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hmaninov - Piano Concerto No.2, 1st mvt

来源: 尘埃2.0 于 2011-08-23 wenxuecity

感谢珞珈山2010的精美照片

《共和革命之父孙文》郭国汀编译

    1、身世

    孙文，字逸仙，又名中山。6岁入学孔子，12岁读四书五经[1]。13岁时至夏威夷在大哥孙眉资助下进入英国教会主办的小学Iolani全班除了孙文和一名夏威夷土著子弟外，全是英国人。入学时孙文连一个英文字也不懂，三年后毕业时孙文获英语语法二等奖。[2]但孙眉对孙文受基督教吸引却很不高兴。1882年秋，孙文进入当地最高学府Oahu College高中，它是由美国Congregationlistand Presbyterian教会主办，但孙文仅在该校就读了一年，因孙眉得知孙文将受洗，于1883年夏天将孙文送回香山老家。由于捣毁老家的偶像，孙文被迫离家赴香港进入Diocesan学校，当时是由英国教会主办，次年转归政府中心学校，后改名为女皇学院。[3]

    1884年孙文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Charles Hager博士洗礼成为基督徒，他的受洗名是由孙的好友C牧师选定逸仙。同年其父母安排下孙文结婚。在家时孙文再次捣毁偶相“金花娘娘”，其父亲被迫代付赔偿，而孙眉得悉孙文受洗后极恼火，取消给孙文的经济资助，令他自已打工搛钱。孙文却向夏威夷教会申请资助，教会从美国商人筹得300美元，使孙文于1885年春重新入香港学习，次年，孙文从传教，法律和医生三项中选择了学医。在Hager博士帮助下，得以进入由英美传教会主办的广州医院医疗学院；同时孙眉原谅了孙文的不敬行为，恢复经济资助，孙文自已则边做翻译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同学陈诗梁与秘密会社有联系，说服孙文应当与会社联手推翻满清。1887年孙转入香港医学院，后成为香港大学一部分。

    2、孙文的改良思想

    孙文的改革想法或许受到一位毕业于英国阿伯汀大学的香港大律师侯凯的影响。1887年侯凯发表文章称中国的问题是其自已造成的，根源不是西方的恶意，而是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落后，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是其松懈的道德和恶习，是社会和政治原因。他的妹夫伍庭芳是第一个在英国和香港执业的大律师的中国人，在伦敦学法律，1882年成为李洪章的秘书。在家乡同样缺乏公民品质的广东人，在英国官员管理下，却能成为好公民的楷模，使孙文相信是由于领导的无能，而非由于人民的固有品性，应对中国的落后负责。[4]1990年孙文先后函前清庭驻美国大使陈兆居和郑观应，提出改革建议。

    孙文1992年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医学院[5]，全班12名同学唯有孙文与另一名同学完成学业，孙文是康特里尔（Cantlies）最喜爱的学生，孙文获得最高级别奖和大多数奖项。但由于该校的课程未达到香港医学协会的一般标准，使他无法在香港行医执业。而且有钱的中国人宁愿选择中医，唯有穷人愿意到西方教会医院就诊，因是免费服务。

    孙文在澳门开立一家中西医联合诊所，对疑难症，康特里尔（Cantlies）博士可以方便地会诊。然后葡萄牙当局介入，就象港英当局一样，并不欢迎中国人在殖民地执业，既由于报复港英当局不承认葡萄牙医院标准，或因恨中国人与葡萄牙人竞争，禁止孙文治疗葡萄牙人。进一步禁止药房给外国医生的处方配药。由于被限制于草药医生的地位，孙文于1893年决定迁至广州，设立了一家东西医诊所和数家草药房，孙文还注重外科，业务进展相当顺利，直到因业务过渡扩张出现资金周转困境。孙文时常义务为人看病，旨在结交朋友。期间遇一位道士，建议他革命成功需要秘密会社的帮助。在澳门时孙文时常回老家研制炸弹，在广州时经常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反清人士陈诗梁，叶雷，陈少波，陆皓东等讨论；还在澳门出版宣传反清的周刊。夏威夷和香港的生活予孙文影响极大，香山的落后与腐败令孙文无法忍受，后来孙文发现省会广州和首都北京比香山又腐败得多。中国四千年文明，没有城市而香港在英国人管理下不过几十年发展得如此繁荣法治严明。[6]

    1894年以前，孙文亦考虑改革作为救中国的一种途径。1890年和1892年，孙文试图与陈兆居（Cheng Tsao Ju）和郑观应（ChengKuan Ying）联系。1894年初，孙文向李洪章上书建议改革，经陈少波修改润色，北上先抵上海会见郑观应及王涛，王建议修改孙文的上书，并介绍孙文给李洪章的一个秘书的朋友。但孙文的主要目的是推销自已，而不是他的计划。在信的结尾孙文提出谦卑的请求，希望能到李手下工作，使他能研究sericultrue和其他西方农业方法，能为改善中国的农业作贡献。[7]但是1894年6月当孙文抵天津时，李洪章正忙于应付朝鲜危机，日本正在迫使中国回应。7月，日本击沉一艘运载中国增援船，8月1日中日宣战。因此，李未见孙文且他是否读过孙文的上书亦值得怀疑。虽然孙文的上书于10月间发表在万国公报上。

    宫太傅爵中堂钧座:

    敬禀者: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于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有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泰西之士，虽有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又学者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仰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此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能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秉国钧者，盍于此留意哉!

    所谓地能心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农务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有，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

    [1]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41.

    [2]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4.

    [3]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26.

    [4]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30.

    [5]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42.

    [6]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0.p.543

    [7]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Boston 1980.p.35.

孙中山在美被捕照曝光曾因护照问题坐牢

    来源：光华日报

    近日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举办“孙中山与美国”展，展出孙中山当年持有美国护照的文献，台湾各界好像闻所未闻，国民党忠贞之士震惊之余深觉羞愧，其实傅建中早在将近30年前就写过《孙中山—中国国父、美国公民》的长文报道其事（刊于《美洲中国时报》（1982年10月25日，台北中时亦于稍后刊出）。此文几乎使傅建中贾祸，因为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颇为震怒，向中时创办人余纪忠告傅建中居心叵测，可能是“匪谍”，幸好余纪忠没有理会蒋，否则傅建中小则失去工作，大则进警备总部。
    　　孙中山确实于1904年在夏威夷以当地出生的理由请领美国护照，不过孙中山无法出示出生证明，托了两位夏威夷友人宣誓书（affidavit）的方式，证明他确实在夏威夷出生，只是出生年月日是1870年11月24日，而非他1866年11月12日的实际出生日，就此而言，孙中山犯了伪造文书罪，但他为了奔走革命，旅行方便，不得不如此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孙中山兴冲冲的拿了新领的美国护照自夏威夷乘“朝鲜号”轮船前往旧金山，于1904年4月6日抵达，次日移民官登船检查旅客的证件，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引起移民官的怀疑，因为移民局的记录是；孙中山上一次进入旧金山使用的是上海发出的中国护照，时间是1896年6月10日，怎么现在一下子变成美国公民了呢于是不准他入境，还把他羁押在岸边的拘留所内，同时行文华盛顿移民局总局（当时隶属商务及劳工部）调查孙的美国护照真伪。
    　　与美国打官司
    　　于此同时，孙中山写了一分英文自白书，力言自己在夏威夷出生，至于1896年持中国护照进入旧金山，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涉及放弃美国籍或对美国的效忠。
    　　另一方面孙中山得《中西日报》伍盘照和洪门会大老黄三德之助，在华府聘请律师控告移民局非法拘留他，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场官司中孙中山最后胜诉，4月28日那天劳工部代理部长穆瑞下达裁决书给旧金山移民局长诺斯，说孙中山所持美国护照有效，因为1896年夏威夷尚非美国属地（1900年才并入美国），孙中山不可能拿夏威夷发的美国护照。劳工部下达裁决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获准登岸，恢复自由。从前中国人进入美国之不易和所受的歧视，由孙中山的遭遇可见一斑。
    　　1909年被吊销美国护照孙再度申办被拒绝
    　　孙中山得来不易的美国护照却在1909年被美国国务院吊销，而且是孙中山自投罗网。1908年11月孙中山访问暹罗（泰国），对侨社演说，鼓吹革命、推翻满清，引起清廷向暹罗当局抗议，曼谷市长和警察局长遂将孙中山召去，勒令其离境，孙当即表示要向其公使请示后再作答覆，问其公使是何人，则不愿作答，即离去。孙中山然后迳去美国公使馆，面见金公使哈密登金，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保护，并发一本美国护照给他（不同于属土夏威夷的美国护照），其根据则是他在夏威夷出生。晤谈之下，金公使对孙中山印象良好，给国务院的报告称“孙的英文说得很好，虽略带口音，人极聪明，彬彬有礼……”
    　　孙中山没法等到国务院答覆后再离开曼谷，在12月10日转往新加坡，并留下狮城的地址给金公使。国务院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孙中山的案子，最后在1909年3月11日国务卿卢特，（卢特于1月卸任，孙案大概在他任内已做成决定）通知金公使，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请领美国护照，理由是：“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美国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基于这些理由，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被取消，美国护照被吊销。

　　孙中山1904年3月，遭美国旧金山移民局逮捕拘留的档案照。
孙中山在美被捕照曝光曾因护照问题坐牢

　　孙中山当年与夫人(右)及日本友人合影的照片。

毛泽东曾在洗衣店为人洗衣服谋生

    核心提示：毛泽东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时，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
    凤凰卫视2011年6月2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五四”之后中国热情拥抱马克思主义的人群当中，以小知识分子居多，如果放在科举时代，他们是根本无力决定，甚至根本无力过问国家命运的，但民国以后民权意识的觉醒，言论的宽松都让他们有了过问政治的勇气和可能。
    “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们赤手空拳，竟能使无政府妥协，这更让很多政治团体都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巨大力量，有人就提出了“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的口号，而这个时候在青年中流行两个社会运动，“工学互助团”和“勤工俭学”，这两个运动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毛泽东就参与其中。
    解说：1918年4月4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瑜，在湖南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他们三人都来自湖南第一师范，是毛泽东后来岳父杨昌济的得意弟子，当时被人称为“湖南三杰”。
    “新民学会”当时并不激进，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毛泽东等人受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深刻，毛泽东日后这样回忆。
    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王外马甲（民间学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理想，都是消灭国家和消灭政府的，因为大家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如何达到那个目标，它有先后之分，无政府主义者呢他是主张用这个分权的自治的独特的方式，人格独立的方式达到消灭政府的目的，共产主义是强调联合起来去消灭政府。
    解说：“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虚无和无法无天，而是互助、自治、反独裁，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石曾、蔡元培和吴稚晖，他们一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青年留学欧洲，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当时，科举已废除了十余年，大量无进学机会的青年闲置在乡，“勤工俭学”的号召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条摆脱困境的捷径，湖南“新民学会”的萧三回忆。
    湖南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就都以无力升学为愁，看到了“勤工俭学”的宣传品，穷措大也能出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顾则徐（民间学者）：组织去法国留学的时候，启动比较早的是四川，但是在湖南，就是那个杨开慧的父亲，他知道了以后很着急，所以他就写信给蔡和森，叫蔡和森组织人，快抓住这个机会。
    解说：随后，“新民学会”便开始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即是送这些准备赴法的青年来学法语的，而他本人也曾一度想一起去法国，但却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萧瑜这样回忆。
    首先是路费问题，毛泽东一文不名，船费虽然减低到一百大洋，但对他来说仍然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毛泽东无钱赴法，只有送同乡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再找别的机会。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可是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
    在上海码头，毛泽东只能怅然地看着自己组织的同乡们登上法国邮船，这船上有他在“新民学会”的挚友蔡和森、萧瑜和萧三兄弟，萧三这样回忆：“毛总到码头上来送行，高高的太阳照着黄埔江的水浪，使得即将远离祖国的人们和送别的人们都不能抬起头来，久一点互相凝视，只见穿着浅蓝布大褂的毛泽东，向船上的人招招手，不等船开便折身上坡，投到叫闹拥挤、万头撺动的人海中去了。”
    王外马甲：他没有去留学，但我们说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穷，他跟一般的底层的比，他算是富裕的，但是他达不到有能力出国的那个条件，我还是坚持认为，他有他主观的原因，因为以毛泽东的能力来讲，下定决心要想去，他还是去得成的，去法国总比上井冈山容易吧。
    他选择没去，他并没有选择回到的，或者生活更有保障的湖南老家，当他把这些朋友送上船之后，他甚至也没有留在上海，他在上海送他这些朋友上船的，他选择的去哪里呢，他选择去北京，那么北京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一个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这个思想爆炸的这么一个爆炸场。
    解说：毛泽东最终留在了北京，准岳父杨昌济当时在北大任教，便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工作，李大钊当时掌管着北大图书馆，毛得到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的月薪是八块大洋，而李大钊是一百八十块，教授胡适是二百八十块，文科学长陈独秀是三百块，这还不包括他们的稿费收入。
    王外马甲：毛泽东每个月拿八块钱的这个工资，这个工资基本上就是当时北京的一个保姆的工资。
    解说：毛泽东日后这样描述当时自己每月八块钱的生活。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顾则徐：在中共组建时的人群来说，主要分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像陈独秀、李大钊这种，那么这些人呢比较小康，甚至比较富裕的生活，第二种类型呢，以张国焘他们为代表的，这批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当时是机遇太多，大学生太少了。
    那么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像毛泽东他们这种类型，是知识青年，但是他的文凭很低，发展呢，他可能有机会，但这种机会是没有任何把握性的，特别是对一个比较有雄心的人来说。
    解说：当时，大知识分子们的自傲，常令毛泽东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他自己日后这样回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顾则徐：就是一个中学生他所读的书，并不见得比一个大学毕业的人读的书少，无非是你读得深点我读得浅点，形成一种思想的时候，大家没什么大的区别的，那么你毛泽东之所以只能师范毕业，因为你数学读不好，那毛泽东他是典型就是文章是好的，但其他不行啊，那么如果光靠文章的话，那他的出路很局限，已经不是古代了，可以走谋士道路啊，你再文章好文章治天下，但那是现代社会了。
    王外马甲：但是他写文章在湖南长沙那些地方写文章算写得好的，到了北大这种精英荟萃之地，写文章他可能写得过物理系的学生，他绝对写不过文史专业的这些学生。
    解说：社会地位的卑下，工作中的失落感，时刻包围着毛泽东，他的挚友萧瑜回忆。
    因为毛泽东当时仅系图书馆的一名工人，而且未在北大注册，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他的存在，这样毛泽东便以他的处境看，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位置，于是几个月后他决定离开。
    王外马甲：整个北大的圈子都没有让毛泽东融入进去，它虽然是个新式大学，在里头的人他还是按照过去传统的文人的概念来决定自己的圈子的，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有多么的委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要寻找到自己的长处，他从这里离开以后，他找到了自己一个最强的一点，就是他的组织能力，毛泽东他是一个一定要由他来组织，由他来谋划，由他来领导别人的人，有些人是天生协助别人的。
    解说：就在毛泽东离开北大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社会运动，正在中国展开，当时很多无政府主义青年，都向往着成立一个共同生活的组织，消除私有财产，让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1919年冬天，这种假想成为了现实，在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人物的鼓励和资助下，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在1920年五六月间，也在上海参加了工读互助团。
    顾则徐：那么我们中国呢，文化血液当中又缺少一种社团性质的苦行僧行为，在欧洲它具有这种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播它就是一种社团形成的，大家具有共同理想，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是由社团慢慢来的。
    解说：但从校园走入社会，反差是巨大的，台湾学者陈永发，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这样描述工读互助团的生活——
    他们开始实践新生活后，迅速发现自己赚钱的本领实在有限，只能洗衣服、做女红、放电影、开饭馆，由于未具备专业水准，工作比不上专业工人，有时反而变成抢贫苦工人的饭碗，有的工读互助团坚持时机比较久的，但顶多也不过一年。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也曾想过进工厂，但不久就放弃了。
    顾则徐：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去帮人家洗衣服什么，对他来说是很难坚持的，他只是他想到的是去帮助，我去帮他们，他而不是说我应该这样去生活，这是我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和目标，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他不是，中国是种救世主想法，我知识分子去跟工人，去一个洗衣服，一起去洗衣服，哦我是帮他，他不是我就应该是这么生活的。
    解说：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失败，让像毛泽东一样的有志青年挫折感极重，他们有澄清四海，改造世界的志向，面对现实世界却有志难伸、四顾茫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让他们对那个时代充满愤恨，他们认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顾则徐：那么这种道理走不通怎么办呢，我无法用无政府主义这种身体力行“勤工俭学”等等去改造社会了，因为他想到这不是我应该怎么样，而是我去改造社会。
    解说：1919年夏秋之际，毛泽东还是一个反暴力、反强权、厌恶、炸弹革命”和“有血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而到了1920年，他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韩钢（专家）：早年这一批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批人，大概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这批青年其实构成的主要还是一些小知识分子，或者说底层知识分子，这批人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环境，显然都是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他们希望能够有一种释放，所以在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生活境遇的压迫在里面。
    陈晓楠：在1919年和1920年两年时间之内，有两千多名中国青年学生，志愿加入了“勤工俭学”行列，其中呢以湖南人和四川人最多，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五四”闹学潮而失去了继续求学机会的那些激进的学生，毛泽东本人没能成行，只能目送他的挚友们出洋，那么那些出洋的学生们在法国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解说：早期中共党员留法学生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19年到1920年的留法同学。
    勤工俭学生人数很多，约有三千人，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各地“五四运动”中活动分子或领袖，“勤工俭学”的呼号，绝不是对着旷野喊叫的。1920年秋天似乎停止了或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事实打破了理想。
    王外马甲：真正去法国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很少看到他在去之前，就有追求革命理想的这种企图，他的家庭背景都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或者绝大部分中国人要优越，那么我们知道去法国的最苦的、最可怜的邓小平，邓希贤同学，力气又小，个子又小，年龄又小，他后来总结的就是说，他去法国之前他是过着少爷的生活的。
    解说：多数“勤工俭学”的留学一到法国，几个月便用完了带来的钱，留法学生中最小的是只有十六岁的邓小平，其父在家乡做过县团练局长，家境殷实，但为了让儿子出国，千方百计才凑够三百元，邓小平念了五个月法国中学，就被迫辍学，偷偷离校到外面打工挣钱。
    刚刚经历了一战的法国，工作很难找，即使侥幸找到工作，留学生们也发现自己体力难以胜任。
    其他如捡马粪、收垃圾、削马铃薯等工作，不但斯文扫地，得仅供温饱，只能靠吃面包喝白开水度日。
    王外马甲：那么刚好又碰到这一帮人，又是小康人家的少爷，或者类少爷这么样的人，他又不屑于去做这样子，或者也做不了那样的事。
    解说：部分学生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借住在华侨协会的院子中，郑超麟回忆道。
    地窖里住满了勤工俭学生，花园搭了布篷，布篷里也住满了勤工俭学生，喧哗吵闹引起隔壁邻舍联名请求警察局干涉，某办事人有一次训话说，邻舍告我们中国人不爱干净，谁敢说我们不爱干净呢，抽水马桶板上潮了，后来的人就不肯坐只肯蹲，但蹲破了，后来的人索性站在房门口向里小便，房门口也潮了，现在的人索性在走廊里小便了。
    “勤工俭学”学生多是国内闹学潮的健将，现在既然工不能勤，学无从俭，一股怨气自然要找个地方发泄，留法学生曾数度包围中国驻法公使馆，1921年9月愤怒激进的学生们，还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建筑，结果103名示威学生遭逮捕。
    参加里大围攻事件中的一个著名人物便是周恩来，他曾是“五四”学潮的天津学生领袖。

谢选骏：革命外交是丧权辱国的外交

     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丧权辱国的竞赛中，就是比腐败的满清也毫不逊色：满清打赢了中法战争却割让了越南、出租了福建；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赢了抗日战争”却割让了外蒙古。国共两党割让外蒙古，与列宁签订对德和约如出一辙，只是比列宁更为下流：列宁是打输了投降，国共是打赢了还要投降！这可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博讯 boxun.com)

    所以最近，中国知名杂志《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及记者赵灵敏，因发表采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的文章，揭露孙中山卖国，就被调任和停职。因为他们得罪了国共两党的当权派。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在接受的《南风窗》杂志社采访时，揭露两岸均视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说，“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唐启华据此呼吁，“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

    其实，在谢选骏看来，唐启华虽然“专长中英外交史、近代中国外交史”，不过他的这段话却完全说反了。

    在谢选骏看来，不论是国民党的革命外交还是共产党的革命外交，都与列宁与德意志帝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这一“革命外交”一样，与完完全全的卖国行为，应该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

    布列斯特和约，全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8年3月3日，苏俄政府与德国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

    按照合约，苏俄割让三百二十三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六十亿马克。这个苛刻的和约，不仅使俄国本土丧失了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五千万居民，而且在被占领区有占全国煤炭开采量的90%，铁矿石的73%，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这个条约导致后来的希特勒有理由入侵苏联，并使得苏联最终在1991年完全解体。

    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拥戴孙中山，这不是偶然的，而是那个“中国流行国耻时代”的“革命共鸣”。

    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中国算是“赢家”，其实却输了——和日本一样遭到割地！中国被迫割让的外蒙古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远远超过日本被迫割让的朝鲜二十二万平方公里与台湾三万平方公里的总和，并且达到了六倍之多！可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都赞同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千古奇闻。

    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丧权辱国的竞赛中，就是比腐败的满清也毫不逊色：满清打赢了中法战争却割让了越南、出租了福建；国民党与共产党打赢了“抗日战争”却割让了外蒙古。中国割让外蒙古，与列宁签订对德和约如出一辙，只是比列宁更为下流：列宁是打输了投降，国共是打赢了还要投降！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蒋介石比毛泽东好的地方，使他对此“打赢了还要投降”还感到羞愧，知道是国耻；而毛泽东却只知道感谢日本的侵略、苏联的“援助”。事实证明，苏联的援助是空前的毒药，让中国人堕落为红色殖民地里的八亿乞丐。

    毛泽东像老巫婆一样，吸干中国的精华去供养苏联、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以及亚非拉共产党游击队，也是典型的丧权辱国。如果硬要说那是爱国行为，那是爱了汉奸们的苏维埃祖国，而不是爱了多灾多难的中国。

    现在都2011年了，取名日本“中山”的孙卖国先生死了都快一百年了，在中国还要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对孙中山提出批评，在中国大陆比在台湾还要敏感。

    照道理说，揭露孙中山卖国事实，对台湾的震动要更大，因为台湾还奉孙中山为“国父”，大陆把孙中山仅仅是当做是共产党革命的“先行者”。但是，因为台湾后来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为苏联殖民地了，所以它现在就不那么害怕揭露孙中山的卖国行为，因为它已经与孙中山保持了距离；而大陆就不然了，它至今还对日友好、与蒙古建交、勾结俄国一起对抗西方，因此不能否定丧权辱国的“革命外交”。

    《南风窗》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双周刊杂志。引起争议的文章采用问答式形式，标题为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该文于2011年7月25日刊出。星期一，《南风窗》社长陈中被调任该集团内部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南风窗》的记者赵灵敏也不再担任记者小组主任职位，目前被停职。

    目前这篇文章在《南风窗》网站上已经无法找到，但仍在各大新闻网站的转载仍可以打开。

    下面是网上找到的《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一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2011-08-03 07:11:09)转载标签：南风窗文化分类：文化
    　　—专访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发自台北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博讯

孙中山蒋介石学历都造假?

    来源：千龙网

    去年7月，方舟子在自己微博上接连爆料，质疑“打工皇帝”唐骏加州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是假的。真假学历的纷争，让人不禁想起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主人公方鸿渐依靠一所专门制造假文凭的“克莱登大学”，在欧洲留学，最后拿回了美国学位的事。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出洋镀金拿假文凭的事情屡见不鲜，而且涉及不少大人物，就连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位大总统也都身背“学位疑案”。

孙中山：“野鸡大学”毕业，未获博士学位
    1879年，孙中山13岁就离开家乡，随兄长孙眉到檀香山教会学校就学。1883年，孙中山回国后，先后进入香港拔萃书院、中央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学堂、香港西医书院。根据国民党过去的宣传，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业成绩相当优异，大小考试都常拿满分。1892年7月，孙中山作为香港西医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官方宣传甚至还说，这个成绩不但在当时是第一名，此后百年港大医学院也没人打破过。其实不然。 1992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第61卷第5期）载文批驳了这一说法，文章指出：孙中山在西医书院的学习成绩并没有什么非凡之处，因为这个班上只有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个学生，拿第一似乎算不得什么伟大事迹。
    官方宣传还把香港西医书院说成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其实所谓香港西医书院只是个未获立案的“野鸡学校”，成立于1887年，孙中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而港大成立于1911年，西医书院于1913年并入该校医科，1915年宣布结束。也就是说，西医书院只是在港大建校之初被吞并的一所学校，并非港大医学院前身。
    由于香港西医书院的毕业证书不为香港当局承认，因此孙中山毕业后无法获得行医执照，毕业即等于失业。为解决就业问题，孙中山到处奔走，拉关系求贵人走了不少后门，均无效果。于是只得改去澳门行医。澳门行医也要执照，孙中山也没有申请下来，没办法，他只好无照行医，结果又被澳门当局禁止。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又跑回国内，在广州开办“中西药局”。也许是这张医学文凭让他吃够了苦头，没多久，孙中山就干脆弃医从政，转行闹起革命来了，此所谓 “不能为良医，则退而为良相”。
     那么孙中山的博士头衔又是如何来的呢？1894年，孙中山找到香山同乡郑观应，希望他帮助自己上书李鸿章。于是，郑观应写函给盛宣怀，请他转达。在推荐信中，郑观应写道：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盛宣怀接到信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的别号）六个字，就转了出去。由此可见，孙中山其实是以医生的身份出道的，而“博士”这个职称，似乎是在翻译“Dr.”过程中，将医生、博士的称谓混淆而来。孙中山当时也就听之任之，似乎并没有主动澄清，而且在其后与国际友人的书信交往中，有意无意地署名“Dr.Sun Yat-sen”，孙博士的头衔也就慢慢传开了。
    1923年，孙中山在广东当非常大总统的时候，专门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可见，博士这个头衔，不但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的公认，孙中山本人也自认无愧。其实孙先生是不是博士并不要紧，世上没有一所大学设有革命专业，也不会有授予“革命博士”的地方。孙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只要革命能成功，他本人是不是博士也就无所谓了。

蒋介石：初中毕业，谎称军校高材生
    如果说孙中山的博士是以讹传讹的结果，那蒋介石的文凭就纯属自己吹出来的了。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而1937年5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这种说法也就流传下来了。可是实际究竟如何呢？
    1907年，时年20岁的蒋介石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1908年春由清政府陆军部选送到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16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
    创立之初为15个月，1905年10月，改为18个月，次年，再改为2年，旋改为3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振武学堂的军事课时仅仅不到20%，而且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即便如此，蒋介石的成绩也仅仅是勉强合格，毕业后，只能在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3联队第5中队当马夫。
    也就是说，蒋介石在日本受的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相当于初中学历。可他从日本回国后，到处说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的。当时正是用人之际，谁还去核查学历的真伪？1911年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回国就在沪军陈其美部任团长。
    此后，蒋介石为了将自己的学历作实，以捐会费为名，派其副官陈铭阁到北京米市胡同南兵马司，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同学会总会负责人刘宗纪，要他将蒋介石说成是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的，并捐款5万大洋。刘宗纪收下巨款，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将蒋介石列为第6期学生名单中。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生杨文凯、卢香亭知道后，很气愤，质问刘为什么作假，刘宗纪对他们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杨文凯、卢香亭便不再深究。蒋介石就这样用5万现大洋，为自己弄了一个假学历。
    后来蒋介石就顶着假文凭招摇撞骗。据《李宗仁回忆录》记载：蒋介石经常跟老朋友张群一起参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中国的同学会，每次张群都介绍蒋介石是自己的同学。张群何许人也？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而且确实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的学员。有这位真毕业生打掩护，蒋介石吹嘘自己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时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可假的就是假的，据李敖考证，昭和十五年（1929年）日本兴亚院编纂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第6期和第10期上均无蒋介石的名字，甚至连姓蒋的学生都没有。而在第10期上赫然写着张群的名字，第11期上则有何应钦的名字。看来，蒋介石的真正学历，应当是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而不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1924年1月，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在选择校长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不知道是孙中山自己就没有学历，所以并不看重文凭，还是被蒋介石的虚假文凭所欺骗，竟然钦定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从此，拿着冒牌学历的蒋介石一飞冲天，成为中国政坛的一颗新星。

两篇关于如何制作音乐连播播放器的有用文章

来源: yy888 于 2011-08-21

有网友问我怎么制作音乐连播器，上次我就是给尘埃这两篇文章，他看了后自己学会了，尘埃给我的反馈是这两篇文章很有帮助，当然还是有东西可以补充写得更完整些，本来想把这两篇文章的要点再根据快递经常用的播放器和扣的好好写一个，但这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兴趣，所以我想我就把这两篇文章的连接放这儿，感兴趣学做音乐贴的可以自己去看去学，仔细读的话，应该能看懂的。

这也算个帮助贴吧，我会放到论坛帮助的“热心网友小贴士”里方便大家查找。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6&postID=18015

石头制贴讲座之六（音乐合辑的三种做法）

注：音乐是mp3的可以做成xml和m3u的，但wma的不能做成xml，要是你要做成xml的，你得先转换wma to mp3，不然播放器不会播放。wma的只能做成m3u。

http://bbs.wenxuecity.com/music/469428.html

有关最近连播制作的大体步骤

来源: cat01 于 2009-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