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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和社会下流化是当前面临着的最重大经济问题。
一 中产阶级追求高碳生活，是社会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
有房，有车，是中产阶级的标志，中产阶级享受城市化的便利，不惜举债，也要进入城市，然后花钱过着城市的高碳生活。
然而，社会资源总究有限，在国家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时候，很多产业还没有转型，工业化没有完善的情况之下，大量的高碳生活给社会带来严重的道德失衡，让民众失去了应有的理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向我们走来，其表现形式为：
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
而作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中产阶层面对着高碳生活的诱惑，是举债享受还是积极投资，那是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阻力和助推剂。
选择举债入城享受，在社会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推动资源的快速上升，只能给企业带来压力，使企业的生产只能在低利润的情况之下，围绕着城市化而生产。房地产业成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社会资源都围绕着房地产业而运转之时，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实现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而物质资料却因为过渡享受导致膨胀。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滞涨状态，经济学家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对中产来说也是一种陷阱。
中产的标志是在城里有房有车，明知道房价高高在上，要体现出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也要撞破南墙往这个圈子里挤，在资源不能过渡分配到每一个个体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就面临的紧缩的风险。收入减少，必将不能支持高房价，最终会有一部份人回流或被房屋套住，这会引发房价下跌预期，房屋终将成为经济下滑的原罪。及至引发经济停滞和徘徊。
这个时候，国家经济发展还不能实施转型，企业面对高工资的需求，企业的生产就不能和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这样反而引爆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使国家长期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可能导致重回发展中国家的风险。
在这种风险的意识前提之下，国家现阶段就是以打击投机的思维，实质上打击的是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表面上看加工资提升了中产阶级的收入，实质上产业还在低端徘徊，根本承受不了工资增长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能力的企业把工资增长造成的成本上升转借给市场，导至终端市场的产品价格上涨，没有能力的企业，在组织不到资金的前提之下，承受不了亏损经营，只能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毁，造成企业倒闭，停产或半停产。
二 中等收入陷阱让社会面临着三大挑战
1， 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
中国的劳动技能水平普遍低于发达国家，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大军当中是由农民工组成，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底，还有他们所接受的技能培训也很单一。另一方面是分配不公的原因，以公务员为主体的没有技能的白领和准白领阶层拿着高工资，吞噬着整个社会的劳动成果，这主要表现在税制的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的严重泛滥，以至于高速收费，银行，房地产稳稳地成为了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导至其它行业无心转型，只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资金流转和养活工人而生产。多余的资金追求高利货和房地产等高利润产业。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事业的短视和追求产业的利润最大化，教育完全和实体脱节，培养出来的学子只有浮夸的作风，而没有真正的劳动技能。
长此以往，企业没有人才储备的增长，以及企业主的投机之风盛行，企业转型跟不上来，难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这是当前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
2， 增长和公平相结合是当前的一大挑战和困难
中国人口数量较大，一半以上的人口处在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增长缓慢，大多数依靠粗重的建筑行业和种养植业维持生机。如果过度打压当前的房地产业，会让这一半以上的低收入人口断续经济来源。再有就是他们基本上无法获得信货的支持，也不能利用投资机会，本身的收入增长就和城市中的工商阶层的收入增长有着巨大差距，这种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在物价持续上涨的今天，还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正常的投资和增长。如何能够让低收入阶层，能够在自己的付出之后得到合理的回报，这将是以后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长期挑战。
3， 市场的脆弱性和泡沫破裂的危机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中国建立起来的外汇储备，以及用外汇管制的办法防止国外做空机构的冲击。但它产生的副作用非常严重，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尽管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
金融和银行业的管理，货币政策接连不断，但经济体却无视货币政策，我行我素，联合权贵资本，疯狂炒作，到处都是潮水泛滥成灾的迹象。如何引寻经济体加快转型的步伐成为一个挑战和难题。
因为市场存在着脆弱性，泡沫不断被吹大，当下就存在着破裂的危险，一旦刺破，脆弱的市场必将因为潮水的退去，留下残枝败叶。构筑一个坚实的市场，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紧缩货币政策等似乎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导致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成为必然，从而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挑战。处理不当将会影响今后十几年的发展前景。
三 投资回报率下降，造就中产阶级陷阱
众所周知，中国所谓的中产阶级，起马有一半以上是由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组成，这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据不完全的统计有4000多万人口，主要是由在编的600多万公务员，在党政机关中“国有”身份的员工1000余万人，以及科教文卫金融等等事业单位3000余万员工。这还不包括ZF机构里还有数量极其庞大的靠“合法”或“非法”的“财政”吃饭的人，这些人的数量比公务员本身的数量还要多得多。严格的说，那些所谓行业协会也是属于吃自收财政饭的群体，因为它们之所以有威慑力四处敲诈勒索获取丰厚利益，还是要靠ZF赐予的老虎皮。再加上700万村官的数字，这个公务员队伍庞大到十几个人里面就有他们之中的一员。在这个庞大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之中，绝大部份都是当前的中产阶级。
这些中产阶级基本是都是在各自部门和单位里做着“皇帝般”的员工，多是不用太劳神太有压力地工作的，至少在本职工作上，脏活苦活累活伤脑筋的活都是雇佣非正式员工来干，也就是上面所讲的“借调人”、“白员”，而现在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已经成了理所当然必须雇佣的“合同工”了。可能每一个上述部门的正式员工后面都有一串的“另类白员”，警察的后面有辅警，有保安，有联防，电信局供电局整天爬电线杆的不会是正式工，现在连环卫工人都雇人扫马路了。自己却享受着中产阶级的高碳生活，要供养这一批中产阶级需要多少P民的劳动成果，那绝对是一个无底洞，于是国家就要对企业征重税才能得以维持。
在各类税费重压之下，国内的消费品价格急速上升，特别是中高端消费品的价格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现在就连到一般的饭店就餐也要比国外要高得多。
长期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发展经济，使得通胀越来越严重，最先受不了的是底层百姓，底层不得不为了自己的生存做出反抗，加工资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底层的工资提升，加速物品的成本，那些以公务员和准公务员组成的队伍不会放弃中产阶层的高碳生活，也不会放下自己的架子去干那些本来就该他们自己干的本份工作。希望用自己的权力逼迫政府采用宽松财政政策，一直以来，政府为了养活这批蠢猪，不断扩张信贷，用通货膨胀的办法解决这些矛盾。
然而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总有一个度，在达到了这个度的顶点之际，产业资本的投资回报开始出现为负增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之中一个个倒下。在一大批产业资本因为投资回报负增长之下倒闭之后，通胀只能走向严重，让底层的百姓和产业工人更加不能承受重压，进一步提出加工资的要求，否则尽愿回家自产自给。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劳动力进一步短缺，产业的负担更加沉重。产业自身都不能正常运转，必定会逃避税费或要求政府降税。这个过程将在下半年开始进入状态，这时候，政府不得不做出选择，加重税费以保证手下蠢猪们的高碳生活，还是缩减政府开支来渡过这将要到来的萧条。
这由以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所造成的中产陷阱，已经影响到国家的政局稳定，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大部份人都看到中国不会崩溃，那么准公务员队伍将都要回到自己是员工的本质，没有技能的人将被市场淘汰，回到底层过苦日子，这由你们自己挖掘的陷阱必须由你们自己去填埋。
抵挡不住的下流社会
涨工资似乎可以成为2011年上半年的热门词汇，在房价涨、电价涨、菜价涨的年代里，只有工资这个涨字才能让劳动人民稍微开心些。有媒体说，中国低工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担心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将面临生死劫。
忧国忧民诚然可贵，但在涨工资大势前我并不担心中国的制造业和我那从事体力劳动的兄弟姐妹。我担心的是那些和我类似的轻脑力劳动者甚至来不及中产就直接引领着中国走进下流社会。不信，您继续读吧。
定义 何为下流社会？
下流社会这个词来自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曾以下流社会为名写作一本描述日本社会阶层划分的书籍。在他看来，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日美欧曾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世界已然出现“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两极分化。
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的“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用普通话说就是生活没有了奔头了，得过且过，撞钟吧。
大势不可挡 上有老，下有小
接着，我们就来讲讲天下大势吧。如果说当今社会有钱就可以向生老病死负隅顽抗的话，那么年龄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在刚刚过去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人口统计变量，0岁-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
中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已不再构成新闻焦点。我们更要强调的是中国年轻人数目在萎缩，您看到14岁以下人口甚至比2000年人口普查降低6.29个百分点就可以判断出未来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人口结构。上有老、下有小的故事，已经从计划生育政策的80后群体看到，如果说80后独生子女是教育政策的既得利益者的话，那么即将到来的制造业工资上涨则与他们关系不大。他们在各行各业打拼，上有4位老人，下有1位幼儿，这样的家庭结构，你说他们会有多高的消费意愿？如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贷款，他们对全盘人生又拥有多少热情？这场梦刚刚开始，梦的第一层还是父母健康、孩子可爱的美梦，而在盗梦空间结束时却总是以噩梦收场。
宏观家国万事哀
回到涨工资的话题，2010年，几乎全国所有省份都上调了最低工资。今年一季度，又有13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6%。“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双同步”的目标，即居民收入增速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试问有多少向中产奋斗的你我曾在这一年工资大幅上扬20%？在看到CPI似无顾忌的飙升时，当看到房地产调控的国八条沦为笑话时，你那颗奋斗的心依然斗志昂扬吗？我们并不是眼红我们的农民兄弟工资上涨，我们只是无法理解在十二五规划“双同步”目标中，我们终究会成为被同步的一群人，五年工资翻番的梦想只能寄托在梦里。而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变成了活着，工作是为了煳口，学习是装样子，消费已是奢望，国家转型的重任历史性的落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肩上。兄弟，坚持住，白领已经挺不住了。
小结躲进小楼成一统，隔江犹唱后庭花
80年前，鲁迅先生曾写过一首小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80年后再度回顾鲁迅先生的诗句，我等小民通往中产的道路何曾不是尚未翻身已碰头？在无数论坛中的十指翻飞，怒目相向换来的只不过是房价在飞，物价在飞，工资假装在飞的幻想。倾尽积蓄，倾尽人情，倾尽对生活的向往，换来的小楼，守着的老婆和孩子，又有怎样的激情去让一个30岁的人群放弃安定感换取运交华盖、一日踏遍长安花的少年英雄梦？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个原本要成为社会中坚的群体，一个原本要承前启后的人群，一个以80后的标签在全国掀起讨论的族群，如今已经哑火。80后的老板们已经赚取了足够的资本，在最近的第三代移民潮中，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选择了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际，离开中国，有的甚至带着荣誉，更重要的是带着金钱。你说，当老一代人选择不再坚守信念时，下流社会真得挡不住吗？
动车相撞：中国体制问题面面观
2011/07/27 |
动车相撞事故成为大陆和香港社会密切关注的新闻。这一悲剧事件再次折射了中国大陆体制的深层问题。若不加速改革，所谓的“中国崛起”很可能就会成为昙花一现。
技术疑问已在 善后处理更糟
发生在温州的动车相撞事故，带出了一连串疑问，比如：为什么一场普通的雷电就能把一个先进的动车电网击毁？为什么在第一辆列车因停电而被迫停车后，十几分钟内居然无法通知后面的动车？
所有的这些疑问既是技术层面的疑问，同时也涉及到技术背后的管理乃至体制层面。众所周知，中国的铁路系统近几年开始提速的进程，中国的高铁系统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先进的铁路系统。但同时，中国铁路也频频传出事故，京沪高铁刚刚开通，就已发生了几起事故。
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的回应和处理再次让人感到十分失望，同时在失望之余感到这其实更多地折射了体制的问题。最近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疯传铁道部发言人"你信吗，反正我是信了"、"这是一个奇迹"、"总之，它是发生了"等让人觉得既没有头绪，也没有逻辑，更没有良知的言论。
事故发生不久，现场的救援队伍就表示救援已经结束。然而就在宣布救援结束之后几个小时，一列废车厢里发现了一个两岁的女婴；事故现场也遭到破坏，报废车厢被匆匆掩埋。这一举动遭到日本新干线专家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极其不专业的做法。而中国的网民则更多怀疑此举意在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事故真相尚未查清，甚至连真正的救援工作也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却是发生事故的大桥却已在事故后48个小时内宣布通车。显然，对铁道部门来说，更为担心的是因铁路中断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一些民众发出怒喊："到底是救人要紧，还是通车要紧？"
更有甚者，在对死难者的赔偿方面，当地出台了赔偿五十万人民币的标准。这一标准显然不能为许多死难者家属接受。温州是浙江著名的民营企业基地，许多人根本不需要金钱抚慰，他们需要的是专业的救援和事实的真相。但当地政府居然还出台了另一条规定：先签订赔偿合约者可获得奖赏。这一显然带有侮辱性质的规定更为激起了民愤，有死难者家属痛斥这是买卖行为。
一个本来已带有深层问题的动车相撞事故，在救援、善后处理的过程却带出了更多的体制的问题。
宣传管理部门再出低级禁令
更为离奇的是，在此次牵动中国全国上下的悲剧中，中国的宣传管理部门依然沿袭了极其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几天正在对中国大陆（甚至包括香港）的媒体下达各种禁令。
此次温州动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中国大陆媒体在开始阶段出现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所谓四大报纸依然中规中矩地对事件予以报道，二则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则展现了初步的锋芒。新华社发表了《三问温州动车事故》一文；被网民称为"CCAV"的中央电视台则也不甘落后，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将矛头直指铁道部发言人，并明确表示"我不敢相信"；也有央视的女主持人在播报时留下了眼泪。
但所有这些人性的善良和职业良知的呈现，最后都敌不过来自宣传部门的禁令。这几天，不少中国媒体都收到禁令，要求淡化对赔偿问题的报道，要求报道时展现大度和高度。然而，一些中国的媒体工作者私下苦笑，实在不懂此时该如何展现"大度"和"高度"：是要求死难者家属"大度"，不计较赔偿金少吗？还是要求民众从高铁未来前景光明的"高度"，来理解目前的人命伤亡？
中国的宣传管理部门有一个奇特的"时间差"，即往往在事件发生后鸦雀无声，而发现苗头不对后才发出禁令，而禁令的内容大多数媒体工作者几乎闭着眼睛都能编出来。于是，无论是过去的矿难，还是此次的动车相撞，开头的十几或二十几个小时，往往是新闻最开放的时间。
动车相撞事故，发生原因和善后处理已经折射了许多深层问题；宣传管理部门再横插一杠，则更将事故背后的体制问题暴露无遗。
作者：李崇光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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