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科·托塞利《小夜曲》

          《托塞利小夜曲》是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作曲家托塞利于十七岁时所写，此曲也被称为《夜莺小夜曲》，

           又译为《悲叹》或《悔恨》，堪可与舒伯特的小夜曲媲美。它表达的是凄美的爱情主题，哀婉悲伤，百

           转千回，感人至深。

            此曲是为西尔韦斯特里的一首诗谱写的。旋律缓慢轻柔，流露出深深的哀伤。诗的大意是：

            往日的爱情，

            已经永远消失。

            幸福的回忆，

            像梦一样留在我心里。

            她的笑容和美丽的眼睛，

            带给我幸福，

            并照亮我青春的生命。

            但是幸福不长久，

            欢乐变成忧愁，

            那甜蜜的爱情，

            从此就永远离开我。

            在我心里，只留下痛苦，

            我独自悲伤叹息，

            时光白白度过，

            心中悲伤地叹息。

            那太阳的光芒，

            不再照亮我，

            不再照亮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

            此曲不但被广为传唱，而且常被改编为管弦乐曲和小提琴独奏曲。从作品中，人们可以深深地感受

            到作曲家托塞利那深沉的感情和凄婉的爱意。

          音乐出现之前，一段夜莺在树枝头欢快的鸣叫，录得颇为传神悦耳，小提琴琴音缓缓响起，小提琴

           奏出的主旋律如泣如诉，似乎在向人诉说着那段美好的时光，旋律是异常的优美，风格抒情浪漫，

           小提琴是一种抒情的旋律乐器，具有歌唱性。

            琴声中体验愉娱，美，悄然而来，尽在不言中,听来既典雅又闲适。

           这首《托塞利小夜曲》,悲伤的歌词,哀怨的旋律,令人动容.失恋的痛苦只有当事人最深切:蓝天不

           蓝,阳光不亮,食不甘味,卧不能寐!爱人啊,你可知我心在淌血... 在人间已打动了无数痴情男女的

           心!并将会永远!

            [注]恩里科•托塞利，1883年3月13日出生于意大利艺术名城佛罗伦萨，1926年1月15日逝世，年仅43

            岁。托塞利出身于富足优越的家庭环境，自幼受到母亲的艺术熏陶，音乐天赋得到很好的发展。他10

            岁首次登台公演时，其演奏才华就震惊乐坛，博得人们的广泛好评。托塞利的青年时期，一直从事钢

            琴演奏，在世界各地巡回举办音乐会。他的才华也得到了贵族阶层的赏识。1907年，24岁的托塞利与

            奥地利萨克森公主露易丝•安托瓦妮特•玛丽（Louise Antoinette Marie）相识相爱，不久就携手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露易丝公主十分热爱音乐和文学，并有着很高的艺术修养，她与托塞利还合作写过一

            部歌剧。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种种矛盾，1912年托塞利与露易丝公主的这段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对于

            托塞利来说，失去心爱的人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积郁成疾的托塞利英年早逝，年仅43岁就被癌症夺去

            了生命。托塞利一生创作了不少轻歌剧、管弦乐曲、室内乐曲和歌曲，但留传下来的作品寥寥可数，最

            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小夜曲》。正是这一曲优美的《小夜曲》，让他永远活在世人的心中。这首动人心

            弦的《小夜曲》，不仅被广为传唱，而且常被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和管弦乐曲。从作品中，人们可以深

            深地感受到作曲家那深沉的感情和凄婉的爱意。

“伊甸园”墙           ——监狱中的男女关系                    庄晓斌            我服刑时所在的黑龙江革志监狱是黑龙江唯一的一所兼有女监的监狱。男监、女监一墙之隔，一道约有五米高的砖墙，把一座森严的大院隔成了两个世界。        东边是男监，整齐划一的红砖房。连厕所都修筑成一个样式，不用再标示男女。西边是女监，一栋乳白色的三层小楼是犯人监舍。虽然男监、女监一墙之隔，但见面绝非易事。除了每年定期召开的全监奖励大会，男女在一个会场里开会之外，连放电影都是分开的。女犯尚可凭借楼层的高度，窥视男监院内的风光；而男犯则只能像仰视月亮一样，在夜静更深的时刻，赏心悦目地遥望着楼里的绰约倩影。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封闭的文化传统形成的观念上的屏障，而这道封闭两性的砖墙，却无法阻绝鲜活的生灵基于本能的饥渴、焦灼、企盼和向往。        因为这道砖墙是监狱内部的墙，所以不需像外墙一样在离墙跟两米远处拉起一道铁丝网。这两米宽的界带叫警戒线，按照规定的禁令，岗楼里的哨兵见到有人进警戒线，即可开枪。        隔离男监女监的这道墙，既然没有设置警戒线，当然就可以贴近墙，加上这道墙阻绝的又是一个充满神奇诱惑的世界，所以这道墙被犯人们起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字，叫做“伊甸园墙”。不知道这伊甸园指的是东边，还是西边，或曾是两边都做过这种想像，但我是绝对佩服最初给这条墙命名的犯人。        我入监的头几年，女监还不是只生产服装的被服厂，女监院里还有一个铸造车间厂房，有一座小高炉，女犯也像男犯一样做铸造工的工作，生产些像三通、弯头等小水暖件，是男监的一个配套工厂。我所在的八大队是铸造车间，我们车间生产的拖车轮网需要做退火处理。我们车间虽有两处焖火窑，有时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女监的一座闲置的焖火窑，便派上了用场。        那时候，我们车间每个星期要固定去女监两次装窑、出窑。我是车间的犯人施工员，挑选、安排去女监装窑的犯人正是我的职权。仅此一项权利，我便成了车间里最受犯人尊崇的角色。        每次去女监，犯人的名单由我拟定。点好数，排着整齐的队列，由一名干部带领，我们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跨进女监的大门。在有异性的地方干活，男犯们的干劲格外地充沛。几十公斤重的轮网，从没用两个人搬，都是一人一个，生龙活虎样地搬卸。因为轮网是用四轮拖拉机运送，每装卸完一车，要等到下一车运来，其间便有休息的间歇。这时，来此的犯人便可以饱饱眼福，观观风景。虽不可以自由地活动，但如果带队的干部宽容，两三个人一起去喝水或上厕所还是可以的。这就有机会做点在男监里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去女监劳动，女犯们也是格外地欢迎。有时我们劳动到中午，便由女监供应午饭，而这顿午饭，绝对比男监伙房做得丰盛。女监伙房的犯人借用饭、用水的时机，可以与男犯聊上几句。女监里某些有特权的杂役犯人也常常能借故来到我们装窑的现场，做点她们想干的事情。而这一切我们大队去的监管干部则都睁只眼、闭只眼。因为监管的干部体恤人情，大墙之内只要活干好了，不出现公伤或脱逃事故，其它的都是小事一桩。        像我这样有职位的犯人，去女监劳动是不用亲自动手干活的。每次去，我只是负责来回清点人数，安排下面的犯人干活，其余时间就是协助监管干部管理好犯人。我们大队的干部对我非常信任，到女监后像带领犯人去伙房去厕所的差事，基本上都由我领着。这样的条件就宽松多了，但我绝不敢辜负政府的信任，太出格的事情，我也绝对不敢放任下面的犯人去做。        有一次，我和另外的两名犯人去女监伙房，女监伙房的女犯给我们每人沏了杯糖水。这真是我平生喝到的最浓的糖水，一杯水里放了大半杯糖，几乎是糖粥了。白糖是监内很难多得的物资，女犯们的格外慷慨，倒是显得我们男人的小气和吝啬。受人恩惠，必当补报，这以后我也利用职权做过些违规的事，不但为我大队的犯人创造了些便利的机会，也为女监几位熟悉的犯人当过信使。        正是因为我有这种特权，许多犯人便想方设法地对我贿赂，以求得能去一趟女监的机会。我们大队有个年轻犯人叫李宝玉，是从少管所转监来到监狱的。他犯罪时的年龄才十二岁，犯的是杀人罪，判无期徒刑，是在监狱里长大成人的。有一天，趁没有人的空当，他拿着两瓶猪肉罐头来找我，对我说：“头儿，我想求你点事儿？”“什么事？”我注视着他那满是稚气的脸。“我也想去女监。”他把两瓶罐头送上来。从他那透着企盼的眼神，我看到了人性在饥渴时的焦灼和顽强。我没有收他的猪肉罐头，但我满足了他的愿望。下一次去女监装窑，我把他的名字填上了。        那天，他的那股兴奋劲是无法形容的。去女监装窑那天，他换上一身最干净、最合体的囚服，临行前洗了脸，照了镜子，还用了对犯人来说是比较奢侈的雪花膏。我心里在惊叹：人啊人！这就是返朴归真的天性。尽管，我知道，这个年轻犯人除了能得到饱览风光的眼福之外，不会有艳遇，但也许就仅仅如此，他也是心甘情愿地付出两瓶猪肉罐头的昂贵代价。他的心里一定认为这很值。        伊甸园墙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草地。因经常有人来散步，草地已有便道的辙迹，但草地里却时常可以找到许多诱人向往和遐思的东西。几乎成了惯例，有条件的犯人，在清晨早起时，首选的目标便是沿着墙边的便道缓缓行走，仔细寻觅。这便道和草地上确实可以寻找到很多东西：裹着石块的纸条、装在塑料袋里的情诗、整袋的方便面、整瓶的罐头……有时甚至可能捡到一只香喷喷的烧鸡。当然了，这都是两个世界互相递诉情意的道具。每一个物件上，都附有纸条和心迹，也有些是有目标的馈赠。东西上附有某某中队、某某人收的字样，但这不是犯人遵守的规矩，往往是谁拾到就归谁。        在高墙电网之下，受着禁锢和压抑的男女，把这种方式作为自己倾诉心声和寻求宽慰的途径。这样的事例多了，政府后来便采取了措施，男监、女监都有了专职巡逻的干部。每天清晨，干部要先沿墙巡视一次，一旦发现蛛丝马迹，对违纪的犯人便采取极严厉的措施。一段时期，这道墙成了禁地。        但人的性情是没法子禁锢的。女监是被服厂，男犯的囚衣都是她们缝制的。这囚衣也成了传递信息的工具，男犯们每收到新发下来的囚服，都要先仔细地寻觅，衣袋里或内衬上都能留有缝衣人的信息。特别是棉囚服里边的奥秘，更是无奇不有。有个囚服里捎带个纸条，上面写着：我叫某某，原判无期，现还有残刑几年。盼望上天赐我缘份，能与有缘者欢聚。如有情投意合者，每月初七，在砖墙上投信过去。        有的衣服里还捎着些特殊的东西，像在衣袋里用薄纸包裹着一缕头发或夹杂着些剪下来的指甲和用唇膏印在纸上的吻痕。更有甚者，有一位男犯在自己的棉服里竟拆出来一条用过的卫生带和一叠沾着血渍的月经纸。        监狱是一个严酷无情的领地，罪犯又是一类堕落了的群体，但他（她）们也是鲜活的生灵，也有七情六欲。在爱的荒漠中，在欲的死海里，他（她）们顽强地挣扎，本能地演绎着我们人类既现实又古老的故事，尽管他（她）们的行为和方式简直是不可理喻，所演绎的故事也绝无美好的终局，某些参差错位的追求，某些神奇、美妙的幻想，只能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地破灭和消逝。        然而，正是这水中月、镜中花在两性隔绝的世界里，往往能有着无法想象的神奇。犯人每年都要开一次运动会。80年以前，革志监狱的犯人运动会是男监、女监分别召开的。80年，革志监狱从北安监狱新调来了一位颇有魄力的王政委。他富有胆识地倡仪，“今年全监要统一召开犯人运动会”，并且把开会的地点选在脱离高墙电网的监狱外的子弟学校院内。        犯人脱离了监舍区，监管是个严峻的问题，况且，男女犯混合开运动会，管理上也是个难题，许多思想保守的干部对此倡议颇有微词，但王政委力排众议，在党委会上，他以自己的党票担保，终于获得了支持。        当这一消息在监狱的大会上传达下来，整个监狱欢腾雀跃。犯人们互相通告，异常地兴奋和欣喜。监狱为此次运动会制定了相应措施，组织全监各大中队犯人对此项活动开展了讨论。犯人们主动写了决心书、保证书，全监上下都自觉地把开好这次运动会当成义不容辞的天职。这次运动会的服务裁判人员也大部分由犯人担任。        我在监狱担任劳改报编辑，组织开好这次运动会，是我们劳改报编辑室份内的事。劳改报一连出了两期专题。我们编辑室的几名犯人，责无旁贷地成了这次运动会筹备组的成员。我们为筹备运动会所需的器械，挑选懂得运动规则的犯人担当裁判员而忙碌着。        运动计时需用秒表，而我监犯人中唯一的一块秒表是铸钢中队炉前组用来测试钢水温度的。保管使用这块秒表的犯人正是李宝玉。他有使用这块秒表的特权，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运动会终点裁判组的一名计时裁判。终点裁判，分计时裁判和等级裁判，计时裁判六名，等级裁判六名。我是领导这十二名犯人的终点裁判长。        开运动会那天，监狱像是迎来了最隆重的节日，全监犯人个个精神抖擞，情绪高涨。运动会场上，彩旗飞扬，广播喇叭不间歇地播放着欢快的乐曲和大会的各种消息，以及比赛的最新成绩。一天下来，就有七人次打破四项犯人运动会的纪录，特别是女监一位名叫沈玲珑的女犯，她一个人连续三次打破女监一百米、二百米和一百一十米栏的纪录。        沈玲珑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她的容貌和她的名字一样地秀气。沈玲珑成了犯人运动会第一天的焦点人物。有了解她的犯人向我介绍了她的案情：她是在高考时，从考场里出来，因为一道题的答案和同伴女友争执起来，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进而发展成殴打，她拾起块砖头一失手将女友打死；她也是一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重犯。        运动会第一天开得异常热烈。全监犯人不仅运动成绩格外优异，而且秩序井然，无一例违纪行为发生。当天晚上，回到监舍，犯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运动会的话题。因为第二天运动会要继续召开，王政委召集了大会裁判组的全体犯人裁判员，开了个简短的小会，对我们认真出色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也要求我们在今后两天的工作中再接再励。        回到监舍以后，李宝玉手拿着一条红梅烟来到劳改报编辑室，趁着屋内就我一个人的时候，对我悄声说：“庄哥，我还要求你。”我望着他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问：“你还有什么事？”他拉开我办公桌的抽屉，把红梅烟放进去说：“庄哥，明天，你叫我当一天等级裁判吧，而且……而且我要抓第一的。”我盯着他那乳臭未干的脸，笑着说：“你这是怎么了？是在做什么梦吧？你认为我能答应你？” 终点裁判长是我，十二名犯人裁判是我的属下。记时裁判和等级裁判的职责不同，只有等级裁判才有权在运动员跑到终点时各司职守，近前去抓住得了名次的人的手，把运动员拉到记录台前做成绩登记。难道——天地间名字叫宝玉的人都是情种？只为了短短瞬瞬的一牵手，他就肯用一条红梅烟的代价来争取，要知道，在监狱里，一条红梅烟简直昂贵得像根金条的价值。李宝玉脸色绯红，悄声对我说：“庄哥，我和沈玲珑是老乡，我俩家才离十几里，你就成全我一次吧。我知道，你准能帮我的。”“没那么容易，”我不动声色地说，“明天再说吧。换你去做等级裁判这不是我个犯人裁判长决定得了的。”李宝玉满腹遗憾地离去了，红梅烟还留在我的抽屉里。当晚，我躺在监舍的床上，心里还在琢磨这件事。既或是李宝玉和沈玲珑真是老乡，但在十年前，他们都不过是两个大孩子，究竟是什么魔法能使得李宝玉这个情种如此地绞尽脑汁呢？        第二天，运动会如期进行。计时裁判都坐在终点的一个木架上。进行女监百米决赛的项目了。李宝玉是第三名的计时裁判，他坐在木架的第三层，当大会宣布进行女监百米决赛的项目通过广播传来，他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我。也许，正是这令人怜悯的一望使我动了恻隐之心，我突然喊了一声：“李宝玉，你下来，做决赛第一名的等级裁判。”我把原来抓第一名的等级裁判，一位年过三十了的男犯给撤换下来了。李宝玉像得到了特赦令样的欢喜，他“啊！”的一声从木架上就跳下来，把计时的秒表赶忙塞到那位犯人手里。        果然是沈玲珑又跑了第一，她把第二名甩后有六七米。她跑到终点，脸上已沁出汗珠。李宝玉迎在终点，一下子就把她的手攥住了，攥得很得体。李宝玉牵着沈玲珑的手，蹦蹦跳跳地跑到记录台前登记。我会心地笑了，这笑颜或许有点“卑鄙”。一条红梅烟和一个可怜巴巴的眼神，竟然能使李宝玉达到了目的。        这一瞬间的牵手，竟然能产生神奇的如磁石般的引力，这是后来的故事所证明了的事实。80年的秋天，革志监狱发生了一起奇特的脱逃越狱事件，三名男犯，从男监翻过伊甸园墙，经由女监的外围墙跨越高墙电网脱逃得逞。监狱的外围墙隔几十米远就有一座岗楼，岗楼由武警部队的哨兵日夜值勤。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设置女武警部队，负责女监岗楼值勤的也都是清一色的男兵。尽管森严的军纪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雷池，但异性的诱惑则可产生甘愿自堕地狱的无所畏惧。        受到禁锢和压抑的女犯，常常把站在岗楼上的年轻的武警战士作为自己俘获和捕捉的对象。她们故意肆无忌惮地在年轻的战士面前裸露身体，娇声淫调地哼唱一些黄色歌曲，大白日对着围墙便溺。飞莹流盼的目光和摄人心魂的眼神，使一批又一批的意志薄弱者落水。武警部队的首长和监狱的领导协商，不知是哪一位胆识超人的领导拍了板，女监的岗楼撤岗。再无人日夜监视着这些不安分的女囚。这个情况不知道怎么被一墙之隔的男犯发现了。        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深夜，李宝玉和另外两个男犯，从男监院内搭人梯攀过砖墙，跳到了女监院内。因为外围墙上是有电网的，要想翻越外围墙，虽然岗楼上没有哨兵，但也必须有梯子，否则将会被电网击死。他们三人分头在女监的院内寻找，那两个男犯在女监的锅炉房里找到了一架梯子，便扛起梯子直奔围墙攀上墙头逃出了监狱。        李宝玉寻找梯子时，路过女监伙房，见里面亮着灯光，禁不住贴近窗子向屋内窥视。这一窥视使他目瞪口呆。原来，昏暗的灯光下拨拉算盘的女犯正是他朝思暮想、刻骨铭心的沈玲珑。一刹间，李宝玉只觉得浑身热血冲涌，他忘记了一切恐惧，推门就闯进了屋里。“是……是你？”沈玲珑惊恐地站起，当她发现来人是李宝玉时，眼神闪亮了，悄声说：“你？你怎么会来到这里？”沈玲珑流莹飞盼的眼神，使李宝玉像被电流击中了似的，说话都没有了伦次：“我……我是跑，不……我是从那边跳过来的。”“你？你呀，真是色胆包天！”沈玲珑一声轻声的娇嗔让李宝玉感到无限的舒畅，顿时飘然若仙，喷火的眼睛盯着那张秀脸。他凑近沈玲珑又攥住了她的手，脸色绯红地说：“我……我是真的想……想你呀！”他一把把沈玲珑拥在了怀里……        人性的饥渴，竟然是这样的无恐无惧。李宝玉在脱逃之际，竟然还有这种情思和艳遇。然而正是他的这一意念，使他没有走上不归之路，避免了和他的同伴一起堕入地狱。正在他与沈玲珑成其好事之时，突然警铃大作。慌张中，他便未敢再去攀越外围墙。在沈玲珑的帮助下，他又翻过伊甸园墙跳回男监的院内。        半年后，那两位脱逃的犯人被追捕归案。他们在外流窜半年，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被判处死刑。审讯中，他们供出了同伙。李宝玉和那位帮助找梯子的女犯也都受到加刑一年的处罚。李宝玉被加刑之后，深有感触地说了句：“真是万幸啊！是沈玲珑救了我的命，不然我也是和这两位一样的结局。”        李宝玉和沈玲珑的故事也许并没有美好的终局，他们都是身负重刑的罪犯，今后几年或十几年中，他们都与自由无缘，爱情离他们还很遥远。他们的追求也许并不是为了将来，而只是为了现实，是他们在现实中觅求到的一条可以排遣自己的焦灼压抑情感的泄洪渠。然而，正是有了这条排遣的渠道，使他们在冷酷无情的高墙电网之中，多了一点企盼，多了一点遐思。有这种遐思和企盼和没有是不一样的。有一天，李宝玉竟对我说：“庄哥，你教我学文化吧。我……我想下决心学好文化知识，要不，我连信都写不好。我还想写诗。”        我出监以后，还记着他这句真诚的话语。我经常思索，人性的复归和迷失可能和男女性爱多少都有点关系……        2011年5月20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           解放初广西剿匪： 军区认定土匪3550人 后共歼灭51万 时代周报 2011/07/02  时代周报 核心提示：1950年1月至3月，又做了一份《匪特综合材料》的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材料一致认定：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3550人。广西剿匪作战历时3年之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发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统计时间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第136期，作者：李怀宇，原题：《广西败兵如何成匪》 历史的脚步是曲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但在1950年3月3日，广西发生了叛乱，年底，叛乱被解放军平定。电影《英雄虎胆》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 1980年10月，广西军旅作家黄继树一个人提着简单的行李，独闯广西金秀大瑶山，走了一个月，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剿匪资料。 到了1994年5月，黄继树深入广西历史上有名的匪巢十万大山腹地贵台乡，到当年“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广西最著名的女匪首韦秀英的家乡采访。黄继树说：“那几年，我差不多跑遍了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匪巢，自己身上似乎也沾了些‘匪气’。”这些第一手资料，黄继树费了四十多年之功撰成《败兵成匪》一书。 国民党败局已定 除了《败兵成匪》，黄继树还写过《桂系演义》一书。黄继树曾对广西名人钟祖培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他是恭城县人，与李宗仁是广西陆军小学、陆军速成中学的同班同学。 军校毕业后，钟与李同时在护国军第六军第二师第十三团任职。钟在团部当上尉副官，李作上尉连长，两人交情颇深，1921年夏，孙中山命令粤军回粤讨伐旧桂系陆荣廷，桂军战败，时任营长的李宗仁趁机率部避走六万山。钟时任李部连长，坚决跟李宗仁上六万山，在后来李宗仁统一广西的作战中，钟随李东征西讨，立下战功，升营长、纵队司令。 统一广西后，李宗仁率桂军第七军出兵北伐，钟祖培无役不与，升旅长、师长，直至第七军中将副军长。钟祖培为人倨傲，向与白崇禧不和，1929年，在武汉时被白排挤，遂挂冠而去。离开桂军后，他把家眷安置在上海和香港，自己往来沪港之间，欲乘时而动。 蒋介石为了搞垮桂系，以金钱与第八军军长委任状收买钟祖培，要钟从桂系内部组织反桂集团，夺取广西军政大权。但钟反白拥李，后接受李任命，当梧州警备司令，因在任上敲诈勒索商人，被人告发，李宗仁只好调他到边陲重镇龙州，任龙州对汛督办。一年后，又调任平乐专区民团指挥官。 钟祖培娶了四房太太，他最喜欢的是年轻漂亮有文化会打枪的三太太王素芬。当年王素芬发牢骚：“这年头，谁当官不是为了捞钱发财，李德公（李宗仁字德邻）为什么不给我们撑腰？”钟祖培一声冷笑，问太太：“人死了要装进棺材去埋，你说那个东西为什么叫棺材？” 王素芬不解，钟祖培说道：“棺材，棺材，不就是‘官’和‘财’嘛。从前有个皇帝，他问手下一个大臣，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大臣说：官财。皇帝当即命人抬来一副木板做的东西，要这个亲信躺到里面去，下令抬去埋了。皇帝对臣下说：‘要当官就莫发财，要发财就莫当官，这是本朝规矩！’从此，那个装人去埋的东西就叫棺材了。这次李德公没派人给我送棺材来，看来他是希望我安享晚年哩，我们走吧！”钟祖培从此回到老家过着悠游林泉的山野生活。 1949年春夏，国民党败局已定，代总统李宗仁飞往桂林。钟祖培闻讯赶到桂林拜见李宗仁，他走进李宗仁的官邸，恰好白崇禧也刚从武汉飞回桂林，正与李宗仁磋商。钟祖培问：“德公，情况怎么样？”李宗仁还未开口，白崇禧便说：“准备穿草鞋，上山吧！”钟祖培问：“穿草鞋，上山？上什么山？”白崇禧道：“反正你们恭城有什么大山就上什么大山好了，尽快组织民团，准备上山与共匪打游击！” 钟祖培这下总算明白了：“上山就上山。横竖我们是从十万大山下来的。” 历史无法兑现任何诺言 1949年10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主持紧急会议。“来犯的共军第四野战军并不可怕，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我们在关外有5个美械军。四平街一战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长春。如果我们一直打，打到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把他们打完了。把东北民众组织起来，把头一等的军队调回关内打聂荣臻，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军事。” 白崇禧说，“大家准备穿草鞋上山打游击，决与共匪周旋到底，我们有美国人的援助，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进占桂林。两天后，钟祖培在恭城县城召开全县绅士会议，组织恭城自卫委员会，自任主任。他将全县武装扩充到3个警备大队，14个常备队，1个便衣队，1个独立自卫队，1个迫击炮排，实有兵力1425人。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奉蒋介石电召，由海口飞赴台北。钟祖培在白崇禧飞往台湾的第二天，便在恭城开始动手了。 31日夜，钟祖培对他的旧部亲信训话：“诸位，恭城沦入共匪之手已经20天了，我们都饱尝了苦头，今天逼粮，明天逼枪，后天就要逼命了！我们应该以武力对抗，迅速组织队伍自卫，只有坚决抵抗共匪的压迫，我们才有生存的希望……”最后，钟祖培宣布了暴动时间，规定了各种联络符号、信号、口令。 1950年1月25日，恭城响起了暴乱的第一枪。枪声中夹杂着阵阵叫嚷声：“砍掉一个工作队员的头，奖光洋25块！”“杀土共，杀洋共，杀绝共产党！”随后有多场恶战。 据黄继树笔下的历史情景重现：最后让钟祖培下山的是他的亲生女儿钟锦雯写来的信。他的女儿思想倾向进步，共产党一来，便参加了工作，在平乐专署工作。钟锦雯是钟祖培夫妇的掌上明珠。 信上说，她已回到县城，解放军也到了这里，地委和县委领导对她爸爸、妈妈很关心，希望他们一起回到县城来……钟祖培先让王素芬到了县城。钟锦雯忙将母亲回来的消息报告了领导。领导决定在县政府里设宴招待王素芬。席间，几位领导一致表示：钟祖培先生年纪大了，不管他参不参加暴乱，知不知道有关暴乱的事，只要他回来，我们都是欢迎的，并保证他的安全。 钟祖培知道后写了一封信交给王素芬：“你明天就回去，把这封信交给田县长和贺副书记，告诉他们如能保证鄙人生命安全，即可下山一晤！”王素芬又回到了恭城。她先问女儿：“你爸爸回来，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钟锦雯有些迟疑地说：“这事，我也说不准，我去问田处长吧！” 平乐行署公安处长田春听了钟锦雯的汇报，非常明确地回答道：“这事，前几天领导都说定了，只要你爸爸回来，我们很欢迎，并且保证他的安全。” 钟锦雯顾虑重重地说：“这次暴乱，恭城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我不知道我爸爸到底负有责任没有？”为慎重起见，田春又去找地委副书记晁福祥、恭城县委书记兼县长田继舫、副书记贺万年说了。几位领导都表明了态度：只要钟祖培回来，我们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钟祖培回来后，晁副书记、田书记等领导和钟祖培一起开了个座谈会，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招抚委员会，请钟祖培当主任。钟祖培为共产党做了招抚工作，藏匿在深山中的“反共救国军”有不少下山自新投诚，其中有林绩勋、余伟年、田民丰等首要人物。 不久，广西省里来了一个电报，打到一四五师四三四团：立即将匪首钟祖培押解桂林处理。县里领导看了此电报，知道钟祖培此去凶多吉少，虽有意见，也只得照此办理。 1951年2月27日，钟祖培与他的秘书林绩勋在桂林被枪毙了。 黄继树写道：“39年后，当年的田处长怀着惋惜的心情说，对钟祖培可以不杀，因为：一是钟祖培是经过规劝后，自己回来投诚的，不是我们抓到的；二是回来后让他当招抚委员会主任，确实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三是我们曾对钟祖培许下诺言，只要他回来，可以保证他人身安全。人已枪毙了，怎么办？……历史是无法兑现任何诺言的！” 突然出现的“巾帼英雄” 韦秀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西女子，在她生前的最后一年多的日子里，突然变成了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 1994年5月末，黄继树从南宁驱车到钦州、防城，深入十万大山腹地，到韦秀英和她丈夫张瑞贵的老家—钦州市贵台镇那统村和韦秀英战死的防城大禄镇那休村，遍访韦秀英的亲属、旧部和知情人，搜集到有关韦秀英的历史资料十余万字。 韦秀英的丈夫张瑞贵祖居十万大山中的贵台圩乡那统村，父辈家贫，无立锥之地。辛亥革命爆发，19岁的张瑞贵便弃工投军，投入旧桂系陆荣廷部当兵。由于作战勇敢，升伍长，两年后升排长。后随桂军林虎部入粤，升任连长。 张瑞贵当连长后，请假回南宁探亲，与居住同一条街的铁匠佬的女儿韦秀英结婚。 1936年，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收编粤军，任命张瑞贵为第六十三军军长。 抗战胜利后，张瑞贵率第六十三军北上徐州。军至江西九江，张见败局已定，遂以年老体衰为由请辞军长职，得蒋介石批准，即将部队交副军长刘镇湘指挥。未几，该军在淮海战役全军覆没，军长刘镇湘被俘。 张瑞贵退出军界后，过着悠闲的生活。为了对付两广的共产党游击队，蒋介石决定重新起用张瑞贵，委任他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在湛江设立指挥部。 张瑞贵上任后，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战略措施，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粤桂边区游击队。张瑞贵率领他的警卫营，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贵台乡，即给蒋介石发报：“已分令防城、钦州、上思等县地方武装及进驻各县的保安团向十万大山推进，卑职亲临十万大山脚之贵台督剿，战情待后续报。” 张瑞贵的“督剿”捷报还没发出，即中了游击队的埋伏，损兵折将，他本人也差点当了游击队的俘虏。张瑞贵败回湛江后，将指挥部迁往北海，命警卫营营长杨畅发带警卫营回贵台乡，由韦秀英指挥配合张瑞贵作战。杨畅发率警卫营到贵台乡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的部队已抵达邻近的大寺。 韦秀英见大势不妙，即令杨营长带警卫营随她向越南撤退。杨营长没有按韦秀英的命令行动，于当日深夜写信给解放军请求接纳武装起义。次晨，解放军派员前来欢迎，杨营长遂率部向解放军投诚。韦秀英见跑不掉，便在贵台乡那统村老家蛰居下来，当时她身边还有张瑞贵派回的精锐卫士十余人。 国民党委任韦秀英为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1950年2月13日，韦秀英下达总暴动命令：“定于民国三十九年农历正月十五（1950年3月3日）为总暴动日，口令：反共救国。”具体的暴动方针和办法：加强民众宣传工作，要大家明白：“共产党搞减租减息，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以“保枪、抗粮、抗税”及“破仓分粮”为号召，鼓励民众参加暴动。对参加“反共救国军”的农民，不但可以不交租，而且还可享受一定待遇：凡徒手参加者，每月发光洋1元；带枪参加者，每月发光洋10元；对所有入伍者，入伍时一次发给光洋30元；受伤者，发给安家谷100斗；死者，发给安家谷400斗。 《英雄虎胆》中的阿兰 1950年3月3日晨，是韦秀英宣布总暴动的日子。反共救国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那袅村。被俘的人民政府征粮工作队队员中，有两名年轻的女队员，她们是钦县中学的学生，被数十人轮流奸污后枪杀。另外13名男队员则被五花大绑，押到板磨村对面的水沟边集体枪杀，只有1人侥幸逃脱。 由韦秀英亲自发动的暴动，迅速席卷了十万大山。当年钦县县委的报告称：“近来本县匪特活动猖狂，成了‘四面出击，全县紧张’的局面。”据统计，韦秀英发动暴乱后，抢劫粮仓6次，抢去粮谷7692担。攻陷区乡政府11次，全县被杀的群众达231人，被烧毁房屋1029间，被抢耕牛1298头，猪1167只。台湾国民党当局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寄托在十万大山的“游击根据地”，寄托在“女英雄”韦秀英身上。 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一师四五二团三营奉命奔袭十万大山中的大禄镇。围攻那休村的战斗一直打到天黑，屋内的敌人仍在顽抗。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营长和教导员决定暂停攻击，将屋内的敌人严密包围监视，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诱敌暗夜突围，引出屋外消灭。但屋内敌人死守不出，双方僵持一夜直到天亮。天亮后，营长命令全营所有轻、重机枪，瞄准大院南头那间大屋猛烈扫射，几门六○炮不停地开炮轰击。突击组借助临时搭起的几把梯子，冒死爬上那大屋的房顶上，掀开破瓦残椽，朝屋里扔手榴弹。屋内的敌人举枪朝上射击，爬在屋顶的几名解放军战士被击死。突击组前仆后继，爬上屋顶直往下扔集束手榴弹。一阵阵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屋内一片死寂。大院里的解放军战士冲向南头那间大屋，破门而入，屋内硝烟弥漫，尸体狼藉。打扫战场时，在中年女尸旁发现一枚刻有“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的蓝色长条印鉴和一枚特大的金元。“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女总指挥韦秀英和她手下的数千“游击健儿”，除了少数漏网潜逃外国，其余均被埋葬在十万大山，成了野鬼游魂。 韦秀英战死后，台湾国民党的“国防部”追封她为上校军阶，入祀忠烈祠。台湾报纸说她是“反共英雄”，这是韦秀英死后第一次成为“热点”人物。韦秀英第二次成为“热点”人物，是上世纪50年代大陆拍摄的电影《英雄虎胆》，著名女演员王晓棠在影片中扮演年轻女匪首阿兰小姐，原型便是“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女总指挥韦秀英。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陆掀起一股纪实文学热，韦秀英第三次成为“热点”人物。 “政治土匪” 黄继树在《败兵成匪》的自序中说，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做了一份《敌土杂武装情况调查》，1950年1月至3月，又做了一份《匪特综合材料》的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材料一致认定：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3550人。土匪人数远远低于匪患猖獗的东北和湘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剿匪作战却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投入广西剿匪总兵力超过百万。 广西剿匪作战历时3年之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发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统计时间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根据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全国人口统计和1948年广西省政府公布的广西全省人口总数为1463.6337万人。从1949年底至1952年底广西的总人口大概是1500万，如果按1500万人口这个总数除以51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一人当过土匪。黄继树不无感慨：“既然解放初期广西军区司令部发布的权威调查数字认定当时广西境内仅有土匪24股3550人，那么这51万多土匪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呢？既然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怎么能够抗拒把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打得丢盔弃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达3年之久呢？”这些广西土匪，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被定性为“政治土匪”。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之《概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中指出：“广西匪患相当严重。据解放初期不完全统计，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218股，共计9万多人。主要由3种成分组成：国民党溃退前夕有计划有组织留下来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主要有：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副司令霍冠南所部5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百寿地区；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永福地区；桂西军政区司令莫树杰所部2500多人，活动于桂西北的南丹地区；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所部1000多人；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所部700多人，活动于平乐、瑶山地区；桂南军政区司令罗活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大容山区；滇桂边区司令张光玮所部2000多人，活动于百色西北地区；‘龙州对讯督办’姚槐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中越边境固边、九特一带，以及桂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林秀山，第八专区专员罗绍辉，靖西专员赖慧鹏等部共10000多人在边沿地区活动。上述正规武装共3万多人，是广西土匪的骨干力量……” 李宗仁早年在广西剿过土匪。《李宗仁回忆录》第十八章《统一后之广西》中说：“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李宗仁后来也剿过“共匪”。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后期的广西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有《广西惩治匪共暂行条例》、《通缉大批共匪名单》、《省保安司令部枪决共匪一批》、《两年来共匪罪行一斑》等等之类“剿匪”消息。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晚年毅然回到被蒋介石称为“匪区”的中国大陆。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陪同李宗仁回大陆的程思远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而在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问毛泽东：“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同座的周恩来回答：“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本文史料引自：《败兵成匪》，黄继树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4月版；《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