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帝制是人类正常社会制度，民主是反宇宙歪理邪说》在网络发表后，引起《独立评论》论坛众网友们热烈讨论，有网友问我：“你凭什么敢保证搞帝制后，皇帝一定不是恶趣转世而来？”我说我的文章从没有“官做得越大，钱赚得越多来的层次就越高”的意思，江泽民是公认的蛤蟆精投胎，不也做了几年儿皇帝太上皇吗？相反，我在文中曾说真正高层次来的人或许一贫如洗，大致能推断人层次高低的，只在其心性和习气。这些网友大概过于浮躁，看文章习惯于囫囵吞枣一目十行，才会陷入自己先入为主思维的误区。

其实这些网友的想法和当年婆罗门教乃至于今天的印度教中机械地划分人类层次的做法十分相似，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为了维护其特权利益，煞费苦心地分出四大类种姓。他们根据吠陀经，说婆罗门是从梵天口中生出的，刹帝利从臂中生出，吠舍从腿中生出，首陀罗从脚生出。于是前三者就成了高种姓，首陀罗成了低种姓，不许祭祀不许念经，被“禁止修炼”。还出现了大量种姓以外的旃陀罗（贱民），他们被称为“扫除污物的人”，只能干些打扫厕所一类的工作。

他们机械地一厢情愿地认为，六道德轮回转世会老老实实按照他们自己指定的路线图进行，层次来源高的一定分配到婆罗门高种姓，牛鬼蛇神恶趣会自动转世到首陀罗或去当贱民。所以不同种姓的人不能通婚，不许接触，不许一起工作，种姓越高，就能从事越体面的工作。不同种姓的人在呆在同一个房间里，不能同桌吃饭，甚至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以免高种姓被污染。而事实上，事情并未按照他们制定的计划进行，有很多婆罗门也会变得穷困，现在干得正是不体面的工作，由此看来，他们那套理论实在是漏洞百出。我看这些网友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其及其相似。

还有的人嘲笑我：“你居然还想得出拿天上的事情来忽悠我们信你的帝制！你凭什么当皇帝？”“何必劳您神折您的寿编这么多的鬼话来骗咱屁民？”。在他们看来，只有民运那种低级的忽悠方式，才是他们所乐于接受最好的被骗方式。

假设我真的也象民运那样忽悠大家拥戴我当皇帝，那我看我的忽悠技术要比这些民运渣滓高级点。老毛为什么能骗得这么多能人都效忠于他？难道只是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吗？绝不是简单的这样，而是不遗余力地利用哲学来忽悠。

众所周知，古代帝王为了臣民死心塌地地服从自己，要抛出天命学说，要有一套完整的对宇宙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看法，和对历史问题的评判，以建立一套文化体系，形成独特的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和世界观。以证明自己这王位是“天命神授”，让人相信反对了君王，就是逆了天，无论如何都是罪不容恕的。而顺从着君王，无论怎样做都是对的。君王作恶多端，即使在君王身边的人能有机会轻易刺杀了君王，也不情愿这么干，因为这么干了等于是干了最大的坏事，在天地间就被定义成了坏人，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死了别说没有葬身之地，埋不进祖坟，肯定还下得地狱。

马列毛闹革命，再不能拿“封建迷信”的神佛天命来为己所用了，他改用“哲学”来达到同样效果。满嘴“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教人们怎样去划分历史阶段，让人们相信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是必然要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写洋洋百万言计的大部头著作，目的就是要阐明这点，这所谓的“客观历史规律”，无异就是一种“天命”观，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配合这套学说的主要成分，还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和各种哲学流派的重要成果等作为基础，以完善其对宇宙形成和人生来源问题的阐述，才形成了一种完整而系统的“宗教”。让人读了他的文章有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之感，以致用哲学也能达到神权所能达到的让人迷信的目的。

这套学说，解释了喜欢纠缠这些问题的愚人们的困惑（之所以称这些人是愚人，是相对于那些修禅宗参禅开悟的人而言，开悟后会发现这些问题真的很无聊，正是这份寻找标准答案的痴情，才是真正阻碍自己认识真相的障碍）。尤其是看到对历史的划分那么精确，那么入理，便认定这就是“真理”了，于是心甘情愿地要为共产主义的这个真理“奋斗终生”，以推动历史朝着他们想象的那个必定要达到的境界—共产主义前进。

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人的想法，假设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而去求助一个算命瞎子，那瞎子居然把你前半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算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把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前世因果都分析得清清楚楚，比你自己看得还透，直算得您痛哭流涕，不由得你不五体投地，对半仙如同神灵般顶礼膜拜，视半仙之言为真理了。那么当半仙算你下半生会发生什么灾祸，会最终有个什么结果时，你必然深信不疑，只求着半仙能指条明路趋吉避凶，这时即使半仙叫你去吃屎你也一定会认为是真理的必然，绝对没错的了。

同样，当热血青年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能把历史、人类、宇宙分析得这么透彻时，也必然对其对阶级的划分、历史动力的来源、人类未来的预测深信不疑，自以为找到了“真理”，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客观历史规律”看作“天命”，把马克思看做是“先知”，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真理的推动者，自己为能加入其中而感到无上的荣耀。毛要在中国获得领袖地位，除了会能打仗能出鬼点子，有文采有口才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人们认为他是受了马克思 “先知”衣钵的正统继承者，于是他也深入哲学之中，再忙也要写一些劳什子理论，实在写不了，也要叫陈伯达等人当枪手来写，以丰富所谓的马列主义，最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甚至对来访的尼克松说：“那些事情（指国家大事）交给他们（指周恩来基辛格）去谈就是了，我只和你谈哲学问题。”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高屋建瓴，从不拘泥在这些烂事上看问题。

正因为毛能写这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东东，不仅仅局限于为“民族解放”，为“穷困人翻身”，才使中国的愚人们把他捧上了神坛，而不只是“救星”。把他当作承传了马恩列斯“先知衣钵”的五祖，是人类发展必然趋势——共产主义的总代表，深受愚昧人民的爱戴，连善于权术的周，能征善战的林，自命不凡的刘在他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毛的确比他们高得不是一点点，都得服服贴贴低下头来。而愚人们觉得，毛既然是先知，那么他叫我们做的事，都是为民族，为穷人，一定是为了宇宙的终极目标，一定真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一定是善的，我们只管照着做就行了。这种信仰一旦建立，不易摧毁，在牢里为毛献身等于为真理献身，生死关头绝不动摇，万里长征绝不变心。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毛泽东利用哲学吸揽信众的过程，我称之为“第一级忽悠”。

参禅是科学，能够开悟，哲学是忽悠，只能骗人。并非唯独毛懂这第一级忽悠去争取崇拜者，稍微有点层次的高干都看得透这层道理，高干们都懂要让自己的子女去北大读哲学系，还不是热衷于读数理化。蒋也懂该怎么样忽悠这块土地上这群愚民的。他推崇“阳明心学”，也大搞什么“格物”，爱拿曾国藩做文章，试图从哲学这方面入手来解释宇宙的奥秘，以神化自己，但终究文字功底不如毛，阳明心学也不如马克思主义那么贴近容易为人理解，略输毛一筹。

毛的崇拜者们多为知识分子，认为让毛夺取政权就是顺应这历史潮流（天命），阻碍这潮流的都是逆历史而动，称之为“反动”。为了帮毛达成目的，会各显神通采取各种他们自认为合理的方式到群众中去忽悠，我称这一过程为“第二级忽悠”。他们所面对的大多是没有什么知识的工农，全靠讲哲学不太好使，只好借租于其它下三滥的办法挑拨离间，比如宣传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地主是如何被贫农养活的，从现实的利益出发，打出“打土豪分田地，穷把子掌印，抗日救国”的旗号，来挑动工农的愤怒，为己所用。但“第二级忽悠”还谈不上是信仰，威力弱得多，比不了“第一级忽悠”那样能培养出“坚贞的无产阶级战士”，被忽悠住的人，即使参见革命没有持久性，缺乏彻底性，一旦分到了田，抢到了地主的财务，觉得基本目的达到，就容易满足，而不肯被毛利用去“继续革命”了，没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的愿望，毛一看“你们竟敢不被我利用？！不肯为我去送命？!”大光其火，称之为小农思想而强烈批评。如果忽悠仅仅停留在第二级阶段，那“中国革命”真就完了。于是需要建立“工农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那是真的需要被“第一级忽悠”忽悠住得人才能加入的，党称之为“觉悟”，你看，这也是宗教里的词。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终有被时间和实践所检的时候。历史并未按照他们划定的路线图进行，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一会说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会又说将长期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来干脆让资本家也入党了。连他们自己都没向愚民交代清楚共产主义什么样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搞不过落后的资本主义，日子越过越穷，老毛这种先知连林彪都看不破，能力大受置疑，受欺骗的老百姓开始嘀咕“算命瞎子的预言不准了……”那第一级忽悠也就再不灵光了，连先锋队员们的信仰也产生了危机，到了古帛寿主席这一代，那些顽固的老信徒都死了，这套学说自然破产，这面旗帜就没法再打下去了，招揽进来的都是来捞油水的“假弟子”，目前，党对党员对愚民的忽悠全部寄希望在“第二级忽悠”上，也就是利用现实利益作为“党的凝聚力”拉人入伙，效忠党国，这种方式即不持久也不牢固，而容易产生了很多副作用，这伙人纯属来捞油水的，捞多了，对党伤筋动骨，捞少了骂骂咧咧，反而破坏党的团结。实在是饮鸩止渴的办法。

但话又可以反过来讲，如果历史真的按毛所说的路线继续前进，果真“东方压倒了西风’，理论上还创了新，印证了这一变化，我相信今天还是会有不少狂人会被忽悠从而真正去信仰这套学说的。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那三个字的邪功创始人身上，他出国前是忌讳讲政治的，多次赌咒发誓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绝不过问政治，生怕中共发现自己的野心不给他护照。他也是先利用佛教大谈宇宙的结构，人类的来源，生命的意义，历史的功过，以博取人们的信任，这也是“一级忽悠”，能吸引人死心塌地地盲从。然后他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宇宙就是为他而存在的，他要不在了，只怕宇宙也就不需要了。他自己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动得了他的弟子，也就能动得了他。人类的历史每一步都是为了“大法洪传”做铺垫开路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任何事情都得为大法让路”，明确宇宙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他的大法能“洪传”。甚至惟恐弟子参悟不到其良苦用心儿不能为其所用，干脆露骨地表示“我教你们做的，一定是对的，我叫你们铲除的，一定是邪恶的。”从以上这些言论，大家才有可能体会“牛不吹大点，就没人信”的真正涵义，也就是说，只有把牛吹到极致，人们才会别无选择地只好信他，这才是他要的信仰。加上他一套所谓的练功方法，帮愚人们理清了原本在头脑里乱麻般的世界观，替他们“悟”出“人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为了大法卖命”这一结论，才使一些愚人把他当作了真理的化身。

看真有不少人成了自己的粉丝，他才抛出地球就要有大劫难，外星人要取代人类的谣言，危言耸听，然后宣说只有信了他，至少不许骂他，得说他好话奉承他，才能得救。称“让人得法，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好事”，要弟子们“运用修炼出的智慧”去宣传大法拉人入伙。象传销一般，多拉一人进来就多一份“威德”。等他安全出国了，才暴露真面目，大谈特谈政治。那些真被他那套理论迷惑的弟子，比仅仅为了强身健体而来买磁带的弟子强多了，真敢去北京闹事，即使被关进大牢也不变心。该邪教主曾对此得意洋洋地嘲笑中共“拳脚难使人心动”，你看！我忽悠出来的弟子你奈何不了了吧？

于是这些痴迷者很乐于让自己成为“改变历史的一部分”，就真的开始运用“修炼出来的智慧”行动了，而他们所谓的“修炼出来的智慧”究竟是些什么呢？无非就是疯狂地假冒别人信箱向大陆发送巨量垃圾邮件，或者编造神奇故事，说在什么什么地方，有谁一练大法，病马上好了，有谁一说大法好话，没有同房都怀孕生男孩了，谁捡到大法弟子传播的真相材料和“福宝宝”，骂了句中共后，做生意马上就发了财了。全部都是谎言，可他们不仅不觉得这么做荒谬无耻，反而认为是在“积功德”，“天上都在羡慕我们有这种正法的机会呢！”，倍感光荣，这和当年红军抢夺地主财物，红卫兵殴打“反动学术权威”一样，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相反觉得是在做天下最大的好事，“羞耻心惭愧心”全无了。这是“二级忽悠”，主要利用人的功利心去骗人，效力远不如一级忽悠，顶多能争取些支持者，但基本不可能发展出铁杆粉丝的。

还存在“三级忽悠”，有的被“二级忽悠”忽悠住的傻蛋为了显示自己消息灵通，也会神秘兮兮地帮着传播谣言，要是别人不信，他就急眼了，赌咒发誓地说 “我亲眼见到党妈摘轮子器官去卖钱的”、“我们那里谁谁练功，警察来抓他，他一喊师父救我，马上就从窗户飞出去了，警察都吓坏了”、“我真的那天做梦，梦见他们轮子过两年会回国执政来着”。以讹传讹，弄假成真。现在这个中国就是这么荒唐，象个超级神经病院，满街都是这些妖魔鬼怪。

相反，民运和轮子比就差远了，民运里一个人才都没有，都是些搅屎棍。这些反动文人哪里是哄稚老师的对手呢？连反华势力都清楚这点，前些年就下了内部文件，严令民运各派各网站论坛要积极配合轮子们展开工作，对轮子不利的言论要一概删除，要切实维护好轮子们的形象，否组明年的经济援助就危险了。

你看看民运这些酸秀才，没一个能象哄稚老师那样能创立自编一套系统的对宇宙对生命的理论，只是以“利”来引诱国内的人来响应他们，为被强拆自焚的人叫两句冤，为被抓的异议人士叫两句苦，造几个谣，传几条小道消息，在网上喊几句洋人教他们的空洞无物的民主口号。这不可能形成一种信仰，顶多停留在“二级忽悠”甚至“三级忽悠”的层面，所以他们后来想摘桃子的某某花革命，都是鬼鬼祟祟的，看不见一丝信仰带给他们的勇气，一旦遇上中共来硬的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跪地投降，或者中共一拿点实惠给他，他马上就叛变过去了。

只不过哄稚老师的谎言和马列毛的谎言一样，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他以前信誓旦旦预言要发生的事情，从无一件应验，他说97年香港就毁灭了，结果没毁灭，他预言江会被他们咒死的，结果十几年来，江活得好好了，他倒先老得不成样了。他预言弟子们会白日飞升的，可除了白日作梦，除了见弟子进火葬场去“圆满”就没见哪个弟子得了好的。他总说哪里有大法，哪里道德水准就显著提高，可他的弟子们照样强奸妇女、生活腐化、不孝父母、殴打群众、贪污受贿。种种现象，说明地球照样不会随哄稚老师的指挥棒转，他只好耍赖，像中共推迟共产主义实现的日期一样，不断地推迟他给弟子们许诺的圆满时间，面对弟子们置疑，只好一直躲着不出来了。据说得把中共党员先全部度到天国享福，他才肯让弟子圆满，遥不可及，弟子们一想：“干脆这弟子也别当了，直接去入党，圆满得还快点呢！”现在连他最铁杆的粉丝也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假先知”？弟子们也冷静了下来，他再难唆使别人去天安门送命了。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第四段讨论的问题，你还觉得我拿人类来源和天上社会体制来证明帝制的优越性，水平连他们垃圾民运还不如吗？当然，毛也好，李也好，他们编造邪说是为自己私利服务的，所以是忽悠，我不为私利，只是为了让人类回到自己应该有的正常制度而已，讲了一些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既不骗你财又不骗你色，又怎么能叫忽悠呢？

 

贫病交加：陈独秀晚年接受国民党厚赐真相 2011/08/02

吴晓 　　1940年7月，地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上游的江津，格外的火热。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热得心慌意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椅上，不地停摇着手中的扇子，煞是难熬。 　　一天上午，陈独秀在后院的青竹、梨树之下纳凉，潘兰珍手中拿着毛巾，不停地给他抹汗。这时，忽听得有敲门声，陈独秀对妻子说： 　　“兰珍，你快去开门，看看又是哪位朋友来了。” 　　潘兰珍听了老先生的吩咐，放下手中的毛巾，疾步向石墙院前门走去。边开门，边亲切问道： 　　“是哪位先生?” 　　“师娘，是我!”门外来客答道。 　　潘兰珍打开大门：“张先生，是你啊!” 　　“师娘，老师在家吗?”来客问道。 　　“在，伊热得正在后院树下乘凉。张先生请进!”潘兰珍操着上海口音答道。 　　来客进入院内，边扇着手中的画扇，边问潘兰珍： 　　“老师身体可好?” 　　“时好时发病。” 　　陈独秀在后院闻来客声，放下手中扇子，便从椅上站起来，边步履艰难地向前院走去，边问道： 　　“谁来了?” 　　“老师，是我!” 　　陈独秀向来客一瞧，脱口而说： 　　“是你啊，国焘!” 　　“老师你好!”来客快步上前，一把扶着陈独秀问好道。 　　来客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当年北大的学生、陈独秀的追随着张国焘。陈独秀见是张国焘来访，心中倒有些高兴。陈独秀避难武汉时，他与张国焘时有见面，畅叙师生当年之情，甚至有时应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蔡孟坚之邀，小聚在蔡孟坚家中。张国焘与蔡孟坚为江西同乡、小学同学，陈独秀、张国焘同是蔡孟坚奉戴笠之命的监护人。但陈独秀自武汉僻居江津鹤山坪，他们师生已有两三年未见了。然而，陈独秀毕竟是“沙场上”的老将，对于此时已投靠蒋介石的张国焘到来，心中顿生一些疑惑，这炎热的夏天，他的突然到来，必有原因。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陈独秀开门见山地问道： 　　“国焘，你冒着似火的骄阳来看我，是不是受人之托，有什么事?” 　　“老师，我这次来一是看望你，二是受朱家骅先生之托，转来他的手书与赠款。”说着，张国焘便将朱家骅的信与一千元赠款，递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摆了摆手，说： 　　“国焘，你先把家骅的信给我。” 　　陈独秀接过信，拆开一看，朱家骅在信中写道： 　　仲甫先生大鉴：暌违既久，咨觐末由，时寄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别也。比者侧词文旆，入川体颇不适，便欲诣前叙其悃愫，绊于部务，未果所怀。故请张国焘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医药费一千元，幸善摄卫，早日复安，临褚布臆，不任迟悬，敬颂痊祺。弟朱家骅亲笔。三、六。① 　　陈独秀看着朱家骅的信，不禁想起他与朱家骅的私交，勾起了他的情感波澜。他对朱家骅何尝不是“时寄消息于风声，托旧情于思想，念此何堪别也” 呢?朱家骅，浙江湖州人，曾留学德国。当年陈独秀与朱家骅都在北大任教，他任北大文科学长，朱家骅任北大德文教授，两人过从甚密，私交笃深。1938年8 月，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释放后，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曾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欢迎陈独秀出狱的家宴上，对陈独秀说，他受蒋介石的委托，要他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这本是朱家骅对他的一番好意，为他出狱后寻找的一条出路，但陈独秀不领情，当即予以拒绝，弄得朱家骅尴尬不已。 　　陈独秀看完朱家骅的信，沉思了会儿，对张国焘说： 　　“国焘，朱先生的赠款我不能收，本人历来无功不受禄，请你转告我对朱先生的问候与谢意。” 　　张国焘似乎理解老师的心情，怕收了朱先生的赠款，又要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张国焘向陈独秀那消瘦、惆怅的面容瞅了瞅，说： 　　“老师你的这种心情，学生可以理解，王明、康生无端地加在你头上的冤屈阴影，还未完全消除。不过，老师，据学生之见……不知该不该说。”张国焘佯装难以启齿，到嘴的话又缩了回去。 　　陈独秀听了，有些不耐烦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你在我面前有话直说，什么该说不该说。有什么话，说给我听听。” 　　“那好，学生就直说。据学生所见，朱先生的赠款老师完全可以收下，这是朱先生以个人名义赠予老师作为医药费，是他对老师的一番‘拳拳之意’。我受他之托来时，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向陈先生讲清楚，纯粹是他个人之名、之意，这点朱先生在信中讲得很清楚。” 　　“话是这么说，我总不想收来自国民党、托派方面的经济资助，这些都是是非之钱。”陈独秀不停地抽着手中的烟卷，不禁感叹道。 　　“老师，朱先生赠款是作为老师治病医药费之用，别无他意。以学生之见，看在你与朱先生多年的私交之深情厚谊上，还是收下为好。” 　　尽管张国焘再三向陈独秀劝说，但陈独秀正如俗话所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一旦想起蒙受王明、康生制造的拿“日本津贴”的汉奸、特务冤案，心中就有些忐忑不安。这时他心中甚为矛盾，朱家骅的赠款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他猛抽着烟卷，沉默不语，在后院踱来踱去。张国焘见此情景，也不由得伴随着老师踱起步来。 　　这时，已时到中午，只听得潘兰珍亲切地喊道： 　　“张先生，老先生，快请进屋里向吃中午饭!” 　　潘兰珍这一叫喊声，打破了这沉默尴尬的气氛，陈独秀扔掉手中的烟头，应声答道： 　　“来啦!”接着，饶有风趣地对张国焘说： 　　“国焘，你师娘小菜做得蛮好，既有江津山间特色，又有上海小吃风味。你可以品尝品尝噢。” 　　其实，午饭小菜没几个，大都是陈独秀与潘兰珍亲手种植的土豆、青椒、白菜等。不过，潘兰珍将这些家常小菜搭配烹调，青丝碧绿，有辣、有酸、有甜，吃起来美滋滋的。尤其那四季豆红烧肉，挺有上海小吃风味，这也是陈独秀爱吃的，凡来客大多少不了这个菜。尽管张国焘投靠蒋介石之后，吃的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但见了四季豆红烧肉，还是有点馋，拿起筷子夹着就吃，不停赞道： 　　“好吃，当年在上海时，我也爱吃四季豆红烧肉，多年未尝过了。师娘手艺不错。” 　　陈独秀不爱酒，只得以茶代酒陪着张国焘喝山里人制作的香醇可口的酒。这样，师生又打开了话匣子。张国焘喝了一口又一口，又夹起一块四季豆烧肉送入口中，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边问陈独秀： 　　“老师，可想好了没有，朱先生的赠款收否?” 　　“国焘，我思索再三，家骅的赠款还是先收下，但请你转告家骅先生，谢谢他的好意，但请他下次不再叫我为难。” 　　陈独秀考虑再三，收下了这笔赠款。 　　“好，收下就好，我一定向朱先生转告老师的意思。”张国焘听了如释负重，当即应允答道，并顺手将朱家骅赠款一千元递交给陈独秀。但陈独秀并没亲手接下，而是对站在一旁的妻子吩咐道： 　　“兰珍，你先将朱先生的赠款收下，再说。” 　　“好的!”潘兰珍应声答道，并接过了这笔赠款。 　　张国焘心中一块石头终算落了地，回去也好向朱家骅交差了。 　　此后，张国焘受朱家骅之邀，一次又一次地不辞劳苦，登上鹤山坪，踏破陈独秀寓居的石墙院之门，送来一笔又一笔的国民党方面以朱家骅个人名义的赠款。 　　1941年初，陈独秀高血压等疾病时常发作，鹤山坪缺医少药，去重庆看病既不方便又无钱。朱家骅闻之，于3月6日，又请张国焘送来医药费五千元，并致书陈独秀。从信中要义看出，陈独秀收下朱家骅第一笔赠款后，曾给朱家骅回过信。 　　仲甫先生道鉴：客秋国焘兄返后，详述尊况，并奉惠书，快何如之。近闻贵体欠和，时，思趋承话言，回冗未果，不审比来尊恙如何，甚悬悬也。兹特邀国焘兄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奉上医药费五千元，敬希哂纳，并祈珍摄是幸。耑此敬颂台绥。弟朱家骅亲笔。三月六日。① 　　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方面的赠款，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决不愿再受。但事与愿违，1942年初，朱家骅又派张国焘送来八千元。从下面陈布雷致朱家骅、朱家骅致陈布雷及朱家骅致陈独秀三封信中，可看出这八千元与前两次赠款资助，不是朱家骅个人的行为，其来源当是国民党官方，不过以朱家骅的名义，又经过原来同属于共产党的张国焘转交，以秘密方式进行，不为外界所知。 　　1942年初，朱家骅同陈布雷谈到陈独秀境状困境后，陈布雷即“呈奉谕示”(“应该是经过了蒋介石批准”——原作者语)。故1月17日，陈布雷致朱家骅： 　　骝先我兄大鉴：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元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复(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即颂时祉，弟陈布雷。② 　　1942年1月20日，朱家骅接陈布雷信后，即致信陈布雷： 　　布雷吾兄勋鉴：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厪注，敬先奉复，祗颂勋绥。弟朱家骅。③ 　　与此同时，朱家骅于1月27日，致信陈独秀： 　　仲甫先生大鉴：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讬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颂时绥不宣。弟朱家骅。① 　　陈独秀对于国民党以朱家骅名义的三笔资助赠款，尤其是1942年1月这笔八千元，甚感“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但同时声明，“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但这一次勉强接受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他在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的信中说： 　　骝先先生台鉴：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元月二十九日 ② 　　一生自恃清高的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方面的赠款，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陈独秀的这种心情亦是发自内心的。陈独秀得到国民党方面以私人名义的接济，对他正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这时四川物价飞涨，生活费用高，故1942年1月19日，他在致杨鹏升将军信中说： “川中生活不支”，欲迁居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他收到国民党方面最后一次赠款八千之后，生活窘迫得以缓解，同时身患疾病日益严重，病休难以支撑，不得不作罢贵阳之行。2月12日，他特函告杨鹏升将军： 　　贵阳之行已决计作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 　　没过几月，陈独秀即于1942年5月27日凄凉地病逝于江津鹤山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