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联合早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中共执政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永远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锦涛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中共党政官员提出的最严词的警告。 　　

　　很少会有人否认中共在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战争与革命，建设新型国家，改革与开放，中国从“东亚病夫”跃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强国，这些都被各界视为是奇迹。不过，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执政党可以一劳永逸地执政。相反，在新的环境下，执政党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执政党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有了认识之后就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很显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从问题意识到改革得以执行下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实际上，对执政党来说，这个鸿沟正在迅速扩大。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少有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及其这些问题存在下去的危险性。但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执行面就没有力度了。中共高层近来开始强调“重在执行”，这无疑表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举例来说，很多年来，执政党领导层一直在呼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宏大的社会政治目标，党内有共识，社会有期待。然而，意在实现这些宏大目标的政策并没有执行得下去，或者执行不力。结果是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决策的角度还是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执政党的能力不足问题已经凸现出来。问题在累积，但执政能力在减低，这必然导致社会失序。 　　

　　那么，要避免四个“危险”，中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即使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导致行动。 　　

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其实，任何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长期执政，那么更需要人民。很显然，胡锦涛所强调的四大“危险”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而不是党本身，才是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问题。 　　

　　人民本来就是中共的核心，这一点从中共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即使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满于西方的政党制度和利益集团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人民。不过，国民党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愿望。在与共产党的政治较量中，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淘汰，这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当时的共产党（作为一个非法的反对党）能够把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建国思想有效地传达到人民并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样有效地组织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而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失去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其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脱离人民一久，就被人民所推翻。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那一代的领导人把人民作为其取得政权、执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和黄炎培延安“窑洞之对”的核心便是人民，即毛泽东认为要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规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即民主。人民的这一核心地位到处体现在执政党所塑造的各种政治话语和所建设的制度中，例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等等，不胜枚举。从文字表达来看，如果说中共的执政话语和制度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每一个政治概念和制度之前，都必须加上“人民”两字。 　　

　　如今界定执政党话语和制度的“人民”两字依旧，而且在近年来有强化使用的趋势，但人民的地位去了哪里？“人民”仅为装饰之用吗？不用否认，在一些执政党干部和官员那里，“人民”仅仅是个装饰，有的甚至连这个装饰也不需要了。问题在于，人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人民不乐意被视为是装饰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实，需要自己的政府、法院、公仆等等。这种矛盾就直接导致了胡锦涛所指出的四大“危险”。 　　

　　首先是执政党党员的“精神懈怠”。中共已经从成立之时只有5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8000多万。但以什么来凝聚全党呢？如果是一盘散沙，那么党员的数量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中外，历史地看，能够凝聚一个政党的就是该党的永无止境的行动。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因此任何政党都必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治中出局。在中国更是如此，共产党在过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中共是在行动中成长的。今天，尽管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共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中国的成败取决于中共，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为什么执政党精神松懈？很简单，执政党缺少行动。在目前的环境中，这个行动就是改革。执政党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凝聚共识，改革就是执政党永远的行动定位。并且，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同时，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来的过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党政官员只知道“不做什么”或“什么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执政党没有行动、“精神懈怠”的现象。不过，也很显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不败的，没有行动就等于坐以待毙。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来自人民。执政党“能力不足”这一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脱离，其能力必然不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共产党都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不是既得利益，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则不然，很多党政官员经常和人民争权争利，呈现给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导向行为。尽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党的状态。很少有人去做执政党应当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谁都想挤占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能够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党政官员在与民争权、争利方面能力十足，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很简单，这样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民必然把他们视为异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对立，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党政官员是为民而谋权谋利，还会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吗？ 　　

　　与民争权、争利必然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这是最大的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级党政官员“以钱为本”的GDP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意在建立党与人民之间的制度关联。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取得具有实质性的进展。人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方面仍然缺失制度空间。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面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开始寻求和其选区人民的关联，但这种实践马上就遭否决，因为一些领导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共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　 　　

　　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用各种方式（例如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特供系统等）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的“城堡”。很多干部官员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可以通过“城堡政治”“豁免”着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城堡”之外的人民谁还能够信任“城堡”之内的官员呢？实际上，一旦开始修建“城堡”，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旦人民开始“围城”，最坚固的“城堡”届时也会变得不堪一击。 　　

　　“城堡政治”必然导致执政党党政官员的“消极腐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但是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变本加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的数量也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为什么会这样？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败之外，反腐败仅仅局限于体制内。这些年来，有关方面已经在内部制约、反腐败方面做了无数的尝试，但大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领。要有效地反腐败，政治和行政过程就必须向人民开放，让人民来监督党政官员。当然，开放政治过程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选举政治那么简单，很多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的腐败也依然非常严重。中国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要有效反腐败，还需要其他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媒体开放，再如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也就是说，要建设很多正式的制度管道，让人民来参与反腐败。 　　

　　一句话，只有人民才能解除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接受与否，政治改革必然成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经提出了“立党为民”、“立党为国”的理想目标，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既然是“为国”、“为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和人民作为主体。只有这样，执政党官员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关联，在和人民的互动过程中获取永无止境的动力，在和人民的永恒的行动过程中长期执政，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

邓文迪: 从传说到传奇 中国最成功“出口品” 2011/07/06

邓文迪: 从传说到传奇 中国最成功“出口品” 外滩画报 20年前，她只是新闻集团香港公司的一个小实习生，冲着比自己职务高很多的管理人员这么说：“你好，我是文迪！”这是一个令人熟悉的打招呼方式。现在，她是全球媒体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鲁珀特·默多克的夫人，见到记者，语气还是这样，并会礼貌地和你握手。 在澳大利亚记者埃利斯眼中，邓文迪是中国制造“最成功的出口品”。她把自己从一个中国的简朴生活地，发射到当今世界最富有、最有权力的家族企业中。在30岁之前，她便完成了这次大跃进。 现在，43岁的邓文迪正在进行第二次大跃进—从默多克太太的全职主妇生活中走出来，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她和另外一位马来西亚华裔弗洛伦斯·斯隆组建了一个小电影公司，没有花丈夫一分钱，找演员，建班底，筹资金，完成了电影《雪花秘扇》。 虽然投资不大，可《雪花秘扇》在海外市场的排场、宣传力度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中国输出的任何一部电影。该片即将在北美500～1000块银幕上公映，迄今已经售出30多个国家的发行权。 2010年初，天寒。李冰冰在台湾正忙着赶拍一个广告。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急促又有点霸道地说：“我是邓文迪。我有个电影，你能拍吗？” 在圈内，没有人会这么问话。通常，制片人会先派秘书打电话，讲一下电影的基本情况，然后发剧本，再约见面深谈。李冰冰对这部电影的名字、剧本等情况一无所知，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出于职业习惯，她矜持地说：“先看剧本吧！” “那我15分钟后打给你。不，半小时后再打给你。”邓文迪认为，30分钟内做决定足够了。 当时，邓文迪正急得抓狂。《雪花秘扇》是她担任独立制片的第一部电影。在美国，独立制片是指在传统八大电影公司之外，制片人自筹资金，找剧本、找主创人员，完成影片的制作和发行。这种方式相较传统的电影公司制作更灵活，更鼓励创作自由，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制片人将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压力。《雪花秘扇》当时已在内地秘密开机，章子怡已进组开拍了一些镜头。但因为突如其来的多重“门”事件，影片也被卷入江湖舆论纷争中，负面新闻缠身的章子怡最终选择退出主演、制片人的位置。 剧组至今对外的理由都是，拍《一代宗师》时章子怡不小心伤到脖子，无法继续演戏。而章子怡本人在两个月前接受记者访问时，则表示是因为演《最爱》情感投入太深，无法自拔。 章子怡的临时退出，是第一次担任制片人的邓文迪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另外一位主演全智贤的合约里，有一条规定是，如果初定的演员没有参与最终的电影拍摄，她可以辞演该片，且不退还片酬。这意味着，如果处理不当，整个剧组都面临崩盘。 “她实在够坦诚的，这一点就打动我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迂回婉转。”通了3次电话之后，李冰冰决定接演《雪花秘扇》。当时，她刚忙完3部电影，准备休假，邓文迪答应了这个条件。不过，只休了两天，李冰冰就收到了入组的通知。 邓文迪聊起李冰冰，很直接地称赞：“我们还没见过面，我就喜欢李冰冰的电影。她拿了金马奖后，就更喜欢了。” 影片《雪花秘扇》根据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两个女孩子用女书互诉真情的故事。导演王颖增加了一段现代部分的戏，故事就变成两个女性在不同时代的友情，她们都需要用自己的权利、毅力去克服逆境。 三年前，邓文迪拿着这本书找到王颖的时候，便表示，作为制片人，她会完全保护导演，帮助导演达到想要的东西，不会干涉任何创作上的事情。拍摄期间，剧组里遇到任何麻烦，都是邓文迪出马搞定。她身边有专门的律师，会仔细地看各种条款的细微之处。“包括很多演员合同上的事情，涉及到钱的问题……她都去弄。而且她也肯讲话，还能讲得很清楚。”王颖说。 好莱坞人脉，是邓文迪的优势。正因如此，作为制片人的她为《雪花秘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度。李冰冰说：“邓文迪有能力把演员推到国际舞台上去。” 李冰冰去美国补拍戏时，住的地方距离邓文迪家很近。第一天，她便带李冰冰去看Lady Gaga的演唱会，希望她轻松下来。接下来几乎每天晚上，她都给李冰冰安排了很多活动，大多数都是和一些好莱坞的制片人、投资人见面。她希望李冰冰能够多去认识这些人。 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来，邓文迪一方面雄心勃勃，一方面又充满理想。她不仅要把演员带出去，还要把这部中国电影的影响力做到最大。 众所周知，好莱坞是一个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产业。据统计显示，在好莱坞关键的幕后职位里，女性只占16%。鉴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女制片人很少触碰高成本投入的商业大片，而是更多地尝试细腻的小成本独立影片。 罗燕是第一位好莱坞华裔女制片人。这位演过《红衣少女》、拿过百花奖的女演员，在2001年改编了赛金花的同名小说《庭院里的女人》，独立融资拍完影片。这部号称投资8000万人民币的影片，无论在国内、海外都反响平淡。没有强有力的人脉、资源，好莱坞娱乐产业的大门很难敲开，此后，罗燕也淡出了制片业。 相比而言，邓文迪不是个典型的电影人，更像是个擅长利用资源、人脉、能力运作电影项目的人。她不是那种做预算、卡投资，会关心到剧组方方面面的制片人。 去年，邓文迪为《雪花秘扇》来中国五六次，每次停留一个星期或一个月，视丈夫、孩子的情况而定。据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她在电影上投入的时间并不多，大量琐碎的事情都交由专门团队打理。 “但她仍然是个合格的制片人。中国只有三个人—王中军、张伟平、江志强，能够真正把中国的电影推向国外。现在，邓文迪算是第四个这样的人，同时，她是其中唯一的女性。”《雪花秘扇》的合作伙伴华谊兄弟公司的纪翔表示。 邓文迪对她的美国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出生在中国贫困地区的女孩，小时候很少能吃到肉。她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到美国，变成富人，天天吃上肉”。 “我实现了我的美国梦，但是我却认识了凯茜！”说到这里，周围所有人都笑了。 凯茜·弗雷斯顿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当时，邓文迪在她的新书《素食主义》的发布会担任主持人，说了这番话。 邓文迪本人的经历，是励志故事的典范、她在30岁之前，便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在她身处的那个年代，女性必须去接受好的高等教育，才可能改变自己的境遇，“读好了书，才能嫁好老公”。 如今，邓文迪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经营她和默多克的跨国、跨文化婚姻。同时，她还要经营自己的事业。 在上海期间，她要到晚上12点才能结束一天的采访任务。第二天凌晨4点，工作人员就收到她的短信，叮嘱当天的工作事宜。她只睡三四个小时，早早起床，除了惦记着工作，还要给美国的两个孩子打电话。“这个时候，她们应该在想我了。”邓文迪说道。 上世纪90年代初，邓文迪在加州州立大学读经济学，老师丹尼尔·布莱克为她写了去耶鲁商学院的推荐信，并预言“她将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作用”。这位老师的预言，在20年后逐渐变成了现实。 6月12日，邓文迪与拍摄过《盗梦空间》的传奇电影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图尔、凤凰影业总裁麦克·麦德沃一同坐在上海电影节的论坛上。当天论坛的议题是“中国梦”，探讨外国电影人如何实现来中国掘金的梦想。“中国拍片很便宜，没有工会制度，还有很好的制作团队。相比好莱坞，他们的工资比较低，并非常善于学习。”邓文迪认为，这是来中国拍片的吸引力。 麦德沃认为来中国拍片的魅力还在于：“中国人有钱，连美国政府都知道这点。”《雪花秘扇》的大部分投资来自中国内地资金，包括IDG公司、上影以及华谊等。因为涉及的投资方众多，具体的金额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剧组工作人员估计约1000万美金。 “中国梦”是下一个世界热点。邓文迪跟着丈夫默多克到过很多地方，几乎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在打听中国的情况，问中国的机遇、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几个星期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刚问过邓文迪同样的问题。 “我希望为中国和好莱坞牵线搭桥。”邓文迪说。业内人士认为，如今许多国外电影人已把目光转向中国，但因为政策制度限制，以及不熟悉当地的文化，他们还不敢大规模投资。而邓文迪的出现，给了很多项目落地的机会，她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中西方文化能量的输入点。 “邓文迪代表着亚洲的眼睛。当她的目光转向亚洲，就具备了杀伤力。”合作方华谊兄弟的负责人认为。

一位技术人员的一句话：点出了中国致命死穴

岳飞究竟有什么错 导致南宋皇帝非杀他不可？

　

　河南很多地名都有来历、有讲究。前不久，记者在漯河市郾城区(原郾城县)就发现了几个有趣的村名：指挥寨、挂刀营、拐子张。普通村名都是丁岗、马湾什么的，这几个村名却有点“杀气腾腾”的味道。

　　在指挥寨村外，记者与几位村民聊起了村名的来历，60来岁的袁德成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说：“好像以前这儿住个大官，是个指挥长，他叫啥名字我可不知道。”记者有点失望，请教他们找谁能问清楚，他们商量了好一会儿，很肯定地告诉记者，怕是没人知道了。

　　陪同记者前去的郾城区文化局办公室主任王俊杰也有点失望，他指点着路旁蓝色的“指挥寨”村牌说，根据地方史志专家的研究，800多年前郾城大战时，岳飞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后来为了纪念岳飞起了这样的村名;挂刀营的得名，是由于岳飞为严整军纪，在村口大树上悬挂过一口大刀;拐子张村则是岳飞大破拐子马的地方。15年前，县里曾想在指挥寨造个指挥台，但因资金问题搁置了。

　　郾城大战青史留名，如今竟然找不到一点遗迹了，只找到几个似是而非的村名，这实在让记者感到遗憾。

　　随后记者来到许昌，想找找颍昌大战的踪迹，但也几乎没什么收获。只是许昌火车站前同样是蓝色的“颍昌路”牌子，能让人产生一点联想。

　　1140年，许昌(宋时叫颍昌)和郾城这两座城池，曾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一个让后世无数人既热血澎湃又悲愤填膺的历史时刻。

　　岳家军在这里数次击败金军主力，岳飞与诸将相约痛饮黄龙;而颍昌大战三天后，岳家军就接到撤军的命令，不得不放弃已经收复的河南半壁河山，班师南下，从而错失了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的最好时机。河南也因此错过了再次成为全国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机会。

　　当时南宋四路大军进攻中原，岳飞的部队又打败金军主力，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机会就在眼前，赵构和秦桧为什么下令大军班师?一年后人们似乎看到了谜底，韩世忠、岳飞等人被任命为国防部正、副部长，不再具体管理部队，“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统统变成了“赵家军”。赵构拍拍手安了心，但收复中原的王朝夙愿却越来越渺茫。

　　岳飞收复郑州、洛阳

　　“十年之功，毁于一旦!”800多年前，岳飞在郾城如此叹息。

　　1140年6月到7月，岳家军挥师北伐，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收复了许昌、郑州、洛阳等地，并在郾城、许昌连续击败金军主力，岳飞的心情畅快到了极点，但几天后，他就被迫班师，心情由大喜到大悲，糟到了极点。

　　“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为了这一天，岳飞努力了十年。

　　1129 年，岳飞被迫跟随杜充撤离开封时，他梦想的就是这一天。在江南，他阻击金军，收复建康(今南京)，又奉命扫平许多叛军和农民起义军，他率领的“岳家军”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南宋最可依靠的劲旅。他本人的军事才华充分展露，成为南宋“中兴四将”中功勋最著、升迁最快的一个。但岳飞之志，并不在个人富贵。打造一支钢铁之师，收复中原，洗雪国耻，是他平生最大的梦想。

　　岳飞的生活极其俭朴。一位新加入岳家军的将领是位美食家，他请岳飞吃饭，上了一道好菜，岳飞吃了几口，称赞道：真好吃，这么好的东西一次吃完太可惜，留着晚上再吃吧。那位大将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还有位好色的大将千里迢迢给岳飞送来一个四川美女，岳飞在屋外问道：我这里穿不上丝绸的衣服，吃的都是粗粮，这样的日子你能过下去吗?屋内传来“哧哧”的笑声，于是岳飞见都没见，就让来人把美女带了回去。

　　岳飞的心思都放在治军打仗上。他的部队“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打仗时锐不可当，深得南宋及沦陷区百姓的爱戴。在他看来，国仇大过天。名将杨再兴原是流寇曹成的将领，与岳家军作战时，他杀死了岳飞的弟弟岳翻。后来兵败被俘，杨再兴在岳飞面前慷慨陈词，表示要为国效命。岳飞爱他豪壮，亲自为他松绑。后来在郾城大战中，杨再兴单枪匹马杀入金阵寻找金兀术，虽没遇到兀术，却也杀了百十名金兵。随后他在小商桥以300名骑兵杀入12万金军大阵，杀敌上千，自己也被乱箭射死。战后岳飞为他举行火化葬礼，发现他身上的箭头竟有两升，全军为之感泣。

　　1134年，岳飞奉命北伐，收复襄阳、唐州(今唐河县)、邓州和信阳等地，从此坐镇襄阳，时刻准备进军中原。两年后，岳家军再次北伐，所战皆捷，攻取了河南栾川、卢氏、嵩县，陕西商县等地，但由于后勤供应不上，留在襄阳的岳家军甚至有士兵活活饿死的，岳家军不得不退兵。

　　1140 年，金军毁盟攻取河南，顺昌被围时，金军极有可能再下江南。宋高宗为了自保，令张俊攻取宿州、亳州，韩世忠攻淮阳(今江苏邳州)，岳飞进军陈州(今河南淮阳)。数路大军剑指中原，形成颇有战略优势的进攻态势。当刘在顺昌击败金军主力后，宋军士气高涨，形势极为有利。

　　岳飞打下陈州后并没有在这里止步，他的百胜之师在一个多月内，攻占了许昌、洛阳、郑州、中牟等地，然后把主力集结在许昌一带，准备寻机与金兵主力决战。在郾城、许昌发生的数次大战中，岳家军“人为血人，马为血马”，仍无一人肯回顾，终于一次次大败金军主力。

　　为收复中原，岳飞派人在沦陷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关隘、渡口的车夫和舵手，饭店、旅社中的店小二，组成了一张岳家军联络网，抗金的“地下工作者”“往来无碍，食宿有所”。到达许昌后，岳飞派遣原从黄河北投奔过来的梁兴、董荣等人渡河北上，联络当地义军，一时间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风起云涌，“剿杀金贼，占夺州县”，使金人在燕京以南很多地方的统治陷入瘫痪。

　　宗泽临死前“过河”的夙愿，极有可能由他当年赏识提拔的部将实现。

　　但就在这个时候，命令岳飞班师的圣旨——民间传说中的12道金牌送到了岳飞的手中。不难想像，下达班师的命令，对岳飞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据说，岳飞从郾城、许昌撤军时，当地百姓“哭声遍野”，岳飞也倾洒了无奈的英雄泪。岳家军一撤，沦陷区起事的义军失去依靠，将要燎原的大火顿时熄灭。

　　南宋版“攘外必先安内”

　　1140年岳飞班师，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人说，岳飞是“愚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干吗听他的?收复了开封再说。

　　事实上，其他几路大军已经奉命撤退，岳飞已成孤军。如果不撤退，不但得不到粮草供应，甚至可能被视为叛军，那样的话岳家军就很危险了。

　　有人认为，赵构命令撤军有他的道理，当时宋军没有彻底打败金人的实力。但当时赵构跟金人可能是“麻秆打狼——两头都怕”，宋朝大臣洪皓那时出使燕京，他发回密报说：“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史学家多认为，宋金强弱之势已经发生变化，金人宿将大多已经死了，金军整体战斗力下降，而如果宋朝诸路大军齐心协力，分路进击，协同作战，则“兀术可擒，汴京可复”。遗憾的是，“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宋军还不具有灭金的实力，但他同样认为，当时宋军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秦桧的儿子秦熺在描述1140年前后南宋内部军政状况时，用了四个字：“太阿倒持”，太阿是古代著名的宝剑，所谓“倒持”的意思是，本来应该由皇帝握着对付臣下的宝剑柄，反而握在了臣下的手中。秦熺说，高宗早就有意革除“积岁倒持之患”。或许在高宗看来，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岳飞所想的收复中原、洗雪国耻，而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权，避免受到内部的威胁。换句话说，命令岳飞班师，很可能不是担心打不过金人，而是担心岳飞的威望和兵力大得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这算得上南宋版的“攘外必先安内”。

　　宋太祖曾经“杯酒释兵权”，建立了一套文臣控兵体制。而在宋金战争中，军事才能突出的武将逐渐建立了自己的部队，他们权力很大，不但有军权，还拥有辖区内的民政、财政大权，部队与武将关系十分密切，都以主将之姓为名，如岳飞的“岳家军”、韩世忠的“韩家军”等。

　　这种状况极大地提高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使他们在与金人的战斗中逐渐扭转了局面。不过，这种情形绝不是赵构所希望的。

　　削夺武将兵权的行动，从1132年就悄悄地开始了，只不过当时南宋风雨飘摇，赵构不得不依靠这些大将，不敢骤然重收兵权。1140年发生的一切，让赵构底气足了，他意识到金人已经不能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于是收兵权的步子就大了起来。

　　1141年年初，兀术再次举兵南侵，但在合肥附近的柘皋镇被宋军打败，随后兀术在濠州(今凤阳)设伏打败宋军后北撤。他也意识到今非昔比，再与南宋交兵占不到什么上风了，于是，宋金议和再度悄悄进行。

　　高宗以庆祝柘皋之捷为名，把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召回杭州，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看起来是让他们参与最高军事决策，实际是不再让他们掌管军队。高宗又下诏：“凡尔有众，朕亲统领”，解散三大将的统帅部，使他们的军队直接隶属中央，提高军队“中层干部”的权位，让他们分别管理部队，而军队的统帅则临战时由皇帝亲自指派。至此，赵构完成了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统统变成了“赵家军”。

　　但岳飞、韩世忠威名素著，深得军民爱戴，他们的存在，都可能是一种威胁。

　　韩世忠先被选为打击对象。岳飞被派和张俊一起去原“韩家军”检查工作，岳飞发现张俊竟按照秦桧的吩咐在整韩世忠谋反的“材料”，他大吃一惊，赶忙连夜派人送信。韩世忠闻讯大惊，他连忙入宫求见赵构，伏地大哭，解开衣服，请赵构看自己身上的刀痕箭瘢。他的手曾中毒箭入骨，两只手只剩四个指头。或许这双残手救了他，赵构此后不再与他为难。而韩世忠从此深居简出，不再跟自己过去的部下见面，喜欢上了佛教和老子，自号清凉居士。偶尔他会带个书童，骑头小毛驴，在西湖边看看风花雪月。

　　岳飞救了韩世忠，却难救自己。

　　岳飞的错，就在于他太完美了。作为武将，他不但不惜死，还不爱钱，不贪女色，打胜仗得到赏赐就分给部下。平时什么事都很低调，唯独在收复中原问题上他异常桀骜不驯，“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

　　或许赵构真的把岳飞看成一个威胁。但秦桧伙同张俊用尽了各种办法，给岳飞定的罪名也就是三个字：“莫须有。”这三个字，后世成为冤狱的代名词。

　　岳飞死了，那年，这个河南人年仅39岁。

　　同时死去的，还有收复中原的希望。

　　南宋的历史，在和与战之间徘徊。后来，南宋军队曾经两次北伐，但都无功而返，甚至自取其辱。杭州繁荣起来，不亚于当年的汴京，很多人安逸下来，收复中原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在柔美旖旎的西子湖畔，还是有一些阳刚磊落的诗魂在怀念中原，他们内心积郁的悲愤，化为南宋文学最动人的光芒。明日请继续关注“大宋南迁·仰天长啸收拾旧山河”之四：《回望中原：南宋爱国诗词的灵魂》。

　　1140年6月到7月，岳家军挥师北伐，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收复了许昌、郑州、洛阳等地，并在郾城、许昌连续击败金军主力，但几天后，岳飞就被迫班师，收复中原的希望成为泡影。

　　漯河市郾城区指挥寨村，是当年郾城大战时岳飞指挥部驻扎的地方。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岳飞，起了这样的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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