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清华之启程

盘点患精神病的历史名人:林肯丘吉尔严重抑郁(组图)

2011/08/14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回忆:辛亥革命前夕的父亲 2011/08/14

父亲黄炎培，1878年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内史第我家老宅(十五年之后宋庆龄等宋氏姐弟陆续在此宅出生，胡适也曾在此宅借居)，不久家道中落。1901年受过传统私塾教育，后来又中了举人的黄炎培又到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考入蔡元培为总教习的特班，与李叔同、邵力子、章士钊、汤尔和等人同班，接受新学教育。然而黄在一年多后参与了对学阀抗争的罢课学潮，离开南洋公学回到浦东。 父亲回到家乡，正好废科举，兴学堂之风开启，清政府公布高等中小学章程，命令各省把书院改办学堂。刚经历了学潮洗礼，年方二十四岁的父亲黄炎培抱定办学的决心，“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终生不渝的办学历程。当时川沙城里无一座学校，唯有个观澜书院，于是黄联络张访梅、陆逸如等友人上书川沙厅，同时又在寒冬冒大风雪坐船到南京投文两江总督张之洞获准，终于在黄等不领薪水、自理膳食等条件下批准由黄任学堂总理，1903年川沙小学开办。不久又在家乡办起开群女学。 当时二十五岁的父亲黄炎培，从小看遍了官府腐败，社会黑暗继而立志救国，为此全家依靠他当年投书书院所得奖金的有限之余维持了年余。除管理学校并亲自授课外，父亲觉得还应多做些发动群众的启蒙工作，于是每逢假日便约上好友，带着几个学生，扛上黑板，拿上板凳，来到邻里，来到城墙上，教民众识字算术，或举行演讲会。川沙城墙修建于明朝，古风犹在，系当地游览胜地，父亲在此演讲，针贬时弊，抨击列强，吸引来众多听众，从而将活动扩至邻县南汇。1903年初夏，父亲与好友张访梅、顾次英等来到南汇重镇新场发表演说，一时百里之内，舟车云集，空前轰动。当时震惊全国的《苏报》案刚发生，《苏报》刊载邹容的《革命军》遭清政府查封，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各地捉拿革命党，政治空气十分紧张。6月18日父亲做了第一次讲演，23日第二场讲演正在进行，南汇知县戴运寅接到地方痞棍密报:黄炎培等人演说诽谤皇太后，即派兵当场抓捕了黄等四人，并贴出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得军火无数”，夸大其词以图邀功，为此速电禀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前者回电令就地正法，后者回电令解省讯办，二者的命令发生分歧，戴知县再电请示，来回耽误了三天时间。其间，邀父亲前来讲演的南汇青年展开营救工作，找到上海基督教总堂的总牧师步惠廉，同时那位资助父亲办川沙小学的浦东房地产商杨斯盛拿出500元交步惠廉，请来美国律师佑尼干，于是步、佑二人用最快速度直奔县衙找到戴运寅，在督抚会衔的电令“就地正法”的午时三刻到达之前的半个小时，即午时一刻从县衙里保释出父亲等四人，他们出狱后，未做过多的停留，径直踏上赴上海汽轮，之后又在杨斯盛资助下连夜离沪，乘坐西伯利亚轮驶出吴淞口开往日本。 虎口余生下的四青年被迫离乡背井，在茫茫海上漂荡多时，黄等四人合计后改名以铭志，黄炎培原号楚南，在船上改为韧之。韧字的含义是刀，是牛皮。要杀敌，要坚忍。 父亲等人闹出的这场新场镇风波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章士钊主办的《国民日报》等媒体上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上海新戏舞台上将这场南汇新场镇风波编成文明戏，说一个二十五岁年轻的革命党人黄炎培，穿着大皮靴满街走，发号施令搞革命，被清廷抓去，险些杀头云云。黄炎培的名字连同这件事一起，在上海传播开来。同时这桩险些杀头的风波，也推动他走上了真正的革命党之路。 1904年春，在日本半年多的父亲返国。如果说新场镇事件之前的父亲只是对朝廷与社会现状不满，冀望改变，但并没有加入革命党，然而这场新场风波的发生，使父亲黄炎培被当作革命党险遭杀害，惊心动魄的遭遇推动着他向革命党人一步步接近。 父亲返国后继续他的办学事业，先是在上海南市竹行弄办东城女学，又协助在日本期间结识刘季平(刘三)创建丽泽学院。 1905年2月，因《苏报》案入狱的邹容在狱中病死，黄炎培受蔡元培委托负责处理邹容的丧事，为这样一位被清廷视作大敌的狱中要犯治丧，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但父亲毅然接受。之后他联络自己为其办学的刘季平，由刘捐出自家宅地旁的土地作为邹容墓地，把邹的遗体先安葬下来，整桩事情办得十分得体和顺利，但当时父亲感到非常遗憾的是，鉴于当时政治环境，未能修建邹容的纪念塔。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被指派为上海分部负责人。一个月后蔡召父亲来到在上海西昌寿里62号自己家，夜深人静时蔡严肃地对父亲说:我们中国的前途极危，你知道么？父亲肃目相答知道，蔡又说:要救中国，唯有革命，你同意么？父亲再次点头答是，于是蔡向他介绍了新成立的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克强(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人士联合组成的同盟会，问父亲愿参加否，父亲起身正立，庄严地说: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利，一切唯先生之命是从，当然愿意参加。次日深夜，父亲按约再次来到蔡家，蔡拿出同盟会宣誓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父亲庄严地举手宣誓。礼毕，蔡紧握父亲的双手说:你从此就是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正式会员了，我们就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同志了！同盟会成立一个月后的1905年9月初，父亲正式加入同盟会。 1906年政治空气渐趋宽松，6月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出狱，蔡元培与黄炎培前往迎接，把章送往中国公学，又怕清廷节外生枝而立即把章送到开往日本的轮船上。章到日本后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写出一系列犀利的讨清文章。在忙于迎送安排章太炎同时，父亲重新启动修葺邹容纪念塔一事。他求助老友杨斯盛承接建塔工程，由杨接手得以完成，其间开了一系列会议，策划、组织、安排、实施，都由父亲来负责，那时的他才二十七八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7月3日邹容纪念塔落成，召开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在纪念塔前纪念这位反清义士，蔡元培致词，来宾们动容，此事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头号新闻。成就此事之捐地者乃刘季平，造塔者乃杨斯盛，而动员刘、张，在幕后组织策划，串联而成者正是父亲黄炎培。 1908年初，父亲险些又一次遭难。此时父亲仍任浦东中学监督兼任川沙厅视学，起因是父亲在浦东中学的一次讲演中抨击了不良现象，从而得罪了地方宵小，被其告到省里，说黄炎培在浦东中学“演说革命排满”，同时引证在1903年新场镇演说案中，黄炎培即有反清反满的前科，应予撤职查办。江苏提学使毛庆藩接到举报后不敢怠慢，秘密调查了父亲的系列言行，发现父亲确有此种倾向，于是开始花费心思，欲构陷父亲于罪。上海、川沙两地社会人士闻讯后，纷纷起来为这位每月只领四十元大洋(当时中学校长月薪应一百元)的黄炎培抱不平，上书反对查办黄。江苏教育会则更不示弱，以教育会名义上书两江总督端方，以强硬的口气将事件提高到原则高度，给当局极大压力。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端方和毛庆藩不想把事惹大，挑出事端来，从而采取折中办法，只撤销了黄炎培川沙厅视学一职，保留了浦东中学监督的职务。父亲本人又一次化险为夷，躲过了一劫。 1909年，在江苏教育会基础上成立江苏省咨议局，按江苏的八府三州划分地区，选出了一百二十名议员，其中十六位为常驻议员。结果，张謇出任议长，父亲黄炎培被选为常驻议员。他在省咨议局主要办过两件实事，即编制预算和撤销厘卡。之前的江苏省行政尚无正规的预算，交给省咨议局审议的是一笔彻头彻尾的糊涂账，无从审议，于是责成由姚子让为正、黄炎培为副代为编制，且限时交上。姚子让与父亲黄炎培接手后抓梳剔理，日夜赶办，终于编制成像样的省级财政预算表，交给了咨议局审理。当时省里水路交通要道设置厘卡，船只路过需交纳厘捐，于是在厘卡的卡官们便敲船主竹杠，如向其行贿则可免交放行，这股越演越烈的风气搞得天怒人怨。于是在黄提议下，咨议局派出黄等议员分头调查，调查结果反映行贿腐败之风极为严重，于是通过议案，裁撤厘卡，改由商人认捐，决定将于1911年实施，不料到那年辛亥革命爆发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江苏尤其上海社会的日常运转，虽然仍在清朝统治的名义下，但实际的地方性权力已逐步发生转移。在上海逐渐形成了政治事务由江苏省咨议局和苏州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与，教育文化事务由江苏教育总会主持，经济事务则由上海工巡捐局掌握的一派地方政治自治、文教自治、经济自治的新局面。而父亲黄炎培又分别是江苏省咨议局的常驻议员、自治筹备处参议、江苏教育会常任调查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交叉在政治、文教与经济三个领域的社会组织实则是权力中枢之中，虽然当时父亲尚未独领一方，但均系这些地方权力中枢的核心成员，那时候父亲年仅三十岁。     两德政治遗产柏林墙   柏林墙的建造 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被大量换成真正的围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但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建围墙的真正目的是禁止东德人逃入西柏林。该墙把柏林隔成两个世界，一边是社会主义，一边是资本主义。 肯尼迪于1963年6月26日在柏林演讲，题目是《我是一个柏林人》，他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柏林墙建立后，有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等方式翻越柏林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1988年，我乘坐火车从东往西穿越柏林墙，亲眼目睹高墙的威严，东面的大墙干净洁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近它；西面的大墙五花八门，看上去好像不是一堵高墙，而是艺术画廊。写什么画什么的都有：骨肉同胞，我们时刻想念你！拥抱你，我东边的兄弟！…… 1989 年，我亲眼目睹柏林墙的倒塌，每一位东德公民进入西德，都立刻获得一笔100马克的寒暄费（Begrueßungsgeld）。仅在1988年，西德政府就支付了2亿6千万马克的寒暄费。柏林墙倒塌之夜，东德人潮涌入西柏林，时任西柏林市长的Walter Momper 指示，所有银行和储蓄所连夜加班加点，为东德人发放寒暄费。 德国Forsa研究所曾在《明星周刊》（Stern）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在受访的1002名德国人当中，有15%的人怀念东西德统一前的日子。根据该民调发现，许多西德人对于他们必须缴付重税，以重建前共产东德感到不满。 过去20年，德国已拨出1万2000亿欧元的国家资金展开重建工程。东德人对于自己的平均收入只是西德人的80%也大为不快。德国人口约8200万，不过，由于失业率上升，东德部分地区的人口已大幅度减少。自1990年以来，东德人口共减少了约200万人。 该民调也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能取消征收“团结税” （Solidaritaetszuschlag，收入的5,5％，根据近日德国媒体报道，东德人也缴纳团结税），这将有助于东西德融合；该“团结税”主要是为东德重建筹集资金（根据德国媒体报道，该款现在主要用于应付经济危机）。此外，5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提高东德人的退休金，以缓解东西德之间的紧张关系。 墙把兄弟隔开，都是骨肉同胞，弟弟有困难，哥哥帮一把，没说的。而现在墙没了，大家都一样了，平起平坐，凭什么我要救助你？凭什么我要缴纳团结附加税？在东德的时候，小孩可以免费上幼儿园，可以免费读书，直至大学毕业，享受全民保健，如今，某些东德人反而觉得柏林墙在时更加温暖。 在柏林墙建造50周年之际，德国Forsa研究所在《柏林日报》公布一项民意调查，三分之一的柏林人认为，1961年建造柏林“或多或少是正确的”，其中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完全正确”，但还是百分之六十二的柏林人认为“完全错误”。值得一提的是，被访的前东德共产党员几乎认为“完全正确”。 柏林墙给德国人造成的血泪创伤，不是施奈德（Schneider）的《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一书能够交待清楚，它毕竟是东德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份特殊的政治遗产，对它的留恋，对它的纪念，有甜酸苦辣。 柏林墙的倒塌 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东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刻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此事件也称为“柏林墙倒塌”，虽然围墙不是自己结构倒塌，而是被人为拆除。当时的柏林人爬上柏林墙，并且在上面涂鸦，拆下建材当成纪念品。11个月后，两德终于统一，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最高潮。 冷战时期有一种宣传，说苏维埃是永远正确的，它会极大的增进和平与自由。1989年德国人呼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希望和平，如果你希望苏联和东欧变得繁荣，如果你希望解放，请到这个门前来。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撤掉这面墙！”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标志，不仅德国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历史时刻。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如此的友好，而是因为在那之前四个星期，也就是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有数千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和软弱，走上街头高喊：我们是人民。 当时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出人意料的力量，使德国人自我克制，同时这股力量也促使执政者思考，必须要发生一些改变。 1989年10月9日，莱比锡和平游行，人们克服了常年累积的恐惧，鼓起勇气，进行反抗，并重新定义自我，高喊“我们是人民”。当人们赋予自己权利时，柏林墙倒塌了，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 如果东德人还是沉溺于无知，而不热衷于政治觉醒，那当然值得担忧。 现在两德生活仍有差距，于是有很多人怀旧东德年代。战后，德国人也经历这样的情形：有人说，希特勒时代也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糟糕。但是，德国人反省，绝对不能说极权体制并不是那么糟糕。 大多数德国人还是认识到自由的好处，他们不把自由看作是人们可以失去的空间。但是，德国人没有像战后时期“去纳粹化”那样，实行“去共产主义化”，当时有200多万人被剥夺公职。 两德统一后设立了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收集的档案材料，根据该机构的前任负责人高克（Joachim Gauck）先生的文章，当时从公共事业部门中清除曾为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员，也只去除了50%的国安部工作人员。在各州的内政部，比如警察局，有约50%的前情报人员在继续工作。现在再看一下，原来的共产党员以及30%到50%前情报人员可以继续留任。 高克说：“和解是很简单的。如果做过错事的人说出真相，并且人们基于这个真相愿意立即直接和解，如果这真相中还含有认罪的成分，也许还有一点悔改之意，那么这本身就伴随着内在的团结与和解。但是只要左翼党从人员组成以及政治理论方面同过去的独裁还存在紧密的联系，那么许多人，也包括我，就是机会的民主主义者。” 由谢盛友张贴 @  wenxue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