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雄-抒情红楼梦】（2011 七夕）

地雷战真正的功臣熊大缜是如何被当作特务处死的？ 2011/08/06

地雷战真正的功臣熊大缜是如何被当作特务处死的？ 　　《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有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他们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出来？ 　　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技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其事迹与前方战士同样可歌可泣。 　　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三条重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八路军急需枪支弹药，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个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 　　可是，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造地雷，二缺少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个时候，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珍。 　　张珍原名张学渊，曾在辅仁大学化学系当过教师，他认识不少北平、天津的爱国技术专家。张珍接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命令，秘密潜回北平，找到他的辅仁大学同学孙鲁，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寻找、动员科学家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熊大正)。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找到导师叶企孙。 　　说到地雷战中的科学家，首先得说一说叶企孙。 　　叶企孙，名鸿眷，字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国学造诣很深，对西方现代科学也颇有研究。叶企孙，1907年入敬业学校，1913年入清华学校，1918年在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学习，192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6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考察过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 　　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熊庆来、周培源、王淦昌、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赵九章、彭桓武、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黄祖洽、周光召、唐孝威等，都曾受过叶企孙老师的培养。 　　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担任院长。抗日战争期间，叶企孙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1948年叶企孙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调整，他离开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磁学教研室成立后，他担任室主任，为新中国磁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和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成立，叶企孙任副主任委员和兼职研究员，协助竺可桢先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史研究机构，培养了不少优秀科学史研究人才。“文化大革命”中，叶企孙受到迫害，1977年1月13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79 岁。 　　而1977年的叶企孙教授之死，竟然也与冀中地雷战有关。 　　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珍到北平时，叶企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缜是叶企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时，叶企孙正准备让熊大缜去德国深造，熊大缜也正准备完婚后远行欧洲。 　　熊大缜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炮火中去。 　　熊大缜虽然决心已定，但是还得听老师的意见。他向叶企孙老师讲出冀中根据地要开展地雷战，急需科技工作者，但没有说出自己的决心。叶企孙老师听 说抗日需要制造地雷的专家，又从学生的话语中听出熊大缜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支持熊大缜到战斗前线去。 　　虽然说得轻松，但话说出后，叶企孙心中沉重异常。自己的得力助手，刚刚25岁的熊大缜，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这个熊大缜如果深造，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对国家的贡献难以预测。可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说了。不但让学生上前线，叶企孙还暗暗下决心有一天自己也去抗日战争第一线的决心。 　　在叶企孙的鼓励、帮助下，熊大缜决心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去。熊大缜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缜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请记住这些名字： 　　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汪德熙 　　清华大学机械系实验员胡达佛 　　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员阎裕昌(门本忠) 　　清华大学生物系实验员张瑞清 　　清华大学地学系学生李广信(李琳) 　　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祝懿德 　　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葛庭燧 　　清华大学物理系职员何国华 　　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张方(李度) 　　北平大学电机系毕业生刘维 　　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林风 　　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李猛(朱南华) 　　熊大缜通过北平地下党关系进入冀中军区根据地后，立刻受到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的赏识重用。不久之后，他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 　　吕正操将军的回忆录中写道：“熊大缜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十二个炸药筒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压道车清道，然后才是满装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 　　技术研究社研究有了成果。 　　在熊大缜、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不断壮大，到后来竟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掷弹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熊大缜、汪德熙多次受到吕正操司令的嘉奖。1938年底，在唐县北大悲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熊大缜。对技研社和炸药厂大加赞赏，并嘱咐要尽力扩大规模，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工作。在一次反“扫荡”中，贺龙司令员带一支8000人的部队援助冀中。贺龙看到熊大缜的业绩很感兴趣，带了他的总供给部长亲自到技研社参观学习。 　　后来，汪德熙因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到昆明去，张方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方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材料，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所 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办起了子弹厂，但是造出来的火药不好用，子弹厂生产不出子弹。朱总司令亲自下令请张方到晋冀鲁豫根据地传授技术。张方到后一个月，子 弹就可以源源不断供应了。张方原本只懂物理实验方法，对化学是门外汉，全靠汪德熙临走时留下的一大本英文《火药学》，自学成了火药专家。一次试验中，张方右手的三个指头都被炸断了。当时根据地生活艰苦，普通战士每月一元津贴，朱总最高也只是每月五元，而张方每月十二元。朱老总说：“张方为了炸药残疾了，得特殊照顾。” 　　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是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熊大缜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企孙。叶企孙听说熊大缜领导的技术研究社面临一些实际困难时，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叶企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阎裕昌前往冀中。阎裕昌化名门本忠秘密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 　　门本忠本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勤杂工，叶企孙见他对科学有特殊兴趣，又聪明能干，破格提他为实验员，做自己的助手。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 　　这时，叶企孙先生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物资。汪德熙、林风、张瑞清、熊大缜、葛庭燧等人，也经常装扮成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本封锁线，进入北平、天津，为冀中军区购买雷管、无线电元器件等紧缺军用物资。叶企孙设法筹集款项购买急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 　　熊大缜等人还与开滦矿务公司副经理王崇植联系，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又通过王崇植弄到无线电器材，请到技术人员，在天津英租界清华同学会内装配无线电台，然后设法运入冀中。化学系毕业生林风在天津租界一家工厂内偷偷制造黄色炸药(TNT)，伪装成条状肥皂秘密运入冀中。 　　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本军日夜不宁、草木皆兵。 天井关之战，一种专炸坦克的地雷把日军第八联队的装甲车炸毁，日军报纸写“八路军有反坦 克地雷”，从此，不敢大摇大摆进入冀中了。 　　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时，大祸降临到科学家们的头上了。 　　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 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火拼。熊大缜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者的严重关注。加上他多次化装到敌占区采购军 火，更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1939年1月，鹿钟麟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缜见方平是读书人，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将这事当成特务嫌疑上报。 　　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锄奸部不能不干活，不能没成绩，于是就瞄准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供给部，技研社是重点，熊大缜是头子。 　　于是，军区锄奸部工作人员轻而易举地、干净利落地一网打尽，抓捕了熊大缜、门本忠、张方、李广信、刘维、李猛、胡达佛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通通抓了起来，总共有100多人。锄奸部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 　　这些“坏蛋”是二分区参谋长张珍从城里弄来的，张珍成为“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受审次数最多。 　　受刑最重的自然是“首恶”熊大缜。解放后，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的熊大缜档案材料就有32卷，仅口供就有81页。主要罪名是“国民党特务 ”，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伪装成肥皂的TNT炸药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即使是真的与国民党联系也是正当的，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运 送炸药。这样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 　　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司令员明知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却无力营救。 　　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缜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 　　1939年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缜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快走，磨蹭什么？想逃跑啊？” 　　自尊自爱的熊大缜说：“别那么凶，好不好！” 　　锄奸部战士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 　　熊大缜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 　　两个人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走，再不走，毙了你！” 　　一生坚持真理的熊大缜不肯，他就站住了。那个战士真的拉开枪栓，推上子弹，枪口黑洞洞地对上了供给部部长熊大缜的脑袋，勾上了扳机。 　　就在这一刹那，熊大缜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要真的想弄死我，就用石头！” 　　这个人，真的放下了枪，真的举起了石头。 　　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缜，造出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缜，死在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有硬过石头。 　　叶企孙老师最好的学生死了，几十年后，余下的学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这些为民族解放战斗、牺牲的科技工作者献上鲜花；讲述地雷战的故事时，也应该讲一讲这些已经被遗忘的不拿枪的战士。 　　存活下来的冀中根据地科学家，后来成为祖国科学事业的栋梁。 　　熊大缜屈死时，他的导师叶企孙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他知道的只是熊大缜被捕，便多方营救，还为此事专程到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哪里晓得，学生熊 大缜早已是石下冤鬼。解放后，叶企孙顶着被株连的危险继续多方呼吁，一直要求为熊大缜平反。虽然没有结果，但也并没有引雷劈身。 　　一声惊雷，“文化大革命”来了。先是吕正操受到审查，因为熊大缜是吕正操赏识的人，熊大缜特务案又被重新提出。“革命者”用了这样的推理：因为熊大缜是特务，而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所以叶企孙也是特务。因为熊大缜是特务，而叶企孙是熊大缜的导师，那么，叶企孙必是特务头子。 　　1967年6月，叶企孙被北大学生揪斗、关押、抄家。恨不得把一切献给科学、献给党、献给祖国的叶企孙成了特务，风声、雨声、雷电声，声声入耳，他精神崩溃了。这个中国物理学最优秀的导师，身形枯槁，面色憔悴，吟着谁也听不明白的歌，踯躅在首都街头。遇到熟悉的学生便说：“有钱吗？给我几个！” 　　1968年，叶企孙被正式逮捕下狱。关了一年多后，被放回北大，“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叶企孙继续是特务，但也可以是人民。1977年1月13日，飒飒的风，冷冷的家，孤零零的叶企孙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他热爱的中国，他热爱的学生。 　　叶企孙一生未婚，视学生为子女。1986年，清华学生联名写信要求为叶企孙平反。1987年，叶企孙死后10年得到平反。1992年，海内外 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在清华大学校园，一代名师叶企孙的铜像立了起来，清华大学又有了叶企孙。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给武将颁发腐败许可证   2011/08/05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很轻易，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 但在实际上，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杯酒释兵权”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 这里，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 仔细想想，“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权”，而这“兵权”当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换来的则是皇帝赵匡胤金口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武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那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想要什么都行。 仅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地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慷，用《宋史•石守信传》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说白了，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由于有了皇帝亲自颁发的这张“腐败许可证”为庇护，所以，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败。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这里，不妨对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将的贪墨情况作一简要列举：如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 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以为，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此可见，这些武将虽然出身行伍，性格鲁莽，但也很有政治敏锐性，能混到那种地步，说明这些人绝对不是猪脑壳。 如果说，刚开始由于太祖的诱迫，有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已，在贪污腐败时还颇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并不当真的话。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祟，便习惯成自然，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为常了。 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墨腐败，赵匡胤是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在必须要处理时，他也尽量高抬贵手，手下留情。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王继勋传》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即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谓之脔割)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 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边，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那边，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率。由于有恃无恐，开宝三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据统计，直到太宗在位王继勋被处死时，仅在开宝六年到太平兴国二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王继勋前后亲手杀掉和吃掉的奴婢就多达100多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食人恶魔，如果不是赵匡胤有意庇护，想必绝对不会吃人吃得这么不亦乐乎，逍遥自在。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对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对这位武将竭力包庇纵容。当受害者亲属到京城告状时，宋太祖召之相问：“汝女可嫁何人？”讼者答：“农家尔。”又问：“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答说：“岁苦侵暴。”再问：“今还有否？”答说：“无也。”最后，宋太祖对这个告状的农民说：“汉超，朕之贵臣。汝女为之妾，难道不比为农妇强？假使没有汉超在关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在对告状者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赵匡胤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而对“朕之贵臣”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一事竟然无丝毫究责，只是将他找来，劝他今后尽量要多注意些影响，最后，不惩反赏，竟然还赐给李汉超白金3 000缗。 在“杯酒释兵权”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博弈与政治交易中，赵匡胤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为了“安抚”石守信等武将，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还“约婚以示无间”，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杯酒释兵权”后，很快太祖便爽约将自己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给了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显而，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安慰与补偿。 谁知道，赵匡胤的这些小恩小惠、耍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由于赵匡胤所采取的“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或策略，除了在立国之初相继发生了两起由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所发动的叛乱外，此后，在大宋帝国内部，300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黄袍加身”的政治事变。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后面我们将要说到，“以腐败换兵权”对于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慢性自杀。仔细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发觉，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