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伏在台的中共高级间谍“余则成”为谁所误？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后败走台湾，而中共亦在前往台湾的人士中埋伏了不少中共间谍，以便在将来里应外合，攻占台湾。这其中不乏隐藏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的要员，本文要说的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有人说，他就是大陆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
吴石，1894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累世寒儒”家庭。1911年报名参加福州北伐学生军，同年底进入武昌军校就读，因成绩优异，于1914年8月被保送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曾参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29年，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35年回国，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中任参谋兼陆军大学教官。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二厅副厅长兼第一处副处长、第四战区参谋长等职，后被提拔为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颇有战功；去台湾后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
早在1947年4月，吴石就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上海局书记等。此后双方约定在上海某寓所作为交换情报的地点。据说吴石“亲共”是因为不满国民党内部的腐败。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继续源源不断地将有价值的情报送给中共，其中有一张国军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对中共渡江帮助甚大。
1949年6月，吴石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前往台湾。中共为其起了个代号：“密使一号”。而就在去台湾前，他不仅将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让亲信献给了中共，而且还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了中国大陆。在台湾期间，他则利用职务之便，继续蒐集军事情报，并派旧部前往香港转交中共。
此时，占领大陆绝大部份地区的中共在1949年10月建政后，即发起了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的战役，但均告失利。于是，中共决定派间谍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因为朱的女儿、女婿定居在台北，可以依托其从事地下活动。
朱谌之和吴石在台湾取得联系之后，吴石将一些重要军事资料交给了她。随即，朱谌之在吴石的安排下，乘坐中华民国空军的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的浙江定海，计划从那里乘船前往噎被共产党军队占领的上海。
此时，中华民国政府为了巩固在台湾的政权，在岛内加大了对共产党谍报和特工人员的侦察搜捕。1949年10月，国民党保密局在一连串的案件中发现了共产党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随即将其逮捕。在审讯中，陈泽民供出了共产党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蔡孝干是直接受命于中共高层而负责台湾工作的台湾籍中共老党员。很快，蔡孝干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湾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谌之。
1950年3月，国民政府根据名单，逮捕了吴石等400多名中共党员，同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刚刚抵达的朱谌之，将其押送回台湾。
不过，根据1950年4月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中的一篇文章称，吴石被捕后自承是在1949年2月与中共接近的，因为当时蒋介石下台，代总统李宗仁正与中共和谈，时局并不明朗。他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问题是，联系可以，但卖主求荣自古都是为人不耻的啊！）
而中共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吴石此辩解不过是托辞，吴石在此前早已为中共秘密提供情报几年。他如此说不过是一方面为自己尽力减轻责任，一方面“保护”其他中共地下间谍。
该案最后以中华民国法庭在1950年5月30日宣判吴石、朱谌之等4名涉案人员死刑告终。另外两人是：吴石的副官聂曦、联勤总部中将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此四人于6月10日被执行枪决。
据监狱官员口述，吴石在受刑前曾对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并喃喃自语：“我对不起蒋委员长。”当时不少人认为，吴石其实是想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叛徒临终前的真诚的忏悔。
也就是从这年6月开始，一批批中共间谍被台湾国民政府枪决，这就是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发端。只是这些为了中共虚幻的主义献身的吴石们，是否真的了解中共的邪恶呢？可叹他们为伪装的中共骗的好惨！而身受国家俸禄、青睐国学的吴石，又缘何忘了忠恕之道呢？一误终成千古恨！
来源：大纪元
人民网：
“密使一号”吴石
吴石（低首者），临刑前给家人签写遗书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毛主席赞 “密使一号”的诗文。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这是“密使一号”奔赴刑场时吟诵的一首诗。
“密使一号”是谁？
他叫吴石，是台湾“
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一桩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吴石，字虞薰，1895年生于福建闽侯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学生军。此后，他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和张治中、白崇禧为校友。1929年，吴石以保定军校“状元”的身份，东渡日本留学。留日归来后，他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
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指示地下党员吴仲禧，设法通过与吴石的老乡关系，在国防部谋取一个职务。经吴石帮忙，吴仲禧很快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要到徐州前线去“视察”。吴石对他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你可以去找他。”几天后，吴仲禧来到徐州，李树正亲自接待了吴仲禧，还带他到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地图上详细标明了敌我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当即用脑子默记，并说：“今天不早了，等有空还想看看，以便回国防部好汇报。”李树正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树正派参谋带吴仲禧再去机要室，吴仲禧趁机把主要的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到南京后，吴仲禧并未回国防部，而是直奔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汇报。
1949年5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在上任之前，他专程到香港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工作。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经介绍谢筱迩同志与他联系，有什么重要材料都可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与谢筱迩秘密见面。谢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此后，谢便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有一次，毛主席来电询问，请吴石再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吴石知道他送的情报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很是高兴。
1949年7月，吴石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最后一次和吴仲禧见面，告诉对方，他即将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
“虞薰兄，这太危险了！你不去不行吗？”吴仲禧担忧地说。
“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吴石说，“组织上给我的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嫌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我一同去台。”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吴石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在台北寓所的书房里接待一位穿着漂亮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从身上取出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哎，朱小姐，你是什么时候来台的，现住在什么地方？”
“好几天了。”朱枫说，“不久前，我女儿女婿写信要我来玩，现住在我女婿王昌诚家。”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干。
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
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吴石、朱枫、王璧奎相继被捕，被牵连的还有吴石的老战友、“联勤总部”中将总监陈宝仓等国民党高级军官。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羲、朱枫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