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管理局鼓励美国借债上瘾     谢选骏          美国政府似乎濒临债务违约的边缘，但是中国新华社2011年7月28日却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表面上批评美国政界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的角力将全球经济置于危险境地，实际上却是极力唆使美国借债上瘾。      (博讯 boxun.com)     中国政府一直都有办法让华盛顿的政客们满足自己的要求。例如北京曾在2008年向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施加压力，要他确保中国政府大量持有的房贷美和房利美的债券不会蒙受损失。但在目前形势下，中国能够使用的手段就少得多了。问题出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太大，而相当大部分又投放于美国的国债市场。中国的干部们大概并不懂得，美国国债是一个市场，并不是银行存款，其价值是浮动的，具有商业风险。而与“处理”两房债券的情况不一样的是，美国政府处置自身债务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中国外汇管理局发表的声明却推卸责任，说是石油和黄金市场的规模太小、波动性太大，无法容纳其外汇储备的投资规模。好像这样一来，中国的干部们就可以不对投资亏损承担责任，反过来还要别人对他们的投资失误承担责任。这样的官真是好当啊，怪不得大家都挤破了脑袋，要去报名充当中国的“公务员”。          唉，这就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          如果美国国债严重贬值，或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中国这些除了整人之外一切都是外行的干部们，该怎么办呢？          从理论上讲，中国可能会考虑重新考虑它对人民币汇率的僵化态度，甚至香港也会更加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废除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中国国有企业将收购海外资产，以此对冲美元资产的损失。          在美国国内债务上限谈判僵持不下之际，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昨日表示，中国应尽快降低美元储备资产，保卫外储的战略安全已刻不容缓。张茉楠在上证报刊登的评论文章中称，美国国债和美元已经失去了长期的稳定性。美国债务水平越高，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冲击越大。          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人员”在中国的地位是最低的，还比不上在食堂里做饭的厨子。研究人员既然人微，必定言轻，从来不被领导当回事情。他们多年来一直呼吁减少美国国债的囤积，但中国搜刮的美国国债却越来越多，变成了“世界第一”。          据研究，美国国债敲的波动，将令每个中国人平均亏损177美元！          中国购买的美债预计遭受的投资损失高达20%至30%，如果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1.152万亿美元以最低下跌20%计算，将会损失约2304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亏损177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140元。          这还是最乐观的初步估计。          中国大陆的《上海证券报》7月28日哀叹：债务谈判僵局引爆美元信任危机：          美国缓慢得令人痛苦的债务上限谈判进程，令顽强的美元也开始有些“撑不住”了。前两天，从瑞郎、日元、韩元、澳元到马来西亚林吉特，对美元的汇价纷纷升至数月、数年乃至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指出，美元短期的走势，将取决于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进展，不排除一项超出市场预期的协议会促使美元出现短线反弹。但从更长期来看，美元基本面仍不乐观，这次的债务上限风波只是给美元资产持有人敲响了风险警钟。          随着8月2日的官方违约大限日益临近，过去两天美元开始颓势尽显。7月27日亚洲尾盘，美元指数一度跌至73.42一线，创下5月5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上海证券报》无异在抱怨中国政府的干部们胡乱投资的鲁莽行为。在这些“鲁莽”的背后，不乏利益输送、内外勾结的影子。          事到如今，“国家发改委”的一个“特聘研究员”（并非研究人员）国世平，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美国国债已是低价资产，不应卖掉！”          这位号称“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的国世平“教授”无疑是个中共干部，他以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口气说：“在我看来，美国债务违约问题还是可能解决的”，他一面说，美国会两党最终会对债务上限达成一致，如果美国主权债务违约，对各方信心打击会很大。另面又说，美国最终还不至于出现债务违约的结局。“目前，美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债务，而是就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世平说，奥巴马希望把失业率从9%降到6%多，但现在还是超8%。就业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最大的问题不是债务违约，也不是货币政策。他表示，“但是，美国经济在向好，尽管很低迷但已经止跌了。”          国世平表示，基于以上分析，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人，我们现在“不要怕”，不要太悲观，中国已连续两月增持美国国债，他也并不主张减持。“美元已经跌无可跌，差不多就要‘反攻’了”，他一再强调。由于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欧洲，都有加息风声，他预计，大概在接下来的9、10、11三个月，美国有可能加息，而一旦加息，市场将拉升美元，抛售其他货币。而人民币相对美元来说，也不可能有太大升值，否则会影响大量出口企业。          ……          这就是说，中国政府表面上谴责美国国债的危机，实际上却在鼓励美国政府继续扩大自己的债务，鼓励美国借债上瘾。其证据，就是中国政府死死抓住美国国债不松手，继续增加购买，好像“债多不愁”。中国外汇管理局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就是在鼓励美国借债上瘾。但是这些外行忘记了，“债多不愁”指的是不怕欠债，而不是指不怕出贷。中国政府购买美债，是借钱给美国，而不是向美国借钱，这里面的风险这是“债多不愁”的反面——中国的干部们连这一点都不懂得，这是可悲啊。外行领导内行的可悲。          新华社鼓励美国借债上瘾，是危险的双刃剑。其一刃可能是想让美国在债务中越陷越深，变成中国的附庸国家；但其另外一刃就是迫使美国宣告破产，中国的资产也随之东流。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中国外汇管理局”在美国国债问题上的命运。          2011年7月30日 博讯         蒋介石密运450万两黄金抵台大揭密             来源：中评社                 　　1949年上海外滩发生中国史上最大的黄金跨海抢运事件，当时蒋介石下令将450万两黄金(约3250亿新台币)分装在木箱内，在半年内秘密运抵台湾，这段攸关两岸发展及影响台湾经济的历史秘辛被拍成纪录片，正式揭密。     　　前“副总统”陈诚，当时以东南公署长官与台湾省主席的身分负责迁台计划，他的儿子、前“监察院长”陈履安27日下午出席在台北市信义诚品书店举行的“黄金密档”纪录片首映记者会。前“副总统”严家淦四子严隽泰夫妇也低调出席。纪录片今晚起在TVBS分集播出。     　　陈履安表示，1949年通讯很差，传递讯息也不见得是正确的，现代人很多都不想这个问题;但当时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信赖感;在那种时刻，一个要作决定的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要做判断，知道身边有那些人讲话不会骗他，得来的资料是比较正确的，现在这个信赖感已经失去了。     　　陈履安指出，他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看这些问题;在那么艰苦的环境，要做一些决策，这对后人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不管民众戴着什么眼镜、什么心情来看这件事;对于以前种树的人，不管树种的正或歪、营养够不够，总能让后人在树底下乘凉，不要抱怨树不够大，大家在夜阑人静的时刻，应该问自己为后代做了什么?如果忘掉过去，就没有未来。     　　450万两黄金从1948年12月1日至1949年5月底，共分七次，从上海“中央银行”金库运到台湾的;当时协助蒋介石密运黄金的核心人物共有4人，全是蒋的亲人、亲信，分别是宋美龄、蒋经国、蒋的大舅子宋子文，以及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     　　第一批黄金运送时，为了避人耳目，还是透过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戴运送，后来陆续有商船、海军、空军运输机加入运送任务;这些黄金在台湾分别存放，包括台湾银行金库、现今的台北中正纪念堂、以及“央行”在新店的金库“文园”山洞里;有了这450万两黄金，台湾的经济才能转危为安，重新奠定财政基础，对台影响颇大。          　　黄金密档在信义诚品举行首映会     1959年朱德为什么拒绝担任国家主席？          来源：参考消息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第一次向党外人士公布了他不准备担任下一任国家主席的想法，并拱手拜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帮他“刮点小风”。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二届人大定调子的，其中一项重要的议程就是向二届人大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名单，新的国家主席人选当然也包括在内。     　　在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中，可以作国家主席的人选应该说有好几位。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初步酝酿，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身上。     　　按照惯常的做法，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中共高层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这种观点。还在半年前，为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受中央书记处委托，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     　　在这份名单上，仍把刘少奇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而没有提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这就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信息:刘少奇仍将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既然如此，国家主席候选人显然就是朱德了。     　　为此，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回想起和毛泽东的一些往事。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朱德的名字与毛泽东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自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锤炼，我军逐步发展成为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坚不可摧的队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一个漫长的征途上，“朱毛”的旗帜为革命者所共同高举。朱德和毛泽东本人也把“朱毛”作为一种团结的象征。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1935年6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共同北上。     　　当红军行进到川甘边界时，张国焘借口无法过河，企图使部队回转南下，并且要求与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军的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的所谓“右倾逃跑路线”。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和利诱，毫不退让，明确地表示:“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作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事后，毛泽东得知此事，深受感动，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新中国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也是他的首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祖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作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象征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一直空缺。     　　1954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则当选为副主席。     　　几年后，毛泽东多次对朱德等人说:“去掉国家主席职务，专做党的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比较适宜。”朱德长期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深知他的脾气禀性。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人，也十分理解毛泽东的苦衷。     　　他们在党内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解释工作，终于使党内在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谁是第二任国家主席的人选，毛泽东没推荐提名，只是说“让别人干”。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候选人名单后，明白了中央的意图。1958年12月29日，朱德提笔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要“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     　　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以后在一系列公开和私下场合，他还多次说过自己比毛泽东年长七岁，由他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并再三坚持举荐刘少奇。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于是，中央全会一致同意刘少奇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国家主席候选人，而朱德为委员长候选人。     　　1959年4月5日，邓小平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对于决定提名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他作了这样的说明:“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     　　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是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面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邓小平在会上特别讲到朱德的功绩。他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在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局十分危急的时刻，朱德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到1940年为止，八路军、新四军由4万人发展到50万人，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1940年5月，朱德由前方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解放区战场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亲自筹划和指导进行石家庄战役，首开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并向全军推广了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战略决战阶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他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4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历任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1955年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毛泽东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     　　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l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的朱老总”，一再赞扬他“肚量大如海”，号召党内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学习。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揭秘传奇日籍"红色间谍"：屡为中共送情报(图)     文章来源: 齐鲁晚报 于 2011-07-30     k EmailTweetYahoo!Google Buzz(被阅读 4853 次)   热播电视剧《智者无敌》剧照，陈宝国饰演男主角中村功。 身为日本特务机关的高层，却为中国及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提供重要情报，多次出生入死。他是出卖国家情报的职业间谍，还是中共培养的红色特工？———有影评人说：“热播电视剧《智者无敌》中的主人公中村功，也许是最令人纠结的角色了。”实际上，由陈宝国扮演的这个中村功，在历史上确有原型，他就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准确提供了日军南进情报的红色传奇特工———中西功。真实的中西功，其活动比电视剧中更加神奇。 间谍培训学校高材生 中西功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于该县多气郡一户贫苦人家，从小学习勤奋，19 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公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豪门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同时也是日本专门针对中国开办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其在日本特工组织中，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代军界的作用。书院的毕业生，凭借严格的训练在日本各特工机构中占有优越地位，同窗之间又彼此协助提拔，仕途上往往飞黄腾达。中西功就读之时，校长就是后来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 中西功是书院的高材生，他与同学西里龙夫关系甚好。上学期间，他们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深受其影响，从内心同情中国，反对法西斯独裁。1930年，中西功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学院期间，中西功曾向到沪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参加抵制日军入侵上海的行动。由于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很快被侦破，他和西里龙夫都因此被捕，后因查无实据而获释，随全体学生回到日本。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色间谍” 1934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西功也经尾崎秀实介绍回到中国，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因为中西功提供了一系列描述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被认为极有价值，他于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军特别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西里龙夫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顾问。在北平的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在太原的日本商人白井行幸也与他们志同道合。在此基础上，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间谍网迅速成立。中西功还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其中包括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 由此可见，中西功的这个特工小组，一开始就有清晰的中共烙印。其成员大多是日籍中共党员，由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领导，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的指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这一时期，以中西功为首的这一小组，以及由佐尔格(德国人，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的核心情报。 获取日本对美进攻情报 从1938年年底建立，中西功的情报小组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了3年半之久。 1941年10月，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苏联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但就在此时，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佐尔格被捕，情况极其危急。为了获取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情报，已经被日本特高课盯上的中西功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 了解到担任近卫首相秘书的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后，中西功依然没有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采用最初级的间谍手法，就坐在记者中听。这些记者高谈阔论，相互交流采访成果，结果中西功竟从中得知，日本陆军在大连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记者们认为这是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然而，中西功却凭借同文书院的间谍训练发现了异样的端倪———演习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功做出了日军这次大演习只是幌子，其战略意图极有可能是要南下的判断。 正在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功意外遇到了一个被派去采访这次演习的记者。他立即开门见山地询问。记者刚开始感到意外，随后想起对方是满铁调查部的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很多绝密情况，包括日美之间进行的谈判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等。 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功如获至宝，迅速返回上海，又查阅各种内部资料和情报，随后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不再拖延，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即美国时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的日子)。这一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中的程克祥、彭寿两名特工转到重庆，发给美国大使詹森。 无所畏惧拒绝撤离 中西功不仅是一名“智者”，更是一名“勇者”。1941年，在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后，他们那个情报小组曾经尽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功发出了一封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中西功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中西功东京已经发生问题，他有可能暴露，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 然而，中西功的想法是：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都超过自己的生命。而由他在日本间谍机构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处在黄金运转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够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也会立即毁灭，这意味着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因此，他的意见是自己不走，一面尽可能完成任务，一面拖延情报网覆灭的时间，提供更多的情报。 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功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 由于中西功通过自己的关系给特高课设置了种种障碍，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直到1942年6月，中西功小组才被破获。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足足坚持了8个月。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