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被热捧。因为，我是一直主张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出于好奇，我产生了要进一步了解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的冲动。于是，我通过网络搜到了他的《重归新民主主义》，仔细读了起来。这一读不要紧，我惊讶地发现：

　　一、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改头换面的“邓、三、科”，与新民主主义毫不沾边。

　　在张木生的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张木生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在我看来，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干资本主义。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改头换面的“邓、三、科”。张木生主张的“重归新民主主义”，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三十多年来，我们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线一直走过来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专制主义。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无非是要中共第五代领导中国沿着这条祸国、殃民、亡党的修正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

　　诚然，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和“邓、三、科”也有所不同。其一，张木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张木生要中共第五代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也执行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问题是，可能么?其二，“邓、三、科”打左灯向右拐，指鹿为马，欺骗人民，愚弄人民，而张木生则是主张“明明白白告诉民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罢，就是要恢复到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

　　如此看来，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不仅与新民主主义毫不沾边，张木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观点，更是对新民主主义的严重歪曲。所以，我以为，对于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观点，必须给予严厉地批判。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都有详细的阐述。下面，我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重要论述，也好与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做一个对照：

　　(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是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摘自《论联合政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摘自《新民主主义论》)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是冒险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利益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摘自《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摘自《论联合政府》)“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和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摘自《论联合政府》)“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摘自《新民主主义论》)

　　那么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导阶级该如何确定呢?

　　毛泽东在他的着作中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摘自《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城市斗争中，……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摘自《论人民民主专政》)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摘自《论联合政府》)

　　透过上述文字，我们清晰地看到，毛泽东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际是以无产阶级的公有制为主体，以非无产阶级的私有制为辅助，并且主张必须执行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的两个基本政策。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主张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也要重视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政治、文化政策是经济的反应。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策，都是依照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制定出来的，他们是一体的。请问：在毛泽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阐述中，哪里可以见到张木生所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何以能够与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一脉相承?!

　　二、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尚且认识不到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的不足。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一个历史的遗憾，就是毛泽东没有充分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下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是新民主主义的命根子。在将来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个权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命根子。这个权利归且只能归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享有国家最高权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无论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要一切权利归人大系统，在此基础上，制定宪法，树立宪法的权威，实行宪政。可是，毛泽东照搬苏联体制，让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他领导的社会滑进了官僚主义的泥坑。但是，他显然并没有意识到。后来毛主席又违背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论述，着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当尾巴割掉了。这是毛主席在成功打碎旧世界后在建设新社会时所犯的两个严重的错误。可是，他却并不知道。这是产生他乃至中国后来所有悲剧的总根源。

　　尽管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已经认识到“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第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我以为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仅仅有这些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更主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单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张木生的认识就与毛泽东的主张完全相背离。毛泽东明确批判的“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恰恰是张木生主张的。另外，对于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的不足，他也没有清晰的认识。这就是张木生认识的局限性。这样的局限性，使得他对于“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投了赞成票。殊不知，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也是反民主主义的，是完全错误的。正是由于执行了这样的政策，前苏联解体了，中国变成了古今中外亘古未有的最缺德的社会，新三座大山压重又在中国人民的身上，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偌大一个中国，仿佛是一个烧得通红的火药桶。

　　尽管张木生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观都不合适。越是民主社会主义，越要与马列拉开距离。‘第三条道路’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工联主义思潮的复辟。欧盟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高福利国家都混不下去。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与战争、殖民存在直接关系。现在是‘一超独霸’，‘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五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干净的。西方民主实质上就是为民选主子，选出来的人都斗不过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西方政府管收税、打仗，老板管社会上的事，总统、老板换来换去，自由不过是买卖人的自由”，尽管张木生的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可是，张木生主张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又是什么货色呢?除了打着“重归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贩卖修正主义，还有更合适的解释么?这样的主义，解体了前苏联，摧毁了苏共，也早已经把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继续下去，又能是一个什么的样的结果?难道还用猜么?

　　三、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乃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生搬硬套。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大致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先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方有新民主主义社会。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现实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在“邓、三、科”修正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改制，中国的社会制度倒退了至少一百年，成了官僚特权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黑恶势力的法西斯统治。在不经过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中国绝无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之可能。既然如此，张木生的不仅在经济上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也要实行这样一条路线的主张，除了必然泡汤以外，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结果么?

　　综上所述，张木生的所谓“重归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改头换面的“邓、三、科”，与新民主主义毫不沾边;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尚且认识不到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的不足;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乃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生搬硬套。这三点合在一起，决定了张木生的所谓“重归新民主主义”，是张木生为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开的一副毒药方。当然，我相信这不是他的恶意。但是，这一副药喝下去，将要要了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的命，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