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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谈潘汉年冤案:是非功过,总会弄清的
谢觉哉生于1884年，是清末秀才，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在1959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首席大法官。到了1962年，这位年近八旬的首席大法官，却遇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当事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潘汉年。
潘汉年也是一个老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55年３月下旬，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高饶问题时，毛泽东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楚，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于是在４月１日向陈毅讲了1943年奉党之命与李士群接触时，曾与汪精卫见面，并向中央写了书面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第三天，潘汉年被捕。一个半月后，妻子董慧被捕。
关押七年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和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三人达成共识，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向谢觉哉院长汇报。
谢老听完汇报以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
谢老见几位神情茫然，就问彭树华：你读过王勃的《滕王阁序》吗？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这样有本事的人，又处于圣主汉文帝时代，也遭遇这样不公的待遇，这说明什么？无非是说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好人也常受冤屈。梁鸿博学多才，路过洛阳时，见宫室侈丽，作了一首《五噫歌》，被奸臣诋毁，只好改名换姓，逃到边陲，为人舂米为生。在东汉初期这个所谓政治清明的时代，梁鸿这样有才华的人却遭遇这等不平之事，失志如此，又可奈何？
谢老接着谈到宋代的岳飞，说他积极主张抗金，但却被诬蓄意谋反，被宋高宗杀害了。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明朝书画家文征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后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首。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谢老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司法不独立，首席大法官面对钦定的冤案也无可奈何。这就是谢老内心深处的痛苦。
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去世，终年71岁。1979年2月24日，董慧病逝，终年61岁。
如今，有关此案的绝大多数当事人都已作古，只有彭树华健在，也已85岁高龄，他写成《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记下了这段耐人沉思的往事。
民国四公子与北京地理坐标:顺承郡王府成大帅府
2011/07/28 |
北京青年报
■袁克文 ■张学良 ■红豆馆主溥侗 ■溥侗的治贝子园 ■郡王府内院 ■郡王府银安殿 ■郡王府内亭子
民国四公子与北京的地理坐标———
■编者按
近日，张伯驹后人在后海南沿将张伯驹故居申请作为“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人士将当时具有传奇色彩的四位豪门子弟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称为“民国四公子”，他们四人风流倜傥，各有专长。
《诗经》里曾以“振振”和“佻佻”形容公子，比喻公子文采风流，为人坦荡。“民国四公子”在风云跌宕的民国时期，处于乱世而善其身，以其独具魅力的人格受到世人尊敬。“民国四公子”的一生都曾与古都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北京的生活轨迹编织出“民国四公子”的生活地图。
民国四公子中，溥侗、袁克文、张学良亦是独领风骚的人物。他们三人或尊贵显赫，或风流倜傥，或叱咤风云，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票界大王红豆馆主——溥侗
在民国四公子中，溥侗是名副其实的皇家后裔，他出身高贵，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溥侗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治，乃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曾孙。溥侗从小酷爱昆曲与京剧，因是清室宗亲，家中富有，又常接触当时的京昆名家，而溥侗本人悉心钻研，刻苦练功，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不仅如此，溥侗自幼在上书房学习经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能书善画，通晓辞章音律，精通古典文学，对所演剧目的故事情节、人物身份及情境有独到的理解，又兼他见多识广，博采众长，因此对不同人物都有惟妙惟肖的表现，系中国戏曲史上一大奇才。
■大甜水井胡同21号
大甜水井胡同是王府井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连通王府井大街与晨光街，南侧通大纱帽胡同。明代，称“甜水井”，据说，因胡同西口原有一口甜水井而得名。清宣统时，因胡同南面有一条小巷称“小甜水井”，故这条胡同便称了“大甜水井”， 1949年时称“甜水井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颐寿里”、“沟沿胡同”、“梯子胡同”、“康家胡同”并入。溥侗故居就位于大甜水井胡同中段北侧的21号。21号虽说是溥侗故居，但是却被称为“伦贝子府”。因为这座宅子是溥侗父亲留下的，溥侗的哥哥溥伦袭贝子爵，故宅子就被称为“伦贝子府”了。
溥侗的父亲载治生有五子，惟四子溥伦、五子溥侗长大成人。进入民国后，溥伦、溥侗兄弟析产，大甜水井胡同21号宅院的前半部分在溥侗名下，其余归溥伦所有；海淀的两处园子，一处为“集贤院”，是宣统年间朝廷赐给溥伦的私产，归溥伦所有；一处为“治贝子花园”，是其父载治的遗产，归溥侗所有。据说，兄弟分家后，溥伦就在府第的分界处砌一道墙，与弟弟分割开来了。有朋友来访，不解好好的宅院干吗要砌道墙呀？溥侗就开玩笑说：“您看，我们老兄把我‘赶门在外’了。”（“赶门在外”是京剧《天雷报》中的一句台词）。可是不久，溥伦因无力偿还债务，他的房产被法院查封，而溥侗那部分房产安然无恙。溥侗又说：“幸亏老兄把我‘赶门在外’，墙这边还是我的，没有封。”
大甜水井胡同在繁华的王府井商圈，这里寸土寸金，这样的地理位置，让这些小胡同无法继续平静的生活。我去大甜水井胡同探访，发现胡同正在改造建设，胡同里的平房大部分已经拆除，21号的身影已经无从寻觅。改造后的大甜水井胡同，已经不再是灰头土脸，而成为宽阔壮观的大街了。
■精美典雅的治贝子花园
在北京大学体育馆西侧，有一座精致的四合院。它淡定、优雅的气质，使它从周围的建筑中脱颖而出，这座四合院就是“治贝子园”——溥侗分家析产时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家业。为了寻找“治贝子园”，我来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以西郊皇家园林为校址。人们熟悉的是畅春园、朗润园、鸣鹤园等等，而对于这座“治贝子园”就知之甚少了。我在探访之前，在网上地图上已经搜出 “治贝子园”位于校园东南隅的体育馆旁边。到了北京大学我一路打听着体育馆，很轻松就找到了“治贝子园”。
“治贝子园”大门紧闭，门的两侧挂着两块牌子，一个写着“治贝子园”，另一个写着“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从外观看，“治贝子园”面积不大，不过我在查找到的资料中记载，“治贝子园”原来占地颇广，园中有一湾水池，池北用云片石依山势，叠成高台；池之东为果园，池南有流杯亭。“治贝子园”有正殿十五间，后殿十五间，由游廊相通。溥侗爱好古树繁花，他在园内植有数百棵牡丹，每到牡丹花开时，大有“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盛景。
进入民国，溥侗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可是他又花钱成性，爱好收藏古玩、字画。生活艰难的溥侗，遂将“治贝子园”押给正金银行，借款两万元。溥侗无力偿债，正金银行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将“治贝子园”拍卖。1928年，燕京大学以45200元的价格购得“治贝子园”，作为燕京大学农园，为农科所用。成了大学校园的“治贝子园”性质发生了变化，流杯亭改建成体育器材室，大戏台改建成游泳池，后殿一度用作学生第四食堂。这座精美的“治贝子园”，经过不断地拆改，面积比以前减少许多。现在只剩下一组四合院建筑，和园子南侧六株树种各异、姿态俱佳的挂牌保护古树。
■溥侗认为艺术不是为了谋生
溥侗在京剧表演中生、旦、净、丑样样拿得起，《群英会》一剧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溥侗因其出神入化的表演和高超的技艺，被业界尊为票界大王。
1930年到1932年，溥侗曾在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美术学校任教，致力于推广昆曲，意在传道，绝不卖艺。他只教在校学生和票友，绝不教伶人。他把“士”与“非士”的界限划得分明，他认为只有追求艺术才是真谛，如果涉及钱财染了铜臭则不入流了。溥侗生性率性潇洒，没钱的时候靠典当度日，有了钱又随手花光。即使在他生活最落魄的时候，溥侗也没有靠自己精通京剧、昆曲的技艺而谋求生活。他认为艺术就是艺术，不是为了谋生，他为自己定下了“不下海”的诺言。溥侗登台从来分文不取，他反而付给琴师们酬金。溥侗这种纯艺术的精神境界，即使在现在也是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诗酒风流，多才多艺的“皇二子”——袁克文
在民国四公子中，我认为袁克文是充满了悲情的人物。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1890年出生于朝鲜汉城，他从少年时代即有过目成诵的天赋，记忆力超群。因此，袁世凯在所生17子、15女中，最宠爱者就是袁克文了。袁克文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天生聪慧，使得其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诸多方面有所专长。袁克文与他的父亲和兄长袁克定醉心政治不同，他无心于政治权位，反而热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袁世凯皇帝梦破灭后，袁氏子女各奔东西，袁克文不善理财，挥金如土，后来竟至贫寒落魄。1931年患急症病故，只有41岁。
■遂安伯胡同14号曾经是袁宅
遂安伯胡同在东单北大街路东，现在的金宝街的位置，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胡同。遂安伯为古爵位，是五等爵的第三等，遂安乃地名，浙江省旧有遂安县。史书记载，遂安伯陈志居于此胡同，因此这条胡同得名遂安伯胡同。遂安伯胡同的14号，曾经是袁世凯的家。清朝灭亡后，袁世凯曾经一度回到河南老家，后来老家生活不太平，袁氏全家遂搬到天津居住，有时也回北京，住在遂安伯胡同14号。据说当时遂安伯胡同14号的门楣上还写有“洹上袁氏”四个字。袁克文经常往来于京津与上海之间，并不常年居住一地，在北京时，他也居住在遂安伯胡同的袁宅。近年间，修建金宝街，拆除了遂安伯胡同，14号也就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袁家在遂安伯胡同居住时间不长，清末民初的政坛风云瞬息万变，袁世凯东山再起，成为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于是袁氏全家就搬到了三海居住。三海本是皇家苑囿，袁世凯搬入后，将中南海的南侧宝月楼辟为门楼，作为进出的正门，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华门。
■袁世凯入住三海，曾把北海赏赐给袁克文兄弟居住
袁世凯入住三海后，曾经把北海赏赐给克定、克文、克良居住。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那段时间，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皇太子，而袁世凯喜爱的是二儿子袁克文。有人传闻，袁世凯要立袁克文为皇太子，袁克定十分不满，就想加害袁克文，这件事使袁克文非常痛苦，他本无心政治，同时他也不同意父亲称帝，为此他曾经写下了“隙驹留身争一瞬，恐声催梦欲三更。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的诗句以表达自己反对帝制的心情。袁克文反对帝制，可是父亲的皇帝梦就是无法打破，他内心苦闷，时常邀一些诗文好友，一起在北海吟诗赋词。袁克定将袁克文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报告给父亲，袁世凯大怒，遂将袁克文软禁在北海。袁克文为了避免与袁克定之间的矛盾，更加醉心于诗文。
■开明戏院——袁克文粉墨登场轰动京城
年轻时的袁克文是著名的票友，时常粉墨登场。1930年，他与张伯驹、溥侗在开明戏园合演义务戏。袁克文与王凤卿、王幼卿演出《审头刺汤》令人叫绝。
开明戏院旧址在前门外西珠市口路南。建于民国元年（1912 年）, 是中、日两国私人合伙投资。它的造型和我国戏园的形式完全不同, 是仿照外国形式。戏院有二层楼，门脸是椭圆形，大门也是椭圆形旋口，这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样式。 整座戏院能容纳观众800 人，它和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是当时全北京最新颖的戏院。开明戏院开始时只演电影，后来加演文明戏( 话剧)。民国十年（1921 年）前后，余叔岩、梅兰芳、孟小冬等常在这里演出。溥侗、袁克文等名票友也时常在这家戏院演戏。日军占领北平后，开明戏院的演出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开明戏院改名民主剧场。
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后，袁氏子女在分得遗产后各奔东西，袁克文也离开了北京。
千古功过世纪传奇——少帅张学良
民国四公子中，张学良不如张伯驹博古通今精于书画收藏，不如溥侗精通戏剧音律，亦不如袁克文书画诗文出神入化，但是张学良却是民国时期少有的传奇人物，同时他亦是影响过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人物。
张学良生于乱世，其父张作霖是民国初年的大军阀，雄霸一方。1927年，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攀上了权力的顶峰。少帅张学良两次直奉大战成名，堪称少年英雄。然而，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长子，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年仅三十几岁的张学良统领东北军，以民族大义为重，顶住日本人的压力，宣布“改旗易帜”，使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为保存实力、避免被日军挑起事端，张学良率领东北军撤离东北，忍辱负重被称为“不抵抗将军”。“九一八事变”后，面对蒋介石对日软弱妥协不抵抗的政策，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宣布抗日，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此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的一生交织着中国近代史的众多事件。
■张学良随父入京后，最早住在旧刑部街奉天会馆的大帅府
在现在西长安街路北从西单路口到复兴门立交桥曾有一条著名的胡同叫旧刑部街，街中有一家会馆——奉天会馆，会馆原为奉天将军增祺旧宅。增祺与张作霖的关系不一般，民国以后，曾是清廷要员的增祺赋闲在家，得到张作霖的照顾。后增祺全家迁往天津，便将旧刑部街的私宅赠给了张作霖。1920年夏，张作霖应曹锟之邀，从沈阳到北京，起初住在旧刑部街的奉天会馆。张学良随父入京后，亦住在这里。
增祺旧宅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行伍出身的张作霖“敞亮”惯了，嫌这里不够宽敞，阳光不足，想另觅住宅。
■顺承郡王府的大帅府
张作霖的想法不久就实现了。张作霖的姻亲鲍贵卿介绍，顺承郡王府无论地理位置还是面积都很适合作为帅府，建议张作霖考虑。
顺承郡王府位于太平桥大街路西，南起今华嘉胡同、留题迹胡同稍北，北抵麻线胡同，王府面积大小适中，布局十分严整，整座王府分三路，中路是主要建筑，东西两路为生活居住区。顺承郡王府的建设正当清代初年鼎盛之时，所以建设王府时都用上等材料，建筑质量优良。顺承郡王府顾名思义就是顺承郡王的府第，顺承郡王名勒克德浑，系礼亲王代善第三子萨哈林第二子。顺治五年(1648年)晋封顺承郡王，成为清朝开国“八家铁帽子王”之一。那时顺承郡王府租给了皖系军阀徐树铮。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奉系是直系的协助者，张作霖率领的奉军作为胜利者进入北京，顺势占据了徐树铮居住的顺承郡王府。这时顺承郡王一家站出来反对了。民国以后，皇室子孙度日维艰，顺承郡王实在是生活艰难，才将王府租予徐树铮。所以顺承郡王坚决要求收回王府，最后几经斡旋，张作霖以75000银元的价格买下了顺承郡王府作为府邸，那一年是民国十年(1921年)。张作霖在北京期间，顺承郡王府作为大帅府成为北洋军阀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经历了民国初年政坛的风风雨雨。
张学良一直随父亲住在顺承郡王府。1928年，张作霖于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返回奉天。1931年张学良重回北平，仍住此地，直至1933年出国考察。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产生缠绵悱恻的爱情，赵四小姐为了追随张学良毅然决然地从天津来到北京，她与张学良一起曾经在顺承郡王府居住长达数年。顺承郡王府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顺承郡王府作为大帅府后被重新装修过，据说1950年国家向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商购这座王府时，在正殿天花板上，发现了保留着用篆体“寿”和“张”字组成的图案。新中国成立后，顺承郡王府成为全国政协办公地，一直被完好保护，只在原王府大门外新建了礼堂。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八大就是在政协礼堂召开的。1984年，顺承郡王府定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1994年，全国政协修建新楼，将顺承郡王府异地搬迁，顺承郡王府迁建至北京市朝阳公园东隅。这是北京的铁帽子王府第一次整体异地复建。
■按照张作霖大帅府原样修建的郡王府
我来到朝阳公园，从公园往东走没几步，就是一处高大的古建筑，这里就是我要找的顺承郡王府了。不过王府大门悬挂的匾额不是“顺承郡王府”，而是“郡王府”，我问工作人员这是为何？她们介绍说，因为顺承郡王府迁到朝阳公园东复建的王府不是原来的顺承郡王府，而是张作霖时期的王府原貌，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顺承郡王府了。
复建后的顺承郡王府，现在是一家酒店。我被戴着旗头、踩着花盆鞋的迎宾服务员带进了“郡王府”，迎面是建在高台上的“银安殿”大厅，酒店后部修建了花园，花团锦簇，绿草成茵，俨然一处“世外桃源”。环顾四周，我想如果王府是按照张作霖时期的大帅府复建的，不知哪一间屋子曾经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巢。
现在京城里的年轻人结婚都喜欢将婚宴和典礼定在“郡王府”，认为这里贵气。我去探访时正赶上一对新人举行结婚仪式，不禁感慨，当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相爱一生，在顺承郡王府居住时期，赵四小姐一直过着没有名分的生活。我想当年的赵四小姐一定向往着，能够在顺承郡王府举行自己和张学良的结婚典礼。而现在复建的王府中，每个星期几乎都有新人在这里举行婚礼，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文/尹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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