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利拍卖会上拍得128.8万元的油画作品《藏童》。 （《美中信使报》供图）

    据美国《美中信使报》报道，在最近刚刚结束的北京保利2009秋季拍卖会上，美国休斯顿著名的华人油画家王鑫生的油画作品《藏童》，以128.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最后成交，成为这次中国顶级拍卖会上展出的333幅当代油画作品中的第二名。这也是近年来海外华人画家参加国内油画作品拍卖中获得的最高价格。王鑫生的名字和其作品《藏童》在这次拍卖会上震撼和倾倒了现场来自海内外的所有观众和同行。

    今年刚满60周岁的王鑫生出生于西安，少年时期他曾跟随国畫大师陈景堂学习国畫，后来在大学期间改修油画专业。1993年王老师移民美国后，曾多次参加国际性艺术大赛并多有殊荣，十余年来多次在美国画廊和美术馆举办大型画展，他具有中国特色的绘画风格和惊人新颖的表现能力，在中美艺术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其画作很多都被两国的美术馆及个人收藏。

    作为一名美术教育家, 王鑫生于1995年在美国休斯顿创建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美术学校并开班授徒。十几年来他招收的华洋弟子愈千人，桃李芬芳，硕果垒垒。他所培养的学生在美国和中国及国际美术比赛中多次获大奖，其学生的作品在美国近期的各种展览和拍卖中价格节节上升，都以一万，三万，五万，十万美元的价位取得可喜成就。为了表彰王鑫生对艺术的追求，对美术教育事业的贡献，2003年，美國休斯顿市长比尔-怀特宣布当年3月15日為”王鑫生日”；2008年10月4日，美国国会山庄上空专门为他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并由美国国会议员奥-格林先生亲自将这面美国国旗赠送给王鑫生老师。2008年10月8日，美国国会特别颁发奖状，褒奖王鑫生为世界艺术大师。

    在此次北京保利2009秋季拍卖会上，推出的300多幅油画作品都是出自海内外最优秀的艺术家之手。从预展一开始，王鑫生老师的油画作品《藏童》就十分引人注目，成为预展中的一个亮点，他的艺术手法和绘画技巧与他人都不同，以一种崭新的艺术语言登场, 刀法舒展大气，既有随性所意挥洒自如的写意，又有传神入微的精妙，在潇洒飘逸的粗旷落笔之中，却又带有独具匠心的细腻。在最后参与拍卖的173件拍卖品中， 王鑫生的这幅作品以70多万元的估价，最后一路竞价，拍到128.8万元才成交，这也是当天拍卖中超过原来估价幅度最大的油画作品。

    王鑫生的这幅作品展示了他所具备的新一代世界级艺术大师的风范。许多行家认为，旅居海外已达16年的王鑫生老师在当今中国美术界以及世界画坛中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的作品被各界收藏家越来越看好。

    获悉王鑫生老师的作品在国内顶级拍卖会上获得第二名高价的消息后，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文化组长蔡练参赞对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期待着王老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为海外华人艺术家争得更高的荣誉。

    另据国内著名网站“中国当代艺术名家人气榜”报道，目前正在网上进行的“油画名家百强榜”投票中，截至12月11日为止，王鑫生老师的得票已经达到81255张，位居第二名，比位居第一名的国内著名油画家陈丹青(81636)仅少300多票，而超过了中国国内的张祖英(80628)，徐芒耀(80411)，靳尚宜(79701,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等国内著名油画大家。(劳荆)

范曾作品欣赏

 来源：画家村

 
范曾-钟馗山林神威图

范曾名作《戏蟾图》 范曾作品《闻道大笑》 范曾《得大自在》

李光耀估计：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20年内将超越美国 2011/07/12  郭丽娟 游润恬 慧眼中国环球论坛 　　前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有可能在明年接替胡锦涛，当上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而当他上任后所可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让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更上一层楼，从而提升中国人民的教育水平及生活水平。 　　“如果他可以在担任国家主席约十年内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 　　他表示中国只要不发生社会动乱，经济应该能够继续以每年9％、10％或11％的速度增长，十年内就能追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年内甚至能超越美国。 　　“不过，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很低。它的困难在于它很大，每个问题都被放大到13亿倍。所以，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化解这些问题。” 　　李光耀昨晚在丽嘉登大酒店举行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年会晚宴及对话会上，回答了受邀主持对话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所提出的关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一连串问题。 　　中国经济起飞，牵动了它与本区域国家的关系。李光耀认为在未来十年，东北亚和东南亚都将直接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因为中国的13亿人口市场实在十分庞大，本区域国家不可能忽视。 　　“东南亚十国会尽量到中国投资、与中国发展贸易，或把中国的投资吸引过来。至少新加坡就打算这么做。” 　　中国在经济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开放的同时，政治则以较为缓慢的速度演变，但李光耀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政府已不再能像从前那样控制信息流通。 　　“有了互联网、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中国的信息已变得很流通，政府不得不改变管理方式。他们虽会想控制信息，毕竟那是个数十年来养成的老习惯，但他们将逐渐明白现在已不能这么做了。” 　　当点评习近平时，李光耀说他与习近平接触几次，得出的印象是他跟他之前的中国领导人一样聪明，不过或许少了江泽民的色彩，也不像胡锦涛那么拘束。但是，他表示自己不想把话说得太早，因为中国领导人一般在上任之前，都比较低调。 　　他指出，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留下不同的历史足印。 　　“毛泽东是永远的革命家；邓小平注重的是稳定与增长；江泽民强调巩固与发展；胡锦涛谈的则是和谐协会、缩小贫富差距及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我相信习近平作为下来的领导人，也会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留下本身的足印。” 　　李光耀从政半个世纪，接触过无数的各国领导人，在他心目中，哪一位最了不起？对于这个问题，他毫不迟疑就答说是邓小平。 　　他过去多次在不同场合被问及类似问题时，答案都是邓小平。他表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为中国收拾了残局，并凭着其影响力让中国翻身，朝经济增长方向稳步迈进。 　　“邓小平是我遇过的最出色的人。” 　　当主持人请他点出第二或第三出色的领导人时，他琢磨了一会儿说：“欧洲那一边，我会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很有远见，但可惜在位不久，无法完成任务。” 　　李光耀认为了不起的美国领导人是前总统克林顿。 　　“美国那一边，我认为克林顿虽然有些弱点，但却是一名非常有效的领导人。尽管传出一些绯闻，他还是能让人觉得他是个可靠的领导人。这很不简单。” 　　为期两天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年会昨天开幕，共有600人出席晚宴及对话会。这是李光耀自今年5月卸下内阁资政一职，离开内阁后在本地出席的首项公开活动。 *queklk@sph.com.sg *yewlt@sph.com.sg 领导者特质是天生 　　前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领导者所拥有的特质是天生的，而非后天栽培出来。 　　当一名与会者问李光耀该如何栽培年轻一代，让他们具有远见和领导能力时，他回应说根据他对一般人和领导者的观察，认为一个人的能力、倾向和性情，有七八成遗传自父母。 　　“当你还在娘胎时，有七成已是注定的。如果你注定是个能干的人，长大后就会成为能干的人。如果你注定会反应很慢，将会是个反应较慢的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你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 　　不过，个人的能力仍有两三成要靠后天努力和栽培，就如一名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如果不掌握正确的技巧，也不会成为一名出色的音乐家。 　　至于作为领导者，李光耀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特性。因此，他不苟同美国教科书中所说的领导者是可以教导出来的说法。 　　“你可以教导一个人成为一名管理者，但不是成为领导者。领导者必须有额外的干劲、智慧、气魄、韧性和克服苦难的意志力。以我本身来说，我认为七成的我是天生的，另外二三成是学习来的。” 不会影响邻国治国 　　新加坡是个小国，因此会努力与周边国家维持良好关系，而不是企图去影响邻国该怎么治理国家。 　　一名与会者问李光耀，新加坡该如何在本区域成为能够发挥影响力的领导者。对此，他解释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岛国，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影响力，已经超越我们的规模。 　　在他看来，新加坡不宜去告诉比我国大许多的邻国，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泰国应该做些什么或不该做些什么。 　　“我们只想跟大家维持良好关系，如果他们想前来考察新加坡的做法，我们欢迎，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照着新加坡的方式去做。因为就如我说过的，管理新加坡就如同管理一座城市，像大连或半个上海。但如果你管理的是印尼，那是在管理许多的岛屿。各岛屿之间也面对沟通的困难，文化和历史也不一样。” 美若不将本区域国家融入自贸体系 这些国家将逐渐转向中国市场 　　美国若想保持在本区域的影响力，就应该趁它还是个重要市场时，把本区域国家融入它的自由贸易体系，否则这些国家将逐渐倾向于开拓中国的庞大市场。 　　前内阁资政李光耀昨晚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的一场对话会上针对美国同本区域国家的关系发展，指出美国的购买力目前仍然很强，因此在本区域还占有优势。 　　因此，他曾劝请美国贸易代表让美国趁它的庞大市场仍具有吸引力时，同本区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促进各国与美国的贸易往来，从而让本区域国家成为美国贸易体系的一部分。 　　“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受美国国会欢迎，因此至今还没得到落实。我认为他们缺乏远见，因为如果让事态自然发展，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都将转向中国。” 　　以新加坡来说，李光耀指出中国已经是我们首要的对外投资地，这不是因为新加坡华人懂得说华语的缘故，而是因为在中国投资能带来利润。 　　“不过，因为购买力很强，美国现在仍然占有优势。如果我是美国的众议员或参议员，我会要政府在美国的购买力流失之前，趁早把这些国家带进来。” 　　主持这项对话会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也问李光耀，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应该如何看待中国。 美应学习接受实力更强大中国 　　他回应说，美国既然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那就得学习去接受一个实力更强大的中国。 　　“你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只有他们自己能这么做。除非你想要向他们宣战或是在经济方面抑制他们的发展。然而，这么做将适得其反。假设中国没出问题，你们只得接受它会更加强大的事实。” 　　李光耀指出这对美国来说是个新局面。因为过去从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得足以挑战美国的权威地位。但他提醒美国人，中国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在二三十年后，中国势必想在国际社会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联合早报》

假如中国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改和清党     作者：kylelong  于 2011-7-12 贝壳村   201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时表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胡锦涛发表讲话之后，全国各地反响强烈，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讲话精神：立足新起点，实现新跨越。这个讲话本身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存在很多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中国在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在政改方面畏缩不前，二者存在较为严重的错位。假如中国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改和清党，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不放设想一下。   2011年，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数据来自网络）：   （1）人口方面。2010年，全国人口：13.5亿；贫困人口：2.54亿（按国际标准）；城市人口：5.6亿。   中国的真实城镇失业率=公开失业率+隐藏性失业率+下岗工人失业率+农村流入失业率= 17.38％，那么，中国的失业人口是2.23亿。   2010年，中国官员的总人数约为2146万，按照官员与普通公务员1：5的换算关系来看的话，保守估计中国普通公务员的总人数应为1.1亿。二者相加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享受“吃皇粮”待遇的总人数大约为1.3亿。   2011年，中共党员人数：8000万；中国科技人员总数：5160万；解放军230万，武警部队66万，基干民兵800万。   201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约有1.8亿人，全国失学儿童约5000万，占应受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27.78％。   （2）财政方面。2010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二；中国的财政收入为8万亿。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约为26％，低于世界平均约40％的水平。   政府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5％（美国的2倍），每年有2万亿元被官员和公务员所消耗。中国“三公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同时，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127位。   相比之下，2010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5.8％（美国占16％）；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3.18％（美国占17％）；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5％（美国占60％）；军费投入占财政支出的6.3％（数量上是世界第二）。   （3）社会稳定方面。中国人的幸福程度排在全球的第31位；中国人的纳税痛苦指数世界第一；中国人的真实赋税排名世界第一；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内，群体性事件增长了近5倍（有资料说是10倍）；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每年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将达到高峰。假如中国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改和清党，不立即进行以“惩治贪腐、还富于民、劫富济贫”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和西部城乡经济发展计划可能面临失败，社会群体性事件将可能达到12万起，参与人数将达到500万；但（假设）政府对这一局势可能仍然视若罔闻，还是一如既往地采取军警平暴；   2025年：社会群体性事件将逐渐演变成以失业大军为主体的零星起义和非正规组织的武装暴动，参与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次；在军队、武警和民兵中，有相当的人数很可能参与；   2026年，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破裂；2027年，中国高官携款外逃人数达到200万，携款10万亿；2028年，中国爆发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2029年，中国南北爆发特大水灾和干旱，死亡人数达可能到50万；   2030年，经过前几年的酝酿，很可能出现一个以军队、武警和民兵为中坚力量、以失业大军和贫困大军为主体的100万人的军事暴动，但由于力量悬殊，军事暴动还是以失败告终；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将可能达到10万；   2035年，经过5年的平暴和清查，政府将可能被迫进行改组、共产党可能被迫进行清党；“军队国家化”可能被列入全国人代会探讨议题。中国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以上的假设并非不可能，但还只是一种假设；即使是假设，并非不是一种好的结果；这种假设不是以“唱衰中国”为目的，而是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加强、政府的领导能力必须强化。因为政府和政党的决心已经摆在面前，全国人民就看政府和政党的具体措施和作为了。任何怀疑中国政府和政党执政能力的想法都是幼稚的，中国领导人并非都是一如西方领导人那样的思维。忧患意识是一种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国有一句古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假如政府和政党的改革措施不给力，“燎原”起来的将会是民众革命的火焰；假如政府和政党的改革措施给力，“燎原”起来的将会是民众幸福的辉煌。   回到开头的话题，胡锦涛讲话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系列评论员文章：   一：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三："四个坚定不移"对党和国家发展大局至关重要 四：增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 五：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六：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七：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 八：始终做到思想清醒政治坚定作风务实   假如这个真的能够实现，中国就有希望了。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中国的政改和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早日到来！     苏联诡异崩溃原因何在？   大家都想不到的惊人原因         ——前苏联崩溃 美刊《外交政策》：你知道的每件事都错了   内容摘要 : “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说。 图：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莫斯科向民众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12月31日，镳刀斧头旗在克里姆林宫降下，宣告苏联共产帝国解体。 (AFP)   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发表文章，分析了前苏联的崩溃及为何全世界出现集体性误判。文章称，当时的苏联经济停滞，政治管制严厉，从各方面看都没有急剧恶化；然而似乎是不经意的，从道德审视开始，“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一直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诘问，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最终促成了前苏联的崩溃。其中道德的复活是精髓。   当时的名言：“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文章认为，如今俄国人再次愤怒，统治精英的腐败、新式审查制度、蔑视公共舆论，总统梅德韦杰夫称：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或许俄国“道德”问诘再次来临？ 前苏联革命 最出人意料的事件 这篇题为“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的长篇文章说，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但上一次前苏联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 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独裁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份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 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诡异灭亡 集体性误判 而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或许某些专家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 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 1993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苏联死亡的论文集，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经济停滞明显 但慢性病并非置人于死地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到1985年，该国GDP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但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 年。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政治：几乎所有的异见人士都被羁押 文章说，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 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 文章认为，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为何走向灭亡？ 文章说，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 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新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戈尔巴乔夫：开展对价值观的重估 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 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支柱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他当时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说。 　　 外交部长：每件事都已经腐烂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戈尔巴乔夫那个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恐怖和谎言文化 全民排斥 文章说，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地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 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热衷开放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 　　 政治上合法性遭到诘问 文章说，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此时正在迅速弱化，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 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 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党独裁统治，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六个月后，一次全俄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 　　 因此，这时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 　　 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 文章说，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 1987 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 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 　　 当务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 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俄国人再次愤怒 “道德”改革再来临？ 文章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 　　 尽管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俄国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 1980年代的水平。 文章说，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知识份子攀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 1980 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份子的小圈子里流传。 梅德韦杰夫：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 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份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 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的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份。 三天改变历史 前苏联崩溃回顾 1989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此时，共产帝国苏联也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 　　 1991 年8月19日，一个由共产党强硬派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当时主张改革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并将坦克与军车开进莫斯科市中心，包围了莫斯科市政府与俄罗斯议会大厦。政变者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呼吁“恢复苏联的骄傲和荣誉。” 　　 在巨大危机时刻，叶利钦通过广播向民众发表演说，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对政变予以回击。随后数十万苏联人民加入抗议的行列，上街示威与军队对恃。 叶利钦向苏军士兵喊话：“你们已经向苏联人民发过誓，你们不能调转枪口对准人民。”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坦克掉转了炮口，撤出了莫斯科。 　　 强硬派的政变三天后破产，并永远改变了苏联的历史！叶利钦成为了国家英雄，他要求搁置共产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所有活动。几天后(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解散了中央委员会。 　　 1991年12月21日，原苏联的10多个加盟共和国代表开会，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圣诞节那天，这个自1917年靠暴力夺取政权的苏维埃联邦正式瓦解。叶利钦成为俄国七十多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统。   苏联诡异崩溃原因何在？ 大家都想不到的惊人原因     ——前苏联崩溃 美刊《外交政策》：你知道的每件事都错了 内容摘要 : “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说。 图：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在莫斯科向民众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12月31日，镳刀斧头旗在克里姆林宫降下，宣告苏联共产帝国解体。 (AFP)   美国《外交政策》最新一期发表文章，分析了前苏联的崩溃及为何全世界出现集体性误判。文章称，当时的苏联经济停滞，政治管制严厉，从各方面看都没有急剧恶化；然而似乎是不经意的，从道德审视开始，“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一直到政治合法性遭到诘问，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最终促成了前苏联的崩溃。其中道德的复活是精髓。   当时的名言：“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文章认为，如今俄国人再次愤怒，统治精英的腐败、新式审查制度、蔑视公共舆论，总统梅德韦杰夫称：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或许俄国“道德”问诘再次来临？ 前苏联革命 最出人意料的事件 这篇题为“关于苏联的崩溃：你知道的每件事都是错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的长篇文章说，每次革命都是一次惊奇。但上一次前苏联革命却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 时间回到1991年之前，当时在西方，无论专家、学者、官员或是政客们，都没有预料到整个苏维埃联盟及其一党独裁制度、国营经济体，以及克里姆林宫对于国内和东欧帝国的控制会在一夜间分崩离析。自视为未来革命者的苏联国内异议份子，同样也没有预计到这一点。 1985年，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他的同代人完全没有预计到一场革命危机的到来。虽然围绕苏联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有着各种争论，但没人想到这些麻烦会危及体制的生命，至少不会这么快。 诡异灭亡 集体性误判 而这种普遍的短视由何而来？或许某些专家倾向于夸大苏维埃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对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 作为美国冷战战略的设计师之一，乔治‧凯南在《当代国际事务史》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认为“很难有比它更加诡异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的事件，先后以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联盟面目出现的一个强大国家，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 1993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顾问之一，理查德‧帕普斯在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苏联死亡的论文集，题目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诡异灭亡》。 经济停滞明显 但慢性病并非置人于死地 实际上，1985年的苏联，与其十年前相比拥有类似的自然及人力资源。当然，其生活标准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低得多，更无法与西方相比。物资短缺、食品配给、商店门口的长队，以及剧烈的贫困都是顽疾。不过，苏联经历过比这远大得多的灾难，而且没有为此牺牲哪怕一点点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它们从不让步。 　　 在1985年，没有任何关键经济数据表明这个国家会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与1960和1970年代相比，从1981到1985年，该国GDP虽然缓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长。这种漫不经心但很难构成灾难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到1989 年。 　　 不错，经济的停滞明显，令人担忧。但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洛特兰德所言：“说到底，慢性病并不必然置人于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发经济根源的专家安德斯‧阿斯兰德也指出，从1985到1987年，局势“没有任何变化”。 　　 政治：几乎所有的异见人士都被羁押 文章说，在执政者看来，政治生态甚至有所改善。经过此前二十年对政治反对派不间断的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突出的异见分子都已被羁押、流放、强迫移民，或是死于劳改营和监狱之中。 　　 这个国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爆发革命的迹象，包括其他传统上被看作国家灭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压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间，正如美国历史与外交学家斯蒂芬‧ 塞斯塔诺维奇所言，他们已经“实现了所有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长期战争，但对于拥有五百万人的苏军来说，这点损失不过是九牛一毛。 文章认为，美国也不是催化剂。如果可能的话，“里根主义”政策逆转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优势，给帝国周边带来了相当大压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苏联面对的这些困难远不致其崩溃。 为何走向灭亡？ 文章说，当然，就苏联为什么会崩溃，有大量结构性推论——经济、政治、社会等等，然而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理由却全部无法解释其为何发生。1985到 1989年间，无论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结构性环境，都没有发生急剧恶化，那么，这个国家及其经济体系是如何突然间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耻、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于走向灭亡呢？ 　　 就像所有现代革命一样，俄国革命始于“上层”对于自由化的迟疑——其理由已经超越了对于经济的必要调整，以及让国际环境更加有利。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创新思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色彩：想建立一个更加有道德的苏维埃联盟。 戈尔巴乔夫：开展对价值观的重估 虽然以经济改良为旗帜，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无疑首先修补了道德，而不是经济上的错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公开谈论这场改革时，无不对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斯大林主义过往的腐败影响感到痛心疾首。 如此一来，历次大革命爆发前夜曾提出过的那些问题，便再次吸引人们绝望的寻找答案：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构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的支柱是什么？一个合法与正派的国家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应与其公民社会保持什么关系？ 　　 “在这个国家，一层全新的道德空气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戈尔巴乔夫讲话中指出。他当时宣布开放和民主化将成为这次俄式改革，或者说苏维埃社会重构的基础。“要开展对于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后来，他回忆道“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必须彻底改变，与过去的失职行为划清界限”，他将其称之为自己的“道德立场”。 　　 “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号称“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曾说。 　　 外交部长：每件事都已经腐烂 在戈尔巴乔夫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来，1985年的“道德社会国家”有着“极为惊人”的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戈尔巴乔夫那个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员，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则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 恐怖和谎言文化 全民排斥 文章说，早在195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先辈，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认为斯大林时代建立在恐怖和谎言基础上的建筑早已摇摇欲坠。但戈尔巴乔夫及其派别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况下拨乱反正。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宣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场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在采访中表示：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甚至在文化层面，苏联模式也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绝大多数受教育者，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排斥这种文化，因为它不尊重这些人，反而从精神和政治上压迫他们。 　　 这场改革导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于另外一个“理想主义”理由：出于对暴力的深深厌恶，因此当改革的深度及规模超出他最初的预想时，他顽固地拒绝诉诸于大规模镇压。为了保护这个体系而采取斯大林式的镇压，是对他内心最深处某些信念的背叛。 一位著名记者，后来成为热衷开放先驱的亚历山大‧鲍文，在1988年曾写道，随着人民对腐败、无耻的偷窃、谎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碍越发“烦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经“成熟”。 　　 政治上合法性遭到诘问 文章说，官方意识形态的信誉，此时正在迅速弱化，用亚科夫列夫的话说，新的认知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对于政权的看法改变做出贡献。逐渐的，政治上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诘问。 在罗伯特‧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情景就会成为他们真实的结果——情形下，苏维埃经济的实际恶化在不久之后成为结果，并因此导致了对于这个政权的认知及评价的根本转变。 　　 全民认知的剧烈转折 1987年，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一位俄国读者称在自己周围看到一种“认知的剧烈转折”。我们知道他是对的，这是首次从一开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调查记录留存的大革命。 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国民议会的公开舆论调查就发现，经过四代一党独裁统治，并且在独立党派仍然非法的情况下，竞争性选举和让俄共之外的独立党派合法化得到势不可挡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区调查发现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政府“允许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六个月后，一次全俄调查发现，56%受访者支持激进或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一年之后，赞同市场经济改革的受访者已经增加到64%。 　　 与那些引爆其他经典现代革命的人相比，传播这类“认识转变”的人们并无不同：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正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这些男男女女“帮助创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满意识，那些凝固的公众舆论......并由此创造了对于革命变革的有效需求”。 　　 因此，这时在苏维埃俄国，卖报亭前排队的长龙——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天的报纸两小时之内便被一扫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报刊杂志的销量猛增，证实了话语权开始转向绝大多数开放论点作者。 　　 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 文章说，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活才是精髓。此时，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系并未要求得到彻底更新，社会准则也没有完全颠覆的要求，但在个体水平上，革命已经发生：俄国人品质的变化。 1987 年，在《红十月》杂志一篇广为传颂的文章中，米哈伊尔‧安托诺夫宣布，“那么，我们身边正在发生什么？”人民必须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危险，而是因为它们“被他们自己，被那些道德败坏的行为扼杀了高贵的人类本性”。怎样拯救？通过初生的、不可逆转的自由化——不是赫鲁晓夫那短命的“缓和”，而是整个气候的改变。怎样保证这种改变无法逆转？首先，已经获得自由的人，将“对再次成为精神奴隶免疫”。 作为俄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刊物，《红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弃义，不言不由衷，无论他是谁，是什么名字，都可以从这个极权主义国家中拯救我们”。 　　 当务之急是把人民从“奴隶”和“农奴”改造为公民。“够了！”著名二战小说家鲍里斯‧瓦西列夫宣布，“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 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俄国人再次愤怒 “道德”改革再来临？ 文章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 　　 尽管石油价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为俄国千百万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统治精英的腐败行径，新式审查制度，以及对于公共舆论的公开蔑视，都已经促使社会的疏远和愤怒达到 1980年代的水平。 文章说，在莫斯科，只要花费几天时间与知识份子攀谈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浏览一下俄国人气最高的生活杂志博客，或是登录反对组织的站点，就可以看到那些 1980 年代的警句——“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重新成为人们的信条。自由道德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焕发生机，而不仅仅是在民主活动家和知识份子的小圈子里流传。 梅德韦杰夫：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 今年二月，由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自由主义智库——当代发展学会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视作这位总统2012年参选的纲领： 　　 过去，俄国需要自由，如今，俄国仍然需要自由......我们时代的挑战是对价值体系的彻底改革，打造新的认知。我们不能在旧思维上建立新国家......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从对这个国家过去与现在残酷的道德审视开始，知识份子对于尊严的寻求似乎同样在短短几年内挖空了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合法性，终于在1991年秋天，让这个燃烧殆尽的空壳粉身碎骨。 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大革命中，这段关乎探索道义的神话，绝对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份。 三天改变历史 前苏联崩溃回顾 1989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1月17日捷克“天鹅绒革命”，以和平方式推翻捷克共产政权；12月25日，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思库被人民赶下台并判死刑。此时，共产帝国苏联也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 　　 1991 年8月19日，一个由共产党强硬派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发动政变，软禁了当时主张改革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并将坦克与军车开进莫斯科市中心，包围了莫斯科市政府与俄罗斯议会大厦。政变者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呼吁“恢复苏联的骄傲和荣誉。” 　　 在巨大危机时刻，叶利钦通过广播向民众发表演说，呼吁举行全国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对政变予以回击。随后数十万苏联人民加入抗议的行列，上街示威与军队对恃。 叶利钦向苏军士兵喊话：“你们已经向苏联人民发过誓，你们不能调转枪口对准人民。”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坦克掉转了炮口，撤出了莫斯科。 　　 强硬派的政变三天后破产，并永远改变了苏联的历史！叶利钦成为了国家英雄，他要求搁置共产主义者在俄罗斯的所有活动。几天后(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总书记职务，并解散了中央委员会。 　　 1991年12月21日，原苏联的10多个加盟共和国代表开会，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圣诞节那天，这个自1917年靠暴力夺取政权的苏维埃联邦正式瓦解。叶利钦成为俄国七十多年来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