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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世界人口将突破70亿大关。在人类工业革命兴起时代，世界上每个人拥有的空间接近1平方公里；而今天，每人只有0.000002平方公里。地球人口的迅速膨胀，加剧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

　　孟加拉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达1023人/ 平方公里，且有超过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孟加拉国是目前人口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但仍没有找到有效控制人口的方法，也拒绝采用带强制性质的限制生育的措施。图为当地时间2007年12月20日，孟加拉首都达卡，一辆超载的火车。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成功地扭转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然而，人口大繁荣一代后紧跟着到来的是人口大紧缩的一代。如今，中国还只有7％的人处于退休年龄，但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5%。此外，人口流动迅猛、人口分布失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问题将给这个国家的发展带来重重压力。中国人口最严峻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图为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的居民楼。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埃塞俄比亚将在2150年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人口的急速增加将加重埃塞俄比亚已经存在的粮食危机和旱灾。目前，埃塞俄比亚每人平均日收入为47美分，为世界最低水平。在埃塞全国6500万人口中，有50%的人没有足够的食品。图为当地时间2011年9月7日，埃塞俄比亚，等待领取救济食品的难民儿童。

　　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平均每一个妇女生育7个孩子，是儿童占人口总数最高的国家。然而，尼日利亚人的平均寿命不到50岁。图为当地时间2006年9月18日，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一名男子从天桥上走过。

　　在过去的10年间,印度新增了1.8亿人口。高出生率使印度25岁以下的人口占国内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人口低龄和良好的人口结构使印度可享受未来数十年的人口红利,然而,印度有高达40%的文盲率，如果不进行教育改革，高出生率带来的将不是红利，而是更多的贫困人口。图为当地时间2001年2月26日，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区，一帮乘坐马车放学回家的学童。

　　巴西拥有发展中国家少见的高度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80%。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已使巴西染上了以城市人文、生态环境恶化为特征的“城市病”，许多人沦为城市贫民。而”城市贫民窟”衍生的治安问题成为巴西奥运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为当地时间2009年10月11日，巴西贝伦市，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们。

　　德国现有人口8200万，到2050年，这个全欧盟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将只有不到7000万人。德国同时是全世界人均年龄最高的国家，人均年龄43岁。尽管数百万移民可以弥补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这个国家的养老负担。德国海滨城市吕贝克的特拉沃明德湾，晒日光浴的人们。

　　日本是全世界老龄人口（65岁以上）比例最大的国家，老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20.8%。目前，日本老龄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到2055年，老龄人口将达40.5%，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和越来越大的养老负担将是日本在未来数十年面临的重大课题。图为当地时间2011年7月28日，日本福岛一家养老院里的老人们。

　　巴基斯坦人口增长迅速，到本世纪中叶，巴基斯坦将从现在的第六人口大国上升为第四人口大国。巴基斯坦现政府曾鼓励每个家庭只生育两个孩子，但遭到保守势力的批评，认为这是“非伊斯兰化”。在巴基斯坦，许多家庭以多子为荣，认为孩子是真主的恩赐，另外依靠子女可以更好地养老。巴基斯坦很多年轻人缺乏性知识，不懂得如何避孕，这也是导致巴基斯坦人口增长过快的一个原因。图为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坐在汽车后备箱里旅行的男孩们。

　　朝鲜人口总数由1993年的2120万增至2008年2405万。但一份调查显示，与世界各国人均寿命逐渐延长的趋势相悖，朝鲜人均寿命与15年前相比缩短了3岁，减至69.3岁。同时，新生儿和产妇死亡率增高。图为2010年7月27日，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一艘载满朝鲜人的客轮。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其首都雅加达人口多、污染严重、交通拥堵的问题十分严重。2010年，印尼政府将迁都提上了议程。图为当地时间2010年5月31日，印尼爪哇省德波克，人们扒上一辆开往首都雅加达的火车。

　　21世纪初，巴勒斯坦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巴勒斯坦，多子是男子气概的象征；而生育有10个孩子以上的女人也十分常见。导致巴勒斯坦人拼命生产的原因有二，一是补偿在巴以冲突中失去的人口，二是利用“人口武器”制衡以色列。2010年12月，巴勒斯坦人口超过1000万。图为当地时间2008年1月27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区附近，一家子从驴车上摔了下来。

　　菲律宾经济增长率近两年来维持在4％左右，但其人口增长率却超过2％，经济增长的效益正被日益膨胀的人口所吞噬。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更多的菲律宾家庭陷入了贫困。2001年，约有38％的菲律宾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收入约为0.9美元）；到2003年，贫困居民已占40％。人口增长过快已明显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菲律宾人口增长率降不下来，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约85％以上的居民信仰天主教，他们视避孕为不道德的行为，反对节育和堕胎。

　　香港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却拥有七百多万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420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大陆人涌入香港成为“新港人”。许多香港人则担心“新港人”将与“老港人”抢夺社会资源和福利。2011年4月，一个反对内地新移民获得香港人同等福利的网络小组，一周内获8万港人支持。图为2009年6月9日，香港旺角的鸟瞰图。

中国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小贩引发骚乱

根据最新一期的《新世纪周刊》的报道，在黄家强拆冲突中受伤的，除一人来自当地城管中队外，剩余的人员基本都来自黄水镇各个社区的“综治服务队”。

2009年4月，双流县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村(社区)基层专职综合治理服务队伍建设的意见》，组建村级综治服务队，据称在全国率先。

综治服务队的队员全部为合同制，两年一签，试用期两个月。考试时要做体能测试、政审等，底薪800元，奖金大概每月200元。当地消息称，“如果双流县试验效果好，成都市将在全市推广。”

当地媒体报道，双流县社会管理难度不断加大，基层治理问题越来越多。“全县信访压力较大，维稳任务越来越重。”因此，双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廖维忠表示，“要解决好目前双流面临的种种问题，仅仅靠政法队伍和公安警察力量，是很难做到的。”

2009年，中共双流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县综治委提交的报告，组建一支“专职的、覆盖全县各村和社区的”综治服务队。

当地官方赋予综治服务队以治安巡逻、提供维稳信息、排查矛盾纠纷、安全生产巡查、城乡环境卫生监督、老百姓应急救护等职能。

财政方面，与公安、武警甚至军队不同，这支“综治服务队”由县财政出资，仅在2009年，双流县财政就出资2480余万元，用于队员招聘、工资发放、保险、装备购置等。

当地观察人士告诉本台记者，“尽管中国其他地区偶有也有类似组织，但通常是兼职，很少有财政拨专款，而且职能也并不像双流县这么广泛。”

几年来，发额度公安机关参与强拆等非警务行为屡屡遭社会批判，公安部等也多次叫停，因此，在强制拆迁、群体性事件处理等方面，“综治服务队”逐步成为当地政府特别倚重的力量，在维稳信息方面甚至成为基层政府的耳目。

这只队伍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很多时候由当地政府武装部直接指挥。多位双流县综治服务队成员表示，他们参与过多次强制拆迁，平时也有专门针对这方面的训练。日常管理方面，政府给他们配备盾牌、警棍等设备，被招募者很多都是退伍军人等，每日外出执行“任务”外，每日上班都有“训练”。

2010年11月9日，廖维忠在双流县综治工作会提出，要重点加强综治服务队建设，使其成为一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据双流县综治委数据，2009年和2010年两年，该县综治服务队共参与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五起，协助公安破获案件102起，抓获50多个犯罪嫌疑人。

一位长期关注西南的媒体人认为，“综治服务队”跟川军时代的保安团很类似，都由地方政府掌握，“只是前者没有枪而已”，已俨然当地基层政府豢养的“准武装组织”。

与传统中国军事体制不同，这只暴力队伍由地方政府出资，归地方政府领导，这让许多政情观察人士深感忧虑。有人甚至说，前清也是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才开放曾左自办团练。“太可怕了，地方武装，还是县独立团。2400万，胆子也太大了。”

据上述媒体人士的统计，按双流县每村配三名专职综治队员计，仅双流县就有600多名队员，相当于两个营。如果成都将此做法推广到全市，到时成都就会有1万2千多名综治队员，相当于一个师。

上海律师斯伟江就感慨地说，“可怕，地方武装一出，天下危矣!”

法广

反恐 雪豹突击队进驻新疆 （图） 2011/08/09

传雪豹突击队已进驻阿克苏地区。（图：东方日报提供） 新疆在喀什遭遇连环恐袭后，据指当地气氛仍然绷紧。自由亚洲电台指当局加强反恐工作，且把范围从南疆扩至整个新疆。但与此同时，阿克苏地区续有宣扬疆独的传单散发，当局正在全面搜查。据知号称全国最强的特种部队「雪豹」突击队已进驻阿克苏，恐令当地局势更为紧张，甚或触发新一轮冲突。 维人社区遭管控 报导指出，当局主要针对维吾尔人的清查行动，目前已在新疆全境展开。 报导引述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表示，在发生喀什恐袭后，中国当局加强对维吾尔族人的管控，如乌鲁木齐的维族聚居社区，近日有大批公安武警巡查，维族人倘夜间外出需出示证件，否则将被扣押，一旦反抗更可能遭就地正法。迪里夏提说，进入回教斋戒月的清真寺，亦进驻了便衣警察监控。 阿克苏情势紧张 迪里夏提表示，在毗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的阿克苏地区，近日出现反政府传单，因此特警搜捕行动在进一步扩大，「尤其在库车县较为严重，也出现了传单，公开要求汉人返回自己的家园，要求维吾尔人团聚起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呼吁所有的人民参与维吾尔的独立运动。武警在阿克苏地区的县城彻夜搜查派传单者，而在北部的伊犁地区，也有清查活动。」 另据乌鲁木齐市民袁先生表示，反恐行动的具体部署已经落实到基层，社区街道要招聘治安员组建巡逻队，发现可疑者立即汇报。 警笛声「听到麻木」 有新疆网民在微博披露，阿克苏气氛紧张，全境戒备，号称全国最强的特种部队「雪豹」突击队已抵达当地。在新浪微博，署名「晓萌」的网民称：「听说雪豹突击队周五（5日）半夜乘专机到阿克苏……目前听到的日夜无休的警笛，已经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当地居民亦证实「雪豹」突击队进驻的消息，并指警车在这两天无论白天晚上都在巡逻。 另据新疆新闻网报导，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日前在出席「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座谈会」时指出，中央对新疆的稳定高度重视，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打击「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当前以坚决遏制连续发生暴力恐怖案件、坚决遏制因暴力恐怖案件引发的群体性聚集事件为目标，对暴力恐怖分子「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世界新闻网     中国的都市症候群： 纠结心态背后的挣扎与困惑(图) 2011/08/09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8月9日电题 都市症候群：纠结心态背后的挣扎与困惑 　　作者 张尚初 　　“纠结”一词在中国都市话语中流行已久。为房子、为车子、为票子；为婚姻、为爱情、为孩子；为油价、为肉价、为个税……面对诸多的选择与顾虑，面对两难甚至多难困境，人们在理性与感性、欲望与克制、道德坚守与缺失、梦想与现实之间挣扎与困惑。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纠结”正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标签，折磨着“都市忍者”们脆弱而敏感的神经。 　　大城市去留难无意？何处是诗意栖居地 　　“要生存不要苟活，要温饱不要奢侈，要发展不要放纵”， 鲁迅这句名言正成为现代都市青年们的追求目标，他们试图在钢筋水泥丛林中寻找“诗意的栖息之地”。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房子贵、车子贵、生活贵，票子却不够花！”这是中国很多身处“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倍感纠结的话题。 　　曾有一项调查显示，74.1%的人不满意自己所在的一线城市的生活质量；认为一线城市能提供优质生活的网友不足15%。而在另一项关于“逃离‘北上广’让生活更美好之十大幸福城市”的调查中，超过1万人参与了投票，成都、杭州等二线城市位居榜上。 　　“在北京奋斗了5年，没有户口不说，所有存款连一部车或者一个洗手间都买不起，更别说生孩子……留在北京有何意义呢？”像这样的年轻白领并不在少数，经过“北上广”激烈竞争的洗礼，不少“外来人才”欲逃离一线城市回到家乡或某些二线城市。 　　正如一首民谣所唱：“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衣锦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 　　对此，北京长安律师事务所吕恩相律师认为，这种现象也很正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大城市呆不下去了，选择“逃离”，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如果不“逃离”，硬呆在这些一线大城市，迫于生存压力，年轻人容易产生一些不健康的情绪，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导致年轻人和“北上广”的“双输”，实不可取。 　　不过，最近媒体报道，当初一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又杀回来了。从因为高房价、高物价、限购而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继续打拼实现自己的梦想，颇有戏剧性。看来“北上广”等大城市已成人们心中的一座“围城”：身在其中，时常纠结；一旦离开，分外留恋。 　　“小地方，要靠爹”，在很多二线、三线城市貌似生活安逸，但是，年轻人回到那里之后发现，这些地方严重缺乏机会公平。尽管大城市巨大的生活成本曾让他们选择逃离，但如今，仍然觉得这些大城市对自己更有实现梦想的感召力。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与其在“酱缸”中厮混一生，不如逃回“北上广”自食其力。 　　何处能安放肉身与精神？在“栖居地”的纠结中，故乡与他乡旅途上摇摆的人们，心头各有一番滋味。喧哗中的机遇与平静中的安逸，让人去留难无意。 　　贫贱夫妻百事哀？什么在侵蚀爱情 　　俗语有云：“贫贱夫妻百事哀”，爱情诚可贵，面包似也不可或缺。在物质丰富时代里，爱情和婚姻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和考验。当代国人的情爱婚姻，呈现出异常多元的形态。 　　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不得不面对“职场”和“婚姻”的双重挑战，因而成为“毕婚一族”。许多女生把结婚当出路，缓解即将面临的就业压力，以为通过结婚可以共同分担生活压力，也算是一种“曲线就业”。但是在大城市里，除了房租、水电煤气、伙食费、交通费等，已所剩无几。于是，“毕婚族”往往都是“月光族”。 　　作为首都城市，北京是许多年轻人争相进军的地方。但由于物价之高，房价飞涨，许多年轻人都已无力买房结婚，但日子终归要过，婚也还是得结。没车、没房、没钻戒，只花9元去领结婚证，成为名副其实的“裸婚族”。最近有媒体评出“内地五大裸婚城市”，北京位居“裸城”之首。 　　从媒体盘点的2011年十大“潮婚”形式来看，除了上述论及的“裸婚”和“毕婚”，还包括“闪婚”、 “隐婚”、“N婚”、“素婚”、“拼婚”、“淘婚”、“试婚”、“旅婚”等。其实，这个盘点还漏了一种形式：离婚。 　　当今社会，婚姻的稳固性已经受到严峻挑战。据民政部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有46.5万对夫妻劳燕分飞，平均每天有5000对夫妻离婚，离婚率为14.6%。数据还显示，广东省今年一季度的离婚率为10.9%，而2009年、2010年同期分别为9.8%、10.4%，离婚率正呈不断走高的趋势。 　　为什么现在婚姻变得越来越脆弱呢？“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秋风指出，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广东省妇联法律服务中心律师王飙尘指出，现在更多离婚问题，反映在年轻人身上，大多是感情和物质的冲突，尤其是独生子女。他们一方面想找一个感情很纯粹的，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舍对物质的追求。再加上独生子女(步入婚姻年龄的一代)与父母的关系过于密切，以至于影响了自己的婚姻。 　　“把爱情婚姻和物质挂钩，是这个时代的杯具，是时下拜金主义价值观在社会上的一个体现。我们的父辈基本上都是‘裸婚’，古人云‘成家立业’，成家也是排在立业之前的嘛！”吕恩相律师说。 　　“离婚业务，成了现在律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类别。”在北京执业的吕恩相律师认为，“现在年轻人离婚，原因很多，最重要应该还是整个社会的浮躁和生存的压力。” 　　身是萍心是云？“浮”在焦灼中 　　“神马都是浮云”，网络上的风靡的流行语，似乎有一种戏谑的洒脱。然而，面对更多的纠结，恐怕只是看得破，放不下。 　　——纳税还是不纳税？纠结。个税起征点上调，6000万人不用再缴个人所得税。本该高兴，但很多人又犯了愁：“不纳税”，将没有个税证明。这或将使得很多人在购房、买车、办理居住证等方面受到影响。而这些人很多属于中低收入的城市外来人口。 　　——买房还是不买房？纠结。怕当房奴，却更怕想当房奴都当不了。 “生活靠边，买房抢先”，当初的理想主义者成了彻底的现实派。为了拥有“立锥之地”，甘愿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省吃俭用、加班加点，借贷买房。但是，“等到有一天，所有的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 　　——开车还是不开车？纠结。当交通工具从两个轮子终于奋斗成四个轮子的时候，拥堵、限行又成为都市“上班族”们的另一种自我折磨。年初，有媒体曾以“新年愿望”为题采访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多位工作人员，发现升职加薪自然是“上班族”所渴望的，而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居然是能够轻轻松松去上班，跟堵车、挤车说再见。 　　面对诸多的纠结，“神马”恐怕难以“都是浮云”，虽然被冠以各种“奴”的头衔，都市人还是很难不孜孜以求。纠结背后，是焦灼的心灵。于是又有了各种族：“路怒族”、“捏捏族”、“赖班族”…… 　　这个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海量信息裹挟着各种价值观，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物质丰富文化多元，个体在“物化”的洪流中被边缘异化，人们需要怎样的智慧，才能找到个体与社会的平衡点，在面对诸多诱惑时，澄明淡定。 　　当下，中国转型时期的“心态”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这不但关乎个体身心健康，更关乎社会平稳运行。 社会道德崩溃，天使也会堕落   2011/08/09  作者：列焰熊火　　 在市场，称了好菜，若发现钱不够，怎么办？卖主一定会建议你从称好的菜中取出点菜，以减少付款数额。去医院看完病，发现所带钱款不足以支付医疗费怎么办？医生是否也可以要求病人将已经完成的治疗返回一点给医院以减少病人的医疗费用？第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认为，当然可以。第二个问题，大家一定会认为是笑话。那怎么可能呢？看病又不是买菜，还能返还回去一点吗？先别忙着笑，还就真有这么一桩怪事。　　 据报道，小曾在武汉首义一家饭馆打工。洗盘子时，不慎盘子摔破，将右手大拇指和无名指割伤，伤口较深，血流不止。一起工作的工友将小曾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治疗，缝了针，打上石膏，交钱时发现钱不够，请求医院先垫付不足款额，第二天再补交齐。医护人员坚决不同意，并讲：“要么交钱，要么拆线。”小曾无奈，只好忍痛让医生把石膏和线拆除。　　 这则事例看似笑话，却在我们这个社会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真的是，如今这世界只有你见不到，没有你想不到。特色时代的带舞台上，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上映着你所想象不到人间话剧。　　 以前，社会上人们最敬重和羡慕的职业有两种。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教师以传业、授惑为己任，被人们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被人们称做白衣天使。可是，仿佛这已是儿时的记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白衣天使早已伴随着春天的故事，淹没在那滚滚的红尘中。人类灵魂工程师谢世，中国一大批人失去了灵魂。白衣天使远遁，从此神州少了救死扶伤的使者。　　 昔日的圣者，往日的天使为何一去不复返了呢？是谁使人间这些美好的事物从人间蒸发，隐入到昨日的视线？是钱，一切都是钱惹的祸！　　 三十年前，钱这种东西，并没有多大的神通。和道德相比，连个座次都排不上。那时，人们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们只知道劳动致富，诚实赚钱，不劳而获是可耻的。那时，从来没有人敢把金钱和良心挂钩。那时，当人们每做一件事的时候，首先会扪心自问，是否对的起良心？　　 可是，后来，钱这种东西击败了道德，打垮了良心，爬到了社会的巅峰，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君子爱财群之有道，变成君子爱财，不择手段。诚实赚钱，劳动赚钱早已不能满足一部分人一夜暴富的欲望。当良心和金钱放在天平的两端称量的时候，一些人发出良心能值几个钱的疑问。真可谓是世事无常，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一些人朝也想钱，暮也思钱。恨不能天上掉馅儿饼，走路拾金元。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开始了金钱的争夺战。在争夺金钱的角斗场上，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官的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就是吃不完的财富，挖不尽的金山。为民的发现，原来道德是追求财富的最大羁绊。为了一夜暴富，思想必须再解放一点，胆子必须再大一点。为了钱，官员可以把公款当做自己的私款，可以拿出自己手中的权去交易。为了钱，一些无职无权的人选择了制假售假，坑蒙拐骗。为了钱，良家妇女可以撕下自己最后的羞耻与尊严，堕落为烟花柳巷里的风尘女。　　 社会已经变为黑色的大染缸，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已不多见。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人类灵魂工程师和白衣天使的堕落亦不能幸免。　　 教师把学生和家长当成顾客，医生则把病人当成了财源。教师白天该讲的课不讲，把它放到晚上补课时讲。医生则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捞外快上。教师晚上补课的收入和医生捞的外快早已超过他们了白天的工资。　　 在这种大背景下，医务人员的“不交钱就拆线”显得是那样的理直气壮。可怜的小曾钱不足，被拆线显得是那样的理所当然。谁让你幸运地赶上了这个盛世？　　 一个社会最圣洁的东西都已堕落，这个社会哪里还有一方净土？　　 只是告诫那些唯利是图，嗜财如命，恨不能一夜暴富的人们，在拼命攫取金钱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做人的良知，不要忘记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要知道：钱能买到华丽的服饰,却买不到美好的心灵;能买到"权势",却买不到正义; 能买来暂时的欢乐，却买不来终生的幸福。　　 附文：　　 男子因手术费不够 手指缝好后被医生拆线　　 刚满20岁的小曾是仙桃人，几个月前开始在首义园一家饭馆打工。前晚洗盘子时，小曾右手的大拇指和无名指不慎被摔破的盘子割伤。由于伤口较深，他血流不止，厨房一起工作的工友立即将他送往离饭馆一街之隔的武汉市第三医院。 　　 　　经检查，小曾被安排到普济楼11楼接受手术，一同打工的吴师傅在手术室外守候。吴师傅回忆，近50分钟后，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走出手术室，交给他一张单子，要他去交费。吴师傅一看，1830元，心里就有些打鼓。他对说，前晚老板不在店里，匆忙之际他身上仅带了1000元。吴师傅来到交费处，金额不够无法交费，他只好又回到手术室外，找到那名医护人员，希望能先垫付1000元，剩余的第二天补上，遭到对方拒绝。 　　 　　此时小曾的手术已经完成，他的手缝了针，打上了石膏。他走出手术室时，听到现场有医护人员说：“要么交钱，要么拆线！”得知钱不够，小曾默默举起了石膏还未干透的右手，等着医生把石膏和线拆除。拆线的时候，没有用麻药，小曾疼得咬牙咧嘴，没有吱声。 　　 　　随后，一行人又来到附近另一家医院，小曾在这里缝了8针。吴师傅说，他们在这家医院花了800多元。昨日，见到小曾时，他的右手裹着厚厚的纱布还无法动弹。 　　 　　当晚，三医院手术室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医生要将缝好的线拆除？昨晚，联系上当天负责手术的贺医生。据其介绍，当晚小曾一行前来治疗，由他负责为小曾缝针，手术完成后，小曾的工友们嫌医药费太贵，找到他交涉。工友们称，小诊所缝针只需几十至上百元。对此，贺医生表示也很无奈，医疗费用并不是个人定的，他只负责手术，而医院收费是物价局和卫生局批准的。事发时，小曾一行拒绝交费，并要求他将线拆除，他只好照做。贺医生称，医院经常遇上患者钱不够的状况，一般情况下，医生会酌情处理，考虑减免部分费用，但小曾他们认定的价格与医院费用实在相差太远。 　　 　　对此，武汉一位医疗业界人士表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虽然患者在欠费情况下要求拆线，但医生的做法并不妥当。医生可向上级领导汇报，再做进一步处理。对于小曾的做法，该人士也并不认可，钱不够可让工友先回去筹钱，不能因此就选择重新拆线，加剧伤情。 　　 辣椒城

若柯庆施不过早去世后来会否出现五人帮？   2011/08/10

核心提示：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本文摘自《世纪》杂志2011年第1期 作者：马达 原题为：我了解的柯庆施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伏案工作的柯庆施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年到1965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旋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年到1965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出席各界庆祝五一劳动节联欢晚会，右二为柯庆施 　　柯庆施到上海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要胡乔木、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 　　报告提出，上海虽然面对台湾海峡，要加强战备，但要利用和平时机，发展生产，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毛泽东对柯庆施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 　　毛泽东还把上海一个地区的党代会报告批给新华社，要全国报纸转载，这在当时是从未有过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想把这个报告作为动员全国大跃进的一个舆论准备。而上海党代会报告的报告人是柯庆施，柯庆施从此声名大振。这个“八字”方针对上海建设工作确有重大转折的积极意义，也使柯庆施进一步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年3月20日，我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当时上海不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还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如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以及一批地下党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 　　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按：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那时我在《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由于上海是工业大城市，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后，许多原材料进口不了，发展生产遭到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下，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大协作，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工人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毛泽东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厂厂、人人大搞车子化、超声波化，劳民伤财，搞了大大小小许多设备，在生产上派不了用场。这样做的后果，把科学技术简单化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 　　搞一言堂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 　　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按：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 　　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 　　有一次，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马达，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你说，你说……”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我坐立不安，浑身冒汗，等我冷静下来，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来讲话稿开头，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未写政治局委员，因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这里我要插一段故事。柯庆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有些干部跳舞。当时一些机关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跳交谊舞的晚会，是休闲娱乐性质。柯在大会上批评说，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热衷于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我的确没有看到过柯在市委机关跳舞。 　　可是，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文化俱乐部(现为花园饭店)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而令我惊讶的是，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 　　在市委机关，有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部长喜欢历朝字画，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并选购一点，这件事被柯庆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会上，他多次进行批评，说有的领导同志不去基层调查研究，却去淘古董，你们要风流，这是玩物丧志呀。对于这种任意上纲的批评，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讶。柯庆施对报纸抓得很紧，他是认真贯彻毛泽东“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报纸”指示的。不过，他所谓的抓，主要是批评，而且习惯于上纲上线的批评。 　　那时《解放日报》的正副总编辑听到柯庆施要找他们谈话，都十分紧张，无事不敢走进他的办公室和家门，柯反而责怪他们：我家门口有棍子吗?你们为什么怕到我这里来?当时中东战争正在进行，《解放日报》国际版一条新闻的标题标得客观了一些，这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今后注意就是了。由于当时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国际形势问题，柯马上拿这个例子来批评，说这是你们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问题。又有一次，《文汇报》学术版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说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分配不当也会造成社会不公。 　　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可是柯庆施看了十分恼火，要我把《文汇报》总编辑找来责问：你们发表沈志远的文章是什么意思?他是民盟，是党外人士，难道我们党制定的政策还要他们党外人士来解释吗?我在场听了柯的话，感到不可理解，一个人头脑被“左”的思想堵塞了，连是非也不讲了。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柯庆施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 　　这种“左”的错误，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 　　有政治头脑，勤恳工作，律己清廉 　　柯庆施在领导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线的错误，但在个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也有一些应该肯定的地方。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柯庆施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和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相比。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报，在办公桌上放着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人民日报》。他白天开会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一种叫“捉猪”“捉羊”的扑克游戏，方法比较简单，可以计分。 　　我的办公室在市委办公楼的隔壁，仅十几步之遥，晚饭后柯每天在宿舍院子里散步，他经常叫秘书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询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有人反映，市区来往的货车空载约占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个调查?”“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书，哪个版本写得好些?”等等。 　　他从不问吃喝玩乐的事，也不谈与工作不相干的事，边走边谈，思想开放，听得进意见，对话也很自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戏”的那个人，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工作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还原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 　　柯庆施在一些场合，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吹喇叭”，但他冷静下来也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突出的一个例子，是1961年初，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柯也感到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他既对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标感到有失偏颇，也对有人主张“大跃进”要下马表示坚决反对。这时薄一波送给他一份关于上钢一厂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缺乏分析，列举了一大堆困难和问题，结论也比较悲观。 　　柯看了以后，要我带一个工作组去上钢一厂蹲点调查，反复交待我：情况要摸实，原因要找准。我们深入调查了两个多月，对产品质量、原材料浪费、企业管理、领导班子等问题，比较全面客观地作了了解。在我们调查期间，他要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三次，他还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要我根据调查发现的上钢一厂存在的问题，就精简机构、企业管理问题作专题汇报。调查完毕以后，柯又和我们及办公厅同志一起讨论，写了《不断致力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长篇理论文章。这次调查，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我认为柯庆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柯平时也经常下厂，和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一样，看看、听听、说说就走过场了，但也有比别人认真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协昌缝纫机厂作调查，他参观了各个车间，了解了产品质量情况，最后走到厂党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四周挂满了各种得奖的锦旗，从完成国家计划到治安、卫生、扫盲都有，这种做法各厂相同，我也习以为常。不料柯庆施看了，很不以为然，马上批评说，你们在锦旗下面办公，可以自满自足了吧。几位厂干部不解其意。接着，柯具体询问了厂里生产、思想工作、后勤工作情况，边听边指出一些不足之处。临走时说，我劝你们把锦旗拿下来，挂到厂里公共场所，你们自己还是多找些差距，好好改进工作吧。 　　我在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期间，主要职责是起草、审阅和掌管文件起草工作，包括给中央的报告、市委的文件、市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工作是市委领导人亲自抓的，文件、报告是代表市委写的，当然写这些文件报告要由市委领导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的领导人对下面情况不了解，自己又无主见，而是到处看风、听风，摸中央有什么新精神、新气候，以投领导之所好，因而在起草文件时，东改西改，左改右改，使起草者无所适从，无处下笔。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柯庆施是有头脑、有主见的，他事先反复酝酿，从一开始就讲出自己的领导意图，到大体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没有“朝三暮四’’的事。 　　在市委常委会讨论文件时，对有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不是全包下来，一股脑儿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择善而从。不但如此，柯在起草报告中，还注意从理论上概括一些问题。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后，柯准备要在全市干部中讲一讲反浪费问题，我把讲话稿起草好，他觉得在思想认识上还未说清楚。他问我：马(克思)恩(格斯)在哪本书中比较多地谈到反浪费问题呀，我想了一想回答说，好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最后一节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叫我把书翻出来，我们一边学习一边议论，把要讲的几个问题又从思想认识上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有一次，柯庆施陪毛泽东到上海郊区视察，毛突然发问：“柯老啊，你可知道，为什么叫上海呀?”柯一时语塞。回到办公室，他连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处。一时间到哪里去查啊，我翻了上海县的地方志，并未有详细记载。毛泽东知道后笑着对柯说，上海这个地方原是海滩渔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后来我又查了有关书籍，果然如此。 　　柯庆施的生活比较简朴，除香烟不离手，偶尔喝几口老酒外，没有什么更多的嗜好。成天开会，找干部谈话，也从不到宾馆酒楼和娱乐场所。除了按规定，他享有一些烟、油、肉等特殊供应外，应该说他是廉洁的，不像有的领导干部讲排场，搞宴请，下乡时大吃大喝。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在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里谈修改报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务的干部拎着一只金华大火腿送来，他一进门，柯就问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未等来人的回答，柯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这位干部吓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里，心想，大家都说，到柯庆施家串门的人很少，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请客送礼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文章小标题系编者所加)(作者为《文汇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