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岳华山雄伟险峻，游人如织，但留给网友印象最深的却是遇到的一位堂堂的铁汉子——华山独臂挑夫何天武  何天武今年49岁，陕西渭南人，现在已经是名人了。近几年来，众多媒体都采访报道过他  网友是在从北峰到苍龙岭的路上遇到何天武的。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听说了华山有这样一位独臂挑夫，但是一见到他，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独臂的他，身背着一个大大的竹篓，里面装的是120斤桶装食用油，他正在一步一步沿着陡峭狭窄的台阶艰难地向上攀登。网友把镜头对准他拍了几张照片，在他停下脚步休息的时候，我和他攀谈起来  20年前，他的妻子在生完孩子后身患重病去世，给他留下巨额的债务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挣钱养家，焦虑万分的他来到河南平顶山一家私人的煤窑挖煤。然而矿难降临，断裂的钢丝绳斩断了他的左胳膊。在医院躺了整整两天后何天武才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一只手臂。出事以后，黑心的矿主只给了何天武4200元就让他赶紧走人。 “当时我不愿意走，想叫老板把我留下来，哪怕扫地看门都行。但是老板不答应，让我赶紧拿着钱走，不然就杀了我。”而他没想到的是，4200元中的2000元还没到火车站就被小偷偷走了。  带着残缺的身体和2200元钱，他又回到了那个贫穷的小山村。血汗钱被扒掉的事让陪同自己的弟弟气得快哭了。弟弟认为是他在路上没有照看好这个包。为争这一口气，弟弟继续外出打工。 而上天又给老何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弟弟出事了。“我听别人是说重伤，没想到后来抱了个骨灰盒回来，好好的一个人出去，回来是一个骨灰盒，那种心情没办法想象，我总觉得命运不公平，好像处处都在针对我们一家人。”  弟弟去世后，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何天武在家既当爹又当妈，拉扯着两个孩子。亲戚朋友们纷纷给他出主意，让他利用残疾人的身份去乞讨，并且说“那么多四肢健全的人都在乞讨，你一个残疾人去乞讨也没什么。”“人格要是丢了，买不回来１何天武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1999年，何天武只身来到上海想尝试着挣点钱。在上海的40多天里，老何遭受了无数白眼和呵斥，他找到残疾人协会，请他们帮忙介绍一个工作，他们却将老何赶出了大门。  2000年，在遭遇了无数屈辱、被当成“残废”拒之门外后，独臂的他，坚守着“决不下跪乞讨”的底线来到华山，当了一名挑夫。11年来，他3000余次登临华山之巅，用血汗养活着一家老小，撑起了残缺的家。  10元钱办个挑山工的进山证，每个月用60元在山脚下租了一间小房，靠着苦难带给他的意志，在这华山道上他已经挣扎了11年  自古华山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经常几面都是悬崖峭壁，旁边就是深深的沟壑，路窄得只能一个人经过而且脚步要精确到一厘一分，何天武就是在这样的路上年复一年，走过了十一个春夏秋冬。当初最多的时候，华山上有200多个挑夫，但现在只剩下50多个，而且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何天武依然在坚持  险要的华山路，正常人尚且胆战心惊小心翼翼，何天武这位独臂挑夫背着沉重的背篓，是凭着何等的毅力和体能才在这华山上安身立命？我放慢脚步，紧随他的身后，用我的相机拍下他和他的背篓。他一步一挺，用一只手攀着铁链，艰难地在近乎垂直的峭壁上挣扎。他的头几乎要碰到前面的石阶，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艰难的努力，支持他前行的，不仅仅是体力，还有坚强的毅力  习惯弯腰驼背负重前行的老何已经把华山当成了家。因为，在他危难的时候，华山接纳了他，给了他生存的希望和生活的转折
网易论坛 | 中国少将历数近年高官间谍
2011/08/26 |
多维/中国军队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的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在最近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了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落马的多名为外国或台湾政府充当间谍的高官。
由于事涉敏感，大部分案例中国官方从未对外正式证实过，因此相关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震撼。目前，大陆网站土豆网上的视频已被删除。讲座中，金一南列举了数人，并介绍了相关的细节。
获台湾“总统大奖”的佟达宁
例如，已经被执行死刑的原社保基金会办公厅主任佟达宁。金一南称，他向台湾方面泄露了“国办、中办”的文件，他透露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情报，使台湾方面预有准备，避免了所谓“两千亿”新台币的损失，并因此获得了台湾方面的“总统大奖”。
香港媒体对此案亦有报道，佟达宁2006年4月被处决，他原是国家发改委的司局级官员，15年来，因出售机密文件获得了大约25万美元报酬。他的案件，被制作成电视纪录片《佟达宁间谍窃密案》，播放给中国官员作为保密教育宣导片。
中英香港问题“内鬼”蔡小洪
据金一南介绍，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秘书长蔡小洪，“如果不是2003年发生非典，中组部的考察官员无法赴港，他就将升任中联办副主任（副部级）”，此后遂以正局身份被抓捕，蔡小洪被安全部门查出，长期向英国提供情报。他的父亲是前司法部长蔡诚。
金一南称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方长期怀疑有“内鬼”，但一直查不出来，到03年才查出此人。而蔡小洪长期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文件处处长，掌握大量中方对港问题的机要文件，被抓捕时，是中联办的秘书长。
2004年的香港媒体报道，蔡小洪在广州秘密审判；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处长魏平元的刑罚更重，但刑期未见披露。
李滨：与金正日私交甚密
金一南又介绍了“极大的丑闻”外交部朝鲜半岛特使李滨案。
李滨曾担任中国驻北韩公使衔参赞，担任中国驻韩国大使期间，被韩国情报机关吸收，回国继续提拔，担任朝鲜半岛事务特使，继续提供情报。韩国报纸报道李滨因“泄密”被捕，金一南评价说，他不是不小心“泄密”，而是担任韩国的间谍。金一南评价说，中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战略利益”。李滨的行为，使中国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屡屡居于被动地位”。
此后，李滨被以经济案等理由判了七年，金一南说，不能多判，只能说李滨的“经济问题”。因为实在“太难听”，“全世界，那一个国家的大使做其他国家的间谍？”
《华盛顿邮报》2007年报道称，李滨与朝鲜领袖金正日私交甚密，泄露金正日访中行踪等机密给媒体而遭北京调查，另方面，李滨也提供金正日、中朝关系动向让韩国及美国知晓。
康日新：泄密核材料情报
去年落马的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是兵器、军工等行业的中共中央委员，也是中纪委委员。
据金一南的介绍，康日新向某外国政府出卖了中国的核材料情报。
金透露，康出问题后，“中央非常紧张，要求全部都查，查到谁都要查出来”。中共17届5中全会，康被撤销中央委员，对外，也只能说经济问题，“别的不好说”。
和军委领导“非常熟”的外逃徐俊平
国防部外办美大局局长徐俊平大校外逃案曾轰动一时，据金一南描述，此人常年陪同和军委领导出访，和军委领导“非常熟”，“徐俊平带去的情况，不是导弹有多少枚，精度有多少这类的技术情报，而是领导人的性格，决策习惯和决策方式。”
王庆前：一等秘书对日“开窗户”
据金一南介绍，总政联络部驻日使馆王庆前大校，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定期打开窗户，为日本情报机关的远程探测设备提供方便，甚至还在中国驻日大使、武官处安装窃听器。
2007年11月14日的日本《产经新闻》披露，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王庆前大校，涉嫌向日本人泄露军事情报，而被解放军军事法庭秘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庆前80年代起就在友联会从事对日工作，并于2001年为止的数年间，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
金一南称，空军某杂志社副社长贾世庆大校。因为没成功当上空军军训部的副部长，被调整到一家杂志社担任副社长，遂出卖情报，一个月数次出境提供情报。
前述徐俊平、王庆前、贾世庆案件，因涉及军方更为敏感，中国大陆媒体并无报道，而海外媒体报道相当罕见，细节寥寥难以查证。
长期关注中国政治变迁的媒体人罗先生称，金一南所述涉案官员级别高，隐藏周期长，能接触核心机密；情报对象在经济领域渗透严重，可谓“触目惊心”。
在他看来，这其实也是高级官员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
| | 段伯宇和段仲宇:断送蒋介石半壁江山的兄弟高参 （图）
2011/08/26 |
段伯宇（左一）、段仲宇（左二）
他们的父亲是蒋介石的同学、国民党的中将，然而他们却先后选择了共产党。
哥哥段伯宇是国民党核心机关——蒋介石侍从室的少将高参；弟弟段仲宇是上海港口少将副司令兼京沪、沪杭铁路运输指挥官。
解放战争期间，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张执一、李正文的领导下，段伯宇策动、组织数万国民党军适时起义或倒戈，策应解放军渡江南进，段仲宇在其中积极配合。
蒋介石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说起对父亲段伯宇传奇经历的了解，段毅才的回答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我是在替父亲誊写‘交代材料’时才知道的。”59岁的段毅才回忆说，父亲从来不讲地下工作的事。但在“文革”期间，当权者污蔑父亲是叛徒，让他写交代材料。由于父亲的字迹比较潦草，所以才让他誊写。
遵父命学医参与学生运动
段伯宇被认为是“戴红帽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屈原的这句诗来形容段伯宇入党的经历，可以说十分贴切。年轻时的段伯宇，为了追寻真理、追寻马克思主义，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经历了艰辛的历程。
“父亲是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但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选择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一起组织进步活动了，他属于那种思想上先入党、组织上后入党的党员。”段毅才说。
1913年，9岁的段伯宇上了天津觉民小学，随后上了觉民中学。“那个学校的学生多是辛亥革命志士的子弟和烈士的遗孤。”段毅才说，自己的爷爷段云峰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
在中学期间，段伯宇参加了天津的“五四运动”，当童子军的队长，带领同学贴标语、发传单、纠察日货，并因此被学校勒令退学。
后来段伯宇留法勤工俭学未成，投考黄埔军校未成，只得遵父命考入河北大学学医。上学期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戴培元，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学校，段伯宇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带头请愿、罢课，驱逐反动校长。“在河北大学，大家都认为他是戴着‘红帽子’的”。由于戴培元受学校迫害而离校，段伯宇入党的愿意未能实现。“此事让父亲遗憾不已”，段毅才说。
1930年，段伯宇从河北大学毕业，应同学刘静波之邀到太原一起开诊所。他还筹办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籍。1934年冬的一天，刘静波到太原警备司令部给其参谋长看病，看见桌上有一个黑名单，上面第一个名字就是段伯宇，他赶紧通知段伯宇逃走。后经父亲段云峰的一个老朋友介绍，段伯宇到国民党32军干训团当了一名军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6月，段伯宇只身奔赴延安，进入“抗大”，随第四期听课。毕业前夕，队长找他谈话，要求他毕业后回到原部队。当时实行国共合作，他的身份比较特殊，适于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工作。对于他提出的入党问题，上级告诉他到原部队找地下党组织解决。
8月初，段伯宇回到32军。32军的地下党员王兴纲通知段伯宇，组织同意他入党，介绍人就是王兴纲。在岳麓山下一个小土庙前，中共湖南省委聂洪钧同志为段伯宇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为段伯宇“量体裁衣”
周恩来亲自交办“作业”
32军调防江西不久，蒋介石借口日军进窥南昌，需加大防备，将32军“肢解”到不同战区。段伯宇不得已离开了32军。随后，他奉命辗转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受周怡（以前是中央特科的）单线领导。周怡让段伯宇找个公开身份作掩护。
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通过时任“军委会战地党政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济深帮儿子找工作。这样，段伯宇就到战地党政委员会做了中校视察员。
段伯宇向周怡汇报：李济深不大在公开场合讲话，但私下里说过：看来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而且他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搞摩擦。
段伯宇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注。一天，周怡通知段伯宇：“周副主席要见你。”
“那时，我父亲刚刚入党，做地下工作更是新手。周副主席和父亲谈了一个上午。”段毅才说，他理解周副主席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三点。
“第一是‘量体裁衣’，给我父亲的工作定了位。”周恩来理解段伯宇要上前线杀敌的心情，教育他说：重庆这里也是第一线，你就留在重庆。周恩来要段伯宇充分利用父亲段云峰在国民党中的人脉关系，动员国民党上层共同抗日，并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
“第二是教给我父亲工作方法”。周恩来教导段伯宇要学习三民主义，学习国民党的《一大宣言》，“长长见识，也好取得他们的信任。 要用三民主义的语言来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周恩来对段伯宇提出了要求。
“第三是教给我父亲开展工作的策略”。周恩来特别叮嘱段伯宇：“白区工作困难多，要善于化不利为有利，并把有利因素变成现实。”当时党的地下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武装斗争”，段毅才说，他是从父亲身上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的。
随后，周恩来就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做了具体指示，最后还鼓励段伯宇大胆工作，“不要怕犯错误，犯错误也能锻炼人”。
与组织失去联系并失业
“门外汉”考入陆军大学
1939年底的一天，周怡告诉段伯宇：他要去西北出差，暂时停止联系，以后他会来找段。可是周怡这一去就再无音讯。段伯宇久等无果，就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但均被告知周怡尚未返回，让他耐心待命。
周怡久无音讯，让段伯宇度日如年，而且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军委武官班学习时，才得知了原委。“有关部门告诉他，当时周怡回延安汇报工作，途中翻车牺牲了。”段毅才说，“由于周怡与我父亲是单线联系，所以我父亲当时真是一筹莫展。”
祸不单行！段伯宇与周怡失掉联系后，“战地党政委员会”也被蒋介石撤销。段伯宇又一次“失业”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正在为难之际，陆军大学特七期开始招生。
陆军大学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学府，其招生标准也较高：必须是团级以上军官，而且要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毕业等条件。可是段伯宇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军校文凭。
段伯宇通过32军的王启明（解放后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是地下党员，但段伯宇与王彼此并不知情）终于搞到一个文凭，并通过军令部的审查而获准报名。
陆军大学的考试是“三榜定案”。笔试包含国文、政治、军事、外语等。这对于上过大学的段伯宇来说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还要考军事科目，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军制、野战条令、射击规范、实兵指挥等，但他对此完全是门外汉。
“父亲为了考上陆军大学，就请爷爷、二叔给他补课。”段毅才说，因为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军事教官。在父亲和二弟的帮助下，段伯宇每日苦练、苦背那些考试科目，还跑到空河滩上练操练口令，最终在三四百名考生中，经过三榜定案，段伯宇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陆军大学特七期录取。
在陆军大学的两年半期间，段伯宇一边学习，一边开展工作。他利用同乡会、京剧社、聚餐、讨论问题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摆事实，讲道理，启发、团结了一批正义的同学，此外，还包括他的弟弟段仲宇。
补白
段仲宇——
“比联勤总司令
还大的上校”
弟弟段仲宇比段伯宇小10岁，是国民党军队内的“少壮派”，也是被寄予厚望的一颗“新星”。他1930年11月考入中央军校第九期学习，1934年毕业，1939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十七期，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入印度，任驻印度总指挥部军务处科长、处长，同年回国，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上校参谋。
段仲宇所在的“侍二组”，虽然人数不多，但承办的业务几乎囊括了庞大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所有重大事项。当时，凡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需要报呈蒋介石的大事，公文都要先送到段仲宇的手里，由他签注意见后再呈报。蒋介石批示后，也是先发到段仲宇手中，再由他用代电、电报、信函等通知联勤总部。所以，当时有人戏称，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
弟弟推荐哥哥进入侍从室
蒋敲着脑袋连说三声“好”
1946年初的一天，段伯宇和段仲宇兄弟俩促膝相谈，段仲宇问大哥毕业后的去向，段伯宇表示，想回河北老家开展工作。段仲宇则建议他到总统府侍从室工作，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
可以说，蒋介石的侍从室在当时是中国最重要、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它是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进入侍从室的人可以说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1946年初，段仲宇因工作调动要离开侍从室时，侍卫长俞济时要他推荐人来补缺。段仲宇就说：“我大哥段伯宇适合这一工作，他是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员，名列第七，是上校军衔，即将毕业，又是老大学生，文字能力和组织才干都好，还懂外语。”
当时，俞济时正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听段仲宇如此一说，对段伯宇的出身、学历、成绩等各方面都非常满意，于是把段伯宇的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
1946年3月10日，陆军大学特七期毕业，蒋介石参加了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蒋介石召见了段伯宇。
此时，蒋介石正在后台休息。他询问段伯宇的家庭情况，当证实了段的父亲是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第四期的学生后，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敲着脑袋说了三声“好”。他想起了这位老同学。
几天后，段伯宇被调到侍从室（后改为军务局）第四科，负责情报工作。
进侍从室至少要符合三个条件：一看出身，最好是陆军大学毕业；二看籍贯，浙江籍优先，最好是奉化人；三看保荐人，要和蒋介石关系较近才行。
“而蒋介石之所以选择我父亲这个北方人，可能是蒋想拉拢北方籍军人，因为我爷爷在北方军界还有影响。”段毅才说。
情报科掌管着全国各地的军情报告，每天都有大量的机密情报从各个系统报上来。段伯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做过很多有利于党的事情，包括策划安全路线以掩护我东江支队转移、拖延公文运转时间以掩护王启明率军起义,巧妙说服关键人物以释放地下党员万鹏（我苏北兵站负责人）等。
掌握武装等待时机
避免南京版“西安事变”
1947年，段伯宇被擢升为少将，并接任第四科科长。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正为和平建国而展开谈判，政治协商会议也刚召开不久。蒋介石却悍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军，内战由此爆发。而国民党内部相当一批有识之士却真诚希望和平建国，不愿再打内战。
“这一时期，父亲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找党，二是组织他在陆大的同学抓军队。”一天，段伯宇发现自己的办公室里居然就有大量的中共中央文件。从此，他就堂而皇之地学习起这些文件来。由此段伯宇明确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方向：在蒋介石军队内部建立一条地下战线，将武装的反革命策反过来，使之变为反对蒋介石的革命武装力量。
于是，他把想法告诉弟弟段仲宇。此时的段仲宇已经从一个国民党的“标准军人”转变为积极追求真理、向往共产党的爱国进步军人。他非常赞同哥哥的想法。
段伯宇还有意识地接近他在陆大特七期的其他同学，这些人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担任着一定的职务。如万建藩，时任南京卫戍副司令；贾亦斌，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副局长；刘农畯，伞兵三团团长；宋健人，63军参谋长；宋光烈、王海峤等人。段伯宇要争取他们共同反蒋、反内战。
1948年11月底，贾亦斌听到内部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将南迁广州，准备以长江为界，和共产党“划江而治”。于是贾亦斌把可以交心的陆大同学召集到他家讨论怎么办。他的家在南京上海路干河沿，所以这次会议也被称为“干河沿会议”。
贾亦斌提出在南京把蒋介石抓起来，搞一个“西安事变”版的军事政变。由于意见争执不下，大家决定“听听伯宇同学的意见”。段伯宇谈了三点意见：一是敌我力量悬殊（大家掌握的兵力只有一个伞兵团加几个排），一旦举事，有如以卵击石，不仅功亏一篑，反而暴露自己；二是反蒋是革命行动，但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动，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盲目行动；三是要抓部队，要尽可能多地掌握武装，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随后他们讨论了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除了刘农畯已经是伞兵三团团长以外，贾亦斌由预干局长兼任了预干总队长，宋光烈联系上了96军和106军的军长，段仲宇当上了上海港口副司令，管铁路运输和汽车团，还联系上了江苏省保安总队长齐国榰，王海峤当上了工兵四团团长……由此形成一条西起芜湖，东至上海，南至嘉兴、杭州的地下战线。“父亲以冷静的判断避免了一次无谓的冒险。”
时隔半个世纪后，已年逾八旬、时任“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的贾亦斌谈起段伯宇时说，他之所以参加革命，段伯宇对他的影响很大。
苦寻八年终找到党组织
和盘托出可靠策反班底
“开完干河沿会议，我父亲激动得睡不着觉。他觉得这就是‘把有利因素变为现实’，周副主席交代的工作终于可以实现了！同时他又有些‘心虚’，因为他感到任务太重，怕承担不了。”在此期间，段伯宇派郭蕴章与“三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并约定了联络暗号，可惜未能实现。但苍天不负有心人，段伯宇苦苦寻觅了8年，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1948年底，策反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段伯宇就以治疗肺结核病为由，办理了病休手续，到了上海。他通过已是共产党员的表弟温尚煜向乔石同志报告，联系上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
这时的段伯宇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与张执一同志初次见面，段伯宇就把一套成熟的策反班底和盘托出，完整地交给了党组织。这套班底可靠度之高，军兵种之多，潜在爆炸力之大，据有些领导同志回忆，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它囊括了陆军、海军、伞兵、辎重、港口、工兵等多军、兵种。”段毅才补充道：“这些部队真正做到了‘想让哪里打响，就能在哪里打响；想在什么时候打响，就能在什么时候打响’。”
策反蒋介石嫡系
成功率百分之百
张执一指定由李正文同志与段伯宇直接联系。1949年2月，李正文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决定——段伯宇同志在失掉联系以后，继续独立工作，做了一定的工作，决定恢复其党的关系。同年4月初，李正文通知段伯宇：组织上批准了贾亦斌、刘农畯、段仲宇、宋健人等同志入党。
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长江以北的地区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已推至长江北岸。迫于形势的压力，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上海局的任务是，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顺利解放京沪杭地区。段伯宇具体组织实施各项起义工作。
1949年春的一天，段伯宇去看望汤恩伯的参谋长，趁该参谋长临时出去的空当，段伯宇就利用他长期磨练出来的记忆力，将国民党江防地图全都背了下来，随即迅速转告地下党员艾毅根，由他再报告给了“三野”。
1949年4月6日，贾亦斌在已被撤职的情况下，经段仲宇掩护，带领预干一总队在嘉兴起义。随后，刘农畯率伞兵三团，乘段仲宇巧妙安排的登陆艇，于4月15日在海上起义，成功到达连云港。毛泽东、朱德为此发电祝贺。
预干一总队和伞兵三团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前者被称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子弟兵”、“太子军”，后者被蒋介石内定为逃台后的“御林军”。这两支队伍“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时，震撼了宁沪杭各方，国民党报纸这样评论：“其行动……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它们的起义，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军心，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渡江战役前夕，沿江驻防的96军撤离浦口，106军撤离皖南，没有卷入战役。
段仲宇则把自己的公馆提供出来作为中共上海局的策反工作机关。当上海地下党因国民党破坏而只剩一部电台时，他护送李正文转移电台，又把电台存放在自己家里，保证了中共上海局的通讯联络。他还巧妙地保护了上海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取得胜利。在解放上海时，他使大批机车滞留在沪宁线上，供解放军接收。段仲宇还受命配合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汽车团起义，使解放军能乘坐400辆美式大卡车追击逃敌。在此期间，当国民党几十万部队携物资南逃时，王海峤命令工兵四团将笨重的筑路机械梯次散布在衢州、南昌、衡阳等千里铁路线上，使列车无法通行。
……
蒋介石南逃福州时，得知是段伯宇策反了他的上述部队，就破口大骂：“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
“事实证明，经我父亲策反的国民党军队，成功率几达百分之百。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是必然的，地下工作、策反工作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段毅才说。
老将解甲
仍为祖国统一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先后在军委武官班、外交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之后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段仲宇解放后一直在解放军中任职，直至1982年以副军职离休。
段伯宇和段仲宇两兄弟离休后，仍与在台湾、在海外的袍泽故旧通信往还，为祖国的统一而继续努力。
段伯宇于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段仲宇于2010年10月7日在南京逝世。
在段仲宇的追悼会上，段毅才为叔叔献上了一幅挽联：“大隐于朝，谈笑中，化去他东南半壁；老将解甲，尺素里，撮合我兄弟金甌。”他说，这是对父亲和叔叔的共同悼念。
段毅才说：“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坚信共产主义，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做到国家统一，民富国强！”
辣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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