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祝三多图 任伯年 作
中新网杭州7月16日电(记者 汪恩民 实习生 沈溦)7月16日，2011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上，海派绘画代表任伯年的画作《华祝三多图》以1.67亿元成交，创下本次拍卖会个人单件作品最高价。浙江省艺术品经营行业协会会长、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镜清表示，《华祝三多图》拍得高价在意料之中。“这几年收藏品市场的发展使我们对这幅画作很有信心。同时，今年热钱投资市场的低迷显然也给艺术品收藏带来更多的资金。”
自从楼市遭遇“限购令”以来，收藏品市场作为热钱的一大出路，日益红火。据介绍，本次拍得的《华祝三多图》买家来自江苏，是一位书画收藏界的老主顾。“任伯年是浙江绍兴人，本次被江苏买家拍走，也算是回归江南了。”
据了解，任伯年是中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任伯年、任阜长、任渭长、任预)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
从2005年的2800万到如今的1.67亿元，陆镜清认为《华祝三多图》价格的水涨船高并不是什么虚假繁荣，艺术品市场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精神文化需求而不断发展的。他认为，《华祝三多图》代表了任伯年书画生涯的最高峰，拍得高价理所当然。
《华祝三多图》是任伯年已知的单件最大尺幅、最具代表性风格的作品，也是在画史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作为其最高成就的巨制。从题材上来说，《华祝三多图》是为上海富商方仁高七十大寿所作，“三多”即指多福、多寿、多子。
据悉，此次西泠春拍分23个专场，共有3500多件艺术品参加拍卖，起拍价估值在十亿以上。在最先开拍的近现代书画板块中，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林风眠、潘天寿等诸多名家之作也一一登场，并推出全新的岭南画派·四大家专场，集中展现关山月、赵少昂、黎雄才、杨善深四位现当代岭南画派领袖人物的画艺。(完)
| 拉登秘件显示 曾拟今年刺杀奥巴马
2011/07/17 |
中评社援引英国《每日邮报》15日报道：恐怖大亨拉登被美军击毙后，许多秘密文件落入了美军手中。其中一份文件显示，拉登计划在今年发动第二次「九一一」，并以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空军一号」为目标，希望暗杀奥巴马。
美国政府官员证实，拉登塬计划在今年「九一一」十週年时，发动另一次大规模袭击行动，并把奥巴马和驻阿富汗美军司令、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列为头号暗杀目标，行动包括在奥巴马外访的时候，从另一架飞机发射火箭弹，把他的「空军一号」专机或「海军陆战队一号」专用直升机击落。
与情报部门关係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拉登两个多月前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之前，正与他的手下讨论发动新的袭击行动。除了杀死奥巴马外，另一项计划是在举行某项大型体育赛事期间，驾驶一架小型飞机撞落挤满观众的场馆内，以造成尽量多的人命伤亡。
拉登无力控制「基地」
美国情报人员过去两个多月深入分析和研究在拉登匿藏的巴基斯坦大屋内搜寻到的资料，揭发这些恐袭阴谋。种种迹象显示，拉登十分「钟情」出动飞机去发动袭击。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布拉德.加内特指出，虽然机场保安已加强，但骑劫小型飞机去撞击体育馆是可行的计划。他说：「美国有很多小型机场，你可以随时避开雷达飞行。计划完全可行。」不过，官员指出，袭击的计划仍在初步阶段，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计划已準备就绪。
这些从拉登大宅搜出的文件和笔记为中情局提供的情报比以往10年加起来还要多。情报显示，拉登的手下经常无视拉登，显示他已开始无力控制「基地」组织。一名美国官员说：「我们发现，拉登非常孤立。虽然他很努力，但也难以继续发挥昔日的影响力和自如地指挥『基地』的运作了。」
| | 警惕中国上层寡头化 下层民粹化
2011/07/17 | |
作者：孙立平
大概四、五年前，我曾经用三句话概括改革现实中面临的问题：第一句话，中国的现实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
第二句话，这样的结合是最愚蠢的：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满意。
第三句话，今后怎么办?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
到了2006 年，中国面临的最基本背景发生了变化：出现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一致地向左转。正是在这种新背景下，对已经持续了近30 年的改革作一认真的反思，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扭曲改革的机制”
如何看待改革当中的问题，或如何进行改革的反思，是这一两年中国社会比较热门的话题。对这个话题，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叫“扭曲改革”，或“改革扭曲的机制问题”。为什么这么提?实际上融合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不能够由对改革的反思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无论如何要坚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这20 多年的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增长，也不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实现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变化，使得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成为世界上比较正常的国家，而这就是改革方向为什么要坚持的核心理由。所以，我一直用“改革扭曲的机制”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达对改革当中问题的看法。
另一方面，“改革扭曲的机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只是一些偶然的失误。因为，如果只是偶然的失误，那么必然是：这一次失误对这部分人有害，而下一次失误说不定就会对另外一部分人有害。但是，从最近十年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到，有利的永远对一部分人有利，有害的永远对另一部分人有害。其中，有相当的部分都是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有害。这说明，这样的失误绝不是偶然的失误。“扭曲的改革机制”从它的发生层面来说，经历了一个变化。其中，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机制的作用主要发生在政策的实施环节上。大概在六、七年前，中秋节这天的一场饭局，席间大家就争论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大家争论的是：这个政策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好，是开放一点还是保守一点好。我当时的看法是，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种阻挠或者扭曲改革政策实施的力量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在争论政策是左还是右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反正这个政策制定了总得执行，只要执行就会有办法。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政策，鼓捣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有一些人”得利。
以上涉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但到了近年，看到的一些扭曲的机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了，而是进入了政策制定层面，并且越来越突出。因此，我觉得对于改革要有一个阶段性的看法，现在围绕改革反思发生的很多分歧，是由于笼统地把1 根据作者2006 年2 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改革新形势座谈会”的发言整理。20 多年的改革只看成一个改革引起的。实际上，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后和中期之前是不一样的，进入21 世纪之后和进入之前也是不一样的。
“扭曲改革的机制”是怎么形成的呢?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
体制变革就是规则的变化，结构变迁就是社会当中力量组合的变化。我觉得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这两个过程主要表现为体制的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体制更处于活跃的状态，它所催生的新的力量主要在适应体制的变化，以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到了90 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把它叫做“结构先于体制定型”。在体制变革进行的过程中，一个像模像样的社会力量，在90 年代之前开始形成，到90 年代中期已经相对定型下来，即在体制变革完成之前社会力量组合的结构已经形成，从此它将反过来影响体制变革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社会力量组合的结构已经非常稳定了，它具备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结构定型。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是富人谁是穷人，已经定型。第二个特征，叫精英联盟。这是在定型的时候出现的精英的联盟，“六四”之后，在稳定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第三个特征，叫寡头统治。也许说今天的中国有了寡头，稍微早了点，因为，它还只是个苗头，和俄罗斯的寡头相比，中国的寡头小得多。但是，寡头不是按照绝对力量形成的，而是相对力量。由于比起俄罗斯的老百姓来，中国的老百姓更没有力量，所以，在中国一个拥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人可能比俄罗斯拥有几百亿美元的人的影响还要大。第四个特征，叫赢者通吃。这点，即使从近年学界的状况都可以看出来。
上述四个基本特征下的中国社会力量组合结构，是我们在讨论进一步坚持改革、反思改革、制定社会政策的时候都不应该忽略的最基本背景。否则，一些很好的政策一到实践当中，就会被扭曲。比如，近年一直强调扩大内需，但内需就是起不来，背后的原因无法从政策层面上得到解释，而要到中国社会力量的组合结构中去寻找。
二、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
关于改革，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并非出自偶然。因此，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而改革反思当中怎么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我一直讲两句话：到现在为止，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基本动力已经丧失。对此，有人不同意，说共识本身就不需要。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共识，包括对于社会基本方面的共识还是需要的。为此，我们需要反思。但是，怎样进行反思?观察一下现在热闹的改革反思之争，众声喧哗下，充溢着意识形态的模式与色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一个比较像样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一欠缺，将争论者逼到一种危险处境：在把所有面对的问题都意识形态化之后，留下来的选择空间就非常小了。如果进一步往前走，一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改革反思成为禁区――就会出现。其实，现在我们能比较自由地反思改革，说说改革中的问题，实际上是上面默许，至少是容忍的结果。
在近年围绕改革反思出现的争论中，对立双方都存在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有一个通常的表达――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反对改革的左派――尽管很不准确，并且与国际政治中对左派的通常用法并不相同，但这样的人的确存在。我粗略地把这种左派的意识形态化看成是对某种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这些人的背后，有着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近年，网络论坛中，充满着反思改革、批判改革的言论。他们为什么批判改革?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最近这几年的改革已经改得鸡飞狗跳，很多人在改革中吃了亏，所以，这些吃了亏的人一听到什么改革就会胆战心惊。而他们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达，干脆就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回到计划体制，回到毛泽东时代。
与之呼应，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
其实，仔细观察这些所谓的反对改革主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表达的是一种利益的要求，是基于利益受损而来的不满。但由于舆论的意识形态化，很有可能使这种基于利益的不满转化成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
与批评，乃至反对改革者相对，坚持改革的一方也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在对人民为什么要反思改革这一问题的理解时。这尤其可以从皇浦平《改革不能动摇》这篇文章中看出来。表面上，这篇文章有错吗?没有什么错。坚持改革的方向，当然不能动摇!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对改革的反思、对改革的不同意见统而称之为对改革方向的否定，这很容易忽视对改革的批评和支持当中那些基于利益的正当要求。另一个问题就是皇浦平始终不能明白的是，1991 年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改革开放需要新思想》等文章受到了整个社会的一片赞成声，而这一次的文章和十多年前的那篇基调完全一样，但怎么会引起这么多强烈的反对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浦平忽视了不同的背景，他不能理解今天的背景。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的改革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层面确定方向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皇浦平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呼吁坚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近年围绕改革的争论和90 年代初的那场争论已经很不一样了。今天对改革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分歧上的争论，所以，在这种变化面前仍然说坚持改革，用改革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改革要攻坚，通过改革的攻坚来化解当前的问题，像这样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已经难以应对这次反对改革的人所提出的实质问题了。因为，基于利益的分歧是无法用意识形态或社会发展的方向可以化解的。
三、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现在的中国，同时出现了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这两种倾向，这非常让人担心。前一段时间，我批评上层的寡头化比较多一些。最近，我比较关注社会上对任志强提出的“富人区”的争论。我发现新浪网上有一个任志强的博客，就上去看了看。看了以后觉得，可能这是中国博客主人挨骂最多的一个博客了。“我们是为富人建房的”，“中国要有富人区和穷人区”，“房地产就应该有高额的垄断利润”，任志强的这些论调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同时，很多人也在说，其实任志强说的是一个大实话，任“是一个诚实得可恨的人”。对于这场争论，我是比较赞成任志强所说的穷人和富人分区居住的主张的。但是，我觉得分歧双方的核心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像这样的对立是怎么产生的。在新浪网的调查栏中说，即使任志强的观点是对的，也不应该这样说，你同意不同意?结果是，30%多的人同意。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特别是在中国，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的，而任志强的招恨是因为他把能做不能说的事给说了出来。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够不够呢?不够!问题的核心是，任志强为什么能够把能做不能说的事说出来?因为，在其他社会，包括西方社会，上层多半要夹着尾巴做人，能想不能说。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上层是越来越霸道了：既然我是这样想的，当然我就这样说了，你敢怎么着?!上层这股不顾别人的感受、理解和反应的劲头，造成了下层的民粹化。只要是精英，只要是上层，一说话，一做事，就会招人骂。包括最近围绕电影《无极》对陈凯歌的批判，背后就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现在，每一次所谓的精英人物、上层人物出了点丑闻，在网上就成了民众狂欢的小小节日。这样的情景，是对今日中国的上下层关系的生动写照。我原来在讲社会结构的时候也讲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特征――上层极权化和下层碎片化。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在行动层面的表现就是――上层的寡头化，下层的民粹化。这种特征与长久存在、缠绕不散的意识形态因素组合在一起，将会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有社会，就会有冲突，很多的冲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社会断裂带形成而引发的冲突。比如，在美国也有很多冲突，但是它每次冲突的阵营不一样，这就不必太怕，也比较好办。怕就怕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每一次的阵营都是一样的。比如，台湾的蓝和绿之间，每一次蓝逢绿必反，绿逢蓝亦必反。我担心的是，中国弄不好，就会形成以上层和下层为表达形式的、很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下层就是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因此，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
多维
| 未触及要害的蛋糕理论
2011/07/17 |
作者：姜莱
中国已进入多元化时代，连高官都发出了多元的声音。这不，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他的蛋糕理论，主张执政者应把蛋糕的分配当做工作重心之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提出了自己的蛋糕理论。而且他的理论与薄熙来大不一样，主张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做大蛋糕放在首位。
薄与汪都是高官，政治局委员，他们在公开场合敢提出不同主张，这是一件大好事儿。受这种氛围的鼓励，我也来谈谈蛋糕理论，而且想说说他们理论的不足。
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我同意汪洋书记的看法，应把做蛋糕的问题放在首位。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做蛋糕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如何做大的问题，效率问题，发展经济的问题，它同时还是个公平正义的问题。由这点出发，我进一步认为，在蛋糕理论上，做蛋糕这件事儿，永远是第一位的。
为何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最重要?因为做蛋糕这件事儿，涵盖了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把蛋糕做好做大，即蛋糕资源的技术配置问题;二是谁来做蛋糕，谁有权做蛋糕，即蛋糕资源的权利配置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性质不同，又互相影响和牵制，这都是经济学的常识，我就不多说了。
汪洋书记说做蛋糕最重要，主要说的是第一个方面，而我也说如何做蛋糕很重要，着眼的却是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事儿的核心问题，就是蛋糕资源的取得、控制和拥有该如何设置游戏规则的问题。对蛋糕资源的控制，按什么原则控制，是按照强权逻辑控制，还是遵循公平原则，以平等竞争为导向控制，即决定着一个社会之经济的真实(而不是数字游戏)效率，更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公平与否。中国的金融、土地、通讯、能源(、石油、电力)等高回报的蛋糕资源，要么被权力集团垄断着，要么被特权阶层独占着，仅此一条，中国的经济就既不可能有真正的高效益(看看中国的500强吧)，也不可能走向公平正义。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也不大认同薄熙来书记的蛋糕理论。薄书记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能准确把握当今中国底层社会的脉动，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渴望什么。他因此而突出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切中了民意。问题在于，薄书记的蛋糕理论，盯住的只是蛋糕的分配，而没有提到更为重要的如何对蛋糕资源进行分配的问题，因此一进入实践领域，能解决多少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就不容乐观了。这种蛋糕理论，能慰藉“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理上给他们以希望，但实际效果如何，我不大看好。
中国当下的要命的问题很多，突出的问题，除大面积腐败外，就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愈演愈烈。这种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蛋糕资源控制的特权化，资本收益的高度不均衡，而不是所谓的“收入(也就是蛋糕本身)分配不公”，更与工资性收入差别的关系不大。这方面的因素肯定有，但绝不是主要的。即使是收入分配造成的差别，也往往与资源控制的不公，特权者通吃有关。中石化(油)、中国电力、中移动等垄断企业的平均工资远高于非垄断企业，更高于非垄断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因为他们独占了最优质的蛋糕资源。就是他们内部，高管的收入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办公室的几盏吊灯也要耗费数十上百万，而这些企业底层的员工，月工资也就不过几千元，最少的只有一千多元，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垄断行业，高管才是真正的特权者，蛋糕资源的直接控制人。不解决特权问题，垄断和独占问题，权力通吃问题，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解决不了。
这是异端邪说吗?不是。汪洋和薄熙来都是共产党员，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资本决定收入，生产决定分配。
按照这一理论，政府在考虑公平原则时，就该首先把目光放在蛋糕资源的公平分配上。在蛋糕资源已被特权独占和挟持的情况下，蛋糕已做成了，再来搞蛋糕的公平分配，实在难以想象。
回到现实，现在重庆在正探索一条独特的，既有效率、又能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之路。这种“重庆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由政府主导，吸纳海外世界级的企业来重庆落户，政府与这些世界级的郭台铭们合作，在壮大重庆经济的同时，也壮大政府的财政实力，并以政府强大的财政实力为依托，以二次分配为主导，缩小重庆的贫富差距。
可问题是，掌握了蛋糕资源的郭台铭们愿意吗?郭台铭愿意拿出他的利润(收入)来分给大家吗?肯定不愿意。如果他愿意，他就不是资本家了。如果政府强制他这样做，他就会拍屁股走人。政府也是如此，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体，一定是政府也来充当资本家的经济体，在中国，尤其如此。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不会因为出身不同，颜色不同而改变资本的性质。政府成了资本家，参与经营性投资，还把资源垄断了起来，它也会满怀激情地追逐利润，追逐自身实力的壮大，而蛋糕的分配问题充其量只会摆在第二位。另一方面，政府成了投资商，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支配手中的银子问题。在满脑子壮大财政实力的的思维下，它还能拿出多少银子，又愿意拿出多少银子来改善民生，提高百姓的福利水平，实在值得怀疑。
这让我想起了欧洲那些福利国家。欧洲的福利国家，就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来缩小贫富悬殊，推行公平公正原则的。但欧洲福利国家恰恰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一，它们的蛋糕资源分配，遵循的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原则。如果它们也像我们一样，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特权阶层，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又绑架了政府，甚至与政府合谋捞钱，这样的政府，还能真正把民众的福利放在首位吗?第二，这些国家的政府基本退出了盈利性经济领域，至少不是市场投资的主力，它们自己不做资本家，只向资本家收税，这才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帮助社会弱势，把民众的社会福利落到实处，而不是天天喊口号许愿。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是民选政府。欧洲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人文传统，民众倾向于用社会福利来实现公平原则，选民有这种强势要求，政府岂敢不搞福利社会?当然，民选政府也不一定就会推行高福利政策。像美国，那里流行的是个人奋斗，民众依赖政府吃福利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所以，美国的福利水平也就低于欧洲。但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一定是鲜有特权垄断的社会，首先在蛋糕资源的获取、占有和控制上，就有一套相对自由、公平和透明的制度。
蛋糕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否，跟经济的姓私姓公没什么关系。私有制也可能造成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私有企业，哪怕它是靠管理和创新壮大的，只要它成了垄断独占者，就可侵害弱势群。所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管理经济的重点，就是打击和遏制垄断。所谓的公有经济也是如此。公有经济的“公”字，只是一个概念，一块牌子，它最终是由具体的张山李四王麻子控制的。这些人成了实际的资源垄断者，照样会作出凭垄断权侵害他人的事儿来;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垄断势力，还要打着公有制的招牌，危害更大，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性也更厉害。中石油，中移动和电信的某些表现就是如此。要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最终还得解决起点公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应该落实胡锦涛、习近平的讲话精神，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舍此没有其他路可走。
多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