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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解析公权腐败危局
公权腐败使中国进入了令人忧虑的危局。这一危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走出危局？下面作一粗浅的解析。
权力商品化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大”后不久，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主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主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不幸的是，我的忧虑变成了现实，1990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正进入了市场。
权力进入市场以后，由于它具有天然的垄断性，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它成了最稀缺的商品，它的“价格”必然猛涨，权力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经济市场化了，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审批土地，审批项目，审批贷款，审批进口商品，审批一切发财的机会。而对官员手中的权力又缺乏必要的制衡。
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那些依据部门文件和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审批权的官员是“糖衣炮弹”猛力“攻击”的对象，如果官员不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老婆孩子不爱护他，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而落马。官员是当今最危险的职业。有些贪官原不不是坏人，有的还有辉煌的过去。关键是制度，在好制度下，坏人难做坏事；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推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句话说，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
将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比较，检察机共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后五年相当于前五年的６．３５倍，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犯罪人数大幅度增加。
不仅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而且犯罪金额逐年大幅度提高。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纪贪污受贿上亿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能商品化的资源必然进一步资本化。
权力资本化不满足于一次性的交易，而是着眼于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值。当他用金钱买到权力以后，又疯狂地利用权力去收回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权力换到金线以后，他又用金线换取更大的权力，力求在权力阶梯上无止境地攀登。
过去有“窃国大盗”的说法，是指从整体上窃取公共权力。现在搞权力私有的人是窃取局部的权力，在本质上和窃国大盗没有什么不同。
公权腐败涉及要害部门
经济领导部门的审批权可以在市场上换取黄金白银，干部人事部门、司法部门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干部任免权商品化在1990年代就出现了。进入新世纪，司法权力也开始商品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干部任免是委任制。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委任制常常是根据一把手的好恶来选拔干部。谁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谁就可能被提拔。于是，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就会被趋炎附势之徒包围。小人当道，贤者就会退避三舍，在干部队伍中也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这样的选官制度实际是选劣制度。干部委任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卖官鬻爵就不是个别现象。有些地方对“官帽”名码标价，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可以高价出售。卖官鬻爵是这样出现的：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
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它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奥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
在通常情况下，卖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只有当某个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被处理以后，他们买官鬻爵的黑幕才会暴露于天下。
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是党的免疫系统。近年来，这个免疫系统的检察权也出现了商品化。一些纪检高官频频落的案例使人胆颤心惊。司法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近年来，这道屏障也百孔千疮。司法腐败的不仅有法官，也有检察官，有些反贪局的检察官也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黄松有也是一个大贪官。已经被揭露查处的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福全、焦玫瑰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院长刘实等人的腐败大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位研究法律的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
权力场和权力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电磁场”、“温度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权力中心能量最强，从中心向外延伸，能量呈梯度递减。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权力场类似同心园，如果将平面图同心园画成三维图，就是一个权力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能量梯级上。
如果权力处于公正的情况，这样的权力同心园（或权力金字塔）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参与市场交易，问题就来了：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这样，权力中心就可能像一个吸纳财富的黑洞，社会财富不断向权力高端集聚。由于离权力中心越近，对财富的吸收和越强，处于权力场较低层次的官员就不惜一切代价钻向权力场较高的层次。
在当代中国，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有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就是一张黑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一个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黑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不少省市都揭露出了省一级高层领导人为首的犯罪集团，显露出一张张黑网。２００４年揭露的中共黑龙江省委案，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长田凤山以及五名副省级高官、十多名地级官员，构建了一个上下勾连、左右交织巨大的犯罪网络。权力网是一个三维结构的网，上下、左右都有利益相连。触犯任何一个结点，都会关系到其它结点的利益。这样，无权的百姓就被罩在这个大网之中。正义难以伸张，冤屈不能申诉。
最近一位企业家向我诉苦：他老家的村党支部书记侵吞了农民的土地补偿费，还编造假项目骗取国家投资。农民索要土地补偿费，书记说：“你有本事上北京告我吧！”，农民上告了，上访者从北京被揪回整死。他家乡这个县几年整死上访农民五人，死者家属都被“摆平了”。这位企业家出于义愤，自愿代理乡亲讨公平，奔走于省、市、县、乡之间，经过两年努力，他灰心了。他对我说：“从市到县，到乡，到村，上下左右结成了利益联盟的黑网，个人力量是不能和这张黑网抗拒的！”
权力世袭
公权腐败另一个方面是权力世袭。我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本）中分析了阶层固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高干子弟的，实际上是指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不是指高干子弟个人。高于子弟千差万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
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说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句话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的说法，其实，现在流行的“官二代”就是“集体世袭”的同义词。
与“官二代”相对就的是“穷二代”。“穷二代”也是集体世袭，是被迫的集体世袭。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官二代”世袭了，“知识改变命运”已经不灵了。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人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的花费有的是靠向亲朋友好借债，大学毕业后他们的面临的紧迫的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成了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车夫困境”
政策不公正是最重要的不公正。政策不公是权力不公造成的。政策不公一方面是指“官员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中央部门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数人、特别是底层百姓的利益，只是为少部分人谋利创造条件。这方面的政策不公还比较容易监督和纠正。而不容易监督和纠正的是社会合力造成的政策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的人应当遵循社会公意。社会公意应当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说过造成重大历史事件的合力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他说的是平面图形，社会合力实际是多棱园锥体的中轴线，好像一把半张的雨伞的柄。社会合力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博弈的结果。由于改革中形成的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政策制定者可能成为强势群体的“车夫”。他们只能按照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然而，如果按强势群体左右的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订者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车夫困境”。
出现“车夫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微弱，而强势群体借助手中的公权，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有利地位，在决策过程中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常常有利于强势群体不利于弱势群体。
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凡是有损他们的改革，出台都很困难，凡是有利他们改革，出台就相当快。官员财产公开、遗产税等虽然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一直不能实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个日子以后，老百姓需要高价买房，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近几年来，出现了“仇官”“仇富”社会心理。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官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靠自己的科技成果和苦心经营而致富的。但是，这两种社会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要从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寻找。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能量。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纪委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对成为外力，才能够互相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个目标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走出公权腐败危局的道路。
为习近平领导班子大胆谋路线图
2011/08/19 |
自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0年当选中共军委副主席以来，国外媒体及政客对习近平的进行了各个角度的挖掘，希望能够窥觑神秘中共未来领导人可能施政方向。2011年8月17日，习近平迎来美国副总统拜登到访，英国路透社借此时机专门采访中共前高官，“大胆猜测”习近平未来领导路线。
有望在2012年开始逐步接过中共权力棒的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8月18日同到访的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举行了会晤。而此次中国之行对拜登来说是评判习近平的好机会。而且，习近平也将在今年年末或2012年初访问美国，为2012年全力叫
下届领导有足够的胆量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谈到中国下一届领导班子时表示，无所事事且总是坐等的态度是错误的，这就如同是拿着一个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游戏（playing pass-the-parcel with a time-bomb）。张认为，下一届领导班子有足够的内驱力和胆量，他们努力克服各种问题的使命感更为强烈，旨在提升中共破碎的合法性和战胜阻碍政治改革的意识形态纷争。
张木生认为，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中共下一届领导班子）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由毛泽东所支持的相对温和的“新民主”，这种新民主主要表现在，在倡导同工人和农民共享财富的同时，讨好知识分子、爱国资本家以及各小型民主党派。
张木生在中共体制内是享受中国国务院津贴的学者型官员，尤其是对中国的农业发展有深入了解，同时对中国的发展改革和文化研究也涉猎颇多。在他撰写的很多书籍和采访中一向以敦促复兴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作为新改革的模板，其中就包括有限的政治自由化。而这种自由化正是中共下一代领导人平息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所亟需的。
路透社评价称，张木生此番交错复杂的观念远不是什么政策蓝图，但是他这些观念可以提供不寻常的视角，以洞察塑造中共新领导人的各种观念。张木生称，中共新领导人需要采取大胆举措，处理公众无法容忍的腐败、经济失衡、不公平和动荡局面等问题，以避免这些问题引发危机。
张木生称，中国存在严重问题和正逐步扩大的紧张局势，“如果下一代领导集体能够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能解决它们”。
路透社对此评价称，中共逐渐展露头角的领导人可能不会同意张木生所有观点，但是，据一些熟悉中共思维的北京知识分子表示，张木生发泄了为求更大变革的焦虑之情。
党内民意的测验行动
张木生撰写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今年5月开始受到高调关注，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还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向一批老中青力推这本书。《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表示，张木生的各种理念在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对党内民意的测试性行动，而刘源此举反映了更广泛的支持。
张木生和习近平以及刘源都被外界称为“太子党”，他的父亲曾是周恩来的秘书，他们的父亲都曾在文革时期遭受过迫害。张木生称，他本人见过习近平，但是拒绝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记者透露，习近平过去“关注过”有关张木生“新民主”观念的争论。
而且，张木生本人也曾表示，上海党委书记俞正声曾向他索要书的复印本。曾参加张木生观点讨论的北京资深观察人士表示，当前最大的猜测是习近平自己能够从这种争论中吸收和采纳多少。但是，张木生观点讨论及其特殊身份所释放的清楚一点是，中共下一代领导人想有所作为。
未来执政党合法性危机或比六四更严重
路透社称，胡锦涛时期，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一些发达经济体则受到债务和萎靡经济增长的纠缠。而且，北京还开始推出一系列惠及数百万工人和农民的福利政策。
但是，张木生认为，伴随这些成就而来的便是越来越多问题，例如日益猖獗的腐败问题、难以处理的不平等问题以及愈发的农民和工人不满等，这些问题如果进一步发酵会彻底摧毁已取得的经济增长利益。
张木生提及六四事件称，“如果我们的执政党对自己延续合法性的各种问题缺少警觉，这比六四事件更严重的问题，这不光包含学生，工人、农民以及广大知识分子都有可能参与进来。”张认为，光靠挤出更高经济增长点不足以解决问题，更确切的说，习近平和其周围同志必须努力克服政治改革问题，以遏制暴行，在未来中共执政中给予公民强大支柱。
张木生的“新民主”提议包括：扩大人大权力范围；允许党内进行更加公开的派别争辩；给予工会真正保护工人的实权；撤回针对新闻媒体的一定控制。但是，中共的最终管理不能改变。
自由评论人士称，习近平及其未来领导班子能否做出这些大胆变革目前还难以确定，因为这种变革势必与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相杯葛。
(皇金 撰稿) | | 辣椒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