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遐想】远岸……

评《别了,乌有,别了,旗帜网 ...》兼告全国网友

2011/08/20 

真相:为何中共将创党年份从1920推到1921（图） 2011/08/20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毛泽东只参加1921年的一大，而中国共产党是1920年建立的，是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及其接班人的合法性。” 《中共90年功罪》 一、中共成立于1920年，改写成1921年，是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及其接班人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发回的彙报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桉资料丛书》，第一卷，第31页，1997年北京版) 李达说：“这儿已经是全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1920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杂志成为党刊，还创办了另一个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1920年上海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在此学习，还送往苏联学习，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桉中，有一份1920年初的材料写明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毛泽东在1920年还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党的创建者，也不是党中央的领导者。1921年7月23日，由第三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李达回忆，当时他对毛泽东说，你是团员，CY,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吧，回去以后再参加党CP。因此，毛泽东一直重视和宣传1921年——他亲自参加的党的一大，而不愿意正视和宣传1920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客观事实。其目的是树立对毛泽东个人的迷信和崇拜，在党员中，特别是年青的党员与群众中，造成毛泽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印象。这种违反历史真实的宣传，是缺乏史德的表现。 到了2011年，官方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週年，而不是如实地写明是91 週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宣传部门集体丧失史德的表现，证明中国建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党史编篡学。连本党成立的生日的年月日都可以胡乱编写，其目的就是为了树立毛泽东个人迷信与权威，坚持毛泽东的错误指示：1921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晚一年纪念90週年是为了证明接班人执政合法性来源于夺得天下的毛泽东，忠实于毛泽东及其错误，体现了党的驯服工具确实是忠诚的愚蠢和愚蠢的忠诚的本质。 二、毛泽东关注和警惕留在大陆尚在人间的一大代表 毛泽东对于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尚在人间的一大代表，早就十分关注和警惕的。除了经过长征、抗日、解放战争考验，一直紧跟毛泽东的董必武身居中央领导高位从政以外，毛泽东希望其他几位一大代表能为他的权威服务，如一大代表李达，为毛泽东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作宣传、捧场，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但是，当李达当面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头脑不可发热。你发热，中国人民可要受难”时，毛泽东生气了。文革中，李达惨遭批斗死亡。另一位一大代表包惠僧，被毛泽东请到北京，安排为研究历史的学者，并要他写“一大情况”，意思是证明毛泽东在1921年参加一大，为建党奠基人。这位包惠僧老人实事求是，把“一大情况”的题目改为“一大前后”，除了撰写迎合毛泽东需要的一大细节和证明毛本人参加会议以外，特别详细、具体地描述了1920年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组织、宣传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办班学俄文，选派优秀青年。如刘少奇等经过一段学习到苏联去。办了杂志《共产党》，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也成了党的刊物等 。包惠僧的回忆录，实际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1920年已经成立，并且筹备了党的一大。不是1921年召开的一大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而是1920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一大。2011年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国共产党90週年，稀裡煳涂减寿一年，这是迁就参加了一大而没参加建党的毛泽东，保住了一大代表中毕竟有一两个人坚持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当领导人，而1920年建党的领导人都只是党的同路人，早就分道扬镳了。 《新史記》

当前斗争方向与策略---必须向全党全民吹响护宪护党章的号角 2011/08/20

当前斗争方向与策略 　　　　　　　　　　　　　　—必须向全党全民吹响护宪护党章的号角　　 　　 我国《宪法》与《中共党章》是当今资改派与卖国贼急于要推行的政改路线的一道难于逾越障碍，所以最近南方系赶紧推出改革开放最先提出的不是邓小平，而是胡耀邦。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早已受当年党中央批判过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招魂，企图彻底否定我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原先他们一直想以高举邓理论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可是邓理论又再三强调“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的是走邪路了。”。为了彻底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普适价值政改路线，他们最终只好把邓理论这根唯一救命稻草也扔了！为此当今要彻底摧垮卖国贼和资改派的猖狂进攻，必须向全党全民吹响护宪护党章的号角！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建国以来第四部宪法（历经1988.4.2、1993.3.29、1999.3.15、2004.3.14四次修改）。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在宪法第五条专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但是近二十多年来发生大量违反宪法的施政、某些媒体和个别“精英”违反宪法的宣嚣越演越烈，而负有监督宪法实施和追究的全国人大、司法机关却对二十多年来的违宪施政和违宪喧嚣置若罔闻、不予监督与追究，导致今日的乱国与祸民的严重后果！　　 宪法序言已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坚持改革开放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始于九十年代所推行的改革却是全面破坏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实施迎合霸权帝国所需的新自由主义，这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改革开放初衷完全背道而驰，更是严重违反《宪法》规定。正是这类严重违反宪法的逆流施政没受到依法追究，以致近年来“国有企业必须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铁道系统不能再由国有垄断、必须分割、必须私有化…”这类严重违反宪法的喧嚣不绝于耳。　　 反宪法、反中共最典型、最勇于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冲锋陷阵的马前卒就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拳养的卖国贼茅于轼。今年4月26日茅于轼在【财新网】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毒文后，广大共产党员和多数民众立即识破茅于轼所玩的花招，他是以诽谤污蔑毛泽东的手段来丑化中共和新中国政权，企图以此煽动民众推翻中共及其领导的政权。茅于轼毒文发出后，随即受到上海部分共产党员和各界民众组成的上海举报团的举报，并得到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各阶层民众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热烈响应，短短二十几天就在网上征得五万多人实名制签名举报、公诉茅于轼的行为犯罪（极右势力取笑只有五万多人参与，而极右份子四川铁流妄想在网上发动公诉毛泽东的实名制签名却连几个都搞不成！），遗憾的是北京公检机关根本不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着想，至今不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依法立案审理茅于轼的行为犯罪。正因为如此，才导致茅于轼贼胆越来越嚣张，于7月30日在北京一次研讨会上又再次大放阙词，攻击中共解放后的执政是“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为了达到煽动民众推翻中共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罪恶目的，茅于轼极力喧嚣说：“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所发生的冲突都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的冲突。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已，使其适应普适价值。中国将来走什么路，在我看来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茅于轼所指的中国皇权文化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 茅于轼为了推动霸权帝国在中国所需要的“茉莉花革命”，就企图力劝中共当局一定要“避免与西方帝国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要全盘西化、跟随霸权帝国实施“自由、民主、人权”这套维护资本自由、而欺骗广大穷人百姓的权术。根据他内心预测，既然大肆诽谤毛泽东、而不受任何追究，中央领导肯定对普适价值有所认同与兴趣，促使他敢冒风险试探胡锦涛的底线，特意宣传说：“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茅于轼企图以此拉胡锦涛向普适价值靠拢，如达不到目的，至少也可以制造中共内部混乱与分歧。 中共中央对茅于轼如此胡言乱语评说或许可以当成耳边风，泰然处之。但是对广大基层共产党员和民众来说，这可不是一般信口雌黄的评论，而是涉及全党、全国民众根本利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能不引起民众极大焦虑与不安。今日中国的许多共产党员和民众都知道，二十年前正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才使苏共轻易落入西方帝国主义设下的“民主、自由、人权”普适价值的政治圈套，加上霸权帝国基金会对苏联内部卖国贼的暗中支持，大肆进行妖魔化斯大林的宣传，使苏共在民众中的威望一落千丈。他们深知，让党总书记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党的高层已彻底变质、将不再走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遭受全盘瓦解而不复存在！霸权帝国灭亡苏共和解体苏联所采用的手段与当今霸权帝国企图灭中共和肢解中国所采用的手段、即茅于轼已采用过的手段有着极其惊人类似之处：今年4月26日他以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手段、极力妖魔化毛泽东，其后虽有数万人实名举报、公诉他，他仍安然无恙，这使他充满自信认为中央高层有人支持、认可他，促使他在7月30日敢于发话试探、拉拢中共中央要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不要与普适价值发生矛盾冲突。正是广大党员与民众对此充满忧虑，促使笔者于16日在乌有网站发表《中共岂能容忍茅于轼对胡总书记的诬蔑》文章，仅二十几个小时，文章点击率就超过2万，可见广大民众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本文已被删）。望今后有关部门对网上文章取舍，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凡是违反宪法的喧嚣一律删除，凡是维护《宪法》与《中共党章》的文章，一律给予保护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提醒国民说：“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实际上我国现阶段的剥削阶级已大量复辟，凡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民众，更需要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进行斗争。茅于轼之流就是国内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而霸权帝国的国际垄断集团就是国外的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入党宣誓誓言也明确表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党章第九条规定“党员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党的支部应当对他进行教育，要求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应当劝他退党”。 必须从三方面吸取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1）决不能让已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假党员在党内继续蒙骗；2）《宪法》序言和《中共党章》总纲均已明确规定“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应享有的政治地位”，决不能允许在中共党内推行违反宪法、违反党章、最终必然危及执政合法性的任何去毛化规定；对中共党内败类辛子陵、袁腾飞违反宪法与党章的反毛言行必须开除出党；而对茅于轼以诽谤毛泽东的手段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犯罪，上海举报团继续敦促北京公检机关必须遵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依法予以收查审理之外，上海举报团将随时盯住卖国贼茅于轼的言行，一旦发现他继续发犯罪言行，立即举报，司法机关若不依法处理，我们就在网上举行全民公审，决心让卖国贼茅于轼成为名副其实的“过街老鼠”；3）必须在广大党员和基层民众中，深入开展一次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的系统批判、并对西方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局限价值提升为世界普适价值的虚伪性、欺骗性给予彻底揭露与批判。为此，必须向全党全民吹响护宪护党章的号角，才能彻底摧毁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对我国实施颜色革命的猖狂进攻！

辣椒城         毛泽东点评《水浒》：李逵武松鲁智深可进共产党 2011/08/20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核心提示：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诙谐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从毛泽东点评水浒人物来看，他喜欢富有血性、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而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 文章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萃岚 原题为：感毛泽东联系实际点评《水浒》 《水浒》是毛泽东较为欣赏的古典小说之一，纵观他的一生言论，对《水浒》点评颇多。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很喜欢看中国历史上的着名小说。我国的不少古典小说他曾读过多遍，十分熟悉，在讲话和文章里，时常引用这些小说里的主要人物、事件和典故，并且常常用独到的见解介绍给别人。 毛泽东同志曾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毛泽东是研究《水浒》的专门家，一生读了七十年的《水浒》。他欣赏《水浒》，也谈到很多梁山人物。他谈到梁山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也谈到第二任领导人绰号托塔天王的晁盖，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水浒》的主角，是梁山第三任领导人宋江。毛泽东在40年代初期，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他也谈后期宋江不行，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也谈及其他梁山好汉。他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开酒店的朱贵是“做特务工作的”，“专门打听消息”。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场合，毛泽东谈到的还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 毛泽东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建国后，又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曾说过：“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给了梁山好汉很高的评价。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中提出：“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4年3月，毛泽东在行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毛主席问孙勇：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孙勇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主席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孙勇说：武松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勐虎，为人民除了害；西门庆诱奸霸占他嫂子潘金莲，并用毒药害死了他兄长武大郎，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由此可见，武松是一个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在被判刑发配孟州的路上，两押差看到他一身正气，不敢打骂和怠慢他。后来，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90分吧！ 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诙谐地说：“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从毛泽东点评水浒人物来看，他喜欢富有血性、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人，而共产党员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反观现实生活，一些党员干部却不是这样，他们习惯看领导的脸色说话。在新形势下，历练官德，纯洁党性，一些人的确该反躬自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