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钢琴】Paul Cardall 2001 - Miracles

专辑英文名: Miracles - A Journey of Hope & Healing
专辑中文名: 奇迹：一段旅程的希望与愈合
艺术家: Paul Cardall
风格: New Age, Piano
发行时间: 2001年

专辑介绍:

继Paul Cardall的首张改编专辑《The Christmas Box 圣诞盒》荣登Billboard杂志的New Age排行榜上Top 25 之后，钢琴家Paul Cardall发行了他最新的灵感作品名为《Miracles - A Journey of Hope & Healing /奇迹：一段旅程的希望与愈合》。Paul Cardall赋予了这张专辑一个动感且富于变化的音乐。配乐中强烈的情感表达源自一支管弦乐队的配乐与雅致的钢琴平稳的展开。以及真切的爵士韵律的鼓奏，吉他与低音乐器。尾声动人歌唱的灵感来自世界的经历。保罗显而易见的创作力植根于他生机勃勃的音乐旅程中，给予听众希望与愈合的强烈感受。

Paul Cardall 生于1973年4月24日，自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曾经被告知生命将至，但他没有因此放弃生活的希望，整个童年陪伴他的都是系列的外科手术，而音乐带给他安慰。Paul Cardall 从8岁起开始练琴，6个月后因故停止，直至十年后的高中他最好的朋友死于车祸。悲伤的 Paul Cardall 谱写了一首音乐以作哀敬，并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写几十首歌曲收录在《Sign of Affection》里。在假期，他找了为当地的百货公司弹钢琴演奏的工作，并销售他的录音唱片,其中有一张唱片的购买者是 Richard Paul Evans，畅销书《The Christmas Box》的作者。Richard Paul Evans 邀请 Paul Cardall 为他的书谱曲，由此出了专辑，名为《The Christmas Box》并于1997年发行。随后他与 Narada 公司签约。两年后 Paul Cardall 努力发行新专辑《The Looking Glass》，其灵感同样来自 Richard Paul Evans 的小说。

Paul Cardall 是这几十年来最有天分的钢琴家，他的雅致以及深入心扉的感受来自于对家庭、爱情以及人的灵魂，每段旋律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每个音符触摸着我们的心灵。

专辑曲目:

01. Time
02. Voices
03. Miracles
04. Live to Love
05. Leaving L.A
06. Back to L.A.
07. Driving North
08. Sequoia's Path
09. After the Storm
10. An Unseen World
11. The Memory Lives On

中南海高干待遇揭秘：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图) 2011/08/15

中南海高干待遇揭秘：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图) 瞭望东方周刊 1955年9月27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衔酒会，刘少奇向朱德敬酒 纪坡民， 历史 学 法律 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 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 初夏，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纪坡民正在备茶。 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除了记者，还有友人前来拜访，纪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唿大家随意落座。院内植有芙蓉树、石榴树和爬山虎，静谧闲适。 华国锋月薪200多块 纪坡民的居所装修质朴，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宅子却有着不寻常的历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才搬走。”纪坡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1980年，纪登奎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爸妈和弟弟，还有我二妹的一个孩子住这。那时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苏，小妹妹在单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这里。”纪坡民说，“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我们现在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其他两个院子后来改为宾馆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来，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块钱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就是这房子。”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块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200多块，母亲是13级，工资一百六七十块，“我爸1988年去世时工资375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375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纪坡民提起一位曾参与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人员，“在首长身边也是干过大事的，当时他工资56块钱，家里老婆加两个孩子。在大会堂里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钱的伙食费，一个月24块钱，再抽点烟，给家里顶多交15块钱。1980年代他跟我爸说起来时，我爸惊讶地说，哎，闹得你这么困难，你也不说提，要知道当时把伙食费给你调低一点就好了。”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家电由国家配给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代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

江青狱中看电视:想不到邓小平身体还这么好 2011/08/15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江青在1981年1月25日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到了1983年1月25日，她被改刑为“无期徒刑”。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谈不上“悔改表现”，但是以这样用词讲究而巧妙的理由为她改刑：“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其实，在1981年1月，当特别法庭决定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就已考虑了二年期满时怎么处理。 　　伍修权曾这么谈及： 　　“至于‘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引者注：在十名主犯中，唯张春桥和江青一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江青，上面写着：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不过，当江青接到改刑判决书时，她半点也没有欣慰之感，反而大喊：“你们杀了我吧!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呢?” 　　从江青的呼喊中，可以清楚看出她的内心世界：她已经穷途末路，希望早一点结束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囚徒生活! 　　江青的铁窗生涯，虽说因为秦城监狱门卫森严而几乎无法为外界所知，但笔者访问了公安部有关人士，还是得知了一些情况： 　　江青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二十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过，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看不见外面。 　　她的伙食还可以，因为毛泽东过去说过，对于犯了严重错误以至罪行的高级干部，在生活上还是给予照顾。她的伙食，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要好。特别是在审判期间，伙食更好一些。 　　她在狱中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她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只是在最高法庭审判期间，不准她看报纸、电视，不准听广播，因为那一段时间，不断发表有关审判十名主犯的报道，有些内容涉及别的主犯的态度、交代，不便于让她知道。 　　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不由得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最令她兴奋的是，有几次她从电视上看到播送“样板戏”，脸上露出“旗手”的笑容!她甚至得意地哼起了“样板戏”。 　　江青的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考虑到她已上了年纪，狱中没有安排她参加劳动。只是她素来喜欢打毛线，如今又闲得无聊，有时靠织毛线衣打发日子。然而，当她织完一件之后又拆了，然后再另织一件。就这样拆了织，织了拆，消磨着她的时光。 　　另外，她喜欢看书。她自己拥有一万来册藏书。她获得允许，从她的藏书中，选择她要看的书，在狱中阅读。 　　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 　　《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应当说，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多年，她的阅读兴趣受毛泽东影响，读的书大都是高雅之书。 　　江青在秦城监狱还记日记。她的字近乎“毛体”。1981年5月21日，江青在日记中写道： 　　“……秦城监狱只有‘关’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层楼的底层，这里只管我一个人。楼的四周土地甚多，管理人员业余生产蔬菜。××(字迹不清)他们学习一点生产蔬菜的知识，也有利于改造世界观。除看守我的人员以外，别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围的。西边的‘风场’也空了两排，‘风场’外边也是大片的土地，我刚来时就在那儿放风;土地外面是数丈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围墙外边还是监狱的楼房，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见外边的。 　　“我能参加劳动的时间不多了，身体衰老了，两三年来我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既然是1981年的春天，请发还我改造世界观的权力!” 　　江青毕竟是“四人帮”之首，虽然身在狱中，但仍为中外新闻界所关注。海外报刊上，不时登出关于江青狱中动静的报道，内中有不少只是猜想、传闻而已。 　　关于江青，中国官方每隔一两年，要通过新闻传媒，予以报道。 　　以下是笔者所搜集的历年来关于江青狱中情况的报道：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该社北京特派员横崛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的报道。 　　鲁主任说：“江青关押在北京监狱的单独牢房里。我们根据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有鱼有肉，但与其他犯人吃得一样。由于年龄关系(七十岁)，几乎不要她参加劳动了。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好，但监狱里有医生，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答复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1988年3月24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曾涛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在继续服刑。他们当中，张春桥、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疗。 　　曾涛还提及，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四人因年老有病，均已保外就医。邱会作于1987年9月刑满释放。黄永胜于1983年因肝癌病亡。因此，在十名主犯之中，只有“四人帮”那四人仍在狱中。 　　1988年12月，香港《文汇报》、《明报》报道了中国司法部官员答记者问。 　　这位官员说，现年七十四岁的江青，最近因患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目前正在狱中接受治疗。他否认了某青年杂志所说江青已被放出治疗喉癌的报道。 　　从以上逐年的关于江青的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江青晚年的概况。 　　据云，江青在公安部的医院里住院时，用的是“李润青”这化名。“李”是她的本姓，“润”是毛润芝的“润”，“青”不言而喻是江青的“青”。 　　江青晚年，她的唯一的直系亲属是女儿李讷——毛泽东和她所生的女儿。李讷获准一次次前去探望江青。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 　　1966年，父亲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母亲江青一马当先，成了“文革先锋”。那大浪大潮，把李讷也卷了进去。凭着李讷那“响当当”的背景，才二十六岁的她，擢为《解放军报》总编辑。此时，她化名“萧力”，亦即“小李”的谐音。 　　不过，李讷没干多久总编辑，就被毛泽东调去当联络员。确实，她当联络员倒是最为恰巧。她的年岁，跟红卫兵相仿。穿一身军装，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摸”来准确的、第一手情况，向父亲汇报，使毛泽东了解“文革”的脉搏。 　　1970年初，毛泽东让“萧力”到井冈山那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练。在那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年已三十的李讷，跟“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小徐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江青坚决反对这门亲事。1970年8月，江青上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还特地把李讷叫上山，劝说李讷，结果无效。后来，江青对人说：“这几天我的头痛病又犯了，头痛得像要裂开来一样。我把李讷叫上山来，她和我闹别扭，我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吵了一架，搞得两个人都很烦恼。” 　　李讷知道无法说服母亲江青，就写了一份要求与小徐结婚的报告给父亲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计较小徐的“身份”，应允这门亲事，在报告上写下批示：“同意，转江青阅。” 　　这下子，江青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李讷和小徐在“五·七”干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送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为结婚礼物。 　　不过，婚后不久，李讷和小徐性格不合，志趣也不同，感情产生裂痕，彼此分居。但李讷已怀孕，生下一子，取名“李小宇”。 　　李讷回到北京。从1973年起，她先是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不过她身体欠佳，她的母亲没有派她当毛泽东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这么一来，她倒没有卷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李讷那特殊背景一下子消失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不成了。她跟儿子默默地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小院里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 　　1985年，经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介绍，她和王景清结婚。王景清在四十年代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后来他担任怒江军区参谋长，跟妻子离异。王景清为人憨厚、善良，细心地照料李讷，使她在孤寂中得到了安慰。 　　李讷把儿子改名王效芝。芝，即毛润芝之意。她要儿子效仿外公毛泽东。 　　李讷和王景清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对新女婿表示满意。 　　他们每次去秦城监狱，都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江青见到女儿、女婿，还是高兴的。江青的腿脚有点不大灵便，往往要扶着墙壁走路，但气色还不错。最使李讷感到不快的是，江青极易发怒，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为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为芝麻绿豆小事，江青会发火。 　　尽管来去那么劳累，见面又往往不愉快，李讷和王景清还是一次次去看望江青。 　　李讷很少跟朋友们谈起江青在狱中的情况。偶尔，在一般朋友面前，李讷提到江青，总是称之为“我们家的那一位”、“家里的大人”;在很熟悉的朋友面前，她才称江青为“我母亲”、“我妈妈”、“我家老太太”。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电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的一个角落刊载了这一消息。 　　江青终年七十七岁。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由于日本《文艺周刊》没有刊出江青“绝命书”的手迹，所以这一“绝命书”的真伪难以判定──只是那口气有几分像江青。 　　据云，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 　　江青在5月10日，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写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江青以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二十五年前她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 　　5月14日凌晨，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吊死在卫生间里。 　　5月18日，江青的遗体火化。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1991年——她已经被捕十五个年头了!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终于不想再活下去了! 　　当然，如果细细“考证”起来，早在她当年与唐纳吵翻了的时候，1937年5月31日写了《一封公开信》，内中谈到过自己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 　　……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遽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的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里!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注：载1937年6月5日9卷4期上海《联华画报》。) 　　在五十四年前，二十三岁的蓝苹没有自杀，是因为“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 　　五十四年后，七十七岁的江青再也没有“一线希望”了，她自杀了。 　　对于江青的死，当时中国报刊除了发表新华社消息之外，没有再说什么。笔者注意到，唯一例外的是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杂文家何满子的《江青为何自杀》一文，指出： 　　江青自杀当然应该成为一条新闻，布告天下咸知这个十年灾难的祸首终于恶贯满盈，下地狱去了。 　　这妖婆是自杀的。自杀有种种动机，种种情况：有被迫害悲忿而自杀的，在江青的淫威下，当年有不少人走了以死作抗议的路。江青当然不属此类。她本死有余辜，还只判了个死缓转无期徒刑，后又让她保外就医，可谓宽大之至，谈不上迫害;有畏罪自杀的，江青也不属此类。如果畏罪自杀，她早该在公审前就自去地狱了;有绝望而自杀的，大势已去，往昔天堂梦已彻底破灭，等了十年，没指望了，于是了此残生，江青自杀庶几属于此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毅然宣布“文革”要彻底否定，但百脚之虫，死而不僵，失去天堂之徒并不彻底死心，妄图还潮者有之;化身变色，忍辱图存者有之;变个法儿，新瓶子卖旧药者有之;不能登大雅，于是搞小动作者有之;风风雨雨，花鲜繁多。幸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局铁定，人心不可侮，恋恋于老调子，终于不能成气候而已。 　　江青自杀的新闻昭天下，连“女皇”本身也已彻底绝望，回天无术了。但也必须警惕，希特勒自杀了四十多年之后，德国还有老式纳粹的孑遗和新式纳粹的余孽。江青自杀的新闻也有这样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醒人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不能放松，要永以为鉴，方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实，江青之死，使人们记起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话：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