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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面临的五大困境 2011/08/12

作者：萧功秦 中国模式源于特定的历史路径 　　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 中国集体经验，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更具体地说，首先，改革开放实践中，执政党保留着强势的执政资源，其次，社会领域中的个人，地方与企业又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竞争的自主性。第三，国家 的力量使社会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这里指的强弱是指这两者的相对关系而言，并非指国家具有无限的能力。)这种结构在政治社会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试错反弹”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在经济上有突出的效绩?从强国家模式的结构上来考察：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国家一方面允许社会中的个人、企业与地方等微观细胞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学者称这种结构是“行政联邦主义”，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中国模式，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西方各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粹主义——福利主义”困境的条件下，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如果了解了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例如，继承了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资源遗产，来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动员)那么就可以理解，它不 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这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国家难以仿效的。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模式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认为其他 国家可以如法炮制中国模式，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论。 　　有人认为德国模式比中国模式优越，这完全可能。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者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国模式也以德国特有的的文化与传统为条件，并由其特殊的历史路径而形成。德国的国力与富裕程度，使国家在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有更多的资源与条件可以运用。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土条件 去仿效外国再好的模式，也只能是东施效颦。 　　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中国模式有五大困境。 　“腐败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社会对于国家制衡能力就相对弱化。官僚腐败与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 的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在某些官员权力范围内，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来予以抑制。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管控的“强国家体制”来抑制社 会对他们的抗议与反弹，久而久之，腐败治理就发生许多问题。 　　“国富民穷困境”。国家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病困境”。在体制内有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 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与决策)的特点，使社会上对“国进民退”风潮产生 忧虑。“国有病”的最大的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 “炒房”而从社会获得巨利，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两极分化困境”。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 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 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的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强势国家可以利用督导性国家的强势资源，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以“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来抑 制矛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然而，由于弱社会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多元整合”机制，来帮助国家解决各种矛盾，矛盾可以延迟爆发，但不会 消解，只会不断积累。一旦再次爆发，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同样的办法来“摆平”问题，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 与恶性循环。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来个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 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发展“多元整合”，舍此中国没有其他道路 　　我认为，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那就是我所谓的“多元整合”，即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用以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这种“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 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公民社会形成的文化与人才将有利于社会的下一步 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 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

陈独秀:从领导五四运动到企图组建第三势力   2011/08/11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不能不谈到陈独秀。最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拍摄的电影《建党伟业》，反映了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那么陈独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应该怎样评价陈独秀的一生呢？ 怎样正确评价陈独秀的一生，是近年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过去，因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否定了他的一生。笔者认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一生。陈独秀的一生是发展变化的，他走过的道路也是复杂的。不能因为其错误而否认其贡献，也不能因为其贡献否认其错误。要把陈独秀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研究，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一生。 （一）对于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应给予充分肯定 1.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第—次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是倡导者。他第一个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开展白话文运动，倡导文学革命，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总司令。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3.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阵地。这个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许多青年都受到《新青年》的教育和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起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时说，“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4.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开始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建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5.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1922年8月，陈独秀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台作，旋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并取得胜利。 （二）对于陈独秀的错误应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1.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拖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1927年8月，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职务。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其本身的原因，同时也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过去的“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2.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 从1929年5月开始，陈独秀与彭述之等接触到托洛菠基主义的文件，转向托派，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推行的路线。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并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托派小组织。同年11月被开除党籍。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此同时，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马玉夫等在上海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1930年，共产国际曾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但他拒绝了。他在《无产者》杂志上撰文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1931年5月，托陈取消派与莫斯科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举行统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立中央机构，陈独秀任总书记。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淞沪抗战中以托派中央名义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并向中共中央提议联合领导反日运动。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第二年，在南京审判，被定为“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徒刑。 对于陈独秀参加托派，并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必须指出其错误，同时应予以批判。 （三）晚年的陈独秀支持抗日战争，拥护国共合作，曾企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 陈独秀1937年8月出狱后，先后住在武汉、重庆等地，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陈独秀在此期间的主要活动和主要观点： 1.陈独秀拥护中国抗日战争，拥护国共合作，与打倒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派中央决裂。 2.陈独秀一度在武汉独立进行政治活动，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企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 3.陈独秀谢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的邀诱，不与蒋介石同流合污。据有关人士回忆，蒋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看望陈独秀，要陈发表反共言论，遭陈拒绝。蒋介石还派人想拉陈独秀进“国防参议会”，也遭陈拒绝。胡适曾劝陈独秀到美国去著书，陈不想到外国当寓公。 4.陈独秀曾希望回到共产党内来，中共中央也曾派代表与其接触，邀其到延安，但未能实现。因陈独秀拒绝中共中央要其承认参加托派错误的要求，特别是1938年王明、康生诬陷其为日本间谍后，陈独秀与中共断绝了关系。 5.陈独秀晚年在贫病交迫中，主要靠朋友和过去在北京教过的学生资助，维持生活。他晚年主要埋头作书写诗和文字学研究，以大量精力撰写了文字训蒙的著作《小学识字教本》。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享年63岁。 我们对于陈独秀的一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肯定的要肯定，该否定的要否定，既不能因为其犯有错误而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其有贡献而掩盖其错误。总之，要正确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一生。

梁小民：勃列日涅夫才是苏联灭亡的罪魁祸首   2011/08/12

苏联崩溃已经二十年了。有关苏联崩溃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既有苏联人自己写的，也有中国人和西方人写的。书有这么多，见解更是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苏联不是亡于西方的“和平演变”，而是亡于其自身内部原因。但究竟什么是苏联崩溃的罪魁祸首？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苏联崩溃的第一负责人，当然应该首推斯大林。他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与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模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幸福，但斯大林模式呢，既没有给人民以面包，又没有给人民以自由。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可是斯大林模式却在很多方面名不符实。人类历史上，无论有多少逆流，最终要回到人间正道，正如大江大河，无论有多少回转、险滩，终究要流入大海一样。所以说，最终使苏联灭亡的，还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建立者。 　　　　不过，斯大林模式的错误不一定要以苏联的灭亡为代价来纠正。如果斯大林以后的历任接班人能够走上改革之路，以渐进的方式来改变斯大林模式，那么苏共和苏联仍然可以存活下去，而且活得更有活力、更好。人民对谁来领导、叫什么名字，并不在意，只关心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盗泉”的水，如果甘甜的话，人民为什么不喝呢？所以，苏联的掘墓人还要从斯大林之后的接班人中去找。 　　马林科夫是浮云，安德罗波夫等病夫也是浮云。在苏联真正起过作用的后斯大林领导人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些人中，赫鲁晓夫认识到了一点斯大林的错误。无论如何，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解释并批判了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大屠杀，还第一次揭开了苏联暗流涌动的盖子，开启了改革的启蒙运动“解冻”。尽管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从制度上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弊病，把“斯大林”和“模式”分裂开来，只批斯大林而不批模式，而且改革的目标不明确，不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却企图修补这个模式，改革的方法又太任意，谈不上有什么整体方案，但赫鲁晓夫仍然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正如一位艺术家为他塑的半黑半白的塑像一样。他毕竟开启了改革的大门，这一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现在，人们更多把苏联的崩溃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许多人至今对戈尔巴乔夫依然心怀恨意，认为他的“公开化”披露了苏共在历史上的许多罪过，如卡廷森林事件等，败坏了苏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为苏共和苏联的崩溃埋下了祸根。我以为，戈尔巴乔夫不过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皇帝的确没穿衣服，天真无邪的孩子说的无非是人所不敢言的事实，他有什么错呢？孩子的真诚应该得到肯定，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苏共所存在的问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又还能掩盖多久？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原意还是想推动改革的，不过斯大林模式实在太根深蒂固了，他也没办法，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苏联崩溃的墓穴并不是他挖好的，他的公开化无非是把苏联向这座墓又推进了一步，而且是推到了墓的边缘。这时无论什么人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崩溃了。至于叶利钦，他只是把苏联推入这座墓的人。这时的苏联已经进入垂死阶段，垂死的钟声一次次响起，斯大林模式被推入墓中，正是水到渠成的事。叶利钦是苏联的送葬者，决不是掘墓人。如果没人先挖好墓，他也不会以埋葬斯大林模式而名垂青史。 　　　　到底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呢？最近读了几本勃列日涅夫的传记，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18年》，深觉为苏联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苏联灭亡的罪魁祸首。他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赫鲁晓夫的权力，但并没有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时期，而是力图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现斯大林的个人集权。这就加剧了苏联社会固有的矛盾。当苏联人民无法忍受这种制度时，墓也就挖好了，何时下葬只是时间问题，谁来埋葬也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他当政十八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断努力地将墓掘深。当他离世时，经过十八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墓已经挖好了，面对这样一个大墓，任何天才的继任者都无法挽救苏联灭亡的命运，无法再寻求渐进的方式来挽救苏联。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这一点，叶利钦最后只能把苏联推入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墓中，开启俄罗斯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制度的崩溃都植根于它的经济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所决定的经济状况。一种制度或者模式，无论政治如何集权，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员如何腐败，只要人民生活满意，它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这只是一种不现实的“假设”，如果政治上集权，文化上管制，官员腐败，经济上也不会使人民过上满意日子。 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不会有良好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假设”，无非是为了说明经济的重要性。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政治集权、文化管制、官员腐败，都是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之不可行，已有许多权威著作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里不用赘述。所以，改革决不能修补这种经济体制，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经济体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根本变革的基础上再进行其他制度变革。这种改革可以采用渐进式的方法，从而避免引起社会大的动荡，利国利民。不过改革者心里一定要明白，改革就是为了埋葬计划经济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所要考虑的问题，无非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实现。赫鲁晓夫的失败，并不因为他的改革方法不对，如分为农业类、工业类之类，关键在于，他根本没认识到计划经济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及其不可行性。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斯大林的个性，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犯下种种错误，关键还在于制度基础。他不想改变制度，更没想到去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再正确，也是修改、完善这种制度，是补天而不是变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个人崇拜等错误，他又犯了，而他又并不具备斯大林的权威，最后被勃列日涅夫的宫廷政变赶下台也是必然的，没有勃列日涅夫，也会出现其他的“夫”或“斯基”。 　　　　用什么方式获取权力并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继承或苏联式的上一代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权力交接模式中，获得权力都不会是光明正大的，总有某种阴谋或妥协在内。但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权力，只要掌权后能推动历史前进，后人也不会苛责。唐宗宋祖获得权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风血雨中完成的权力交接，但现在有谁不说他们是一代明君？有谁还在以他们夺权的方式来否定他们？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的方式获取政权本来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关键是他获得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的改革，而且纠正方向与方法，那么，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的悲剧。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与赫鲁晓夫相比，他上台后是完全转向了，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个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劲地挖斯大林已开始挖的坟墓，使之更深、更大。一旦把苏联埋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回到斯大林模式，势必要停止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权的“第聂伯罗帮”甚至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为某个人翻案，祭出历史的亡灵，并不是对这个人情深意切，而是为了复兴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于当时人民对斯大林的怨恨，也没敢大张旗鼓这样做，但他们所作所为的确再现了斯大林的那一套。 　　　　这首先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使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启或正在探讨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停止。那时已被肯定并试验性地采用的企业以利润为中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物质刺激等带有市场经济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动者柯西金受到排挤，行政管理经济的方式重振雄风，管理部门的权力也得到扩张。其实，柯西金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只不过是要用经济手段对计划经济作一点修补。勃列日涅夫连这点改革都制止了。其中当然有对柯西金夺权、把“三驾马车”变为一人独裁的企图，但从他的经 　　　　济政策来看，他更是一个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徒。要知道，斯大林的关键错误还不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于他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勃列日涅夫想为斯大林翻案，他也不敢否认大清洗之罪，但仍试图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尽管不敢公开为斯大林招魂，却对斯大林模式一仍其旧。 　　　　应该说，计划经济下，由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定时期内对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中，苏联保持了高速增长。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顺利完成，增长率达到7.4%，远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应该指出，把苏联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与西方的GDP相比并不科学。因为这两个统计体系的内容与方法差别甚大。简单来说，GDP包括产品与劳务，而苏联的统计体系不包括劳务，GDP只计算最终产品，没有重复计算，而苏联的统计体系包括了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限于资料，只能权且作此比较）。到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美国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而农业总产值达到85%。 　　　　但是，苏联计划经济下的这种高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而实现的，缺乏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到七十年代后期增长率就放慢了，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增长从8.5%下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4.3%下降到1.1%，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6.8%下降到3.2%。靠投入增加来实现增长走到尽头了，又缺乏技术创新，经济能不停滞吗？ 　　　　苏联学界与政界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技术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五十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就讨论了“外延式增长”与“内涵式增长”的问题。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实现增长，内涵式增长就是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增长。学界一致认为，外延式增长迟早会遇到限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也没有少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苏联的增长一直没有从外延式转向内涵式呢？ 　　　　这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机。奥国学派的米赛斯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来自产品市场价格与成本的差距。企业家为追求利润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追求利润既是企业家内在的动力，又是外在的压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和企业都消失了。企业全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不以利润为目标，有了利润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亏损了也有政府的“父爱主义”保护，而且，国营企业的领导都是行政官员。这种体制下，企业哪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呢？而且，与计划密不可分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压抑了新思想的产生。标新立异会引来杀身之祸，循规蹈矩才能生存下去。这种制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术创新。所以，尽管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肤浅的“知”，而没有现实的“行”。 　　　　当然，要说在苏联斯大林模式下没有技术创新，也并不准确。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的军用技术和空间技术，与美国不相上下。为什么这种技术创新没有体现在国民经济中呢？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问题了：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强国。苏联的目标是使自己在军事与空间技术上足以与美国对抗，并不惜以举国之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计划经济体制下，想要集中人力与物力来为这一目标服务，还是没问题的，毕竟苏联资源丰富，人杰地灵。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必然放弃其他目标。所以尽管苏联在军事及空间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这与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关系，相应的技术也并没有运用到国民经济中。而且，把资源应用于这方面，必然减少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苏联的经济停滞，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于此。在某一时期内，人民为强国作一点牺牲是可以的，但要长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满，社会难以稳定。苏联崩溃的深层次根源正在于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强国而不富民，最终国家是无法真正强大的。 　　　　为强国而富民，如果人人贫穷，生活不易，这倒还不会引发太大的问题，但苏联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民贫穷，而少数特权阶层却过着比西方资产阶级还腐化的生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正是这个特权阶层的缔造者和代表。 　　　　说勃列日涅夫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这是《勃列日涅夫18年》作者的看法，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赞同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中的观点，只要是这种计划经济和独裁的制度，就必然有特权阶层，即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而且，一旦这种制度建立，这个特权阶层就产生了。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初期，列宁是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的，当时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特权阶层的出现。但斯大林掌权后，为了维护独裁的体制，他有意扶植了一个特权阶层，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个人迷信既是斯大林的爱好，也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创造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个性，而在于这种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特权阶层。没有这个特权阶层，斯大林得不到支持。他的个性如何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任何时候，专制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造就特权阶层是维护这种专制制度的需要。 　　　　计划经济也为这种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苏联的公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真正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都是掌握政权的人，因为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在苏联，这种代表又不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这样，全民所有就变成了特权阶层所有。中国批判苏联的“九评”中曾经正确提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公有制度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其实不仅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此，这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如此。统治者先有权力，再成为真正的所有者，特权阶层就产生了。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有了权才能有钱”。 　　　　勃列日涅夫不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仅仅是这个阶层的扩大和强化者，他也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也不信马克思主义，尽管讲话中通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实际上考虑的还是如何巩固一己统治地位。他依靠的主要是过去的手下，即《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的“第聂伯罗集团”。他们早已把马克思主义抛到脑后，一切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导向。勃列日涅夫无原则地宽容属于自己小集团的人，排斥集团之外的人，波德戈尔内、柯内金就是被他排挤出领导集体的。谋取政治地位还是为了经济利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热衷于名车、别墅和打猎，为子女亲属谋取利益，他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名声甚坏的“太子党”。有了这类榜样，当然上行下效，不用说这个小集团的人，即使没有进入这个小集团的官员也要以权谋私。“九评”中把他们称作官僚资产阶级，还是相当有道理的，今天看来也不为过。 　　　　这样一个特权阶级形成后，他们与广大人民的清贫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这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换言之，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在专制和舆论控制之下，这种来自人民的不满就形成了异见者。异见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产生是有社会根据的。如果当权者能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做出改进，他们也形不成气候。但勃列日涅夫采取强硬的手段，不是抓进监牢、送去劳改或精神病院，就是赶出国。但这样一来，产生异见的基础不但没有消除，还在加深，最终成为推翻苏联旧体制的一种力量。 　　　　其实不同政见者任何社会都有，当年的马克思，之后的左翼思想家加尔布雷思、罗宾逊夫人不都是不同政见者吗？但他们都没成什么气候，当局并没有压抑、镇压，他们有些看法被吸收到政策中，不用镇压便自行消散了。对异见者，越是镇压他们就越坚强，越是想扑灭，他们的声势就越大。甚至原来一些本来没有引起人民重视的异端思想，越是镇压，知道并接受的人就越多。勃列日涅夫对异见者的种种打压，最后使他们成为日后推翻苏联的强有力的力量。打压异见者岂不是在给自己掘墓吗？勃列日涅夫打压索尔仁尼琴，打压萨哈罗夫，他们反倒各自获得了诺贝尔奖。打压使这些人获得了世界级声誉，对巩固社会主义苏联有什么好处呢？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异见者的出现并形成一股势力，肯定有其社会根源。对异见者釜底抽薪，消除这些根源，异见者这些人如何能存在并发展？打压等于给异见者火上浇油。这就正如对皮球，要给它放气，而不是拍打。放了气，它就动不了了，越拍打，它跳得越高。 　　　　使勃列日涅夫给苏联掘的墓越来越大的，还有他的外交政策。出兵捷克和阿富汗是最大的失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尊重别国主权，爱好和平，但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出兵干涉捷克的内政。这只是延迟了捷克的改革，但并不能改变改革的历史趋势。这不仅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难堪的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引起人民不满。出兵阿富汗进行扩张，使自己陷入了泥潭，物质人员上的损失不用说，声誉的损失，给摇摇欲坠的苏联以最后一击。外交政策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经营的内外失败是苏联崩溃的基本原因。墓已经挖好了，戈尔巴乔夫再无回天之力，叶利钦轻轻一推，苏联就进了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坟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何错之有？ 　　　　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国内外分歧甚大。甚至时至今日，俄罗斯为勃列日涅夫歌功颂德的人也不少。我看过的另一本《勃列日涅夫传》是俄罗斯学者谢尔盖·谢曼诺夫写的，由东方出版社在国内翻译出版。他把勃列日涅夫写成一位英雄，甚至对他女儿、女婿之类亲属发财升官之事也不承认。这种书也是一类看法。但我认为离起码的事实甚远。对勃列日涅夫评价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德国不是还有人怀念希特勒吗？ 　　　　当然，也许苏联的崩溃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斯大林模式建立之时，它覆亡的命运也许就注定了，不进行彻底改革，苏联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叶利钦结束了斯大林模式后，俄罗斯和苏联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才有了希望。当然，经历了斯大林模式和转型动荡之后，这些国家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但俄罗斯这些年的进步与发展举世瞩目，它能进入金砖四国的行列，不正是明证吗？

“天下第一英雄”李立三:曾在苏联受审15年 2011/08/12

天下第一英雄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湖南醴陵人。李立三从小勤奋读书，敢做敢当。16岁那年，他响应“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和毛泽东在定王台会面并谈话，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9年10月，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赵世炎等人组成了“劳动学会”，领导组织留法学生的勤工俭学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在海外闻讯后，设法与陈独秀建立了通讯联系。这一年12月，法国当局押送104名“不听话”的中国学生回国，李立三、蔡和森等也在其列。李立三就这样结束了留学生涯，到了上海。 李立三到上海以后，党中央立即批准他入党，分派他回湖南组织工人运动。回到湖南，李立三没有来得及看望双亲，就风风火火地跟着毛泽东去安源考察了。毛泽东让李立三以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留在安源工作，这一年，李立三才21岁。 李立三在安源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权利。他常常对工人说，“工”字加“人”字，合起来就是“天”字，工人是顶天立地的。李立三在安源工人中威望很高，工人们称他为“天下第一英雄”。 1922年9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李立三和刘少奇一起组织了安源路矿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年底实现了安源煤矿、下陆铁矿、汉阳钢铁厂、大冶炼铁厂、长江轮驳公司五大企业的大联合。 1924年4月，李立三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后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5年5月31日，李立三签署了全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命令。 立三路线 在党的五大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李立三参加了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党的六大上，李立三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召开，李立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任中央农委书记。 1929年，李立三批评了党内的右倾思想，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次年，瞿秋白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李立三担负了中共中央的负责工作。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这份决议里，李立三把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更加系统化，这就形成了“立三路线”。 李立三命令红四军攻打南昌，并加紧部署南京暴动、武汉暴动和上海总罢工等冒险主义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在“立三路线”指引下，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惨重，很多党员被捕被杀，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在第一线的党员、干部，纷纷请求中央停止冒险行动。周恩来、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先后回国做李立三的工作，李立三开始意识到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9月24日，在周恩来、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党当前正确的路线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李立三的“左”的错误。 李立三参加了11月22日和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勇于解剖自己，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表示完全接受“路线错误”的定论，随即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遵共产国际之命去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受审15年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以后，共产国际召开了一系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行会议，专门听取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李立三接受了苛刻的指责和严厉的批判，终于以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许。然而，共产国际仍然认为李立三“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责令其留在莫斯科，改名李明，前往共产国际列宁学校学习。 1931年，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贯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王明采用批判“立三路线”的手段作为推行自己错误路线的途径。每次会议，王明几乎都要将李立三叫起来进行批判，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时间长达7年之久。那几年，李立三在莫斯科过着小媳妇一样的生活。身处逆境的李立三毫不气馁，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语，积极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一切工作。李立三曾被派到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后来又被派到国际工人出版社负责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王明还指派他主编过《救国时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当时正在长征途中，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并派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于是让在苏联学习的部分干部充当中共代表，李立三也作为一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王明妄图利用这次特殊的机会，选自己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坚决抵制，并向其他同志和领导指出这个选举属于非法。由于李立三的有力抵制，王明的阴谋破产了。 王明对此怀恨在心，不久即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曾丢失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泄漏了国家机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很多苏联红军和苏共党员受到了迫害。苏联内务部接到王明的报告后，立即派专人对李立三实行监视。 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突然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指控他是“日本特务”和“中国驻苏联特务组织负责人”。李立三被投入监狱，受到了残酷的肉刑。李立三不屈不挠，严词驳斥内务部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 李立三在监狱里待了600多天，前后换了好几座监狱，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李立三在苏联妻子李莎的爱情支持下，在她精神和物质的帮助下，才艰难地活了下来。 李莎是苏联共青团员，在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时，认识了李立三。1936年2月，他们结婚了，陈云等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李立三被捕后，李莎不肯离婚，被她就读的莫斯科师范学院开除了团籍，并被赶出他们住的房子。李莎花了6个月时间，走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终于找到了李立三。但是，政治犯是不能探监的。李莎每月从助学金里省下50个卢布，接济李立三。对来自异国的这片真情，李立三一直铭刻在心。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为了维护祖国尊严，李立三据理力争，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指控，并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把李立三送回了内务部。 内务部又就南昌起义、广州暴动、中共六大等问题，说李立三一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逐条予以反驳。李立三向内务部要了他们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100多页的批驳书，驳斥内务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终于和李莎团聚了。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统统搞清楚了，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1945年8月，苏联对外联络部通知李立三，无条件批准他回国，还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终于回到了阔别15年的祖国。 补上15年的课 李立三一回国，立即抓紧学习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和各种文件，向陈云等老同志了解当前情况，想尽快补上这15年的课。 1946年秋天，李立三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和东北敌工部部长。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立三被选为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政务院委员、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工委委员和书记等。 李立三任劳任怨，起早摸黑地工作着，因为他觉得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他深入实际，开展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运输汽车10万公里无大修、施玉海煤矿安全生产运动等等，都是李立三亲自抓的典型。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处理办法》和《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李立三要求各级工会都要办工人之家，替工人说话，抓好工人的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工作。1950年，李立三组织了100多人的调查团到中南地区的工矿企业实地考察工人的安全卫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情况。2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会企业管理》的文章，受到党中央的重视，被誉为是“企业管理、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 李立三为总工会的工作呕心沥血，换来的却是一顶顶可怕的政治帽子。 1951年12月，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陈伯达给李立三定了调子，说他是代表落后工人的“工会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犯了“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要在党内和全国工会系统中进行批判和纠正。此后，李立三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 1954年9月，李立三被免去了劳动部长的职务，罢官还乡休假。1955年，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协助李雪峰工作。“三办”后来改为华北局，他担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庐山会议后，有人说李立三“里通外国”，又说李立三反对“三面红旗”，要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刘少奇的干涉下，李立三免遭此难。然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李立三实际是空有其职，不能正常工作。虽然如此，他仍不断研究问题，向上级提出合理化建议，希望尽力为党作点贡献。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李立三坐在会场上聆听。 报告中举了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把李立三与张国焘、王明、饶漱石并提。李立三听了很难过。3月3日，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党能看到他与王明等人有根本的区别，特别是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更有根本的不同。李立三说：“我希望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毛泽东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见，在后来公开发表这篇报告的时候，删除了李立三的名字。 说真话的代价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卷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文革”距“立三路线”的年代已经有36年，李立三在“文革”之初被作为“死老虎”拖出来批斗。 1966年底，李立三被通知参加对陶铸的批斗大会。他听着一派胡言的批判内容，看到神情恍惚、任人摆布的陶铸，仿佛回到了1938年“大肃反”年代的苏联。 1967年的“一月风暴”把风向转到了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身上。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示意下，“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小将”们忽然发现了“死老虎”李立三具有“活档案”的价值。1月21日，中央文革派遣两个专案人员找到李立三。他们假装斯文，耐心启发李立三：“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以前的罪行也要清算”，“你要戴罪立功”。专案人员要李立三为他们打倒刘少奇提供有力的炮弹。李立三详细叙说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刘少奇。 他说：“1922年9月，毛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的工人只提一些要求，给矿上施加压力，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 “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时间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五卅运动时期，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担任总务部长。工会的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很多。” “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二把手。” “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在这一段时间也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刘少奇在李立三的眼里没有问题，造反派十分恼火。 此后，找李立三了解情况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可是谁也没有满意而归。李立三在他所知道的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 李立三曾对别人说过，他准备上万人大会接受批判，但是无论怎样都得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造反派与李立三的所有谈话均有记录，“文革”后，人们发现了这些谈话记录。这些坚持真理、不讲假话的真实记录反映了李立三的高风亮节。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李立三竟为中国“头号走资派”评功摆好，无疑是自投罗网。不久，李立三在“中央文革”榜上有名，成了重点受迫害对象。 叶群首先站出来，说李立三曾经反对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并试图进行谋害。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公开煽动，说李立三问题大得很，是“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在叶群、戚本禹等人的挑动下，一时间，揭发李立三“特务”罪行的大字报贴遍了全国，大小批判会也接踵而来。在一次批斗会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当头高悬，打倒的口号声声不断，造反派要李立三交代问题，李立三提笔疾书，写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李立三说，我李立三犯过错误，什么时候都可以检讨，并且愿意改正。但是，反党卖国的事我从来没有干过。 1967年5月20日深夜，造反派冲进李立三的家中。文字资料、来往书信等全部抄走不算，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也被当做毒草没收，照相簿和孩子的洋布娃娃，还被作为变修的证据也被统统带走。 6月5日，“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成立，按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全国56个“造反组织”参加其中。联络站发表公告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位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40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军、篡政活动忠实效劳。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李立三的“罪行”迅速升级了，一个批判李立三的高潮就这样无中生有地掀起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型批斗会就进行了14次。“文革”中的一切斗争方式，几乎都在李立三身上试过、用过，可是李立三就是不肯认罪。无论白天晚上，每天总有好几批人到他家里，接连不断地进行审问，逼他认罪。68岁的李立三患有多种疾病，在这非人的折磨下，他血压升高、手脚麻木、头晕眼花、站立不稳，实在难以忍受。于是他前后5次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对他的“里通外国”的罪名进行辩诬，还请求批准他请几天假到医院治疗和休息，待体力稍稍恢复后再回来接受批判。可是，这些信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6月20日晚，李立三给毛主席写信，他相信毛主席是了解他的。他写道：“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我和我的全家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刚写到此，造反派破门而入。李立三赶紧把这封未写完的信塞在床单下，来不及和家人打个招呼，就被揪走了。 以死抗争 这一次，造反派没有让他回家。他被关押在三里河一座私设的牢房里。 一次，他被拖到批斗会场，看到自己的妻子李莎也被押来台上陪斗，他的心碎了。他的“立三路线”与善良的李莎有什么关系呢？30多年前，李莎在他蒙受苏联内务部冤屈时，放弃团籍，节衣省食，给他精神和物质上支持。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李莎又按照中央要求，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如今她又为他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如此折磨，天理何在啊！ 李立三向李莎投去深情的目光，李莎害怕自己流泪，扭过了头。李莎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批斗竟是他们夫妇最后一次无言的见面！ 面对会场上的造反派，李立三强作精神，愤怒地吼道：“我绝不是什么里通外国分子，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证据？”说完以后，他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心力交瘁，再也无法忍受精神和病体的痛苦，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 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下了绝笔信：“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当看守人员走进房间时，李立三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尸骨未寒，第二天，即6月23日，李莎和她的两个女儿被捕入狱。罪名是：苏修特务李莎在批斗会上命令李立三自杀成仁。 李立三的遗体被挂上“服毒者李明”的牌子，送进了火葬场。没有任何人给他送行，也由于没有家属，火化以后，他的骨灰没有保留，被当做垃圾扔掉了。 李立三去世后，60多位无辜者受株连被捕入狱。 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控制的“李立三专案办公室”，大搞李立三叛国集团专案。康生、江青频频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直到1975年8月，“中央三办”还认定李立三是“苏修特务分子”。 1975年，他们把关在牢里8年的李莎放了出来，押送到农村改造。受到牵连的几十个人也先后出狱，但不作结论，草草了事。直到1980年，党中央才重新审查了李立三的问题。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彭真主持会议，王震致悼词。令人辛酸的是，在应该放置骨灰的台子上只放了一副眼镜，那是李立三生前戴过的眼镜。李立三的骨灰没有了，李立三生前的衣物也没有了，他的夫人李莎只找到这么一副眼镜。参加追悼会的同志对着这副眼镜默默地寄托自己的哀思。 李立三沉冤13载，今天，他终于听到党的声音：“李立三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李立三的遗愿终于实现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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