿到国内来直接复制，但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代表团的100多个项目，几乎都是在国际上同行业内享有较高水准的。 薛晓峰说：“如果直接搬用，则在国内创业竞争也非常厉害。这是成本低但生命周期也很低的项目，这种事情我们不做。” 他表示，硅谷的工程师有相对比较良好的研究能力和水准，回国创业拿出的技术，在同行业内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基本上我们永远都要比市场超前至少一步。” 王炜就是这个代表团里经历颇具戏剧性的一个。 2000年出国的王炜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前两年已经在美国开了自己的公司。两年前，他曾经在中国创业，主要从事软件外包服务，为企业进行全球项目管理提供IT解决方案。如今，他将第一间公司卖掉之后，开始带着新的移动物联网技术重新“杀”回中国，寻找开拓市场的合作伙伴。 这是一个主要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实现英特网或者移动网络之内的视频分享和监测技术，通过云计算的环境进行数据视频采集、分享、检测、自动预警等增值服务。 他打开手机，进入自己开发的一个终端系统，就可以轻松观看大洋彼岸的实时镜头：美国一家羽毛球馆的画面，王炜家中鱼缸的画面，朋友家的宠物房间画面等。 “物联网只有两年的历史，我这个技术算是比较领先的。目前，和思科公司相比，同样产品我的成本是它的一半，今后还会很快做到思科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我的技术性能好很多，有自己的专利技术。”他表示。 尽管创业的经验相比其他团员要丰富很多，但是王炜仍然表示，随着协会的“创业中国”代表团一起来，能够比较容易地接触到想要寻找的合作对象。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那么剩下来的步骤就是如何开拓中国市场，寻找中国的企业和政府客户。这一切都需要协会的帮助。”王炜说。 和王炜不一样的是，第一次动了回国创业念头的人，更需要借着协会的组织力量来了解国内的创业环境。 同样是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成员的范广哲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助理教授。他1990年代末期就出国留学了。 “我掌握的一个技术，实际上是帮助金融机构或者消费类企业进行用户行为分析和预警，通过IT工具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出一些新的价值。”他说。 拿着曾经发表的论文以及一些可行性分析，范广哲加入了创业大军的队伍。他希望和政府合作，成立管理咨询公司。 可是他非常清楚，他离创业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这次来，我尽量跟着代表团所有的行程，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他表示，“毕竟我对国内市场的技术水平发展不甚了解，对于在哪个城市落地更是一头雾水，在这些问题上，代表团可以给我很大的支持。” 生产过剩：中国无法自拔的漩涡（图） 2011/07/03  即使是新兴的汽车制造业也存在生产过剩现象 如果中国的贸易产品继续充斥国际市场的话，那么它将面临着无休止的贸易争端。而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发展，因为它的工业深深陷在长期的生产过剩问题中无法自拔。 作为消费者，你我都希望商品价格低廉。但是，假如一个国家出售过多的廉价商品，这就可能构成倾销和不公平竞争。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繁荣的加工业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帮助不少国家减缓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西方国家市场仍然将其视为威胁。 目前当政的中国领导人把刺激国内消费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温家宝在2003年接任总理一职时就宣布，将拉动内需作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针。如今8年已经过去，看起来北京在这方面还是失败了。去年，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跌到33%的低谷。 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居民消费能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老百姓不消费。恰恰相反，从绝对数字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消费市场，居民消费总额已经从2003年的7000亿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2万亿。所以，那些知名品牌纷纷争相把自己的产品送到中国商店的货架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最贫困的中国农村家庭，现在也至少买得起冰箱、空调和彩电。 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消费热情仍然不足以消化那些如潮水般从中国工厂里涌出来的产品。2010年，中国居民的消费总额和工业生产部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价值之间仍然有着5000亿美元的差距。就拿彩电为例：中国全国彩电的销售量从2000年的100万台增加到了2010年的4000万台；但同时，彩电的产量却是从2000年的300万台猛增到了2010年的1.18亿台。类似的现象也在许多其它工业领域普遍存在。即使在相对新兴的行业如汽车制造、电子芯片、太阳能等领域，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也要快于国内需求的增长。预计到2015年，国内和国外的汽车制造商的生产能力将达到3000万辆，而国内市场则只能消化其中的2300万辆。而就在短短几年之前，中国的汽车生产还存在着供不应求的状况。 这种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差距导致大量工厂将减少对其生产设备的利用。2010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设备利用率仅有70%到75%，也就是说，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设备是闲置的。而在一些基本原料领域如钢、铜和各种塑料材料的生产部门，这一闲置率甚至会高达50%。而在印刷电路板、太阳能电池板等新兴产业也是如此。这一状况造成的结果是，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常常低至3%，而一些企业还在为扭亏为盈而挣扎。 中国的特殊国情造成生产过剩无法通过正常竞争机制来纠正 数字就先列举这么多，下面让我们试着来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生产能力过剩和低利润的问题可以得到自我矫正，因为只有最具有革新能力、最有效率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而在中国则不是这样。当然，很多问题严重的企业还是破产了，或是被更大的集团并购，但是这并不足以纠正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中国一直是许多跨国企业的生产中转站，所以他们的生产量大于中国市场的需求量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还有很多产品是销往世界其他各国的。其次，许多企业为了满足中国市场越来越大的需求量，也大幅提高了自己的生产能力。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也在大力扶持本国企业，以帮助其在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 许多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出于各种不同原因也都遇到过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它的市场规模巨大，即使居民收入继续增长，它仍然可以享有巨大的相对廉价和勤劳能干的劳动力储备。他们将继续成为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巨大磁石--他们既可以利用中国作为出口中转站，又可以随着居民购买力的增加相应提高自己的产品销售额。 另一方面，国家对本土企业的支持造成了失衡局面。是的，北京的确多次表示过要控制生产能力过剩的决心。但是出于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担忧和减少对外国企业依赖性的决心，政府还是继续为中国工厂注入大批的资金，并通过出口补贴政策来帮助他们将产品销往国外。而地方政府则常常会走的更远。一些经济不那么发达的二线省份正在倾其全力地追赶沿海省份。河南、安徽和重庆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包括优惠的贷款，免费租用的土地，还有提供包括员工食堂在内的整套工厂设施。 中国越是想通过投入大资本来摆脱自己在经济上的落后地位，就越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将继续为促使脆弱的经济结构恢复平衡而挣扎，同时又越来越依赖于变化无常的国外市场。更多纳税人的钱将流向那些不能盈利的工业企业，或是让国外的消费者享受大量的廉价产品。这一切将会带来巨大的政治代价，因为中国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指责成一个"贪婪的、一切通吃的"市场，它也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作者：Jonathan Holslag（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 编译：雨涵 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