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民党军事作战会议时的韩练成

作为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最高机密的智囊，他同时却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单线联系。

国民党党史专家称他为“导致神州陆沉的军事共谍”，蒋介石次子蒋纬国称他为“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毛泽东称赞他：“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

周恩来称他为“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赞扬他“为党、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李克农称他为“隐形人”。

作为“隐形将军”韩练成的独子，63岁的韩兢最近特别忙。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许多机构和学校邀请他去作报告，讲述韩练成的传奇人生。

“韩兢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尊韩练成的半身塑像，栩栩如生、英气逼人。“过几天，塑像就要赠送给父亲的母校——宁夏固原一中。”韩兢说。

每天，韩兢就在父亲目光的注视下，搜集、整理和编写有关父亲传奇经历的材料。他历时20多年整理编写的《隐形将军》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同名电视剧也在全国多个电视台热播。

火车站救驾有功　蒋特批进入黄埔

1909年出生的韩练成，自幼家境贫寒。为了让他长大后能出人头地，勤劳朴实的父母坚持自己受苦也要让儿子进私塾。

“1925年，我父亲16岁那年，来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韩兢说，当时黄埔军校到固原城招收学生，但报考条件必须要中学毕业。

韩练成的母亲一心希望儿子当上军官，便从做零工的东家借来甘肃省立第二中学韩圭璋的毕业文凭，让韩练成冒名报考黄埔军校。然而招生的老师却把名为“韩圭璋”的韩练成带到银川，进入了西北陆军第七师军官教导队，当了一名学兵。

1926年9月，马鸿逵的陆军第七师编为西北国民联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韩圭璋”担任军警卫手枪营排长，随军向西安进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推行“联俄、联共”政策，联军总政治部派来共产党员刘志丹出任政治处长，传播新思想、新作风。

“刘志丹是我父亲接触比较早的共产党员，对他起到了启蒙作用。”韩兢说，刘志丹认准“韩圭璋”是个好苗子，发给他一份“革命军人登记表”，指定专人作为培养他加入共产党的联系人。

可惜的是，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韩练成还没入党就和组织断了联系。

1929年，军阀混战全面爆发。5月，冯玉祥通电讨蒋，而属下马鸿逵等部先后投蒋倒冯，马部被改编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

1930年，蒋、冯主力在豫东鏖战，蒋介石在归德火车站的“总司令列车行营”上指挥作战。

当时，韩圭璋已任马鸿逵部第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守备归德。当冯玉祥的军队包围了蒋介石的“列车行营”时，韩圭璋奉命前去“救驾”。危急之下，韩圭璋率部冲入火车站，成功解围。

“这场‘勤王’之战，彻底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韩兢说，韩练成因此被召进“总司令列车行营”，第一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

出于习惯，蒋介石像往常一样，以黄埔军校校长对下属的口气问话：“你是几期的毕业生啊？”在蒋介石看来，英勇善战的将领，一定是黄埔军校生。


当他得知韩练成不是黄埔的学生时，颁发手谕，特批韩练成为黄埔军校的三期生，列入学籍。由于黄埔系在国民党军队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许多人说：“韩练成被蒋介石‘赏穿黄马褂’。”也因此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军队内的迅速上升之路。

不久，蒋介石手谕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学生韩练成，着以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尽先任用。”

从此，韩练成脱离西北军，进入蒋的黄埔系，先后担任江苏省保安干部训练团主任、省保安处副处长、独立第十一旅旅长、镇江警备司令等职，1935年春晋升为少将。

“银弹”面前更清醒　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

仕途顺利，家庭幸福，并没有让韩练成就此享受，他迫切希望有一个用武之地能够报效国家、报答校长知遇之恩。但他不赞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相反，对共产党发表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士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持积极拥护的态度。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兵谏。陆军大学为此停课，教育长杨杰要求教员、学员推测事变走向、推演事变对策。

正在陆大学习的韩练成的分析是：“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这次事变是因政治而起，必须由政治途径解决。他提出的这一对策与众多师生不同，但与教育长杨杰“由蒋主动，和平解决”之上策不谋而合。杨杰此前曾因韩练成归德救蒋认为他是“一个有战术头脑的勇将”，此时更是刮目相看，认为他已经成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才”，因此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推荐其去德国学习军事。

韩练成开始恶补德文，尽管后来并未成行，但从德国教官身上学到治学严谨的作风，行为、举止发生很大改变，以致许多国军将领误认其是在德国深造过的军官。

“七七事变”后，身在陆大的韩练成主动请缨要求去前线，当时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北伐与直奉联军作战时，就对韩练成的英勇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保荐他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高级参谋，并指派他为李、白两人与各方联络的军事代表。

已被蒋介石钦点列入黄埔系的韩练成，此时又进入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视线。

1939年，韩练成在昆仑关战役后升任师长，蒋介石非常高兴，给了他一笔5万元的特支费，要他与各方人士联络感情，站稳脚跟。

“我父亲事后知道，蒋介石笼络有价值的师长用4万元至5万元，笼络军长要15万元至20万元，对级别更高的将领，那就更多了。”韩兢说，“蒋介石的‘银弹’不但没有将父亲打倒，反而使他更加清醒。”

1942年2月，韩练成升任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晋升中将军衔。不久，国防研究院在重庆复兴关成立，蒋介石兼任院长，指名调韩练成入第一期作研究员。

韩练成综合各种情报、数据分析：抗战四年来，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35个师团，接近日本全国陆军51个师团的7成；其中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也不过只有50万人，却抗击着日军21个师团35万人和62万伪军，这是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

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在数据面前，一目了然。韩练成一边潜心研究，一边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


桂系黄旭初：《共谍韩练成》

受命“好好在蒋身边工作”　成周恩来直接掌握“下线”

“在我父亲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韩兢认为，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搞情报，不靠金钱美女手枪，靠的是信念、理想。“我父亲就是这种人当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1937年8月，韩练成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当时，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见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及冯玉祥等人。会谈中，周、叶二人思路清晰、言简意赅，绝无一字一句多余，令韩练成十分钦佩。

“虽然是简短的一次见面，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身上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兢说。

1942年6月，经过缜密的考虑，韩练成委托无党派人士周士观通过他的女婿、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安排了与周恩来在重庆一个普通居民区的第一次单独会见。

“由于与周恩来已不是初次见面，又有‘黄埔师生’关系，所以他们的谈话直入主题。”韩兢通过翔实的资料和亲历者的回忆，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韩练成向周恩来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明确表示要投身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则谨慎地表示，目前国共合作，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部、国军上层发展党员，希望韩在国统区，在蒋、桂高层好好工作，为国家、为抗日统一战线作贡献。

在谈话就要结束，准备分手时，周恩来突然问：“韩参谋长，你是桂系将领，刚才你说在西北军为焕公（冯玉祥）解围，是怎么回事？”韩介绍了他与冯的渊源，周恩来又问：“那么，‘四一二政变’前后，你也在西北军了？

有一位，也姓韩，叫韩圭璋的人，你认识吗？”韩练成惊呆了!半晌才说：“我就是韩圭璋。”周恩来也吃了一惊：“你就是？”周恩来告诉韩，他是从刘志丹处知道韩圭璋的。

从此，韩练成确定了与党的同志关系，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

补白 “生存就是胜利”

在韩练成处于周恩来直接、单线领导下、开始为共产党工作的第一天起，周恩来就没有要求他为革命牺牲，反而告诉他：生存就是胜利。在需要他帮助海南琼崖纵队时，只是单方面提醒他：“在无损大计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一切由你酌定。”在莱芜战役之前，请董必武转达的指示是：一切由他自己酌定，最后一句话，还是“生存就是胜利”。

“这种对我父亲生命的尊重和政治上的信任，使他心甘情愿付出生命。”韩兢说，“这就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作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高级间谍，韩练成到底为党提供了多少重要情报，至今无人知晓。韩兢回忆说，父亲在世时绝口不提往事的原则是：“我在解放前为党工作是由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周总理不说的我不说，中央没有公开的我也不说。”

尽管如此，韩练成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传奇故事，还是不胫而走。

1946年10月，作为国民党整编第46师的师长，韩练成列席了蒋介石主持的有白崇禧、陈诚等人参加的最高级军事会议，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和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

会后，韩练成试图通过秘密渠道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转告他：“速去上海找董老谈。”韩练成立即转赴上海，趁白崇禧不在，将董必武接到白公馆秘密见面，把全部情报交董老速转党中央，并约定了与华东解放军联络的暗号：“洪为济。”

当年年底，整编46师到山东不久，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派新四军干部陈子谷持“洪为济”的信来找韩练成，随之又有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来联络，并在韩练成身边留下了两名联络员杨斯德、解魁。

按照蒋介石“以临沂为主战场，歼灭共军陈毅主力”进行临沂决战的设想，韩练成率领的整编46师加入北线集团，由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配合南线集团，“在临沂会歼解放军华野主力，或迫解放军退入沂蒙山区而歼之。”

1947年2月中旬，华野放弃临沂，秘密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韩练成坚持蒋介石、陈诚“共军主力溃败西窜”的错误判断，一再干扰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李仙洲等人的作战部署。李仙洲2月21日夜下令“由莱芜向吐丝口突围”时，韩练成仍强调“未部署妥当”，硬是推迟行动一天。

23日，李仙洲集团突围开始，韩练成却神秘“失踪”，放弃了对整编46师的指挥，彻底打乱了李仙洲的作战计划。战役全面打响后，华野的几个纵队一块出击，从莱芜到口镇这片狭窄土地上，不到两个小时时间，李仙洲5万大军就被歼灭殆尽，李仙洲也受伤被俘，莱芜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当日下午，韩练成由联络员引导到达华野指挥部，与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唐亮见面。

主动面见蒋介石　战败了反获称赞

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战役失利之后，韩练成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主动返回南京，见到了蒋介石。“父亲明白，自己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错误路线而导致失败的，刚愎自用的蒋介石绝不会去追究战败的责任而使他自己脸上无光。”

事实正是如此，韩练成向蒋介石汇报了莱芜战役的情况，并把自己乔装平民、趁乱逃出陈毅包围圈，后经青岛来到南京等早已编好的故事向蒋介石表述了一番。

蒋介石听后不但不怀疑，而且称他是“莱芜战役唯一生还的英雄”，并说：“如无过人的胆量和超群的智慧，怎么能从陈毅铁桶似的包围中逃出来呢”称赞他，“一俟跑出，即刻返京，极其忠勇可嘉。”蒋介石还叫韩练成给中央训练团作报告，以此来激励士气。


韩练成

一句话葬送74师　辗转抵达解放区

1947年3月底，蒋介石亲自下令，调韩练成入国民政府参军处任参军。这是韩练成第二次在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要，而且这一次的参与程度更高：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飞赴各个战场，韩练成时时在侧；送蒋介石看的战报最后要经韩练成过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练成过目。

“1996年，一位和蒋纬国私交甚好的台湾世家子弟告诉我，纬国将军说，令尊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韩兢说，“这其实也正是周恩来对我父亲的要求——高谋，即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

孟良崮战役前，关于张灵甫的整编74师到底是走还是守，韩练成在关键时刻对蒋介石说了一句：“共军善打运动战，我们在鲁南（莱芜）就是在运动战中吃的亏。”促使蒋介石命令74师死守孟良崮、吸住共军、四面合围、歼灭陈毅主力，结果却使整编74师全军覆没。

孟良崮战役结束不久，整编第46师有个团长逃回、华野有个团级干部叛变，都谈到韩练成在莱芜战场的失常表现，杜聿明把这些迹象向蒋介石秘密汇报：“如果韩练成不是共产党倒还罢了；如果是，那咱的计划、战报都在他皮包里，他又天天跟在校长左右，这个仗咋个打法”所幸蒋介石素知韩杜不睦，并未质疑，但韩练成的处境已岌岌可危。

1948年春节前后，为防不测，韩练成两次去香港休假，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定下了经香港脱离国统区的路线。

1949年1月，韩练成辗转来到解放区——河北省平山县东黄坭村。在这里，他先后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毛泽东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啊！”

要党员不要上将　一生看淡生死名利

1948年4月，韩练成被调离参军处，飞赴兰州，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报到。5月22日，韩练成在兰州接到命令，居然是“西北行辕副参谋长、甘肃省保安旅旅长兼兰州保安司令”。让一个中将当旅长，连张治中都感到很意外，韩练成自己想出来答案“我知道何应钦对我有成见”。

1949年8月，韩练成担任第一野战军副参谋长、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1月，韩练成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主席是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张治中曾当着彭德怀和习仲勋等人的面说：“在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韩已到了解放区’时，蒋一把打落了桌上的玻璃杯，指着何应钦等人大喊：‘都是你们逼的！如果不是你们贬他一个中将当旅长，他怎么会走？’”

韩练成的特殊经历在西北知晓的人很少，周恩来委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向两人交底：韩练成“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

1950年5月，韩练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9月，担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前，周恩来总理曾征求过韩练成的意见。根据他的条件和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军军长对待，完全可以授上将军衔。可韩练成却明确表态，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

最后，韩练成不仅没有接受对起义将领的授衔待遇，连发给他的按起义将领对待的奖金都没有接受，看都没看，就一次性地交了党费。一时间，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成为军中的美谈。

“父亲是一个看淡生死，也看淡名利的人。”韩兢说，“他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位居大军区正职，但去世时留下的存款却连一万元都不到。”

补白　“党要我做的事，全都做到了”

1983年6月，中央军委将韩练成的行政级别调整为大军区正职待遇。这时，他的身体已经日渐衰弱。

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期间，韩练成以录音形式留下《后事遗言》：作为共产党员，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党外的时候，还是入党以后，党要我做的事，全都做到了，可以说毫无遗憾地、安详地闭上眼睛。我生前没有个人打算，死后也没有放心不下的事情。唯一愿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团结、幸福。

1984年春天，75岁的韩练成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在简单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摆放着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全体常委送的花圈。

揭秘：潜在毛泽东身边 的军统特务很像周恩来(图) 2011/08/16

“此人堪称戴笠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第二代谍王。他年轻的时候是军统高手，曾打入延安潜伏在毛泽东身边;在延安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做了康生的得意弟子。这个人，就是有“蓝色007”美称的国民党王牌特工沈之岳。 被戴笠纳入门下 1933年，22岁的沈之岳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受共产党同学耳濡目染，沈之岳也读了不少共产主义书籍，开始积极参与支持工人运动。这种进步学生的姿态，加上复旦大学学生的优异背景，使他渐渐取得共产党组织的好感。经由共产党友人的引介，沈之岳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凭借突出的领导能力，为组织吸引了许多优秀工人。之后，作为罢工运动的带头者，沈之岳被国民党当局拘捕下狱。 资料图：沈之岳 彼时，沈之岳虽然同情工人境遇，与左派青年接近，但并未加入共产党。戴笠见这位小同乡聪慧敏锐，少年老成，颇生好感。几经攀谈，沈之岳终被戴笠说服，并加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行列，接受戴笠单线秘密领导，戴笠指示沈之岳加入中共组织，潜伏其间。 经戴笠吸收之后，沈之岳旋即被释放出狱，他听从戴笠指令，不仅继续积极参与工人运动，更为了解中共组织情报，正式加入共产党，担任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情报交通(即传递情报)任务。 潜伏在毛泽东身边 1937年春天，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尽管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之协议，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顾忌犹深，认定中共仍是心腹大敌，而隐蔽战线仍为决定双方胜负之主战场。戴笠长期观察沈之岳，认为他成熟稳重，心细如发，足以承担重任，命他深入延安，潜伏到共产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 沈之岳以其在上海从事多年工运的辉煌成绩，还坐过国民党黑牢，加上又有复旦大学肄业的学历，自修马列主义书刊，堪称标准进步青年。因此，在他向组织申请进入延安，希望能到革命圣地“抗日军政大学”(原名红军大学)学习后，很快得到批准。 到了延安，沈之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就读，他精明干练，成绩优异，深为学校干部欣赏，并做了康生的得意弟子。 延安当局心里有数，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进步青年里边，肯定混杂了不少国民党特务。除了严密甄别考察，教员常以突袭手法，想从抗大学生中揪出特务。某日，某教员正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课，冷不防举起手来，指着后排同学吼叫：“你看，你看。那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胆小的同学立刻吓得脸色大变。隐藏在学生群中的工作人员。便把面露惊恐的人的名字记下来。而在这类情况下，沈之岳从来都是面不改色，镇定自若。 由于在抗大表现优异，沈之岳毕业后被毛泽东拔擢为秘书人员之一，遂开始默默开展他的潜伏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布的若干重要文件以及沈之岳获悉的重要情报，都被秘密传递到重庆。 成为蒋经国的心腹 沈之岳从1933年被戴笠说服，成为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到1941年冬天回到重庆，深入中共组织及中央核心历时9年。曾与沈之岳有共事经验的张爱萍，对沈之岳有过如下评述：“沈之岳9年共产党员资历当中，7年是模范党员。他个性跟周总理很像，内敛、温柔而含蓄。”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撤往舟山，这时，沈之岳的新职为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舟山站的这一年的任职过程，是毕生政治生命的又一转折点。 1950年3月，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共谍案。蔡供出中共华东局指派的地下党女党员朱谌之。朱携带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在内的重要军事情报跑往舟山后，准备俟机搭船，前往上海。 台北的保密局密电舟山的沈之岳，命令他务必逮到朱谌之，否则中共大军很可能会利用朱谌之传递的情报登陆台湾。心细如发的沈之岳，发挥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在十分危急的情势下，地毯式过滤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终于找到朱谌之下落，立予逮捕。 之后，沈之岳以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委婉开导朱谌之，她终于供出和吴石一起窃取情报的全盘经过，吴石共谍案随之水落石出。沈之岳立了大功，蒋介石父子由此对沈印象深刻。 沈立功之时，正值蒋经国预备大力整顿特务系统的节骨眼。1950年5月，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府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干部的石牌训练班。这也是沈之岳与蒋经国关系愈趋紧密的时期。     日后沈之岳任大陈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蒋经国到过大陈不计其数，他与沈之岳朝夕相处.渐渐感情深厚，沈之岳也成为不折不扣的“太子系”人马。 1958年春，沈之岳奉命回台湾接任调查局副局长，并于1964年升任调查局局长。正是因此一役，沈之岳获台湾“调查局之父”之称。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但蒋经国不让沈之岳离开身边，聘其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立命随从为沈在“总统府”蒋经国的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的办公室。 直到蒋经国去世，沈之岳始终是国民党当局最受倚重的特务系统元老。 沈之岳受到中共高层礼遇？ 1990年沈之岳罹患末期前列腺癌，又于1993年11月转移扩散至肺部。这期间，沈之岳接受妻子徐露的劝告，到北京寻访名医诊治。 赴大陆旅行期间，沈之岳下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他坚持不接受大陆方面招待，旅馆费用全部是自掏腰包付清。 大陆方面曾有意接见沈之岳，但他客气地婉拒了：“我来北京就是来看病，不为别的。”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则与徐露会面，说他希望多了解沈之岳离开大陆后去台湾期间的纪录。1994年2月，沈之岳病逝台北，享寿82岁。” 中国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