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音樂》【夏夢:Robin Spielberg】

    2011年7月13日，美国纽约曼哈顿出现“曼哈顿悬日”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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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glow: The sun shines down 36th Street during the biannual Manhattanhenge

每日邮报

郎咸平：日本的反省 经济增长模式之殇 2011/07/13

郎咸平：日本的反省 经济增长模式之殇 　　最近很多的媒体报道指出，我们国家对于节能减排准备进一步加大力度。很多地产开发商说，他们要搞个什么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社区。还有家具行业说，要搞个什么低碳家具。这些人简直瞎掰。其实，我们中国人现在哪有什么资格搞节能减排，那是欧美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我们中国人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干，节能减排那是欧美玩的游戏。你知道我们中国现在真正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有多可怕吗？北京的一个市民王久良经过一年的调查，把他所拍摄到的北京市垃圾场的照片都公布出来了，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些垃圾场基本上分布在五环和六环之间，密密麻麻的，中等规模以上的就有400多座。其实这些垃圾场还算是好的了，最起码是在规划之中，可以统一管理的。更可怕的是很多垃圾随意露天焚烧和堆放。就拿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来说吧，这里有一个露天的垃圾场，每天都有很多机动三轮车来倒垃圾，这个垃圾场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会集中焚烧一次，焚烧的时候，方圆几公里都能看到浓烟，还有一股刺鼻的异常难闻的气味，尤其让人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不是通州特有的，而是在全国都非常普遍的，全国将近1/3的垃圾都是以这种简单方式被处理掉了。你知道我们中国每年要产生多少垃圾吗？将近1.6亿吨！我这里有个数据，在我们城市里，人均垃圾年产量是440公斤，全国600座城市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高达80亿吨，我们有2/3的城市已经被垃圾包围了，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污染呢？今天郎教授我决定给你们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没有搞懂正确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正在走上个世纪日本走过的老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日本的反省：依赖美国的罪与罚》，感触很深。对于经济增长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日本人早就已经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我们呢？ 　　错误的经济增长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内这几个汞中毒、血铅污染的案例，就不难发现最大的污染源其实就是开矿、选矿和冶炼。20世纪这种现象在日本也接连出现过。比如汞中毒，我们查到的资料显示，水俣镇患水俣病的有180人，死亡50多人，在新线县阿赫野川也发现100多个水俣病患者，8人死亡；日本神东川的骨痛病，是因为镉污染，导致骨痛病患者达到230人，死亡34人；而日本四日市事件，是因为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严重超标，导致空气污染，进而导致全市哮喘病患者871人，死亡11人。 　　《智子入浴》是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水俣》专题中最为著名，也是传播最为广泛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九州岛南部熊本县一个叫水俣镇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患口齿不清、面部发呆、手脚发抖、神经失常的病人，这些病人经久治不愈，全身弯曲，悲惨死去。水俣镇有4万居民，几年中先后有1万人不同程度地患此疾病。日本政府经数年调查研究证实，水俣镇居民是因工厂废水排放而发生了水银中毒症。据说，在拍摄《智子入浴》时，看到满怀爱意的智子母亲为残疾女儿洗澡，尤金·史密斯的双眼噙满泪水，几乎无法按下快门。实际上，日本的水污染事件在欧美工业化过程中并不鲜见，1952年以来，伦敦发生过12次大的烟雾事件。其中1952年12月发生的一次，使得5天内4000多人死亡。 　　这种生态危机，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样？可能也就是对工厂处罚一下，实行关停并转就完了，但是如果你以为日本政府也这么处理问题的话，你就太幼稚了。他们开始了非常深刻的反思思潮，他们发现，如果生活垃圾不好好处理的话，污染就会比工厂还厉害，会成为生活中的隐形杀手。所以从此以后，日本就开始特别注意环境保护，连续通过了三部非常严格的环境保护法。立法的结果就是日本人不再在本国生产电池了，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生产线都卖给中国，或者搬到中国来。现在全世界80%的铅蓄电池都在中国生产。 　　错误的经济增长二：以过度消耗石油和原材料为代价。1973年开始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持续了3年，在这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GDP下降了4.7%。而日本比美国严重得多，它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GDP下降7%。日本发现每次一出现什么危机，最受伤的总是它们，因为稍有风吹草动，日本就没法从海外进口原材料了。比如说日本电子工业急需的铜原料，在1973年的时候，每吨竟然涨到3000美元甚至更高，由此导致1975年日本的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器具、输送机械器具行业的收入增长率分别降到-6%、-6%和-8%，利润的增长速度下降到-51%、-45%和6.4%。所以，日本又开始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发现城市中产生的垃圾，如果好好回收的话，就是不可多得的金属矿藏，比如说如果每年进口的铜，不论最后是加工成铜线还是铜管，如果能回收50%，那下一年的进口量就可以缩减一半。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虽然也是制造业大国，却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进口那么多原材料的原因了。不仅如此，日本还琢磨，如果发动机的燃烧效率能提高6%的话，那石油进口是不是就可以省掉6%？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必进口那么多石油了。 　　日本正是透过这种转型，经济飞速发展。自1973年以后10年里，日本的GDP增长了47%，但是一次性能源的消耗量却只增长了17%，单位GNP的石油消耗量也下降了一半。再看看他们在重工业领域的表现，有色金属、钢铁、化工产业的地位也都让位于医药、运输机械和精密机械等产业。所以，在1978年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尽管石油价格从每桶13美元暴涨到每桶40美元，但日本的经济所受到的影响却非常小了。 　　错误的经济增长三：以电子垃圾和建筑垃圾为代价。日本的资源是非常匮乏的，但他们的家电却更新换代得非常快，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电子类的垃圾。如果我们都知道的话，日本人自己能不知道吗？那他们怎么办呢？于是日本就实施了《家电循环利用法》，这个法案规定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和冰箱这4类产品的废旧物由厂家进行回收，回收后那些可以进行再利用的零部件利用起来，不能用的就想办法进行处理，可以从中提炼出大量的贵重金属，这样，日本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来进口了，这就是日本提出来的“城市矿山”的概念。2008年，日本物质与材料研究所发布报告表明，日本的国内“城市矿山”中，各种金属的储藏量在世界上都位居前列，按照日本城市矿山占世界各种资源蕴含量的比例计算，日本的金银铟铅四种金属的蕴含量都是世界第一，铜是世界第二，铂是世界第三，钒和铬是世界第四，钼和锌是世界第五。透过这个法案，还另外解决了一个就业的问题，比如一个家电制造厂裁员了20%，现在这部分人就可以被新兴的电器回收企业安置了。实施这个法案以后，日本觉得效果不错，于是又提出来《汽车循环法案》，规定汽车制造厂商有义务回收废旧汽车并进行资源再利用。还有《建设循环法》，规定建设工地的废弃水泥、沥青、污泥、木材等资源的再利用要达到100%。我之所以讲了这么多关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问题，是因为日本今天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活垃圾、废弃家电、废旧汽车乃至废弃建筑材料的回收再利用，无不来自于它对每一次危机的认真反思。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反省。不过，我很担心我们这个民族的自省能力不是很差，而是几乎就没有。     一个老外的深圳观察 2011/07/13  锦绣-国家商业地理 撰文：John Biggs 深圳和它郊区的这座工厂 我在前往深圳市郊一家工厂的路上，这个城市的 1400 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停地制造着你我手中买到的东西。但凡会叫的、能打电话的、越来越流行的，都可能就在这里生产。大雾弥漫，我们穿过市区驶向郊区，这时出现了一条宽阔的五车道高速公路，两旁的山石像武侠片中的道具一样飞速掠过。这就是现代的中国，一个充满着矛盾画面而又飞速发展的地方。 工厂位于距市区四十分钟路程的一个经济开发区里。往来不息的轿车、货车排出滚滚烟尘，夹杂着工厂散发出的污浊之气将这里完全笼罩，不过这些暂时无法改变。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虑这里禁摩，如果这里穿梭的车辆都像我们乘坐的这辆金杯一样久经风霜，可能许多年后这里依然无法看到清澈的天空。突如其来的大雾主要是因为时值寒冷的十一月。城里城外的百姓都在燃烧着木材。春天到来之前空气是不会干净了，而夏天来临后炙热空气中爬行的汽车们又会打开空调喘开粗气。 我们一路奔经济开发区而去，路边是一群群下班后步履匆匆的工人。我们小心地躲开一辆自行车，然后又从一个助动车旁驶过，小小的助动车上塑料和其他垃圾堆成一座山丘。工人们就在这个区里生活，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成长。这里没有路灯，我看到孩子与父母在下班后相聚，他们的背影被车灯拖得很长很长…… 我们把车开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小工厂里。我要见的是一个U盘工厂的老板。我大概有二十个他的产品，都是些公关公司送的，被我放在家里的一个盒子里从来没有用过。他的客户遍布全球，但是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买他的产品。产品在这里成形，然后进入销售网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OEM”公司。 我沿着漆黑的楼梯爬到一个木板结构的办公室，销售和市场人员都在那里等着呢。他们的总裁递水递烟示意我坐下，然后向我展示他最新的LED灯系列产品。他拿着产品从一楼上来，就好象那些荧光中潜藏的利润变成了真真实实的商品。他把赌注压在这些新款LED灯上，以期能够掘得下一桶金。 他在这一行干了快七年，之前从事集成电路相关的工作，后来买了几台日本产的二手PCB生产设备，开始为客户代工。他专注于生产U盘是因为这个市场比较稳定，足以让他过得舒服潇洒。 我们一起走进工厂，这里没有“Intel Inside”式的整洁车间。车间里摆布着一打长形的工作台。十台还用着CRT显示器的老旧Dell电脑负责质量控制，一排烙铁放在那里时刻准备开工。现在是傍晚六点，工人们都已经回家。白天的时候车间里满是工人，忙碌着生产U盘，每天这里能制造出三万个。当然这个数字跟道路另一头那些怪物级企业的生产能力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这些U盘一开始都是电路板。遵照特定规格，每个电路板大概可以分裂为五个U盘。一个员工在板上铺一层阻焊层，然后把板子放进SMT机器处理。SMT的意思是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告诉机器人在电路板什么位置使用什么方法安装电阻、晶体管和电容。这里的设备都很老了。他们使用3.5寸软盘来编程，而且是日语界面。现在每台二手设备价值在十万美元左右。更好的机器价格则达一百万美元。 第一台SMT放置小的电子部件。第二台SMT放置集成电路芯片、控制器和内存。每块单独的PCB板大概要五十美分——只是PCB板——IC芯片和内存加起来大概要三美元多点。再包括人工费在内总计接近五美元。然后是最后一步，手工丝印、压纹或者激光刻版，每一部分都是手工完成。边际效应越小越好，尤其是在销售商将产品卖给客户时仅售七美元左右的情况下。 那么这里是不是个可怕的地方？也不是。这只是男男女女通过生产U盘获取薪水和住宿的地方。这里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没人帮你看护小孩，也吃不到大鱼大肉，陈旧的蹲便式厕所污水横流。衣柜只有15x15cm见方，放得下一双鞋，或许还能再塞件夹克。 但这就是生产那些产品的地方。大公司们不屑于这些小订单——1000 个产品甚至都不值当去开一次机器。这样的小工厂就满足了市场上的另一类需求。而这里的老板则满足了一些工人的工作需求。工人们有免费宿舍，工作也还算稳定。当然，很辛苦，一团糟——但毕竟这也是生活啊。 我们把制造业都转移到这里。这就是现实，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好与坏、积极还是消极。这里的工人满足于此，老板开着豪车并计划着明年去美国度假。这就是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无数小生意不断重复的套路：满足需求，就有订单。 而往小了看，你可以为发生在这里的剥削、污染和资本主义痛哭流涕、顿足呐喊。匹兹堡可能也和深圳的这些角落一样脏过。但是我们及时颁布了蓝色法规（译注：管理性道德、喝酒、星期日工作等的法规），防止那些孤独凄惨的工人借酒精麻醉自己。我们做出了改变，中国也会改变。 然而我的担心是，我们习惯于这里制造东西的方式。我们愿意看到生活变成手机上的指指点点，我们希望花100美元就能买到1TB的硬盘。我们期待摩尔定律驱赶着世界不停更迭。消费遮挡了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我们需要重新想想我们买的是什么，并期待更富创新的产品，而不是单纯逼他们压低成本。 这是个家庭作坊式的U盘工厂，和代工iPhone的富士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都是中国制造这个大标签中的一员。这就是全球化，让人不寒而栗。那些烟雾、黑暗和让人麻木的工作都发端于此。不要被电视机里看到的那些干净的车间、洁白的墙壁、拿着iPhone的神奇的机械手臂所蒙蔽。这种工作污浊不堪，而且还将滑向更糟的深渊。 这就是实现我们欲望的生产过程。深圳和这座郊区的小工厂，告诉我们欲望的代价。 从订购到收货 很久以来我对采购的理解——就是填订单——都是错的。当我订购一个手机或者mp3播放器的USB充电器或者耳机时，我以为有个小老太太在得克萨斯颤颤悠悠地走到仓库，拿了东西放到盒子里，然后“啪”地贴张邮票，再叫个快递就搞定了。我知道肯定会有电脑参与处理，但只是纯粹的执行——清单，盒子，运输车，我家。却无从知晓世界上的许多东西都来自中国深圳的一个方圆一英里的厂区。 这个地方叫深圳经济特区，这是一颗高度密集的商业新星。这里卖出的商品通过海关运到海外，如果没有相关文件你没办法携带笔记本或者手机出入境。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游戏，红色渐淡的中国让资本家以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为依托，把生意拓展到世界各地。 与我上文写到的深圳郊区的那座工厂相比，这里更像是瑞士而不是中国。除了周围那些烟雾缭绕的群山，还有我曾进入的大厦内那些海关柜台后的公务员外，这和世界其他地区没什么不同。我被带到一个西式现代办公室里，就连那些门卫都会说英语，一位女警卫向我们致敬，她顶多20岁，臃肿的制服裹在她娇小的身躯上。这里是警戒区域，没有权限任何东西都别想进出。 谈谈这些工厂。绝大多数工厂都建在类似的开发区里，他们为工人提供一切。那里有食堂、宿舍和学校（尽管通常不教英语）。富士康公司的深圳厂区有约35万职员。与之对比，我所知最大的州立学校之一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只有60347名学生。而微软大概有93000名员工。或者也可以这样看：每天有4000头猪丧身于富士康深圳厂区的食堂。这得是多大一堆猪肉啊！ 我是不可能进到那些工厂里去的，但好在我又见识了下一个杰作。当你在线下单订购比如 USB适配器、耳机甚至笔记本以后，工厂能够迅速完成生产。就像是在麦当劳买个汉堡一样简单。有时候这些订单会被拖延，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总有些收入微薄的人在一两分钟内组装出来。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完美的即时化生产。 当然有些产品——比如更小巧更流行的产品——他们也会保持库存。但是也不要期望你所订购的东西已是成品。记不记得Dell曾经说你下订单的同时他们就把你要的电脑生产好了。其实他们只是订购了各种零部件然后组装起来而已。而在这里，这些东西在你下订单前很可能只是塑料或焊锡。 这些产品最终会被送到一条长桌上，女工们把它们装进包装盒，然后再放回流水线上继续传送。除了电视等大型产品生产线以外，基本上都是女工从事这种工序。她们将产品放到预先生产好的包装盒里，然后放进去一个小小的说明书，然后继续传送到封箱处。雇用这些女工比购买自动封装机还要便宜，所以每件商品都是完全手工封装的。虽然并非所有工厂都如此，但这在中国很普遍。数不清有多少双手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 这些商品装箱之后就进入待运区域。早上订购的商品可能晚上就在飞来的路上，第二天早上被快递员送到你家门口。我见到的另一个公司能够在一天之内为大客户提供二十种不同规格的MP3播放器，连同定制的盒子等等都能赶上两天后的会议。 这就是新式的中国制造。总能掐好时间，时刻都不停歇，从头到尾都是人工完成。 有人也许会问：如果这些工厂都有几千名员工，为什么没有泄露产品信息？那些信息的泄露又是如何发生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员工们都对老板极为忠诚。想要挖一名富士康的员工到其他公司都难于上青天，更别提搜集信息了。 这些工作都是筒仓式的，每一个环节相互分隔。一间工厂为新款笔记本（或者是iTablet，苹果平板电脑）生产内存，另一间工厂则负责生产液晶面板。二者只有在运输中心才会相遇。比如说玩具公司们可能在同一栋楼内办公，但是各自隐藏在紧锁的木门之后。“孩之宝”的人不会跟“WooWee”的人聊天。这事根本就不会发生，泄露消息不仅丢人，还很可能会丢掉工作。 那么如果有人走漏了消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其实是有人在刻意哄抬股价。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媒体总是会这样曝料。一家公司可能在以7%的利润为客户A生产某种商品，如果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大客户的话，他们会短暂地冒点险：泄露点风声说他们将会“为苹果代工液晶屏”或者“为摩托罗拉代工手机”，这样他们的股价或许就能获得21%的上涨。 那种科技网站流出的所谓“谍报”的模糊照片也是这么回事。无论从金钱、法律还是个人角度来看，那些工厂里的底层员工都不会泄露他们正在生产的产品信息。他们不像你我每天浏览博客，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关心他们正在生产的东西，不管那是iTable、Zune手机还是PS4。对他们来说那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另一种产品而已。 真正有价值的消息都是来自于那些手里握着数千股公司股票的小领导们。而我们这些喜欢新奇玩意的家伙，才是驱动哄抬股价行为的始作俑者。 这个循环就这么持续下去，我们订购商品，他们就生产。我们想要新玩意，他们就提供。这都是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 外国民工 我坐在位于深圳福田区一个叫做Viva的俱乐部昏暗的露台里，现在不算太晚——凌晨一点而已——这个俱乐部仍然热闹非凡。客人们主要是常驻中国的外国民工，这些人基本都在附近各式各样的进出口公司工作。这样的人员构成和气氛使得这个俱乐部看起来非常的不中国，感觉像到了欧洲一样，喧嚣的电子乐响彻吧台，还有一张台球桌。路的深处有一个咖啡厅， 一群来自佛蒙特州的英语老师们在玩着国际象棋。再往深处走是一个正宗意大利人开的托斯卡纳式的餐馆，此刻意大利老板坐在他的专座上看着客人们。在这家餐馆，一盘pasta（意面）的价钱超出普通中国人一周的工资。 这是另一个深圳，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这里可能是茧，也可能是逃避的地方。以前的状况更加糟糕，曾几何时，深圳就和布拉格一样，外国民工全都涌进一间酒吧。年复一年，他们只能聚集在一两个地方，这些地方可以让他们和外面喧闹的后红色社会隔离开来。 我和Ben及他的朋友们一起坐在Viva里，Ben开了一家名为Shenzhen CE and IT Supply Company的小出口公司，仅有十个人。他的主要业务是将电话和MP3播放器销往欧美，他的价值在于服务——确保你的订单正常运转，协调生产商和市场部门，保证你的盒子上印着产品参数而且里面的设备不会突然起火爆炸。 Ben已经在中国混了快十年了，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中国并且一直待了下来。他用英语和中国服务生交谈，用葡萄牙语和他的巴西模特女友Thailis交流，还能用法语和一些用着古董摩托罗拉手机的人谈话。他在曼哈顿长大，跑到泰国去卖了一段时间T 恤，然后搬到了中国。 Ben那时候在找一些能卖到美国的东西。他承认自己刚开始的时候“连PCB这个词都拼不出来”。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他已经在深圳拼出了一个不大但处于增长期的产业，在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的城市里，任何种族的外国人仍是稀有物种。 Benjamin和他的哥们儿Brent一起运营着ShenzhenParty.com，这个站点一开始是个社交网站，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分类广告网站。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一个哥们儿，来自芝加哥的Bill，他是电力小王子，开的公司专门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以及配套电池。Bill 最开始是深圳一个宾馆的门童，现在发达了。 这是最后的处女地，你很难再做到这些事了：世上很少有地方能让你简单地爬起来从头再来，但深圳的发展是如此地迅速，以至于每个人似乎都有机会搭上顺风车……有无数关于新来者的故事。有个企业家叫Liam Casey一直住在酒店里。他没买过公寓，只是照价付酒店每天的房钱，从一九九几年开始就这样，对他来说也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座新兴都市。临近的香港感觉起来像座年轻的城市，但已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百余年的熏陶。深圳则是一台正在寻找操作人员的机器。只要你能在控制中心找到一个空缺就能大赚特赚。生活成本很低，机会很多——这是一个开始职业生涯的好地方。 我们边喝边聊。Thailis的几个模特儿朋友在隔壁那桌。这些模特儿并不算特别高——这样更合中国时尚圈的口味——产品目录需要每天拍几百张照片，每件外套一张。这可能算不得迷人的生活，但到底是一种营生。 离开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美国姑娘，叫Star，她刚剪了头发，却抱怨说找不到好的理发师。她喝得烂醉，说自己没法和理发师交流。很多这样的外国人根本没动过学中文的念头。除了数字和一些街道名称以外还有什么好学的？毕竟这地方为说英语的顾客服务。 当晚活动结束后我们去找出租车，Ben开始和司机们讨价还价。他不喜欢按零售价付款。既然他平时都以批发价做生意——不论MP3还是手机，那为什么还要按零售价购买服务？Bill 想以15块人民币的价钱让司机送自己回家。司机们不买账，他们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个会说中文的小子太聪明，没油水。他们摇下车窗唤Bill过去，听到还价后摇头拒绝，总有些别的人可以载。 山寨市场 深圳的手机市场就像个跳蚤市场，只是每个人都在卖同样的东西。如果这东西恰巧看起来像 iPhone，你就到了我所说的地方。几百款机型、几百个古怪的名字、几百个人挤在一间巨大的屋子里。这个乱糟糟的地方有四到五层，这就是山寨市场。 山寨是一个融合了伪造、民族荣誉和侠盗精神的奇怪铁三角。这个词的中文含义暗示着强盗们齐心协力智胜权贵的浪漫景象。它被称作是对抗手机大亨的努力，但实际上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尝试，更类似于盗版现象。山寨产品在早期阶段更像是涂鸦之作而非产品。每款假iPhone都是有人在以自己的方式说：“我在这里，做了这事，摆了那些大个子一道。” 我们在店堂里逛着。这里的东西看起来都一样。它们都用着同样的处理器、同样的主板。每个手机都有两个SIM卡槽、支持四频、有触摸屏。用户界面从糟糕的到可怕的都有，价格则像这市场一样易变。设计系列源自几乎所有品牌，不过Apple还是最主要的。一段时间里N900是仿造热点，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键盘的iPhone。就连G1之类的老东西居然也有人抄，说明品味不在考虑范围内。 山寨厂商不能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销售，它们很难出口到国外。作为对策，它们用卡车把货运出边境，通过东南亚慢慢销往印度和非洲。 很多手机因为内置的软件被各国海关查封。山寨厂商喜欢将各式各样的垃圾放进手机里——模拟无线电视很流行，还有就是模拟器游戏。比方说内置的俄罗斯方块就会让你的手机即刻被海关查封。有些巨额交易彻底完蛋，只因某人在手机里内置了超级马里奥兄弟。 这些手机或许看起来就是假iPhone，但被查封的真正原因在于一个愚蠢的低分辨率游戏。我发现一款手机内置了一个叫超级史莱克兄弟的游戏，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变了个标题。马里奥看起来像个绿色的小外星人。一切都非常奇怪。 山寨对于我们而言很难理解。当初为什么要造这些东西？真正的原因是“品牌”。买家们喜欢这种感觉——自己买到了一款现代、流行手机。山寨厂商充满激情地维持着这种假象。其次是满足感，这和现代火箭与铁路建设类似——真正的价值在于你所在圈子看到这些后给你带来的形象提升。这些手机后来进入大批量生产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初的努力集中在产品的创造之上而非大批量生产。 最后，山寨势不可挡。中国很快就会在产品设计方面引领全球。HTC已是市场主力之一，富士康也很快就要开零售店，中国正在转变。 （选自《锦绣》杂志2011年7月号，转载注明出处。本文来源于http://www.ifanr.com。CrunchGear站长 John Biggs 于2009年末到访中国时撰写了一系列见闻及随想。爱范儿·Beats of Bits编译此文，以期帮助我们换个角度看工业化与电子时代的中国。本文由SillyMouse、Echokou、Matri、Logout等译校。）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 2011/07/13  （1）8%规则的挑战和中国的成功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的实践中，似乎摸索出一条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规则，我们姑且称之为“8%规则“：就是政府要保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满足就业扩大，人民收入增长，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保证中国共产党合法的执政基础。这条规律，不管怎样，在过去30年时间里看来是成功的，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这样的成功看似很偶然，背后也有很多必然的东西。 　　这样一个规则的起源应该是邓小平摒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摸索中形成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执政基础是建立在所谓传统的革命夺取政权，而不是建立在现代的民主选举基础之上，所以如果经济不能高速发展，人民收入不能持续增长，这样的政权基础就会受到挑战。 　　关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的论述，已经是汗牛充栋，百家争鸣。然而，经济增长是一个系统的改进，原因不是单方面的。那究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什么造成的？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考虑，衡量经济总量有两种方法：一种为产出法，一种为支出法。从产出法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就是资本和劳动的结合，所以增长包括两个部分：投入的增长和投入利用效率的提高。投入的增长主要是指各种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环境资源。中国是非常幸运的，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要素投入不断深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由于劳动力的产出结构改变，自然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保证了抚养率的下降，这样的人口红利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的可供给数量。社科院蔡昉教授等为代表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城市化和计划生育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45%左右，其中城市化为21%，计划生育为24%。但是笔者认为这个估计可能过高，但是保守估计也应该在30%左右。 　　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同时中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加大，这样导致中国的资本形成也不断膨胀。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就有了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名义资本形成增加了90多倍，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也达到17倍，年均增长达到10%。这对经济的促进也是巨大的。按照复旦大学张军等人的计算，资本的产出弹性约为0.5。这样算来，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50%左右。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虽然在学界早就闻名遐迩了，但是其超出学界，名满天下，还是因为他在1994年预测了后来在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他主要观点是，东南亚国家的增长主要是靠投入支撑起来的，技术进步等实质性增长非常小。对，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技术进步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经济学中，技术进步是指投入效率的提高。包含的东西非常广泛，包括新技术的采用，技术效率的提高，制度的改变，组织的革新等。笔者等人在总结了100多篇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学术论文后发现，过去30年中，技术进步每年大概是2.2%，也就是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 　　小节一下，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30%左右来自城市化和人口红利，50%来自资本投入的增加，剩下20%为技术进步。 　　从经济增长的支出角度来看，过去30年的世界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为中国产出的增加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内外两个角度来说，中国都是处在一个幸运的时代，国内外为中国高速增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和中国的挑战 　　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这在世界上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长会持续多久？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转型，直到10000美元左右，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收入在4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我们称之为中等收入国家。在这里，很多曾经的高速发展国家坠落了：典型的例子包括阿根廷，墨西哥，津巴布韦等。阿根廷在20世纪初曾经是世界上第四富有的国家；墨西哥曾经在20世界70-80年飞速发展，被称为奇迹，甚至被OECD这样的富国俱乐部吸收为成员国；津巴布韦在1980年代也是高速发展，被称为非洲的奇迹。可惜他们都坠落了。 　　他们这些国家在坠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之后共同特征包括：经济停滞不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治安恶化，政府腐败横行。 　　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达到4000美元门槛。中国会不会遇到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因。当一国经济开始起飞后，首先都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刚开始时，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所以工资非常低廉，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使得工业化得以顺利进行。但是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从学术上讲，即一旦过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工资开始上涨。工资上涨如果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原因造成，而不是劳动者技能的提高。这样的工资上涨是不能持续的，因为资本可以找到另外更便宜的劳动力与它结合。随着资本的离去，如果劳动者技能不思进取，整个经济就会陷入停顿。如果这时候如果国家采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经济就会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资本的离去，就业机会的丧失，失业率就会上升，这些失业工人很多会去从事犯罪活动；政府官员掌握着资源，也会趁乱混水摸鱼，腐败横行。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危险是不可小觑的。很显然，在过去的2-3年中工人工资每年的增长超过20%。从我个人在江苏农村的调查发现，建筑工人工资在过去的5年中增长超过1倍。很显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的农村劳动力已经不再富余。很多证据显示，中国正在面临坠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的危险。 　　如何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韩国和日本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他们都是及时的摒弃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迅速转型。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时候，以增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变得不可行，那就需要提高投入的效率，从而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 　　如果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提高技术进步的水平。 　　（3）技术进步和后发国家的"诅咒” 　　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包含的东西非常广泛，包括新技术的采用，技术效率的提高，制度的改变，组织的革新等。笔者等在总结了过去30年中国技术进步，发现中国技术革新基本上每10年为一个周期。从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造成的，到了1989年这样的转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1990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国企改革后提高效率带来的；到了2000年之后主要是中国加入WTO,外资投入增加，中国与世界交流增加，带来的技术进步。 　　可惜现有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到2009-2010年左右，又下降到很低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偏重发展房地产经济，使得大量的资源集中到房地产。一方面房地产所要求的技术水准不高；另一方面，房价高企也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开始跨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时候，中国也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现在的高通货膨胀固然有国际方面的原因，我们滥发钞票才是一个主因。如果发生经济不景气，就用发钞票的方式来解决，然后发生通货膨胀，这不正是那些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的政策吗？ 　　韩国和日本等摆脱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的政策经验表明： 　　（1） 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尤其是从技术模仿变为技术开发。过去1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失败的。教育是有其公共性的存在；教育市场化扼杀了很多聪明人的机会，这一方面使得社会流动性的缺失，使得不平等强化和固化；另一方面使得很多聪明人没有机会对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国家对科技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可惜现在中国掌握的核心技术还是非常有限，这说明了中国科研资金的效率还是非产低下。 　　（2） 限制垄断和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导入竞争，使得企业在市场中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波特的理论认为要培养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必须培育一个良好的国内市场。很难想象，在一个存在许多垄断行业的国家，企业能够建立起很强的竞争优势。垄断一方面对其他相关产业造成高成本，使得这些相关企业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垄断形成的保护对这些企业本身也会造成不思进取，殆于革新。 　　（3） 导入民主机制，从而使得政府得到更多的监督以减少腐败，使得国民个人的发展机会更加平等。现有的研究表明，民主机制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并没有非常强烈的相关关系。不过分开来看，威权体制更有利于劳动力的移动；民主机制更有利于资本的移动。尤其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资本开始过剩时，如果没有民主机制的约束，必然是腐败横行，资本的效率降低或者外逃，从而使得中国坠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深渊。这也是发达国家大部分都是民主机制，他们能够顺利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原因。 　　这些政策，说起来非常容易，行之难啊，因为这牵涉到很多人的既得利益。 　　记得十年前，杨小凯和林毅夫有过一场著名争论：“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如果这场争论移后10年，可能更有意义。杨小凯教授已经不在，这样的争论只能成绝响了。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技术，减少开发成本，所以是“后发优势“。而杨小凯则认为，后发国家只注重模仿技术，却忽视了本国制度改革，所以模仿这样的路子不会走长远，永远不可能赶超先发国家，是一种“后发劣势“，这被称为“对后发国家的诅咒”。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可以看作是对杨小凯的一种实际支持。 　　（4）痛苦的转型 　　毛泽东说过“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惜着很多时候是不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一将成名万骨枯”之说了。中国的历史，很多时候都是由一个强人来带动的。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比如，1978年-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和向市场机制的过渡是由邓小平推动的；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国企改革和中国加入WTO是由朱镕基推动的。可惜随着强人的远去，痛苦的转型又有谁能来担当呢？ 　　但愿，杨小凯十年强的预言不会上演；但愿，‘洋务运动‘的失败不会重现。 　　孰是孰非，历史曾经给出了答案，也必然会再次给出答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德国哥廷根大学助理教授 于晓华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