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四（8月18日）刊登记者福斯特发自中国东北城市大连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抗议示威”。
上个星期日（8月14日），上万名大连市民上街游行，在市政府大楼前请愿示威，要求政府下令一家生产有毒的对二甲苯（PX）的化工厂迁出大连。
环境福斯特的报道说，这12000名示威者并不是外来民工，也不是被迫搬迁的农民，而是行动有序、衣着整洁、使用智能手机的人。
报道说，中国当局每年需要应对10万起“动荡事件”，但是上周末的示威有所不同，迫使当地政府宣布关闭这家每年纳税2亿英镑的工厂。
示威的三个特点
福斯特的报道说，这是一次罕见的民权展示，也显示中国的统治者正在面对懂得自己“权利”的和敢于向腐败挑战的新生的中产阶级。
福斯特随后采访了几位参加这次抗议示威的当事人，其中包括一位26岁的年轻女性。
这位女士和《每日电讯报》记者在一个购物中心的一个咖啡店见面，手提LV手袋（报道注明不是冒牌货），并且声称自己不需要工作，因为父亲很有钱。
这位不愿因透露姓名的女性告诉记者，这次大连示威有三个特点：示威是通过社交网站组织的；尽管当局试图阻止，示威还是发生了；示威有明确的事件基础，而不是从总体上谴责共产党。
BBC
| 中国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图）
2011/08/18 |
德国报刊及时报道中国，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
《时代周报》以温州车祸后的反响为例分析说，中国老百姓不相信官方媒体，通过互联网和微博表达不满，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新媒体发挥巨大作用"
该报（8月11日）认为，"被当局所隐瞒的人为灾难，在中国经常发生。比如2008年政府隐瞒奶粉有毒，不想让奥运会开幕受影响，后果是灾难性的，30万人得病，6名儿童死亡。食品丑闻、建筑丑闻、环境丑闻，凡此种种，中国人都时常经历，但是，像温州车祸后那样的呼声却很少见。原因大概很少在于丑闻本身，其实是中国的公众发生了变化。"
文章写道，"无数记者将那些在最后一刻被新闻审查枪毙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互联网也在中国彻底改变了公众，在一个拥有4.85亿人使用互联网、阅读1.95亿可以发表短信之类快讯的微博的国家只会如此。尽管中国处于新闻审查控制之下，尽管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被封锁，一批中国的克隆还是脱颖而出，由愿意与政府妥协的机智的公司经营。深受欢迎的是新浪微博，一个推特的克隆。这些网页也被审查，可是快讯和丑闻在全国飞快流传。2010年，影响很大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社论标题就是'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力量对比在变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围观。因为他们知道官方媒体不可信任，也就越来越信赖微博。就连党现在也敦促自己的部门使用微博，以免失去争夺公众的斗争。党之所以如此关注民意，因为它害怕压制的愤怒会通过暴力释放。因为，与民主制不同，中国不能在制度内疏导批评。
"（当权者）深深地不安。今年初人民抗议席卷阿拉伯国家时，中国也出现呼吁茉莉花革命的中国变种，响应者寥寥无几。中国领导人表面显得胸有成竹，可是他们并不真的这样感觉。特别是价格持续上涨，早在1989年引起大学生抗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通胀。让上百名活动家和维权人士被捕。"
该报还写道，"完全可能的是，博客公民们了解领导人不安，也就更了解自己的力量。然而更为关键的是，不同的丑闻似乎在动摇社会大部分人所接受的基本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只要生活朝上走，我们就信任党。
"温州灾难让人们特别不安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流动大的国家，几乎人人都不断在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幸。正如成都的一位老年妇女所说：'衣食住行，必须运转正常。'不正常日益频繁，不是新建的高楼倒塌，就是田里的西瓜爆炸，还有超市的肉在夜里发光。中国以传奇般的速度崛起，有时就是太快了，就像高铁一样。"
文章指出，"这一切并不意味着革命即将到来，无论中国人迄今如何对领导人感到不满，但中国还没有替代党的组织。党继续用崛起的许诺将人民拢在一起，此外，那个在文革中让人民陷入10年混乱的党，善于用花言巧语向人民兜售说，只有它才能让人民免于混乱。可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似乎在变化，领导人将不得不适应更有批评性的公众。
摘译：林泉
责编：敏芬
以上内容摘自或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 茅于轼：中国人民何时站起来的
2011/08/18 |
现在大家都说，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此以前中国人民没有站起来。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次站起来。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5年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凌。满清政府对外每战必败，结果就是割地赔款。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唯独美国没有）都在中国有租界或独立行政区。孙中山1925年去世时在遗嘱中要求“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是孙中山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1931年日本入侵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中国受到更大的屈辱。
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涉及外国人在华的诉讼由外国领事裁决），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也被取消。特别是1931年918事变被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也回到中央政府手中。我们常唱的一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终于在1945年得以实现。现在我们忘记了满洲国的存在，可以自由来去东三省，但这是抗战胜利后才有的事。尤其是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的台湾也归回中国。这是中国百姓绝没有想到的事。日本人在东三省，在台湾都有长远打算，投资修铁路，建工厂，开煤矿，从事大规模的建设。由于战败不得不放弃。中国虽然得到大片土地和财产，但是自己不争气。到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列入世界上最穷国家的行列，人均GDP几乎排在最末位。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因抗战胜利，中国获得巨量的战利品，获得土地和工业资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求归还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管制的胶州半岛，遭到否决。那时候中国依然受欺侮，还因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还是因为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艰苦卓绝，受到国际上的尊敬。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战败，日本本土被美国飞机炸得体无完肤，工业几乎全部被毁，殖民地领土全部丢失，在那里投入的基本建设分毫无归，人员伤亡近千万（大部分是男性，当时日本总人口约为六千万）。
大家认为日本在一百年之内再也无力恢复。但是事实上20年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还是世界强国之一。相反，中国是战胜国，恢复了领土，获取了作为战利品的现成的工业基础，全民欢欣鼓舞，信心十足。可是连下来的是三年内战，死伤几百万。建国后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死人约五千万。
何以国民党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溃败到不可收拾？这个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广大沦陷区发生普遍的贪污腐败，彻底丧失了人心。抗战中国民党退缩到西南山区，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几乎失守），昆明，兰州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繁华的沿海和中原地区全都陷入日本人手中。人员，通讯，交通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完全没有可能完成接管广大沦陷区的繁重任务。伪政府要改组，政府各个岗位要重新委派新人，日军受降后要遣返，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治，税务要重建，钞票要换新，庞大的敌产要有人管理，真可说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国民党完全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的工作量。连派人去接管沦陷区的交通工具都非常不够。国民党出现“蛇吞象”的困境。
胜利后几百万从东部撤退来西南的军民都急着要回老家。由西南往东的交通既没有铁路，也没有良好的公路。长江是唯一有大运输能力的通道。但是也受船舶不足的限制。从重庆派人去东部，更不用说去东北和台湾，主要靠美军的几架飞机运送，能力显然不足。况且胜利突然来临，人员组织都没有准备。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合格干部。结果是大片沦陷区群龙无首，陷入极大的混乱。中央政府派不出足够的合格干部，只能降级以求。大批不合格的人员进入沦陷区。他们首先是找最好的房子做自己的官邸，拿大把的敌产供自己享用。同时发生大批买官卖官的事，各种人员都来求新政府中的一官半职。尤其是东北和台湾，国民党完全没有在那儿执政的经验，风土人情，历史状况，社会人士一概不知。其混乱状态可想而知。
尤其糟糕的是国民党统治者把沦陷区的百姓看成投敌分子。其实沦陷区的百姓受尽了日本兵铁蹄的践踏，天天盼望国军回来，能做一个有主权的百姓。不料回来的是一批以胜利者自居的统治者。国民党又把伪政府的流通权（钞票）以200:1的比例折换成国民党的法币，实际购买力的比是35:1，这使持有汪伪流通权的百姓损失了六分之五的财产，国民党彻底丧失了民心，人心很快倾向共产党。失人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确。福兮祸所伏，国民党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要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必须从更远的历史来看。
日本人侵略中国，标志性的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争夺在我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在此以前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超过日本。为了争势，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旅顺口一带）上打仗。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百姓。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把俄国在东北的实力赶走，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他们在东北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打算把半个日本搬到东北来。起初东北有张作霖的势力，日本人还不能为所欲为。到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三年后1931年日本人炮制了918事变，全面占领了东三省。次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
1930年以前国民党还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发自己的钞票。所以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力反抗，在918事变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个政策一直继续到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迫蒋介石抗日。蒋介石不愿抗日的原因是打仗肯定打不过日本，打输了还不如不打。但是迫于全国人民抗战气氛高涨，不得不冒险抗战。事实上也是如此，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牺牲了近二百位将领，几百万士兵，还是节节败退。
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先后陷入敌手。国民党政府退到西南边陲。
中国抗战四年多以后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空军几乎全军覆灭，从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抗战局势得到扭转的机会。日本偷袭的次日12月8日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开辟了太平洋战区。以后美军展开在太平洋上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战。日本兵虽然不敌，但是武士道精神和效忠天皇的传统鼓励他们宁死不屈。美军打得非常艰苦。最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分三路攻打东北地区。同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陆展开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知瑞士瑞典等中立国接受波茨坦公告，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9月2日举行受降仪式。在四年的太平洋战斗中美军死亡大约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没有美军参战，国民党固守西南的形势会继续下去。日本人不想花兵力去占领经济落后的西部，因为没有什么油水。中日长期对峙下去可能形成固定分治的格局。要想单独靠国民党的力量取胜，在一二十年内几乎不可能。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在这种背景下抗战胜利主要靠盟军对日作战，特别是美军的力量。
在抗战期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对日战争，共产党得以有壮大的机会。抗战末期和抗战初期比较共产党壮大了许多倍，不论在部队的人数上，在控制的地盘上，在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如此。这比之抗战开始时完全不同。毛泽东也多次在接见日本朋友时讲过，是日本人造成的抗战形势，使共产党得以壮大。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蛇吞象的教训，在攻打国民党地盘时特别注意了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自己清廉高效的形象。毛泽东警告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为毛泽东给大家打了预防针，共产党军队推进进入国占区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比国民党接管沦陷区时的情况，百姓欢迎共产党的胜利。因此共产党能得民心，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把蒋介石赶去了台湾。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1950年，中国人民政府应金日成的要求派兵援朝。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双方死亡140万人的代价结束战争（据保守估计美军死5.4万人，南韩军死60万人，志愿军死35万人，北韩军死40万人。伤者约三倍于死者，约420万人）。总体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南北韩的分界线，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势力范围，算是白打了。但是改变了敌我关系。原来是中国抗日同盟军的美国变成了敌人。这才有以后半个世纪的苏美对峙，冷战，苏联解体，中国的文革和经济改革等一系列事件。
| 戈尔巴乔夫：中国政改脚步逼近
2011/08/18 |
苏联1991年的政变，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政治前途终结的序幕。现年80岁的戈尔巴乔夫，受访时承认在苏联最后岁月中犯错，应该一早放弃苏共，但他否认当年不效法中国模式是错，并指中国要在政治改革中下决定的时刻已经愈来愈近。
据《明报》8月18日报道，戈尔巴乔夫批评俄罗斯现正倒退。他警告，俄罗斯不应重蹈苏联覆辙，加强国家集权统治。苏联解体后，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共产政权。有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当年应效法中共，先经济改革后才推动政治改革，但戈尔巴乔夫称苏联当时跟中国处于不同阶段，若不先政改，苏联不会有改变，只有民主改革才能令苏联经济改善。他反问：“你认为中国可以回避这艰难抉择吗？到某时刻他们将要就政改作决定，而他们离这时刻已愈来愈近。”
被问道他最大悔恨是什么时，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表示，最大错误便是没有及早放弃苏共，花了太多时间尝试改革苏共。他认为自己1991年时应该在4月便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另成立政党。他承认政变前夕错估形势，“我犯了错，我去了度假”。
戈尔巴乔夫透露，政变前几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警告他，引述莫斯科市长提供的情报，指强硬派正有动作，叮咛他注意自身安全，但他不信，认为在苏联已出现改变时还武力夺权是“白痴所为”，“但不幸，他们的确是白痴”。他当时跟妻子及女儿一家在黑海度假，“1991年8月18日，有群人不请自来，我拿起电话要查他们是谁、谁派他们来，但电话中断了”。
发动政变的是苏共高层，KGB（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头子，副总统，还有国防部长及内政部长都参与。戈尔巴乔夫一家被围困3天。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领导反扑，6万改革派支持者守护俄罗斯议会大楼，加上军方分裂，结果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8月22日凌晨回到莫斯科。他获释的消息令6万支持者为之兴奋，但戈尔巴乔夫没到场感谢支持者，抵达后便回家。政变后叶利钦成为政治新星，下令禁止苏共所有活动，加上苏联加盟共国纷纷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已变成没国家的总统。叶利钦12月跟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签署协议，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一职。
戈尔巴乔夫称，自己对叶利钦太手软，“我应该一早派他到英国或一些英国前殖民地出任大使”。
| | 辣椒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