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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8月12日电(记者 任沁沁 王建华)美国债务危机像一只扇动着翅膀的黑斑蝴蝶，掀起的风暴亦波及太平洋(7.96,-0.05,-0.62%)彼岸的中国民间。
12日上午，中国金融中心上海暴雨，沈云祥依然按时到徐家汇(16.21,0.01,0.06%)广发证券(31.88,-0.22,-0.69%)交易所营业部散户大厅里“观望”。股市暴跌后被迫抛盘的他此时显出一副“无奈的悠闲”。
“周一一开盘，我就傻眼了，手里几个还算股性好的股票，都一路往下跑，大部分‘跌到肉里’去了(跌进成本)。”68岁的沈云祥说。
北京时间上周六，标准普尔史上首次下调美国债AAA评级至AA＋评级，并将美债前景评为负面展望。
这周的周一清晨，距离A股开市还有37分钟，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仇彦英发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条微博。
“欧美债务危机让大家看到的是经济前景黯淡，其股市将再现危机时期才有的暴跌，让不明朗的形势多了寒意……”
周一，亚洲及大洋洲股市先行全线下挫，其中，中国A股一度跌幅达4.83%，香港恒生指数跌幅也超过4%，成为“下跌急先锋”。
当天，仇彦英又在微博中说，“我们总比危机的发源地受伤更狠，似乎已成规律。”
美债信用评级的下调很可能会提高美国债务融资的成本，使美国个人消费支出进一步萎缩，并导致美国金融机构、上市公司的运行成本和预算上涨，直接影响金融产品的价格，还会由此引发全球范围的金融动荡，伤及世界实体经济。
“跌怕了，股市里都是我养老的钱，美债出问题，中国也遭殃。”沈云祥坚定了“金盆洗手”的想法。
因患心脏病已安装过两个支架的老沈，担心股市带来过大心理压力，11日抛售了自己多年来炒作的大部分股票，包括10万元人民币的沪深A股股票，以及8000美金B股股票。
美联储9日表示，将把联邦基金利率在零至0.25%的历史最低水平至少维持到2013年中期。这意味着，美国继续量化宽松政策。
这会使世界的通胀形势依然严峻，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依然巨大。中国7月份的CPI同比增幅达到6.5%的37个月来最高点。
如果说经历过起伏跌宕股市风云的人们对美债评级问题影响全球股市尚能理解，但当“股价下跌与物价上涨的压力叠加”时，中国民众开始有点受不了了。
“有时觉得猪肉、蔬菜、食用油的价格涨得太快，快得连我们这些散户赚个‘买菜钱’都几乎不可能了。”60多岁的上海退休工人赵玲说。
福州市民李东京在北后街附近的农贸市场逛了许久，好不容易拣了两根黄瓜，却被“每斤3块钱”的价格“吓住了”。她心里一紧，咬牙把黄瓜放回摊位，转身挑了两棵一块多钱的小白菜。
“都吃不起了。黄瓜前两天(每斤)才1.8元，还有鸡蛋，上个礼拜(每斤)4.6元，到今天就(每斤)5.2元了。”李东京感慨道。
今年9月1即将到中国传媒大学念书的阿依努尔·吾甫尔也感觉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乌鲁木齐市场上的羊肉涨到40多元/公斤，城市里收入低的人很多都舍不得买肉吃。农民的蔬菜也涨价了，买的人少了，有些蔬菜都卖不出去。”
阿依努尔对大学生活充满向往，暑假里报了健身班和英语班。
“培训费用的价格比去年暑假涨了近50%，他们解释说因为人员工资涨了、还有租金也涨了。听说北京的消费水平比乌鲁木齐高多了，家里只有爸爸和姐姐上班，大学里要更加节约才行啊。”
50多岁的女工周月桂这个月工资减少了近1000元。受成本上涨、订单减少等因素影响，她所在的福建泉州宏远纺织厂最近关停了一个车间的生产线，少了加班费，拿到手中的报酬急速缩水。
“像我这样年龄大的还好，不少年轻人要养家糊口，赚的钱不够开销，只能想办法跳槽，找别的出路。”周月桂说。
以前高峰期宏远纺织厂共有1400多名员工，现在工人留不住，只剩下不到1100人。而当地不少工厂员工流失率甚至高达50%以上。
自去年以来，巨幅波动的棉花价格让中国外贸企业伤透脑筋。“美国延续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美元可能继续疲软，或将推动国际棉价继续上涨。”福建纺织行业协会会长王启明忧心忡忡。
美国的债务危机影响让湖北潜江50岁的养虾大户刘祖权“很郁闷”。他花30万承包了当地的牛湾湖，养了200亩小龙虾，金融危机前他家大多数龙虾经过贸易公司出口到欧美市场。
“今年的小龙虾出口价格每斤涨了2到3元，可我的种养成本上升得更快，光是虾种就从去年的14元/斤涨到了30元/斤，这意味着小龙虾的出口价格其实是在下降的。”刘祖权说。
让刘祖权更苦恼的是，美债危机以及美国经济疲软意味着他的出口量会受到抑制，“报纸上说美国人正在被迫缩减开支以偿还债务”。
美债危机的影响甚至波及中国西北边陲。在乌鲁木齐从事个体外贸的范志军最近的一笔生意是一个多月前和几个商家拼车给俄罗斯客商运货。
“听说美债危机将影响全球市场，中亚市场本来就低迷，这回更加困难了。”范志军说，他身边不少搞贸易的朋友最近都转行不做了。
不过，美元大跌带来的黄金涨价，使中国各地掀起一股“黄金热购”。在沈阳一家商场卖金饰的吴冬婷这几天心情不错，因为她的收入由工资和提成组成，买金饰的顾客多了，也相应带动了她的收入上涨。
“金价每天都在涨，如果手里再宽裕一些，我也会买黄金保值。”这名育有一个孩子的母亲说。(执笔：任沁沁、王建华；参与采写：许晓青、黄艳、胡苏、潘清、李克瑶)
| 茅于轼：中国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冲突（图）
2011/08/12 |
多维新闻/中国著名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普适价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中国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广东模式、重庆模式对比”研讨会。作为主持人之一，茅于轼在开篇发言《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中说，普适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而普适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当前世界有各式各样的矛盾，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本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不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与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部分。
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
针对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茅于轼指出，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模式更接近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中国从满清的封闭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有争论。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共产主义。
紧接着，茅于轼说，中国现在不大会有人再要求共产主义，虽然还叫共产党，“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中国宪法虽然写公有制为主，但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
中国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茅于轼认为，这个收敛的结果，就是人类最基本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做法、政策，通通要唾弃。文化大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1949年)解放后好多事都违背最基本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他非常有把握。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虽经三十余年改革，中国迄今尚未完成转型，而依然停留在中间状态，旧体制与新制度犬牙交错，不甚协调。过去十年间，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问题日益显现、爆发，改革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天则经济研究所认为，在此万马齐喑之际，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异军突起，引人注目，但其纲领和做法也引起一些争议。与此同时，汪洋治下的广东也以其开放的理念与务实的态度，在社会治理之诸多方面形成一系列独特的制度，而隐然成为另一种模式。
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各地区难免存在差异和不同，没有理由进行一刀切的改革，应该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
重庆与广东做出“有为”姿态，必将为中国之后改革注入活力。
与会学者纵论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浮出水面，标志着改革已死，标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标志着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了。理想模式就是多元共治。现代社会模式是多中心、多元的社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提供私人产品，社会组织提供准公共产品或者非公共产品。在这种模式下，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自治化，三元均衡发展。一个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政府管政府的事，市场管市场的事，社会管社会的事，并且分别依据民主、市场、自治的原则分别治理，共同创造社会和谐。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鲜的，如果硬要搞出什么新鲜东西来都属于年少无知式的冲动，是对现代社会常识的颠覆。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秋风：从整个中国政治演进角度来看这两个模式。我觉得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在过去半年的浮现以及他们隐约的竞争，其实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所指的现代政治，我在微博上曾经而过一句话，就是有意识形态动员大众，然后分配资源，这就是现代政治。用观念公开的呼吁支持、寻求支持，然后把这个作为自己力量的来源，这就是现代政治，然后相互竞争。以前我们很多政治，尤其是上一届九个人，都是一些宫廷阴谋，都是私下分配这些东西。所以，在这样架构下是什么？我们中国在过去十年，我想其实是被耽误的十年，为什么被耽误了？因为没有政治。所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非常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念，我想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者关注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对的，提出模式二字，我认为这是有意的，外面人吹我们，我们自己不能陶醉。如果自己陶醉，就此掩盖问题、就此回避问题。第二，故意谈模式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想把体制固定在现在的状况。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不是光讲重庆和广东问题，而是讲整个国家怎么走的问题。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不客气的说，最近十年越来越明显，就是这个政权有统治没有治理，统治上无所不能，治理上百无一用，治理上是彻底失败的，因此在两个地方的试验都是解决治理失败的问题，都是从自己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按照原来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统治下去了，究竟怎么统治下去？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中央也不知道，胡锦涛、温家宝额（原文如此）不知道，薄熙来和汪洋在做实验。广东实验最大的特点、最大的贡献、最大的突破在于四个字，就是社会建设。我们过去30年只有经济建设没有社会建设，我们是牺牲社会建设的经济建设，我们今天以及将来都要为这一点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在这点上广东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心，放在首位，这是拨乱反正，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广东最大的贡献，最大的意义。汪洋新政只是走到这一步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汪洋新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重庆模式，从现在来看依然是党政主导。唱红打黑且不说，民生建设，崔之元大力倡导的，也是政府主导。我认为，中国当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政府主导的扶助农工，而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共资源包括官职等向社会开放，按照罗尔斯的两原则，政治平等原则居于首位，其次才是差异原则。政府和党来决定平等和差异性分配，扶助农工，决定平等，你垄断权力，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干这些呢？王绍光的社会主义30版，说现在的重庆是既平等又有效益，第一个原则都没有实现，何来平等，效益如何能持续。说到底，还是政府和党为人民或工农大众包办，包办分蛋糕，包办国民经济，这与计划经济时代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是我的疑问。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薄熙成（薄熙来弟弟）告诉我，现在薄熙来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依靠的“邓、三、科”，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他感觉对于重庆下一步要搞的事情的实践的理论工具，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田飞龙：茅于轼老师列举了自由、民主、法治、平等诸多价值作为普适价值，现在能拿出来的好的东西都在里面，这就有一个危险，因为这只是在最高规范层面承认了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价值，具体如何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加以实践，其间的张力（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如何纾解，并不清楚，因而对具体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价值本身的制度化要依附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价值本身要稳妥地进行历史实践，存在阶段性的重心选择，这个需要借助政治决断和民主过程。
| 华盛顿邮报：美国，一个疲惫的国家 经济后患无穷
2011/08/12 |
华盛顿邮报
导读：前白宫首席撰稿人、小布什政府政策顾问迈克尔-杰森(Michael Gerson)于8月12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现在美国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是国家主权信用降级，而是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支付，如果不尽快改革现行制度，对美国经济来说将是后患无穷。
以下是该评论摘译：
这时华尔街的美国梦在支离破碎，伦敦的街头正火光冲天，而迪斯尼乐园的街道依旧干净整洁，两旁摆满鲜花，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在迪斯尼这个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担心世界末日，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美元在贬值，美国信用被降级，但是迪斯尼的品牌还是响当当。可是现在确实没什么可以开心的，2011年的“大降级”不是错位而是高潮，就像遭到了巫师的诅咒。
政治上的失败是造成这种窘境的直接原因，国会和总统勉强通过了一个调整预算的内部协议，然而却满足不了外部经济的需要，因为这个协议削减不了长期财政赤字，也改变不了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使用短期紧缩政策，只会让经济变得更糟。现在需要长期紧缩政策和短期刺激经济相配合，而政府做的恰恰相反。因为可能会自动削减支出，无党派的债务委员会将考虑其他的预算削减方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为了完成紧缩目标，议员们能做的只有削减支出，恢复对美国政治的信心更加困难。
然而造成经济不振的最终原因不是政治上的失败，而是政治上的选择。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就不予余力的把财富从年轻人向老年人手中转移，尽管有一些是必须和值得的。老年人处在人生中一个特殊的经济时期，如果还要为生存而奋斗是十分痛苦的，而社会福利制度可以有效的改变和缓解。但是随着人口寿命的增加，这个依靠的阶段被延长了，医疗保险费用显着的增加了。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安德鲁-比格斯(Andrew Biggs)的研究，今天一个退休人员付出的比他一生中享受的医疗福利的一半还少，即便是那些最富裕的退休人士也是这样。而多出的部分就必须由现在工作的人负担，或者增加负债。每个人的一生会有一早一晚两个这样依靠别人的经济时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仅要照料老人，还要养育儿童。比格斯估计，现在联邦政府花在老人身上6美元的同时只有1美元用在儿童身上。
这样的决策另人不解，也让人伤心。一个国家不断增加工作的人的税收，同时还把债务留给子孙后代，为的就是维持不变的社会福利政策。如果不改变现状，那么美国投资到孩子身上和年轻家庭的能力将继续下降。一个所谓疲惫国家的标志就是：一代人只顾自己享受舒适的福利，而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这种选择比降低信用等级更严重。美国很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年轻人仅仅是创造国家收入的工具，他们劳动成果被其他人占有，经济停滞影响国内政策，财政的捉襟见肘限制了教育和促进经济活力方面的投资。国防开支将是最容易被削减的，势必会使得国家军事实力减弱，军队士气消沉。美国作为全球的领导者显然昂贵且负担沉重，这时候也许退位时最好的选择，有些国家可能会对美国的撤退无所适从，有些可能抓住时机弥补这个经济和军事的空缺，而有些当然希望趁美国虚弱的时候取而代之。
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和人们对改革福利政策的反对，让奥巴马总统有些手足无措；而共和党迄今一直紧盯着削减可自由支配支出，尽管这不能解决长期债务问题，现在除了紧缩政策，还没人提出其他更好的办法。
这些煞风景的念头显然不该出现在迪斯尼乐园，我还是接着排队、流汗、做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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