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然释情】王子月DTS全新专辑 - 《你走以后》

南方新闻网

[导读]党报靠卖头条，征订才能生存，其生存之道是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的“中国特色”

7月12日，站在河南镇平法院被告席上的葛宏，看起来精神状态不错。检察机关指控他涉嫌三项罪名，第一个就是“受贿”。这个“受贿”行为与众不同——南阳市13个县区中有11个宣传口负责人，向其“行贿买头条”。

卷宗显示，向葛宏“行贿”的这11个区县宣传口人数，多达31个。与谋私利不同，这些人拿着公款，送钱给葛宏，希望在《南阳日报》发个头版头条。10年间，这样的事情共发生84次，涉案金额12.1万元。

庭审中，这三十多位因公而买头条者，无一人出庭对葛宏进行指证。葛宏本人，也矢口否认曾经收到过这三十多位宣传口负责人送的钱，他在供述中称，“不记得有人为头条送过钱。”

其来自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的辩护律师李肖霖称，证人提供的证言中，他们所送的钱，并没有葛宏的收条。而且，所列证据，也是包括酱牛肉、咸蛋等礼品的发票，无法证明钱都是送给了葛宏本人。

“作为地市一级党报，党的喉舌，《南阳日报》，如果在长达近十多年的岁月当中，头版头条花钱就能够上，行贿就要刊登，其涵盖面竟占全市县（市）、区的85%，可以想象吗……这恐怕在河南、在全中国的新闻史上也首开了先河！” 李肖霖说。

旁听者介绍，由于控辩双方交锋激烈，尤其是辩方律师，发言赢来阵阵掌声，法官不得不反复申明法庭纪律。最后，还是葛宏出面，“扭过头来对大家说：你们别激动，不要吵。”两次。

案情特殊，旁听者甚多。即使在镇平县最大的法庭进行，后排座位以及走道上，“站着都是人”。庭审结束时，很多旁听者都围到葛宏跟前，为其鼓掌加油，甚至有人哭喊着：葛总多保重！

经此一审，葛宏这个在新闻界并不出名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不仅多了个“卖头条总编”的名号，而且，“党报头条可以买卖”的新闻，也引爆了舆论关注党报及其体制弊端的热情，人们议论纷纷。

区县宣传部的诉求

在正常情况下，一份新闻类报纸要想生存发展，要以其客观公正的报道和精彩有益的内容赢得公信力和读者订购，而广告主则看重其读者群而投放广告，发行与广告收入，是报纸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葛宏案中，很多人不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花钱登广告轻而易举，为何很多基层宣传官员还要“行贿买头条”呢？如此，党报头版上很多歌功颂德的文章，是否都有内幕交易嫌疑？

据一位在南阳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副处级干部介绍，每年年底，他们会向各区县发文，要求做好下一年《人民日报》等党报的发行征订工作，再就是制定各区县在党报上发文的指标。

发行任务，宣传部可以向各单位分派，而发稿，则主要靠宣传部自己。以南阳下辖的邓州为例，其宣传部规定，在《人民日报》发文一篇，不论大小，奖励5000元，《中国青年报》一篇2000元，《南阳日报》一篇800元。

一个县的宣传稿要想登上《人民日报》，似乎与登天有得一比。各区县最现实的选择是，在本市级的党报如《南阳日报》这样的报纸发头版头条（其他版面往往不算）。

曾向葛宏“行贿13次”的西峡县新闻科长杨文强（化名）供述：“调到宣传部后，每年有新闻稿件任务，需要给《南阳日报》沟通协调，葛宏对一版头条新闻管得比较具体，除了一些重要新闻，平时要发一版头条得找到葛宏同意才行，找他更有保障。”

于是，杨文强把钱装进信封，“带上信封、稿件和王锋部长、冯浩然一起，到他（葛宏）的办公室，王锋说想发头版，能否帮忙？葛说，行，稿子先放在这里，我看看。在葛看稿子时，把信封放在他办公室桌子下一张报纸下。”

这个钱，有时候并不是宣传部自己出。

西峡县食用菌办公室主任孙淮河（化名）供述，“当时全国在西峡召开食用菌研讨会，县里想宣传一下西峡的食用菌产业，杨文强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提供一些关于食用菌方面的素材，我整理好后就交给了杨文强。”

“为发表这篇文章在头题位置，杨文强说，要花点钱。我说得多少，他说，3000元就可以了。随后我从财务上借了3000元钱用信封装了，交给杨文强……没过多久，杨文强给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在《南阳日报》上发表了。”

由于宣传部奖励得少，一些宣传口的负责人为了发头条，竟然还会自掏腰包——“自己掏点钱发稿子，在领导面前显得自己有工作能力。”

7月22日，记者在入住的酒店看见《南阳日报》，其一版头条，再次刊登了杨文强的文章：《西峡工业瞄准外向化、高端化、集约化、品牌化——科学发展赢得华丽转身》。是否为行贿所致，不得而知。

需要“支持”的党报

和基层宣传部需要在党报发文章相比，《南阳日报》很多员工认为，报纸要下面宣传部的支持，更多一些。因为，无论是报纸的发行，还是广告，都要依托下面各个区县宣传部门来支持。

一位副总编级的领导说，在《南阳日报》13万份的发行量中，通过市委宣传部发文让各区县征订的数量，可占到70%左右，是最大的一块，余下的部分，要靠报社自己做工作。

这个“工作”，除了订报送米面粮油等常规手段外，还有一部分要摊到各机关和事业单位身上。记者在下榻的酒店就看到，其员工每天都要分发当天的《南阳日报》，副总级别以上人手一份。

由于南阳是欠发达地区，各单位订报费并不充裕。所以，《南阳日报》要在《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上级党报征订的夹缝中生存——一般而言，要优先保证上级党报的发行量。

很多基层单位反映，他们的经费本不宽裕，而各级党报征订任务，已成为他们一项沉重的负担。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负担，最后自然落到老百姓头上。

以《河南日报》为例，省委书记卢展工到任后，认为其原有发行量，与河南经济大省、有影响的文化大省地位不匹配，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使其发行量从二三十万一下飙升到五十多万。

“他们订的多了，市委宣传部再给各区县布置任务，订《南阳日报》就不能要求得太多。”南阳日报社这位高层领导说。不过，相比于发行，广告才是《南阳日报》存活下来最大的压力。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作为南阳市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南阳日报》早就开始自收自支，多年来，他们上缴财政两千多万元，缴纳的税收超过2000万元。按照南阳市长的说法，“活得挺体面”。

更多的市级党报步履维艰——与南阳相邻的某市级党报2007年曾到《南阳日报》考察取经，无意中说出的尴尬是，账面上只有一万多元，每个月都要向若干区县借钱给编辑记者发工资。

在这种情势下，除去吸纳常规的房地产、汽车等商品广告（在南阳这样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广告市场极其有限），吸纳政府机关的形象广告几成党报惯例——“《南阳日报》这块广告不固定，一年下来大几百万是有，占广告收入的20%多吧。”

这块“收入”来得也很艰难。广告业务员去“做工作”，攻不下来，总编出面都很正常。一次，《南阳日报》想借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南阳一周年做个专版，让一个区县赞助，对方不同意。

没有办法，葛宏亲自出面，写了封信，由记者拿着，去和对方的一把手谈，最后才谈成。“大多数时候，报社是求着下面区县，他们求着我们的时候少，我们求他们的时候多。所以，下面宣传部不用来找，头版头条都是轮着来，排有序号，今天你上，明天他上。哪里还会收他们的钱？”

总编的角色

检视葛宏的人生，半辈子和《南阳日报》联系在一起——1982年大学毕业，加盟刚复刊的报纸，4年后，被提拔为副总编，1995年被派到南阳电视台任台长，一年多后回到报社任总编，直至2010年案发。

很多人认为葛宏工作出色。因为，其初任一把手时，报社账面上现金所剩无几，而在2010年他被免除职务时，在买了一百多亩地为员工建宿舍楼后，报社账面上还有三千多万元现金。

这位干了13年的总编工作似乎得心应手——“很少听到他在家抱怨，看到他高兴，就知道最近的广告又好了。记得好像有那么一次，是说一篇稿子字号没处理好，被领导批评了。”葛宏的妻子说。

在妻子眼中，葛宏的生活稳定而有规律：早上8点钟前出门，晚上八九点钟回家吃饭，每周6天，天天如此。“有好文章，还会推荐给我看。本来周五可以休息，他要求严，又开政治学习会……”

那么，丈夫精心编排的报纸，妻子看不看呢？

“头版我几乎不看的，社会早刊会翻翻。”葛的妻子说，不光她不看，她和葛宏在美国留过学的唯一宝贝女儿，也不看父亲编辑的这张南阳市委的机关报，原因同样是“没什么可看的”。

在内部，葛宏还维持着较高的权威。《南阳日报》下属的印刷厂厂长供述，“将日报批给印刷厂的年终奖金取回来，除了给厂里干部职工发放以外，每次都拿出10000元现金，我自己到葛宏三楼东头的办公室里，把钱放到他办公桌上……这11年，每一年给葛宏送钱的经过都是这样。”

“每年送钱以后，葛宏对印刷厂的态度明显宽松了，以前我们经常在中层会上挨批评，后来基本上就没有再批评过了，拨款工作在报告打上去以后批得也及时了，在这些年也给我们印刷厂解决了1个高级、3个中级职称指标……”

《南阳日报》生活二部主任窦某供述，从2006年开始，每年从部门奖金里拿出2000元送给葛宏，“主要是想着怕领导找咱事、挑毛病，影响我们部室的工作和利益，想让他对我们工作上提供支持、便利。”

这样的礼尚往来，人们已经习已为常。

利益场

和很多地级市只存在一家本地报纸稍稍不同，葛宏麾下的《南阳日报》，在2008年之前，有一个竞争者：《南阳晚报》。这是一张创刊于1991年的报纸，隶属于县级的南阳市（现卧龙区）。

相比于党报呆板、生硬的面孔，《南阳晚报》定位更生活化一些，“立足城市生活，贴近市民百姓，从百姓关注角度关注社会，是南阳市唯一一家综合类都市报”，号称“为百姓谋利益”为己任。

出于竞争需要，1999年，葛宏为首的《南阳日报》开始出版“社会早刊”，“关注热点，服务民生”，他们希望使党报兼具都市报的特色，在服务好市委市政府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市场化程度。

2001年，南阳市委发文，“将南阳晚报社划归南阳日报社领导，保留副处级规格”，然而，由于牵涉太多利益，直至2008年年底，两报合并才有实质性进展。彼时，同城的两张报纸已竞争多年。

这一年的11月28日，南阳市委组织部发文，免去《南阳晚报》总编职务，任命《南阳日报》一位副总接任。在这一任命下发的当天，《南阳晚报》和一民营印刷企业突击签订了为期6年的承印合同。

据签字副总编回忆，“得到包总（《南阳晚报》被免去的总编）让我签字的肯定答复后，我才在合同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同时，按总编要求，在签字日期上签了‘2008年11月20日’，而当天实际是2008年11月28日。”

在很多《南阳日报》领导看来，这是一份“价格极其昂贵”的合同——“我们日报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力充足，曾向对方提出撕毁合同，6年赔偿3000万元，对方不同意，你想，这油水有多大？”

葛宏想将晚报的印刷权收回来，但合同已签，覆水难收。和对方谈判，结果是对方出动一百多人到市委上访。与此同时，对《南阳日报》私设“小金库”、“毁账”的举报，也到了河南省纪委、检察院那里。

坊间一种很普遍的看法是，一家地级党报总编主政十多年，要严格查问题肯定很难全身而退，但另一面，政治斗争也是一个很普遍的背景。

据南阳市监察局一丁姓负责人向本刊证实，这一轮对《南阳日报》以及葛宏的查处，始于2009年河南省统一布置的对“小金库”的查办，南阳市抽查了南阳日报社和规划局两家单位。

被纪委约谈之初，葛宏十分自信，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还宽慰家人说，行将退休，接受调查，相当于提前审计，“早晚都要来一回”。每天去纪委谈话，其实也不谈什么，闲得发慌，只能被背毛主席诗词解闷。

2010年8月3日，他被纪委叫去后，当天没被允许回来。“直到那个时候，我劝他做好最坏的打算，他依然很自信，认为自己没事。”《南阳日报》的一位高层说，但葛宏已经认识到是自己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人家反击了，可具体是谁，他依然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得罪了谁呢？

8月10日，葛宏再一次被纪委叫去，这次，他再没出来。

经济差 美面临停滞通膨危机 2011/08/19  （中央社记者江今叶纽约特稿）又是1个股价直直落的悲惨日子，打从标准普尔调降美国债信评等后，过去2周美股如坐云霄飞车，过半数的开盘日涨跌幅度都超过400点，投资人如坐针毡，饱受惊吓。 股市大起大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它背后的经济困境才是现在全球担忧的，特别是最近以来，美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数字里，几乎没有太多让投资人开心的消息。 美国劳工部18日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13日为止，上周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9000人，达到40万8000人，站上近1个月以来新高。 包括纽约美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在内，华尔街不少银行、投资机构开始大幅裁员，显示金融机构对美国长期经济并不看好，也可以预见即将公布的失业数字将不被看好。 雪上加霜的是，和失业救济请领人数同时公布的通货膨胀数字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比去年同期上扬3.6%，其中又以食品价格最为惊人。 美国商务部日前也公布美国第2季国内生产毛额（GDP）年增率只有1.3%，不如市场预期，让大家更为咋舌的是商务部也同时下修第1季年增率到0.4%。 经济停滞不前、通货膨胀情况严重，意味着美国很可能面临停滞性通膨危机。 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宣布将维持低利率至2013年年中不难看出，美国寄望透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民间消费与投资，希望能藉由扩大内需方式，活络美国低迷的市场景气。 然而，宽松货币政策是一把两面刃，虽然有助于提振消费与投资，但也容易进一步诱发物价上扬。世界银行才刚提出全球粮食价格将攀涨至2008年历史高峰的警讯，宽松量化政策稍一不慎，停滞性通膨将一触即发。 经济成长缓慢、就业减少、物价上扬，消费大众一方面面临工作不保的压力，却又得花更多钱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痛苦指数大增。 如何让经济巨轮转动，无疑将是美国政府当前最大的挑战。

美媒称日本投降另有端倪 并非因美国投掷原子弹(图) 2011/08/19

美媒称日本投降另有端倪 并非因美国投掷原子弹(图) 人民网 中外报纸报道二战日本投降 　　《波士顿环球报》本月7日发表文章，介绍了历史学家在研究日本投降原因时得到的新成果。文章称日本投降并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广岛、长崎核爆炸，而是另有端倪。文章摘要如下： 　　在近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公众都接受了同一个导致日本投降的原因。到1945年中，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很明显日本已没有任何胜利希望。经过多年横跨太平洋岛屿的艰苦战争，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几乎都被摧毁了。物资生产步履蹒跚，完全被美国工业打败，日本人民正在经历饥荒。全面侵略战争对日本自己也意味着数以十万计的死亡，但是，日本领导人仍然拒绝投降。 　　66年前的8月初，美国推出了一种可怕的新武器，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在短短几天内，日本投降，终于结束了战争。 　　然而近年来又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新解释。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长谷川整理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是苏联介入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投降，而不是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他的解释可能会给投放原子弹的道德意义带来新解释，也会引起关于核威慑的争议，还表明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怎样结束、为什么结束。 　　“长谷川改变了我的想法。”因《原子弹出世记》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理查德·罗兹说，“日本投降的原因并不是那两颗原子弹。” 　　杜鲁门总统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一直是争议的来源。很多人认为攻击平民永远都不是正义的。20世纪60年代，一位“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在被原子弹袭击前马上就要投降，投放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批准这么做是为了用这种新力量恐吓苏联。 　　长谷川出生在日本，自1990年以来就在美国任教，他精通英语、日语和俄语，拒绝传统和修正主义的立场。据他对证据的仔细核查，日本在广岛核爆炸之前并不准备投降，在核爆炸之后也不准备立即投降。事实上，是因为在广岛核爆炸几天之后的苏联对日宣战使日本投降。 　　美国和日本公众都坚持认为是核爆炸结束了战争。对于日本人来说，广岛是他们国家作为受害者的有力象征，帮助他们遮掩侵略者的角色和大规模战争暴行。对于美国人来说，广岛核爆炸一直是最后被证明正当的手段。长谷川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说：“这似乎触动了神经。” 　　长谷川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从屋顶看到了投掷到东京的燃烧弹，他还记得地平线上奇怪的橙色光晕。长大一些后，他对日本政府把战争带给本国人民感到很愤怒。后来，作为一名学者，他接受了投放原子弹对结束战争很有必要的立场。现在，他则认为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战争罪行。但他也补充说，美国不需要向日本道歉，直到日本真正接受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这就是一个大无畏地审视那段丑陋历史的人不断发展的观点，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勇气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