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來，我在編輯謝泳先生的學術專著《西南聯大與中國知識分子》（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過程中，開始關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問題。謝泳在他的這部專著中，以客觀、平實的筆觸和大量鮮爲人知的珍貴史料，系統地介紹、論述了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聯大的發展曆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運軌迹，其中以四十年代創辦《觀察》周刊而名聞遐迩儲安平先生最爲典型，其命運尤其令人難以忘懷。

謝泳在這本書中說：“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儲安平作爲《光明日報》的總編輯，由于敢言'黨天下'，而終于結束了自己作爲知識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 所謂“生死不明”即是曆史懸案。而對于儲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結局曆來衆說紛纭，至今尚無定論。就是同一論者在不同時間的說法也是前後矛盾，這就更使儲安平的生死之謎成爲“死結”，顯得雲遮霧幛，撲朔迷離。

戴晴在《儲安平、王實味、梁漱溟》一書中，認爲他于1966年在北京投河自殺。1993年《炎黃春秋》第一期刊載王逸馥、鄧加榮的文章，猜測儲在江蘇某地出家。胡志偉在台灣《傳記文學》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發表的《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認爲儲“被迫落海”。1989年第5期《傳記文學》登載徐鑄成的文章《我的同鄉》，也是“聽說他在‘四人幫’最瘋狂時，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這些說法也都是“猜測”或“聽說”，并無具體知情人或見證人，至今未能得到确證。

如果我們擺脫傳言的主觀臆斷，客觀、冷靜分析，就會發現上述說法都缺乏足夠的事實根據。試想：1968年“文革”爆發後，儲安平幾經紅衛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體鱗傷，在青龍橋跳河自盡未遂又被紅衛兵抓回批鬥管制，豈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殺？誰又目擊過他在塘沽跳海自殺？既無确鑿旁證，此說從何而來？至于說儲安平在江蘇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屬無稽之談！這種說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蘇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門這類民間傳說和傳統觀念的影響，多少帶有點傳奇色彩。試想：“文革”時期舉國動亂，“橫掃牛鬼蛇神”、“破四舊”的風暴席卷中華，儲安平這樣的“專政對象”根本沒有行動自由，怎麽可能逃離魔掌，跑到離京遙遠的江蘇某寺出家崇佛，隐居林下？再說動亂之秋，佛門不靜，中國各地寺廟都遭沖擊和破壞，成爲“破四舊”的對象，又有哪一個寺廟敢于收留一個像儲安平這樣來曆不明的落難異客？而且，“文革”時期專制統治嚴于鐵桶，當時的公安機關焉能追尋不到儲的下落和隐居之處？

據儲安平的公子儲望華紀念其父的文章《父親，你在哪裏？》回憶：“父親失蹤，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與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未遂後的一個多星期。當時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裏已經被紅衛兵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父親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于是他踽踽離開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幾個穿着軍裝的幹部來找我，說他們是‘奉周恩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範圍内進一步查尋儲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到了1982年6月的一天，那天儲望華正要離開北京到澳大利亞留學，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别坐進汽車前往機場時，忽見他原來所在單位中央音樂學院辦公室主任匆匆跑來，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儲望華沉痛地寫道：“在父親失蹤十六年之後，在全國範圍上上下下幾度調查無結果之後，而在我即将離别多災多難故土的瞬間，竟以獲得父親的‘死訊’來爲我離國壯行送别，心中猛然泛起一種莫可言狀的感慨與傷痛……”

在此，我們姑且不論在儲望華去國離鄉遠渡重洋這樣特殊的時刻，通知其父儲安平的“死亡結論”是多麽冷酷無情和違悖常理，隻說這個“死亡結論”，也是含糊其詞、諱莫如深的。既然儲安平确已死亡，那麽他是怎麽死的？到底是自殺身亡，還是虐殺斃命？

據當時參加調查的工作人員鄧加榮在《尋找儲安平》一文中透露：“筆者奉命去尋找，處處碰壁。”如何“處處碰壁？”是哪些部門哪些人在設置障礙？爲什麽會設置障礙？鄧加榮先生雖然語焉不詳，但“處處碰壁”四個字卻是很令人思索和尋味的。

那麽，儲安平的生死之謎是不是就真的解不開了呢？帶着這個問題，筆者認真研讀了一些有關儲安平生死問題的現存材料，同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内進行了初步追索，竟意外地獲得了一點線索。這個線索是現在湖南省政協工作的雷逸湘先生提供的。

雷逸湘先生很負責任地告訴筆者，儲安平根本不是跳海自殺，更不是出家隐居，而是被紅衛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雷逸湘先生的這個結論來自于他的朋友即一直居住北京的孫毅斌女士。孫毅斌女士原是北京一所小學的教師，早已退休，已經七十多歲。其丈夫曹富友先生原是農業部土肥中心的高級工程師。孫毅斌女士有一結拜姊妹，叫“四妹”。因所謂“曆史問題”，解放後在北京一個街道所屬的小工廠當會計。“四妹”與打成右派後的儲安平一直來往，有很深的感情關系，了解許多事實真象。儲安平解放前與前妻離婚，鳏居十四年後，與原籍上海的易女士結婚，共同生活僅四年，即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後，名聲、地位喪失殆盡，易女士立即與他離異，後來嫁給了原國民黨将領宋希濂，并已移居美國紐約。儲安平在潦倒困苦的境遇中，結識了上述這位“四妹”。兩人同病相憐，相濡以沫，兩顆破碎的心靈碰撞出苦澀的愛情火花，但懾于當時嚴峻的社會環境和輿論壓力，他們未能結婚，隻能暗中來往。四妹将她與儲安平這種關系告訴了她的知心好友孫毅斌女士。據孫毅斌女士對雷逸湘先生說，“文革”爆發後，儲安平遭受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反複抄家毒打，四妹憂心如焚，整天提心吊膽，害怕儲安平遭受不測。有次，她鼓着勇氣冒險探看儲安平，看到儲安平被一夥不明身份和單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殘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從此就沒有回來。次日，四妹再到儲安平住處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從此儲安平被宣布“失蹤”，接着“蹈海自殺”、“深山出家”的傳言便紛紛揚揚，真相難辨了。四妹與儲安平的生離死别，是她心靈難愈的傷痛，也是時代的傷痛。從孫毅斌女士所說的情況來看，儲安平乃是被人虐殺。這樣的慘劇在“文革”時期是屢見不鮮的。例如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和著名電影劇作家海默便是被活活打死的。

當時的知情人孫毅斌女士和她的“四妹”，現在雖然都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但如果有關部門想弄清事實，她們人還在，是可以尋訪到她們并予以确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