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Denean -The Weaving）

胡忠信
　　台湾特侦组于6月30日起诉李登辉、刘泰英，理由是李登辉在2004年访问南非时，应允捐赠1050万美元，并指示外交部若无预算，先由国安局“奉天专案”的钱代垫，国安局长殷宗文加以配合，李登辉再将外交部归还的垫款交由刘泰英成立台综院，李登辉、刘泰英因此被依贪污罪的侵占公有财物、洗钱罪起诉。

　　特侦组起诉消息披露后，震撼朝野与海内外媒体，毕竟台湾已有一位卸任总统陈水扁因贪污判刑坐牢，如今90高龄的李登辉被起诉，若定罪至少可判十年徒刑。

　　扁、李两岸若再加上之前马英九因台北市长特别费案被起诉（虽然最后无罪定谳），已有连续三位政府领导人被起诉，举世罕见。如果依法治观点而言，当然有其正面意义。正如美国总统尼克逊涉入水闸门事件，对美国民主也具“创造性破坏”作用。

　　李登辉被起诉，最后结果如何，目前言之过早，但有了陈水扁被起诉判刑的前车之鉴，社会舆论必然会以更严格标准加以检验。场外的政治解读与角力也会同时卷入，替难分难解的政党对立、蓝绿对抗增添更多激烈元素。

　　台联党主席黄昆辉在第一时间回应，表示这是李登辉高喊“弃马保台”发酵，“马英九以司法进行政治斗争”。台湾若干媒体会解读这是马英九表现魄力，其实马英九何来如此气魄？现任检察总长黄世铭固然来自马英九提名，但上任后的黄世铭如同“自走炮”，在法界一向被视为“六亲不认”，马英九如何敢作任何指示？将李登辉被起诉硬性解释为“政治打压”或“政治介入”都是各执立场的“街头巷议”而已。

　　然而李登辉在公元2000年卸任迄今已11年，为何如此重大案件此时才起诉？在陈水扁执政八年期间，“李扁关系”众所皆知由惺惺相惜乃至貌合神离，最后相互指控而交恶，“大人们”在头顶上如胶似漆或视如寇仇，检察系统在状况未明时出招，无异自毁前程，聪明如前任检察总长陈聪明者，当然不愿表态或有任何动作，更何况下层的检察官，谁有如此胆识起诉李登辉？在“检察一体”封闭文化下，李登辉的“国安密账案”自然没有任何下文。

　　2008年二度政党轮替，局面为之改观，对检察体系的“机构效应”已降低，加上陈水扁被审期间为了脱罪，也把李登辉的“国安密账案”拖下水，“要死大家一起死”，以陈水扁的位阶与身分，特侦组也非侦办不可。说穿了就是政党不断轮替的正面效应。这就有如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被审，是政党轮替后才会出现的变局。

　　台湾还有六个半月就要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在“蓝绿再度对决”政治生态下，蓝营或绿营都难以断定，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还是随时会再引爆的活火山。马英九或蔡英文哪一方会得利，必须随着审判的进行以及当事人的反应而定。　　

李登辉案的政治效应

李登辉在台联募款餐会上将此案诉诸政治问题，他表示：“不信白白布会被人染到黑……为了维护台湾主体性和民主发展，我会继续讲应该讲的话，做应该做的事……已经九十岁了，死都不怕”。李登辉老谋深算，不在具体的事证问题上回应，而是无限上纲到主权、民主问题，意图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对检察、法院体系造成压力。
　　此案让泛蓝选民情绪上获得发泄，一吐多年来的怨气，但案情发展对马英九连任之路是否有利，又是另一回事。泛绿阵营与媒体认为此案是“选举炒作”、“政治追杀”，一方面可凝聚民进党士气，一方面可指控马英九幕后操控，逼使马英九也公开表态：“我要在此郑重声明，绝无此事。”然而在蓝绿决裂、“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情况下，李登辉案无疑成为攻防的焦点。

　　对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来说，李登辉案在媒体、司法两层面都是选举变数，必须小心回应。蔡英文被李登辉提拔入政界，有“长官提携之恩”，必须亦步亦趋声援李登辉；蔡英文在国安会任职时曾申请国安局的“明德专案”，国民党立委邱毅多次将蔡英文与国安密账连结，但除非有具体贪渎事证，否则不易牵连到蔡英文，即使如此，蔡英文也要防范池鱼之殃，以免成为李登辉“共犯结构”，破坏了选情，吓跑中间选民。

　　在众多回应者当中，角色最尴尬者莫过于正在服刑的陈水扁。“国安密账案”爆发，始于国安局出纳刘冠军卷款逃亡海外，陈水扁担任总统时下令彻查，但案情仅止于国安局少将会计徐炳强，前国安局长殷宗文被监察院弹劾，李登辉始终不动如山。陈水扁卸任后被起诉，在审判过程中，陈水扁为了合理化动用“国务机要费”，拚命把李登辉拖下水，声称“国安密账”动用都没事，“国务机要费”也不过是没有明确定位的“首长特别费”而已。没想到“弄假成真”，陈水扁的告发竟然起诉了李登辉，而陈水扁已官司定谳，目前正在服刑！

　　陈水扁至少要坐十年牢才有假释机会，如果他寻求特赦，就必须期待蔡英文当选总统。问题是：陈水扁是李登辉案的告发者，法界人士都表示：“陈水扁都已经到处嚷嚷，检方总不能视而不见吧？”陈水扁唯恐成为“绿营罪人”，当然赶快透过探监的女儿放话，“国安密账案”并非他告发。证诸“李扁关系”走向决裂，不正来自陈水扁的告发动作频频？“成也水扁，败也水扁”，政治真的是“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台联党主席黄昆辉怀疑检察总长黄世铭“是听取中国大陆的指示，因为对岸想藉此案弱化李登辉在明年初大选的影响力。”黄世铭回应说：黄昆辉是“凭空想象，毫无根据”，李登辉目前的影响力止于“铁杆深绿”，以去年底五都选举为例，李登辉喊出“弃马保台，五都全赢”，可是民进党人对李登辉的站台大多敬谢不敏，唯恐流失中间选民；李登辉对关键性的中间选民早已无影响力，黄昆辉之流未免太高估李登辉的催票作用。

　　为了“扩大争取面，缩小打击面”，李登辉必然将司法程序政治化，营造舆论向检察、法院体系施压；马英九唯恐落入“政治追杀”把柄，必然不敢做任何表态动作；蔡英文会藉此案凝聚民进党、台独基本教义派向心力，稳固基本盘，但也会适时尊重司法程序，争取早已对马英九施政不满的泛蓝选民。三方各有各的盘算，至于利弊得失如何，那就走一步，算一步，见招出招了。

诉李登辉，政治追杀还是迟来正义?

明镜网    2011-07-08

特侦组以国安秘帐中，金援南非的779万美元最后流向台综院，决定以贪污治罪条例及洗钱防制条例，起诉李登辉。此举不但震撼了台湾政坛，适逢大选年，总统大选的选举气氛，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早在陈水扁时代，台北地检署即曾针对国安秘帐案展开调查，当时即查知这笔秘密金援南非的款项，最后流向了李登辉一手掌控的台综院，台综院是李登辉为了卸任之后，持续维持其政治影响力，在1993年所成立的智库，当时台综院声称，其经费来源多由企业界人士赞助，没想到竟被查出，台综院购买办公房舍的经费，所谓企业人士出资捐赠，充其量只是个白手套而已。 　　政府经费挹注私人智库      如果台综院购买办公室、招揽学界人士、举办各类研讨会的经费是来自于政府预算，那么台综院的运作，政府理应有主导权，不应当如同今天的台综院，形同是李登辉的私人智库，政府机关毫无置喙余地，所以早在扁政府时代台北地检署调查此案，最后只起诉了奉命行事的前国安局会计长徐炳强，李登辉与其它具决策权的人都没事，当时就有许多人提出质疑。 　　所以这次特侦组旧案新炒，决定起诉李登辉，在政坛掀起了巨大的效应，至今余波荡漾，多数蓝营人士咸认为，这是「迟来的正义」;但是绿营人士则以全案并没有新事证，强烈抨击马英九是对提出「弃马保台」的李登辉，进行「政治追杀」。 　　台湾民众长期以来接受政治洗礼，在聆听不同观点的意见后，不需要太多的证据支持，心中自然形成一套看法。 　　陈水扁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说，是他把国安秘帐压了八年。     支持「政治追杀」观点的民众认为，马英九在2008年胜选的关键，是陈水扁的贪腐，现在却因为执政成绩不佳屡被攻击，如今起诉李登辉，随着后续法院开庭审理的动作，选战攻防议题多少可以再拉回「清廉v.s.贪腐」的战场，从而认定起诉李登辉，是一种着眼于总统大选的政治操作手段。 「政治追杀」之说，不管是出自于绿营的操作，或是民众反射性的感受，已逐渐在基层发酵，某种程度来说，凝聚了绿营支持者的动力，马英九为避免伤及选情，特别召开记者会，强力澄清他绝无干涉司法;检察总长黄世铭也表示，如果选前七个月不能起诉，那么台湾年年有选举，是否都要因为选举而不能起诉?黄世铭更进一步解释，陈水扁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说，是他把国安秘帐压了八年，还一度挑衅特侦组「只办扁不办李」，因此站在特侦组的立场，只是把当年被扁「压下来」的案子「掀开来」，如果检方还不办此案，岂不是装聋作哑? 　　总统职务超高风险 　　因此，蓝营反过来回击，此案重启调查，是陈水扁为自己的弊案脱罪，而告发李登辉所致，要追杀也是陈水扁在追杀李登辉;陈水扁不但曾对媒体说，是他把国安秘帐案压下来，还曾于2009年9月5日接受特侦组侦讯时，向特侦组告发此案，种种情景历历在目，亦让蓝营支持者觉得，起诉李登辉，并非马政府刻意的政治操作，而是「迟来的正义」。 　　起诉李登辉，究竟能够在蓝绿阵营中，凝聚多少支持者的向心力，转化成为选举的催票动力，或许还有待观察;但是台湾民主化之后，连续叁位总统或在就职前，或在卸任后，都一一吃上官司，马英九在当上总统前，曾因特别费遭起诉，陈水扁因弊案而身在狱中，如今，连李登辉也吃上官司， 看来，总统这个职位，在台湾，已成超高风险的职务了。

台湾问题专家解析中共对台政策：五策略 四启示 2011/07/08

中新社北京7月8日电 题：辛旗解析中共对台政策：五策略四启示 　　中新社记者 路梅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全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各界往来，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为两岸同胞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创未来。 　　对此，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辛旗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指出，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专门提到两岸关系发展问题，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对台工作的高度重视。 　　辛旗说，面对新世纪两岸关系的新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处理台湾问题的策略有五个特点： 　　一是把反对和遏制“台独”作为首要任务；二是提出和平发展战略思想，推动两岸关系进入全新历史阶段；三是开辟两岸政党交流新渠道，重新启动两会制度性协商机制；四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促进两岸交流，使台湾人民真正成为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建立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力量，参与两岸的繁荣发展；五是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营造和巩固一个中国、反“独”遏“独”的国际环境。 　　回顾党中央对台政策演进历史，辛旗指出，中共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作为既定的战略目标，将其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在一起，并且始终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启示一：祖国统一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辛旗指出，党中央几代领导人始终从国家强大和民族强盛的高度来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解决台湾问题既要有耐心，又不能无限拖延。因此每一届领导人都在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将对台工作向前推进，逐步形成了“一纲四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发展等一整套中国未来统一的制度设计，对统一后的台湾地位作出了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 　　启示二：灵活运用和、战两手策略，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放弃非和平方式。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为，都应该坚决反对”。辛旗指出，针对“台独”、外国势力干涉或岛内将发生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时，国家有采取非和平方式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实际上，武力后盾、军事手段为和平统一提供了坚强的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 　　启示三：坚持把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作为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因素。 　　辛旗强调，要把大陆的经济制度改革、政治体制调整、人民生活改善、教育水平提高都列入两岸统一所参照的坐标。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台湾问题不单是统一问题，还蕴含着整个中华民族民主程度、文明水平的提升和国家的现代化。 　　“要把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连在一起，”辛旗指出，不能否认台湾的中国人曾创造的经济奇迹、台湾走向现代化的经验，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的统一过程，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民主、文明、现代化的一次伟大征程。 　　启示四：积极推动两岸人民的往来及两岸之间的商谈，持续推动各种交流。 　　辛旗说，我们欢迎与台湾岛内主张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各界进行对话，也希望台湾民众成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动力。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中央对台政策的基本立足点。辛旗表示，希望通过两岸经济、血缘、社会的融合，使台湾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认同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辛旗指出，台湾的历史遭遇较为特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日本窃据台湾，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我们要理解台湾的悲情和弃儿心态，也理应在政策上予以回馈，在政治上、未来的谈判中予以考虑，在统一过程中要予以照顾。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传承者，有这个气魄和胸襟来帮助台湾同胞解开历史心结、卸下历史包袱。台湾同胞的悲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悲情是一致的，我们要弥合历史伤痕，共同走向光明前景。 　　中共建党已满90周年，展望未来，辛旗强调，解决台湾问题要“把握主题、构建框架、反对‘台独’、逐步统一”。 　　他表示，当前两岸关系的主题是和平发展。要理性、和平、耐心地营造条件，循序渐进，由易到难。从现阶段的解决两岸民生问题，相互扶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到下一步文化协议的签订，再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签订和平协定，要有规划地构建框架、稳健推动未来解决问题的政治安排。(完)

“李登辉”的两岸意义 2011/07/07  　1994年，我访问台湾时，正好发生千岛湖事件，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4月9日批评中国共产党“像土匪一样”。李登辉至今说了很多废话，但也说了一些实话。 　　李登辉因国安密帐案遭起诉，日前在出席台湾团结联盟募款餐会上，李登辉说，身为一个总统，应该想到的是国家和人民，对国家人民有利的就去推动，但是要怎么执行，这种细节他从不曾多问。李登辉还说：“我不相信白白的布，会被染到变黑；就算人世间已无公义，但我相信还有上帝存在”。“我相信就算我李登辉死了，台湾人还有很多个李登辉，千千万万个李登辉，会继续为台湾的民主打拚”。 　　李登辉的第一句话很实在，因为公义的意义在于，为恶是要遭到惩罚的。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德性之本的时候，便以他为圣洁；若我们从他处理世人的观点来说，我们便以他是公义的，他是一个公义的主宰；他一切的律法，无不圣洁、公正、和良善。 　　李登辉的第二句话更有意义。李登辉提醒我们：虽然一个为恶的人受到惩罚，但为恶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而且还会假借著神圣的口号继续为恶，人们必须随时警觉，引以为戒。 　　现在李登辉自己本身终于被起诉了，正提醒了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要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心：为恶之人必遭惩罚。我们相信公义的上帝，因为他处事没有偏私，审判力求公正；他从不处罚无辜，也不放纵罪人。 　　台湾有人认为，起诉李登辉是“政治追杀”，同样，全世界有更多的人认为，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企图强奸一名酒店女服务员的案子，是“政治追杀”。 　　是否“政治追杀”，现在很难确定，我们留给历史，留给上帝。马英九否认他在幕后操纵这些司法的进行，并说他“一向绝对尊重司法，并极力维护司法独立空间，不介入个案也不干预个案”。 　　国安密帐在2003年就已经终结了，因为陈水扁当年需要借重台联党的力量稳定政局，检方高层连李登辉都不准传，让这件原本该在八年前就可查清楚的案件，延宕、空白多时。沉寂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成立了一个特侦组，所以重启调查。 　　李登辉毕竟是中华民国自1947年行宪以来，首位由公民直选产生的第一位公民直选总统，也是第一位出生在台湾本土的总统，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二名遭起诉的卸任元首。 　　陈水扁和李登辉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虽然是民主选举，有很多的优势，但是如果说国家元首不受监管、不受监督，或者监管不严、自己自制力不强的话，同样可以犯罪。你曾任国家总统，又怎么样，贪污犯罪，照样要接受刑事起诉。 　　李登辉被起诉，是侵占公有财产罪，虽然法律规定是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重罪，但是，自1935年1月1日公布、同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刑法》即台湾地区现行“刑法典” 第63条规定，年满83岁的老人犯罪，不得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本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减轻其刑。 　　不管李登辉这个案子将来进展如何，是否判刑定谳，但是，像卡恩一样，这个案子是公开进入法律程序的，这是不可否认的法治意义。 　　几乎在李登辉案子的同时，大陆“释放”了艾未未。中国大陆的法治糟糕在于，“逮捕”和“释放”有时并没有公开进入法律程序。 　　艾未未的被拘留，北京当局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艾未未有地址、有住家、有工作单位、有正当的职业，公安无视于中国大陆刑事诉讼法，而随便拉人，随便拘留人，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允许的。而对艾未未的“假释”，也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根据新华社6月22日发表的英文电讯稿，遭到监禁的中国著名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已经获得假释。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的话说，艾未未获得假释是因为“认罪态度良好和身患慢性疾病”。艾未未在回家时对等候他的记者们表示感谢，但是他说，根据假释条件，他不能再多说。 　　回到千岛湖事件，当年在台湾大学座谈时，法律系的同学问，到底两岸的法治差别在哪里？我一时无法回答，于是搪塞：“北京的判决书是用简体字写的，台北的是用繁体字写的。” 　　有点伤感，如今北京对艾未未却什么“书”都没有。“李登辉”的两岸意义在于，这个案子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岸法治的差距。 　　德国 谢盛友     两岸何时开始能够“不折腾”？ 2011/07/06  　“国共内战”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大折腾”，这场“国共内战”遗留下来的“两岸分裂问题”—— 即“台湾问题”已经长达60年。在这60年中，两岸之间的大大小小“折腾”还是连续不断地出现。众所周知，两岸同胞都希望这种“折腾”早日结束，问题是两岸何时开始能够“不折腾”？ 　　近日，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退役将领在大陆若宣称“统一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和使命”，则是公然地违背马政府“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除了给马政府添乱，其实对两岸大局全无益处。如果两岸不能在超越“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建立一个“第三概念的中国”，两岸的“存异”（即“分裂”恐永难有“求同”（即“统一”）之日。 　　众所周知，如果两岸不能“求同”（即“统一”的话，必然是永难有“不折腾”之日！因此值得两岸同胞认真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两岸能够建立一个“第三概念的中国”而解决“统独之争”吗？凑巧的是，笔者正好在此同时阅读到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一文，因此而寻找到两岸可以建立一个“第三概念的中国”的理由。有关情况如下所述： 　　1）吴敬琏先生在文中指出：“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两暴文化’：一个叫暴君，一个叫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叫做‘彼可取而代也’。暴民掌权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为暴君。于是，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出现新的暴君’的循环。这种‘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在中国重复了几千年。” 　　2）众所周知，暴民成为暴君的必要条件是“掌权”，那么暴民怎样能够“掌权”？必然是“夺权”！如果暴民夺不到权的话，怎么可能掌权？ 　　3）清王朝是一个暴君统治的中国，因此而出现“打倒皇帝”的一群“暴民”——孙中山等人。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先生成为中华民国中的第一个“打倒皇帝做皇帝”的人。袁世凯先生恢复帝制失败后，出现了“军阀混战”，这些参战的军阀其实都是夺权的“暴民”。蒋介石先生的“北伐军”其实也是一群夺权的“暴民”。这种名为“国民革命军”的“暴民”在打倒各路军阀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蒋介石先生掌权后不久，自己也成为暴君。因此，被另外一些“革命人民”打倒。后来是毛泽东先生成为“掌权”的人，至于毛泽东先生是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的人？天下人皆知，笔者不作评论了。 　　4）笔者因此而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夺权”与“授权”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众所周知，一个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全国人民的“授权”，不是来自于某些人的“夺权”！中国的国民领袖与人民领袖的合法性都是来自于全国人民与全体国民的“授权”，不是来自于某些人的“夺权”！夺权成功的人至多是“成者为王”！ 　　5）但是，在中国的君主制度时代，中国还没有人提出过关于中国政府与中国元首的合法性问题。其实，中国的革命人民之所以可以推翻清王朝，其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不是中国人民“授权”的合法政府，以及清朝皇帝不是中国人民“授权”的中国元首。 　　6）袁世凯在任时是不是合法的中国元首？袁世凯组织的中国政府是不是合法的中国政府？对于这两个问题，关键问题是在“夺权”与“授权”两个标准中使用哪个标准？如果谁夺得中国政权后就是合法的中国元首，那么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北洋政府是合法的中国政府；如果谁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授权”谁才是合法的中国元首，那么袁世凯在夺得中国政权后还不一定是合法的中国元首，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北洋政府也不一定是合法的中国政府。还需要进行一个“授权”程序，问题是全国人民会不会“授权”给袁世凯呢？ 　　7）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是不是合法的中国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总统是不是合法的中国元首？与第六点中的情况相似，可以比照后处理。 　　8）关于中华民国台北政府与蒋介石总统等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与毛泽东主席等人，两者之间的合法性问题，笔者留给两岸有关方面去研究与回答。 　　9）综合上述八点，可以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出现“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怪圈，其原因是“打倒皇帝的人”可以夺取中国政权——即皇位。但是，此人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授权”，然后再成为与世界上的各种民主国家接轨的合法的中国元首。因此，这位“新皇帝”组建的中国政府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授权”，然后再成为与世界上的各种民主国家的政府接轨的合法的中国政府。 　　10）至于两岸能不能在超越“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建立一个“第三概念的中国”？轻而易举！只要由“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分别派出两个政治代表团，经过两个政治代表团的政治协商后，共同“授权”给“第三概念的中国”！这个“第三概念的中国”就是得到两岸全体同胞“授权”的合法的新中国！ 　　综上所述，笔者希望两岸同胞、两岸政府官员、两岸政党能够认真读一读吴敬琏先生的新作《中国极左极右都危险》。大陆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女士在介绍吴敬琏先生的这篇新作时指出：“中国市场处于十字路口，未来的制度选择至关重要。反对极左与极右，走中国道路就意味着以坚强的意志促进改革，建立理性思考的习惯，坚定地捍卫自己与他人的利益。这体现在每个经济改革的技术细节的改良上，更体现在纳税人对于建设公共财政的坚持上。当理性的、坚定的声音越来越多，吴敬琏先生所担心的暴君与暴民的治乱循环才能丢进历史的垃圾箱。”笔者认为，“国共第三次合作”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是受到“极左极右思维”的严重影响。 　　回顾历史，由于中国的帝王将相、总统大臣们只顾自己发财致富，不顾民生问题，因此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存在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严重社会问题。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家都想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简言之，“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宗旨都是要解决“贫富悬殊两家分化”问题。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由于“国共两党”在解决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一种是“极左”方法，另一种是“极右”方法，因此两党无法达成“统一思想”。最终经过“三年国共内战”后，两岸在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的领导下“分而治之”，至于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的“治国政绩”则是众所周知，因此不需要笔者再多加评论。 　　坦率而言，尽管两岸在60多年中一直在为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但是其效果不够理想。而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暴民起义”问题，一般都是由于贫穷的顺民为了活下去而暴动，因此，如果两岸能够使贫穷的顺民提高收入而脱离贫穷的话，两岸都可以结束“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历史怪圈。如果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旧中国政府能够解决中国广大人民的贫穷问题，就不会出现那场“国共内战”。如今，假使两岸的属于一个中国的政府都能顺利地解决人民的贫穷问题，这样的话，就是两岸都能够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也就是两岸完成了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家的解决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问题的遗愿，也就是基本上扫除了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 　　最后，笔者希望两岸在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问题时能够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排除“极左极右思维”！否则，两岸很难建立“第三概念的中国”！ 　　胡儒德 辣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