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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出生于安徽安庆，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1901年留学日本。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 陈独秀诗词
题刘海粟古松图
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和玄兄赠诗原韵
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
悠悠道路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1911年前：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这首诗写于陈独秀1907-1908年旅日期间，堪称他数年间的心事写照。
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是当年安徽乃至全国的军事重镇，也是革命党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早在1904年，陈独秀便在此地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后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次年更是组建了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可独秀如他，却与当时的其他革命会党甚不相得，各种史料都有蛛丝马迹可窥，印证他不太看得上兴中会、光复会等组织，几番倾轧后，他便于1907年远赴日本。
后人研究陈独秀的著作文献早已车载斗量，可1906到1911这五年间却罕有资料。那期间的陈独秀，未踏足政治、未醉心革命，甚至连他最拿手的政论文章都未发表过，倒是写了不少旧体诗，一抒胸中感愤。
开头那句“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就是以少女自况，感慨自己纵然倾国倾城，也不及大自然的壮丽，以此暗喻自身的渺小，过往的失意和革命的挫折。
1911年初：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也是陈独秀沉寂期间的诗作，前半句沉溺于自身世界，恰似半晌贪欢，后半句则意境极远，不忘前尘与世事。
1911年初的陈独秀，正与高君曼新婚燕尔，如胶如漆。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高晓岚，这是一场陈独秀最痛恨的包办婚姻。尽管对方家世显赫，但高晓岚本人却是个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式女子，二人在性格上极不相投。尽管结婚多年，又生下了陈延年、陈乔年和陈松年，却无法弥补感情的裂痕。至于陈独秀热衷的革命，更让高晓岚十分反感，认为夫君大逆不道，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时候，小姨子出现了———妻妹高君曼，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喜欢文学、见识广博，崇拜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借着借书等各种机会见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从此形影不离。两家长辈认为此事比闹革命还更不可容忍，大大败坏门风，扬言不准二人踏进陈家大门。岳父高登科更是对高君曼进行打骂、罚跪，还为她择夫。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们———1910年二人携手去了杭州西子湖畔同居，进而于1911年初自行成婚，“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杭州的这段日子可能是陈独秀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也是在1911年初，他找了一份工作———陆军小学堂的地理历史教员。他常去江南才子刘季平家中做客，进而又结识了沈士远、沈尹默和马一浮。
他们数人“时常作诗，互相观摩”，陈独秀还“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如此闲适，加上美人相伴，自是惬意的，他在给挚友苏曼殊的信中这样写道：“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得美眷相伴的狂喜，终是遮不住。
只是，在他写给苏曼殊的信中，还写道：“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寄情于美人友人和山水，虽可掩一时消沉，但陈独秀终究不是一个避世者，他在等待时代的召唤。
1911年10-11月：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
“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这是陈独秀在杭州时的诗作，显然，尽管“闭户弄朱弦”，但终是忘不了革命事业。
曾有人说，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和阅历，能够大致上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与艰难困苦的状况。而他此前的沉寂和寄情于新妻，则大致反映了革命的低迷现状———尤其在1910-1911年这两年间，暗杀（尤其是暗杀满清能吏）成为革命党最重要的“革命手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意味着革命党的群众基础松散。
可在这个当口，清政府祭出了昏招，八旗贵族的当权者希望从立宪派手中收回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如铁路），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保路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后果）。这也使得偶然性极强的武昌起义成为了改变一切的导火索，此后的各省独立中，声望极高的立宪派参与了进来，起到了相对的主导作用，他们利用自己的声望与资源，规劝或利诱满清地方官员，使得大多数地方的独立兵不血刃，百姓并未受到过多的战乱滋扰。
浙江的光复便是如此，武昌首义后，浙江新军立刻响应，当地士绅积极配合，而杭州陆军小学堂，也成了当时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陈独秀精神一振，立刻投身革命宣传，写下多篇革命檄文四处张贴，其中一篇还特别交给了陆军小学队长周亚卫和新军排长高文蔚（均为光复会会员），由他们贴在城内鼓楼门侧，使得“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复。11月6日，浙江军政府成立。
几天后，也就是11月11日，陈独秀的故乡安徽也宣布独立了。回乡，成了陈独秀的新目标。
1911年12月：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武昌首义的枪声一起，全国各地就跳出了许多革命者———任何时代都不缺扎堆和投机的人，可在那纷纷杂杂的革命者中，慷慨激昂者虽众，却多半“不解与君语”，清醒者不多。
陈独秀则是清醒的，数年的隐忍也有厚积薄发之效。大家都在标榜自己“手造共和”之际，他却知道这只是开始，建设才是未来之重。
而且，安徽的形势并不乐观。
起先，当地士绅推举清廷安徽巡抚朱家宝为都督，但革命党反对，拥王天培为临时都督，朱家宝则阳奉阴违，最后革命党妥协，以朱家宝为正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此后，芜湖和合肥两地又相继成立军政府，大家各不相得，形势复杂。后来，革命党人为谋求全省统一，先后成立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和安徽临时参事会，推举孙毓筠出任皖督。
此时，已是12月下旬。
陈独秀与孙毓筠有私交，浙江独立后，他前往上海，便是“从少侯游”（孙毓筠字少侯）。孙毓筠上任后立刻电召陈独秀前来相助。陈欣然前往，就任都督府秘书长。
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回忆：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且耽于佛事，又爱抽大烟，所以不理政事，工作都交给了陈独秀。在此后短短四个月时间里，陈独秀的长处与弱点一一尽显———就如他的将来。
他很清醒，哪怕众人皆醉，但他又武断急躁，常与人口角，每逢开会，便成他的一言堂。终于，四个月后，因权力倾轧，他选择了离开。想来，他始终是“独秀”，那个“独”字固然卓尔不群，可伟大人物特有的孤独感，终如影随形。
本版撰文/叶克飞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朱文华《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吴根樑《辛亥革命前后的陈独秀》等资料。
■ 陈独秀逸事
坦诚直率成就沈尹默
陈独秀与沈尹默的相识亦是一桩逸事，据沈尹默回忆，有一天他和沈士远到刘季平家中喝酒，回家后，“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即刘季平）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也。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有野心 怕自己死后无人制约
2011/08/16 |
核心提示：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本文摘自《彭德怀传》，作者：《彭德怀传》编写组，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煳。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着，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会内的紧张气氛，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惴惴不安，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他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彭德怀追忆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同日上午，毛泽东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谈话。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暗示他们要注意同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总的调子使周小舟几个人感到宽慰。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六十一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反驳毛泽东，而是从具体问题作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最后，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是以彭德怀的沉默做结束。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做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
林彪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说完，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煳煳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还说，彭德怀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随后，毛泽东又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长征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长征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中共中央于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这封信。过后，毛泽东曾屡次提及，彭德怀总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不想毛泽东在今天庐山这一历史时刻，旧话重提，使彭德怀既惊讶又伤心。
之后，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至于林彪何以缄口25年，这时才出来说明真相，胸怀坦荡的彭德怀，似乎没有顾得上去想它。
林彪申明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说彭德怀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说他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说彭德怀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讲到这里，毛泽东严厉地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
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到了湖南。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明显地流露出对彭德怀很不放心，也反映出他发动这场斗争的某些考虑。
毛泽东的批评使彭德怀难以容忍，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没有正面反驳，只在两个问题上作了委婉的解释：
一、说明他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他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作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他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他既没有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二、承认7月14日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的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经过两天非同寻常的常委会，彭德怀终于明白，毛泽东所要发动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那封信的范围。最后，他表示：
不管最后会议给他做出什么结论，他保证做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到京后，彭德怀将五十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筒，就找中共中央办公厅：“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于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两人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不是和出国时“取了什么经有关”。这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通谋，搞颠覆，又以此作为不能给他平反的理由。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
“七千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刘少奇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晚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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