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7日“红楼”作为反腐倡廉反面教材正式对外开放展览，据称票价为人民币5元。
正当1998年下半年展开的全国性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渐入高潮之时，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浮出水面。
1999年4月，一封举报远华集团赖昌星(专题)走私的信件送达中纪委和海关总署。该案件随即被列为中央直抓大案，代号“4•20项目”。至2001年9月，“4•20项目”基本尘埃落定。其间，共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300多人被追究刑责，14人一审被判死刑。涉案人员最高级别至公安部副部长。在“重灾区”厦门海关，有160多人落马，占当时厦门海关人员总数的13%。
经查实，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堪称中国1949年以来查处的最大一起经济犯罪案件。
赖氏发迹
农民出身的赖昌星(专题)，一度在福建石狮做些服装、电子产品、小饭店之类的营生，也干走私生意。但他并不满足于此。1991年4月，赖昌星(专题)通过关系取得香港居民身份，1993年6月在香港注册了远华国际有限公司。
这期间，赖昌星从某些关系人口中得知，军队和国家急需大量计算机软件。于是，他利用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与某军工企业秘密进行计算机芯片贸易。
1994年初，赖昌星以港商的身份回到福建，成立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逾亿元港币，之后又于1996年成立了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远华集团”)。
赖昌星的电子公司并不钻研电子产品，而是专营芯片走私，之后走私范围又迅速扩张至植物油、石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通讯器材等。
几年间，远华集团已成为厦门闻名遐迩的大型企业，旗下有全资公司7个、控股公司5个、参股公司1个。赖昌星把几乎全部家族成员拉入伙，打造家族式走私集团。除董事长赖昌星外，远华集团董事会四大核心人物分别是：赖昌星之妻曾明娜、兄赖昌标、弟赖昌图、妻弟曾明育。
赖昌星以走私暴利涉足厦门石油业、房地产业、文体娱乐业，并以大手笔广泛拉拢上层关系。1996年，设计高达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破土动工时，赖昌星邀请了中央、省、市近两千名嘉宾，每人发了一袋价值数千元的礼品，还大摆宴席请吃“工作餐”，席上俱是鱼翅、鲍鱼、人参、燕窝等物。
根据当时的资料，“远华国际中心”总投资初定30亿元，预计2000年投入使用。赖昌星声称要把它建设成厦门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物。
这个在赖昌星出逃时还只是一个“大坑”的“远华国际中心”，当时着实让厦门政府官员兴奋。那时的厦门，超亿元的大型投资项目都不多，何况是30亿元。
2000年时，有媒体如此描述：“远华”的到来，无疑迎合了厦门领导人热切招商引资的心理。于是，好山好地由“远华”挑，好项目好银行由赖昌星选，各部门纷纷为“远华”开“绿灯”；于是，远华烟、远华酒、远华商城、远华娱乐城、远华足球队……“远华”无所不在、无所不有，“远华”成为了厦门经济发展的象征。
走私猖狂
远华集团一面在厦门大手笔投资，塑造正面形象，一面笼络海关人员，进行猖狂的地下走私。
530亿元，如此高昂的走私案值是怎么来的 这在后来的调查中逐渐清晰，远华集团的走私主要集中在“两油”(植物油、成品油)、香烟和汽车。
远华集团本身并没有进出口权，但它以合作的名义，通过各种方式，先后利用厦门多家企业的进出口权进行走私。
国有独资的厦门开元外贸集团有限公司就是远华的重要合作伙伴。1997至1998年6月间，该公司与远华集团合伙，以货物进口不报关的方式走私植物油，共计29万余吨，总值超19亿元人民币。
厦门东方发展公司也与远华集团共同走私了多种商品，其中仅成品油走私案值即达4.26亿元，偷逃税款近1亿元。
调查数据显示，1996至1999年，远华集团用不报关的方法共走私进口成品油450多万吨，是整个厦门关区同时期正常报关进口量的一倍多。
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的《厦门远华大案——查缉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纪实》一书中曾披露，厦门外轮代理公司原总经理许某在接受调查时交代：这几年，厦门地区“做油”很赚钱，但是要“做油”，谁都摆脱不了远华集团赖昌星的控制。
要做油品进出口，需要经过海关，而当时的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和赖昌星是“铁哥们”。
远华集团走私有多种手法，“假转口”是常用的一种。这种手法被大量用在香烟走私过程中。“转口”在国际贸易中，是指出口国货物运到中转国，再从中转国运到消费国。远华集团在实际操作中，把厦门海关做成中转地，但香烟等货物到了厦门海关就不会被运走了，运走的只是空集装箱或者其它货物。厦门海关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举报远华集团走私的材料称，远华集团走私香烟国内销售总值共计超过150亿元人民币。
远华集团的第二种走私手法是伪报品名，比如把走私汽车伪报成低税值的化工原料等。后经项目组查实，远华集团走私汽车3588辆，案值17亿元人民币，涉嫌偷逃税款高达10亿元人民币。
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小学三年级文化的赖昌星如何建立了庞大的“远华帝国”，如何一手导演了走私大案
在这当中，他亦有两个绝活：其一，赖昌星千方百计笼络一线领导，但从不要求一线领导发话替他走私护航，而是在基层下工夫，买通关键岗位上的海关干部。一线领导要做的只是“当做不知道”。这样做他认为稳妥保险，不易留下后患。
其二，赖昌星先后网罗了18个从海关辞职出来的干部，充分利用他们对进出口业务娴熟，以及在海关上下脸熟的优势，大肆走私。
弥天大网
有知情者说，赖昌星拿出“走私收入”的一半甚至70%用于铺路。他的手段可以简单总结为“七子”：票子、女子、位子、房子、车子、本子(护照)、孩子。把这“七子”全方位关照到，往往就不愁打不开走私的路子。他就像蜘蛛结网一样，左右逢源，最终结成了一张复杂、实用、坚固的走私大网。
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厦门海关从关长、局长到基层人员共计160多人被买通，占厦门海关总人数的13%。除厦门海关外，远华集团还买通了一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口岸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单位的工作人员。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20多人，最高职务者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纪周。
李纪周手握国家打私大权，但他却沦为赖昌星走私的同党。他收受赖昌星的巨额贿赂，并利用职权，多次为赖保驾护航，非法干预执法部门的查处。
据说，赖昌星曾经甚至希望把他的这张网向更高层延伸。
1998年春节，时任总理朱镕基在厦门参加团拜活动。赖昌星托人求见朱镕基。朱镕基却当着很多官员的面说，让赖昌星先拿出26亿元(一说10亿元)补税！
审判之难
走私与腐败唇齿相依。一条龙的走私背后，必然有一条龙的腐败。因此，远华走私案破案之艰辛就不难想象了。
涉案人员互相包庇、掩盖真相、频频翻供。更令人惊叹的是，不少党政干部与赖昌星讲“哥们义气”，为其效“生死之劳”。
拿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来说，他把中央项目组要实行抓捕的绝密情报通报给了赖昌星，直接导致赖昌星于1999年8月14日一早从香港逃往加拿大，至今滞留未归。
再说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多次有群众向厦门海关递交远华走私举报信，杨前线不仅不组织查办，而且将举报信截留后交到赖昌星手里。直至被捕后，杨前线仍然表示对所作所为“不后悔”，他和赖昌星是“最好的朋友”。
最后的审判终于到来。从2000年9月13日开始，厦门远华走私案陆续在福建漳州、厦门、泉州、蒲田、福州等地法院开庭审理。截至2001年6月底，检察机关共对173起案件提起公诉，涉及被告人279人，被告单位28个。人民法院对其中的167起案件、269人作出判决。在已生效的判决中判处死刑的8人、死缓的6人、无期徒刑的17人；另有4人一审被判死刑。
涉案的最高级别官员，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于2001年10月22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前线于2000年11月8日一审被判处死刑。2001年2月1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推迟对杨前线的二审，至今无公开信息。
庄如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被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6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其服刑期间的悔罪表现，对庄如顺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
远华走私案进入法律程序后，远华集团资产于2002年9月起开始拍卖，包括：已封顶最高28层的远华国际大厦；挖好地基筹建88层的远华国际中心；占地1000亩的远华影视城；投资额过亿的东卉花园和海韵山庄；价值过亿的华景、名仕御园、富豪花园等6处高级别墅。
其中，远华国际大厦历经三次流拍，于第四次拍卖(2003年4月15日)以1.63亿元的价格，被深圳富春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拍得。
远华国际中心所在地块，于2005年10月8日，以3.36亿元的价格被厦门福隆置业有限公司拍得。
远华集团资产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红楼”。“红楼”建于1996年，高7层，耗资7000多万元，是赖昌星与达官贵人进行权钱交易的场所。“红楼”曾作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于2001年8月27日至10月20日对外开放，进行“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展览”。之后，“红楼”也走上拍卖台，但是“定向拍卖”，要求不能用于商业目的。
2004年，“红楼”由厦门市政府出资购买，产权归属市政府，而后以“零租金”方式交由市总工会管理使用10年，改造为进城务工人员服务中心。
2000年以来十大经济大案
1、银广夏案
1999—2000年，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广夏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发票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9.6亿元，虚构利润6.8亿元。2003年9月16日，银川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6名造假者受到法律惩处。
2、陈学军税案
1999年10月至2000年2月间，浙江省临海市农民陈学军勾结海淀区国税局第一税务所干部吴芝刚等人，骗购增值税发票后虚开2800余份，涉及税款共3.93亿余元。与此案牵连的公司遍及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5年10月25日，陈学军被执行死刑。
3、证监会王小石案
2002年2月至9月间，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利用职务之便，接受福建凤竹纺织[7.33-0.14%股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请托，在帮助该公司申请上市过程中，非法收受贿赂人民币140余万元。2005年12月9日，王小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4、江苏铁本案
2002年初，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未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开建800万吨钢铁专案。2004年4月，国务院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此作出处理。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税务部门的调查还显示，江苏铁本公司等3家企业偷税2.94亿元。最终，江苏铁本公司原董事长戴国芳被判处5年徒刑，江苏铁本公司被处以罚金人民币40万元。
5、浙江王先龙案
2003年，浙江省石化建材集团原董事长王先龙(正厅级)被委派到华龙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其间伙同他人共营房地产项目。事后该项目所涉的安置房回购款1.13亿余元中，华龙公司应得的6311万余元被合伙侵吞。2009年，王先龙被处以无期徒刑。
6、中航油陈久霖案
2004年起，陈久霖掌控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擅自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最终导致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陈久霖被指蓄意隐瞒亏损事实，误导投资者。2006年3月，新加坡初等法院作出判决，判处陈久霖入狱服刑四年零三个月。
7、德隆唐万新案
1997年3月至2004年4月，唐万新操纵的德隆系公司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操纵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三只股票，累计盈利98.61亿，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此外，德隆系公司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亿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唐万新因此被判有期徒刑8年并罚40万元。德隆系三家核心企业合计被罚103亿元。
8、科龙顾雏军案
2001年10月，科龙(容声)集团将所持科龙电器股份转让给顾雏军控制的格林柯尔。2003年4月4日，科龙电器发布会计报告，从上年度亏损10多亿，摇身一变成盈利一个多亿。2005年5月9日，证监会进驻科龙电器，对其虚假陈述行为进行调查。2009年4月9日，科龙电器原董事长顾雏军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80万元。
9、上海社保基金案
2006年8月9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落马。经调查，祝均一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给福禧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此案牵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等人。
10、广州社保基金案
2007年，检察机关指控原广州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前身)经理刘雨宏滥用职权，违规审批社保基金7亿多元用于非法投资，造成5亿余元的经济损失。
深圳新闻网
| 张五常:中国的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打破它是妄想
2011/07/27 |
南风窗
时已入夏，张五常宅邸的壁炉中，犹自堆放着一些木块，想是上一季不曾用完，又如同刚刚添入——我们的访谈，就在这样一种西式情调背景下面展开。
阳光从透明的屋顶射入厅堂，人于室内，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游目于玻璃墙外春光遍着的小花园。在这个花费代价营造的环境里，张五常赤足趿着一双黑色拖鞋，惬意地仰靠在一张可以灵活转动的单人小沙发上，不断地转来转去，气定神闲，谈吐裕如。上海已进入梅雨时节，这样的晴好天气，似不多见，他偶会站起来，转上一圈，说一声：“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是小人物
《南风窗》：您的很多言论主张，有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张五常：我80年代建议的东西，《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卖桔者言》，只要写一次，最多写两次，就不再写了，因为感受上好像是有点效果。例如1986年6月我发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几个月后深圳的朋友问该怎么出售。又例如我警告说中国不要走上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同意，反应好。今天重读旧作，仿佛自己把中国改革的细节预先写了出来，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没有这种感受了。我早说中国要放弃抄袭外国的货币制度，写了20几篇，劳动法也是，皆如石沉大海。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听我讲的。我没有本领改进社会，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我算什么呢？不是什么大人物，是小人物。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解释什么政策会有什么效果，但我不是改革者，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不过是用我所知的解释给你们听，你们不听我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北京对我是宽容的，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写了十几篇，有时骂得自己有点尴尬，他们虽然不接受，但没有封杀我。
《南风窗》：也许还没有到时间吧。
张五常：75岁了，来日无多，希望能早点见到我希望见到的。
《南风窗》：我说的时间没有到，是指现在这个国家还处于转型初期，总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摸索，要允许尝试。况且对于一项制度设计的判断，站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境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应该把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么？
张五常：我搞的经济学不是坐在办公室猜测，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对中、西方的历史都有掌握。从事经济解释50年，因果的推断准确。我说这政策会有那样的效果，你不信，尝试失败其代价可能高到天上去。
《南风窗》：您觉得自己的金玉良言没有人听，都有找过原因么？
张五常：80年代的时候，中国没有海归(专题)派，西方的影响也不大。北京的朋友当时都在摸索，多读我的文章是不难理解的。你读我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你爱读我就写，不断地解释。走我的学问路线的人只能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至于有没有真的影响力是无关宏旨的。我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有的只是一点关心。
现在声浪很多，大名校的博士无数，而我历来是个不争论的人。昔日美国的同事初时认为我从来不回应的态度不对，后来又一致说我对，其实是1968年施蒂格勒教的。
《南风窗》：智囊化决策和施政，有用么？
张五常：通常没有用，西方的经验也说没有用。昔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及南美的一个成功例子，都是主要用一个顾问。这3位顾问跟我很熟，我很佩服他们的政治感。但我认为比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头对经济的感受好。
《南风窗》：假设在某一天，官方说张教授您也来给我们当当顾问吧。届时您将作何反应？
张五常：他们不需要这么做。找朋友带个口信来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建议，我知道的会说。朋友之间问我怎么看，我知道的会说。这种传达方式可能传错。正正式式的会说得清楚一点。但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做。我认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经济学家的责任
《南风窗》：前些年有学者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5个，在您眼里，在这个群体中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多不多？
张五常：1997年，我做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这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学会，我数了数那些会员，3个里面有1个是中国人。你说中国有多少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么？我在美国攻读经济的时候，全校的中国学生只我一个念经济，现在念经济的很多，那你说中国经济学家怎么不多呢？说起来，我在美国长滩教了两年，芝大两年，华大13年，加起来只教过一个中国学生。今天的情况相差很远。
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不便，写不出长篇大论，但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平，甚至一些拿诺贝尔奖的水平，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还比不上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说的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呢？经济学有多种。大多数的经济学不走解释世事的路。你可以说我这种不是经济学，我不会反对。30多年前美国的同事说我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这些同事有偏见，认为解释现象才是经济学。当年影响我的前辈都着重于经济解释，今天奇怪地变得很少了。
《南风窗》：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张五常：没有责任的。经济学家没有责任比有责任好。我知道有些后起之秀说自己有什么责任。他们还年轻，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我认为做学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释。解释了你不懂我再解释。解释到不想再解释的时候，就不解释了。
没有什么责任的。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解释。有关自己的国家，当然多解释几句了。你又没有付钱给我，而你付钱给我我很难做。经济政策顾问的钱是最不好赚的。我平生只见过两个朋友赚得舒畅。他们不仅懂经济，也懂政治！
《南风窗》：那么怎么样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性？
张五常：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很独立的，一向都是。我告诉你我是做过顾问的，不是做得那么愉快。加拿大某省的政府曾经聘我做租务管制顾问。他们请我去，给我资料叫我写报告给他们，我花了多天写了报告给他们，谁知道他们请我是希望我支持租务管制的。就是他们已经有结论了，我事前不知道，我是反对租务管制的。他们不付答应我的钱。
好些时，政府部门叫你做顾问，不是问你什么对什么不对，而是利用你，就像加拿大的例子。我为什么要赚这种钱？这方面弗里德曼对我影响很大。你问我意见，我给你意见。有一次在香港，政府叫经济学家去开会，利益团体在场，很多经济学者也在场。我坐在那里，我反对，把其他人都激怒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济政策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而政府很难推翻我的论据。但有几年时间我跟当时香港的财政司司长合作得很愉快。每两个星期大家进一次午餐，论经济大势。他说只听我一个，因为我从来不替任何团体说话。大家君子协定，午餐轮流结账。
中国的胜算
《南风窗》：这些年有关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言论时有出现，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大家为此无不欢欣鼓舞。这种总量上的赶超，意味着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吗？追求这样的名次，是否真的重要？
张五常：中国的总国民实质收入其实超越日本已经不止10年了，他们物价那么贵，楼价那么贵，农产品[17.16 2.20% 股吧]又贵。中国不仅是在总收入上超过他们，在将来人均实质收入也应该超过。现在还没有，但有一天会超过。大约20年吧。中国人均的实质收入目前还追不上很多国家。
国际的收入排名当然不重要。追求来做什么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生活好，不要管他人的。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历来不可靠，是一些受了高薪的人炮制出来的玩意儿。
《南风窗》：下一个目标好像是美国。各种预测认为，中国的GDP总额将会超过美国。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张五常：跟美国怎么比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在人均的实质收入方面要胜过美国是很遥远的事。中国人多，地少，光在住房方面就输了，怎么能追得上呢？不要忘记，美国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这是很难追得上的。
讲到财富，房地产可能是最重要的财富，2003、2004年，大城市跟大城市相比，美国的房地产比上海的贵一倍，现在倒转过来，上海的房价比美国的大城市贵一倍。现在上海的楼价比洛杉矶的楼价高一倍都不止了。以房地产来算，中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就像发了神经一样。中国的高楼大厦比美国多很多，而楼价也比美国高。那你这么看的话，单从房地产那方面衡量财富，中国是比美国高得多了。
其他方面看，天然资源方面，我认为美国胜一点。人力资源，脑子的本钱，天生的那种，中国胜一点。但我们的知识比美国及欧洲落后很多。知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学回来的，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主要是把知识放进那么多的脑子去。知识不足的人对社会是负值的。人均的知识水平如果能追近美国，我们的总国民收入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听说不久前英国某好事机构出了一个赌盘，说今年中国有六成机会总国民收入会超越美国。赌不过。
《南风窗》：脑子的本钱？怎么讲？
张五常：中国有什么呢？中国的主要资产是人，是天生聪明的脑子，没有太蠢的。不仅是聪明这个问题，中国的人种比较一致。我到过西方那么多地方，没有看到人种这么均匀的。中国是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只有贫富歧视。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人类的骄傲。还有另一面我们可以乐观的。中国的孩子多多少少有点西方文化的认识。你问中国的学生莎士比亚，他们听过，莫扎特他们也听过，弹得一手好钢琴的中国孩子今天以百万计。你问外国的学生谁是苏东坡，他们不会知道。问他们会不会唱京曲，不会。现在地球一体化继续发展下去，中西文化都要懂一点，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占了优势的。我不想夸张自己中西兼通，但地球一体化，不走我这条路不会在地球上杀出重围。
人才最重要。有个问题，人这种东西，你发展得好的话，有知识，国家会强大，发展得不好，知识不够，人多就变成一种负荷了。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困难不是人多，是人的知识低。这方面，我们的中小学还可以，但大学一团糟。你看现在的学子争着去外国念书了。去美国念书，5万美元一年，等于近3万人民币一个月。有多少中国家庭能出得起这笔钱？为什么不把国内的大学搞好呢？把国内的大学搞得跟美国大学同一水平，一个大学生需要的费用不到留美的1/3。留学只是方便了那些有钱的，有能力出去的，对中国自己的前途来说是缺乏了重要的一般性发展，何况出了去的多半不回归。
所以问题是，我们的脑子资产举世无匹，但大部分是浪费了。现在看，假如你们不照我讲的，不把知识发展搞上去，大学教育不改进，不尽量给贫困学生好教育，中国的发展再上一点就差不多了，人均实质收入连日本也追不上，因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好。我们的文化传统比日本纯得多，厚得多，原则上知识水平有机会超越他们。
《南风窗》：人力资源决定了一国实力，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基础又不够，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张五常：今天的知识是要中西合璧的，这方面中国占了先机。中国青年这么多，重要的是他们要有高人提点。今天不搞中西合璧的学问还有什么好搞的。不是那么难，融会贯通不会那么难的。
《南风窗》：中西合璧从洋务运动那时候就已提倡，其结果是失败的。今天我们成为世界工厂，干的都是贱卖劳动力，为别人贴牌代工的事情。历史上，中国的创造力极强所带来的文明，都是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现在我们的工商业文明是远远落后于他人的，再来一次中西合璧，中国人的创造力就真能够得到恢复么？
张五常：你的看法不对。当年我在香港读中学不成，24岁在美国进大学，只几年就做助理教授了。不是例外。我的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到美国跟我，只6年拿了博士，今天是生物学大名家，有机会拿诺贝尔医学奖。我的儿子可能没那么厉害，但差不太远。其他因为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到美国跟我，有六七个吧，一律不错。去年我的外甥说中国到美国求学的不少了不起。中国本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是说不通的。
高增长的问题
《南风窗》：就质量而言，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怎么样？在高增长的同时，应该注意什么？
张五常：现在中国情况不是那么好，中小企业有困难，借不到钱。出来闹事的那些人归咎于老板不发薪水。老板借不到钱发薪水啊，怎么借钱啊？银行不肯借，外面高利贷的利率20%多。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现在银行是控制利率的。利率是一个价格，管利率就是价格管制嘛，怎么会有好效果呢？东莞一带，不少中小企业都站不住了。
2009年3月，我说北京要开始收紧了，要慢慢地把银根收紧一点。当时如果这样做不会有今天的通胀。说了多少次，我们自己经验不够，理论根底不够，而那些海归(专题)派对这些方面是不熟悉的。两年多前我说要开始收紧，是多年来观察的经验之谈。弗里德曼是深交，他的货币理论我很熟。目前央行采用的货币制度很难处理。西方的高明之士也搞得一团糟，更换货币制度中国不需要交巨大的学费。
《南风窗》：问题是，不用货币政策去管理通胀，整个经济会面临问题；用货币政策去对付通胀，中小企业又要受影响，没有一个政策是可以两面讨好的。这是两难。
张五常：利率是应该浮动的，不应该由央行来决定利率的。现在中国的银行利息是由央行决定。调校银行准备金和利率是从美国抄回来的，人家搞了这么多年都搞得不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抄他们的呢？美国的专家那么厉害，格林斯潘那么厉害，结果还是搞得一团糟，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呢？我一早就叫北京的朋友要放弃抄外国的货币制度。
我屡次建议人民币要转用一篮子物品的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让利率与汇率自由浮动。这样可以一次过地解除通胀，不需要再用西方的货币政策。央行的责任只是守锚及监管银行的运作。这前所未见的下锚货币制度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
《南风窗》：您说不要抄美国，可是不抄他们不学他们，能怎么办？直到现在我们各地官员还要经常组团出国考察，无非也是希望从外面学得一两手东西。连你张五常也是西方经验和背景下面走出来的，这不正能说明中国的现实么？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国度，从来围着小农经济打转转，既没有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无宏观调控经验，要说现代经济制度和商业创新，就更是先天不足。不要忘记，经济学这个东西是西方发明的。我们不得不向领先于自己的国家看齐，这恐怕也是必然要经历的摸索阶段，没有借鉴何来创新？
张五常：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说得清楚，这个神奇制度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非常感激美国的大师们给我的教诲，但教了我6年我就推翻了他们的佃农理论，跟着推翻了他们的外部性理论，价管理论，公司理论，租值消散理论，生产成本理论，而今天连他们的竞争理论也推翻了。目前我正在整理西方的经济理论，值得保存下来的恐怕少得有点尴尬吧。我当然可能错，但我有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脑子。
我不会这么做
《南风窗》：您一直对楼市调控持批评看法。调控到这个阶段，您的看法还是一贯的么？您不认为投机力量需要得到抑制或者疏导么？
张五常：有些人从事生产，赚到钱，那他们消费之外的钱应该放到什么地方？难道把它烧掉吗？难道去把它赌掉吗？消费花不去的那些钱，应该放到哪里去？放到股市，但股票很多是靠不住的，靠股票养老要多作调查研究。买个房子，被打压楼价。买收藏品吗？这个要学过才能买啊，随便买会输的。那么养老钱要放在哪里呢？
楼价起得太急，那么就多放点土地出来嘛。真正买不起房子的穷人，考虑补贴给他们去买房子。也许收穷人一半地价。但这个房子是要私人建的，不要是政府建的。补贴一点地价给他们，提供多一点建房子的土地，信息发布上要说得清楚。但现在不是啊，老是说楼市有泡沫，要打压。愈是打压，房子的供应量愈少。
为什么要限购？这么限购，那发展商怎么办？我不反对政府抽楼宇空置税，买了房子没人住，房子不装修不租出去，可以收他一点税。要是他招租但租不出去，就不要收。空在那里完全不租，抽他一点税，这个我不反对，但据说这是很难执行的。
《南风窗》：这么说，我们当下推行的楼市调控在您看来真是一无可取的么？
张五常：我没有说一无可取，我只是说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猜测政府是怎样想的。听他们讲，就是泡沫问题。假如说到财富分配的问题，那么对穷人就收少一点地价。看看香港的发展，那里买房子输了钱没人可怜你，赚了钱就有人眼红，有这个问题。不要只是想着买房子的一定会赚钱，破产的人多的是。90年代内地在楼市输身家的人无数。几天前在香港某报头条读到，内地的楼市政府打来打去也打不死，北京某人说这证明泡沫愈来愈大。这样的智商我不懂。不久前我公开说看来中国的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我可不便说如果连钢造的也要打破就简直愚不可及。
要给人们机会
《南风窗》：您是极反对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法》的，这容易犯众怒，因为已经否定了一个社会建立基本权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和价值取向。
张五常：这样做怎么能帮得到穷人呢？最低工资能帮得了他们吗？那么容易可以帮助穷人天下还有穷人吗？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吧。我们可以看看香港。香港是到最近才搞最低工资，但那里发展得最好的几十年，哪有什么《劳动合同法》？可以回头看中国唐宋时代的富庶，哪有看到他们那时候是讲最低工资的？
我要说的是，要是这种政策能帮到最穷的人，我会立刻赞同，但根本帮不到，只能增加一些团体的权力，害最穷的人找不到工作。难道那些老板都是愚蠢的吗？做工厂是最难做的生意，没有事情是比做工厂更难的。做房地产发达，我不佩服，做工厂能赚到钱，我佩服。好难赚钱的，全世界的经验都是这样。我们不妨立下法例，规定任何搞《劳动法》的人要先做厂，或者罚他们去做厂。
那些搞《劳动合同法》的人，搞最低工资的人，应该强迫他们去做工厂试试看。那么容易剥削工人的吗？有本事你去做厂给我看看。假如政府没有给你一些垄断权或者是一些好处，或者你没有发明专利，或商标名牌，做厂赚钱的机会近于零。
这么快推出新《劳动合同法》不见得是好事。如果等到中国的工业一般有发明专利或名牌宝号的租值时，推出《劳动法》会蚕食租值，而这蚕食是需要工会协助的。
《南风窗》：是说工会这种机制无法维护职工权益么？
张五常：工会能为谁？工会能帮到一小撮工人，但他们一定要约束竞争才能有甜头。工会头头可以有巨利，争权谋杀的故事不是假的。但不是工会的会员会失业。像美国通用汽车，曾经是世界最成功的工厂，他们的专利注册数以千计，结果完全被工会蚕食了，变成负值。
我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分子会凭《劳动法》控制大局，这是欧洲的经验，也是美国的经验。现在西方满是山头主义，每一方面都是被山头主义控制住。福利不能减，政府官员薪水不能减，教师薪酬不能减，最低工资不能减，还要加，工会势力也不能削弱，这怎么搞啊？
美国药房的药剂师，70块美元一小时，加上其他的费用，近100块一小时，而且现在还说没有博士学位的不能在药房卖药，搞得药很贵。你在美国想进药剂系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有山头。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的山头，中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抄回来的劳动法例继续下去的话，迟早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要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们就羡慕人家，那怎么行？这些日子引进西方的，不少是一团糟。
《南风窗》：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那么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权益怎么保障？谁来保障？不能说就不管他们吧？
张五常：如果天生有缺陷，或后天遇到不幸，慈善机构会帮助，政府也应该协助。但没有什么缺陷，给机会又不去争取，还是要伸手向政府拿钱，那这种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要忘记，人有选择饿死的权利。政府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提供机会，鼓励自力更生。
我们要给每个人自己争取知识的权利，有出售自己知识的权利，有机会增加知识，有机会自力更生。现在的问题是给他们的机会还不够好。香港二战后，机会不错，每个人都去争取，结果许多人都变得富有。很多穷人吃了多年苦，最后还是爬了上去。今天香港大派福利，他们懒得爬了。在大派福利之前香港的失业率不到2%，大派福利之后上升至8.6%，后来下跌到最低约3.5%。今天看还要上升，因为最近推出最低工资。换言之，大派福利使香港的失业率上升了一倍以上。目前中国最要紧的是增加青年及劳苦大众的知识。全世界所有的可靠的研究结论，都说人民的知识增加，他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得快，这一点是肯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设法把自力更生的机会广及所有人。假如一个人真的没有自助的能力，我们要照顾这个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自己不是那么有钱，但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政府可以鼓励慈善工作的普及。但是我认为，给你机会你不学，这么多穷人，我们帮得了多少呢？英谚说：“上帝帮助那些懂得帮助自己的人。”我们不是上帝，但给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上苍会是有灵的。
| | 专访《纽约客》首位驻北京记者何伟:我不是来改变中国的（图）
2011/07/27 |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纽约客》第一位驻北京记者，以其“中国三部曲”知名。他在九十年代后期参加美中友好志愿队，在四川涪陵当了两年支教教师，以这段经历写成了《江城》一书，然后以1999—2004年在中国的见闻、调查、思考写成了《甲骨文》，最后，又以“自驾之旅”为主线串成了第三部《寻路中国》。他的宽敞的观察视野、别致的角度、作为记者和作家的职业素养以及绝好的文笔，为这三部曲博得了有关中国题材的最佳作品的名声。
199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毕业
1992年罗德獎學金得主，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習英国語文与文学
1996年 - 1998年 和平队(Peace Corps) 在四川重庆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系教英文
1999年 - 2000年 华尔街日报北京记者站
2000年 - 2001年 波士顿环球报北京记者站
2000年 - 2007年 纽约客驻北京记者
《寻路中国》分为三部，第一部“城墙”，第二部“农村”，第三部“工厂”，一个转型期的中国，在海斯勒的笔下呈现出具体而微的一个个层次。21世纪的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已经十分明朗，每个人都在头脑中勾画着自己理想中的好生活，但社会结构并没有给予每一阶层的人以平等的机遇和条件，于是，他们必须在中国特有的人际关系网络里浸泡着，寻找机会，解决现实的问题。他们以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活着，在其之上是一个奉行缝缝补补主义的经济体制，被一个稳定的政治权威所掌控和收放着，这个权威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普通的中国人都已接受了它的存在。
何伟的讽刺在《甲骨文》里显得最露骨，在《寻路中国》里也随处可见，他总能从一个不带情感的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刻画并暴露出一件事物、一种话语本身存在的荒诞性。不过，我们很难指责他是带着某种优越感在书写这一切，因为《寻路中国》里的大量情节，例如海斯勒帮三岔村民魏子淇送儿子去北京看病的那一场中所反映的城市官办医院的傲慢跋扈，效率低下，拘泥规则而缺少人性关怀，都符合我们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某种认知。我们会认可《寻路中国》，是因为何伟不只是在“唱好”和“唱衰”之间择一而从，他在这些零散的、常常是负面现象的背后梳理出了某些真实有效的行为逻辑，以此来解读这个国家的希望与危机。
问：你在中国总共待了多久？我发现你常常提到中国人在老外面前的谦卑，我想问，你是否遇到过排外的或其他很不友好的态度？当你开始能自如地与受访者用中文交流时，你能否感到西方人的身份已经放到一边，自己可以完全融入那个环境了？
答：我参加美中友好志愿队期间，在涪陵，我起初感到大街上投向我的所有目光都让我难受，同样难熬的还有我不会说中文。第一年过得很困难。但是八九个月后，我开始能够掌握这门语言，一切就逐渐顺利多了。我一跟人说话，就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好奇心强，并非粗野。他们直勾勾地看我，因为他们没有与外国人打过交道，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善意的。
当然，我从未融入过，我的样子就跟中国人不同。但我在中国感到很舒服，可以说三四年后我就觉得中国多多少少算是我的家了，至今依然如此。
问：读《寻路中国》时我想起了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农民们被迫离开他们自己的土地，只是为了给当地经济做贡献，企业家、商人和投资者占了他们的地盘去发展工业，在这个过程中，原生的社会和文化为“现代化”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这似乎与三十年代的美国没多大区别，是这样吗？一个发展中国家有没有可能不走这条残酷的道路而达到繁荣？
答：是一样的。坦率地说，在中国，至少还有一点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假如你努力工作，天资也不错，你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甚至发达起来，哪怕你出身于农村。没错，这很难，但这的确是事实。而历史上太多的社会里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说到三十年代的美国，我想两国最大的区别只在于数据上。那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是农村人，但在中国，农民占多数。农民太多了，无可避免地会让这个身份带上一种浓厚的耻辱色彩。这与美国是很不一样的。但我认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平等，在我看来，不确定性、流动性是对不平等的解决之道。我感觉中国仍有足够的不确定性刺激人们去努力工作，改变自己的地位。
问：你在三岔待了多久？在那里生活比你想象的是难还是容易？魏子淇感谢你帮他给孩子治病的那一幕很动人，他后来有没有还你你垫付的医疗费？
答：我是2001年去三岔的，那儿还有我一栋房子呢。一开始麻烦很多，因为警察和当地政府总是来找事，不过问题不算太大。我的朋友咪咪很善于处理这些事。我在涪陵的美中友好志愿队里待了两年的经历也教给我很多处理问题的经验。是的，最主要的是耐心。你不能对人发火。在中国做事，你永远不能逼人家。
我同魏家的友谊是在魏嘉病了以后开始起变化的。我们共同经历了那段日子，让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情。魏子淇还了我钱——从我的租金里扣去了。后来我重修了那栋房子的外观，他还给我安排了工人和建材。
问：你用一种陌生化的语调描述了魏家每个成员身上发生的变化，这使得全书带上了一种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你在向魏子淇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他会成为故事的主角？
答：不，我租房子时只是想逃离北京，这个城市大得让我沮丧。我想找个小一点的地方供我放松地写作。当然，我是个作家，我知道我可能得写下一切，但我从没想到过我在三岔的经历会这么密集紧凑。我原先只是想从研究中脱身出来，休息一下。
问：你珍惜同魏家的友谊吗？我一直在等待一次告别仪式，但没有等来。你是不是把魏家仅仅看作一个研究样本？
答：我没有写到告别，因为这会让时序不好安排。我希望这本书从长城之旅开始，然后写到三岔，最后结束于丽水市。在离开丽水后我去向魏子淇告别，也许我该写写这个场面：很伤心，很伤心，毫无疑问是一次最最伤心的离别。我觉得分别太难了。我们都痛哭了一场。不过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也知道我会再次住回中国的。
问：你带着善意和耐心描绘中国人的形象，你也写到了浙南公路两边的乡村风景之美。当你得知当地政府决定轰去山头和村庄时是否有点伤感？这种刻意改变自然环境的行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中是否也存在？
答：我想其他国家当然也在改变，但规模大小不同，在中国，这种情况发生得更快，涉及的城市也更多。我担忧这些急剧的变化，这对环境当然是不利的，但我觉得对人也一样。我感到我认识的许多中国人正在努力记录、检讨、反省过去十年发生的事。
问：我注意到你有好多次被激怒到发抖，你最后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不公习惯了吗？
答：我不是轻易动怒的人。在涪陵我懂得了发疯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如果你，一个外国人，开始对人嚷嚷，或者表现出极端的怒气来，那么别人也会变得更加顽固，因为你发怒使他们尴尬为难。因此我学着不这么做。这可能是我在中国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保持镇定。但是，魏嘉生病那会儿我确实对医生发火了。我没有对她叫嚷，但她知道我对她很生气。孩子的生命有危险，我不能理解她为何不愿表达一点怜悯或风度。
问：你越是不动声色地描写那些陈腐的口号、宣传标语、党的话语，读者就越是从你的文字里读出了讽刺。你是否觉得向西方读者描写并分析这样一个政治体系是件麻烦事？你会变成一个西方民主制的卫护者或代言人，引诱人们去嘲笑东方社会。
答：是的，这一点很困难，但我想最主要的是让政治归于一个合适的位置。书里确实有这些东西，但我的主要刻画对象还是人。一些人，例如魏子淇，涉足于政治，因此我记下了这个过程；但是很多其他人，例如罗师傅，与党和政治世界无关。对美国人来说，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许多美国人似乎相信中国凡事凡人都被党控制着，但我想他们读了我的书后就会改变看法。
我的写作方式总是试图理解这个地方。我相信这是我的工作——去理解这些事，并将其准确生动地勾勒出来。我不相信我的任务是改变中国，或者告诉中国人他们该做什么。搞清他们的政治体系是中国人的事。我不相信美国人对任何国家的问题都有答案。我相信美国人有太多的自信，认为有能力改变世界。我喜欢中国的一点，就是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路，我希望他们继续走下去。各人解决各人自家的问题，这样更好。
问：你好像能很自由地出入几乎任何地方，你也记录了许多关于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如何谦恭礼让、仿佛低人一等的例子。这是不是得益于你的形象？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自由出入一家私人工厂。
答：我是个外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很有帮助。人们对我好奇，也更开放。我想在美中友好志愿队里我学会了如何在人群中从容不迫。我经常被二三十人围在中间，他们看着我，问我各种问题。我学会了放松，我学会了如何和人们交朋友，如何用一种让他们感到适意的方式交谈。这是一次美好的教育。
问：你注意到、并揭示了农村人十分贫困的精神生活，这与他们正在改善的物质条件形成了反差。不过你似乎从未暗示过，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是由一个只在乎自己的领导权、而不关心人民头脑的政府所鼓励的？
答：我当然认为政府要对此负责，政府强调物质进步，而对其他都不管不顾。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也有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现代症状，你不再过穷日子了，你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了，开始向往更深的意义时，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美国人有很大的个人自由，政府也不会试图去控制生活的这一面。假如中国政府能在这方面更灵活些就好了，现在中国缺少独立的社会组织，让我很忧心。
问：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地域歧视、招工歧视、性别歧视等等在你的书里随处可见，但是，人们似乎对此习焉不察。很多歧视的受害者认可了他们缺少法律保护的卑下地位，视之为理所当然。你是否常常因为看到诸如农村病孩在城里医院受欺负这样的事而愤怒？中国人怎样才能建立一种实质性的平等秩序——不仅仅在法律的层面上，而且在公共话语里？
答：我想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你得知道，比起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来，社会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过程远未完成，是不足为奇的。20世纪发生的一切让中国人精神上受伤太深，至少头九十年是如此。直到九十年代，类似文革、抗日战争这样的民族、国家苦难才不再发生。人们过得太艰难了。在《甲骨文》一书里我写了很多关于这个国家如何从创伤中复苏的事。我想，随着时间迁延，中国人会找到一个更优秀的体制。我对中国很乐观，因为我看到了人们的坚韧与能干。
问：你能谈谈“关系”吗？你似乎对这种中国人的行为法则有过很详细的研究。你认为关系在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中是否应继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
答：对外国人来说，“关系”常常显得很神秘，还有点可怕，他们对这个概念很陌生，但其实它并没那么复杂。就像我在丽水那部分里所说的那样，关系是一个系统，它是有意义的，也一直在发挥作用。关系是解读中国的入口之一。我在一所美国大学里做个报告，人们一直追问我，公平吗？这件事这么做，那件事那么做，公平吗？我对他们说，你不能像一个美国人那样去评判这些。对于中国农民来说，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他很可能不在乎这是否“公平”，他在乎的是有没有用。他能否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否寻到一条致富之路？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知道怎样做事，他们理解这个体制，即便不喜欢它。何以体制如此长久地稳固，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和尼日利亚之类的国家不同，那些国家腐败得什么都乱来。中国的腐败还是在起作用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能否告诉我，就你所见所思，这个国家哪些地方是有希望的，哪些地方是十分危险、甚至接近崩溃的？
答：我没觉得它在崩溃的边缘，我从未有过那种感觉。也许我会搞错，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但说真的，我的不安从没达到过那种程度。整个体制的稳定性让我印象深刻，但个体、家庭、小型社群也同样十分稳定，这让我对中国怀着忧虑。我希望，这个社会正在抵达一个阶段，许多不再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人，会渴望在物质之外找到一些东西，一些他们能关心的、信仰的东西。但在中国，这一点很难做到。
我觉得，对中国多数人的心理而言，这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代。诚实地讲，我想这便是为何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他们国家的书感兴趣的根由。十年前他们不会太在意的，但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努力思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和国家，也想看看别处的观点。这肯定是一个痛苦的时期，但也是重要的时期。我继续对中国保持乐观，至少在长远看来是如此。我相信中国人能找到一种改善国家及其文化的方法。
做完这次专访，我稍稍有一点失落。身为一个喜欢思考的中国人，虽然明知solution之不存在，我也还是像那些深受启蒙主义熏染的知识分子一样，期待着何伟能作出一些爽利而尖锐的“破析”来。可是，他基本没有，相反还表达了他的书中不多见的善意和乐观。
在7·23之后，我似乎释怀了。神把最大的、最密集的耻辱感降到可能是世界上最麻木的一个民族头上。再无知无觉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分析的能力和承认的勇气，也应该明白谁是威胁我们生活最残酷的敌人，什么是你永远不会高估、它也永远不知悔改的恶。彼得·海斯勒的任务不是改变中国——那是我们的任务，something absolutely irreducible, crucible and yet probably impossible。
网易博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