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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廖仲恺的少年生活/中日经济的历史对比无情有义
發佈時間: 8/29/2011 12:58:49 AM 被閲覽數: 69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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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来源: 无情有义2011-08-27 wenxuecity
 
 
 
 
 

 

 

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2011/08/27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1892年,25岁的蔡元培经殿试进士及第,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光绪帝师翁同龢称赞他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1894年春,蔡元培应散官试,被授职翰林院编修。

受维新思想影响,蔡元培屡屡向朝廷提出革新图强的建议,却丝毫没有被采纳。“百日维新”后,维新派人物遭到顽固派镇压。残酷的现实使蔡元培感觉到,需要培养一批年轻人,形成一个组织或团体,才有力量与清政府作斗争。基于此种理念,他弃官回乡,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

1900年夏天,蔡元培离开故乡前往上海,成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4月,蔡元培与蒋观云、章太炎等创办了中国教育会,他担任了会长。同年11月下旬,上海南洋公学因压制学生思想言论自由,发生了200多名学生的退学风波,学校当局将学潮的责任推到蔡元培的头上,说与他平时在学生中提倡民权有关。

出于对当局的不满,蔡元培愤然退出了南洋公学,着手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由于办学经费不足,他不顾儿子病重,外出筹款。他刚到码头,家人就来报信说儿子刚刚去世。为不耽误时间,蔡元培委托中国教育会的同事办理儿子的后事,挥泪登上了开往南京的轮船。经过他的努力,几天后便带着借来的6000元办学经费回到上海。他在爱国女学校开学典礼演说中阐述办学的宗旨时强调:“本校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

1903年初,杭州求是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南京江南陆师学堂等校学潮风起云涌,蔡元培给予声援和多方支持。他与蒋观云、章太炎等创办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积极开展爱国、反帝革命活动,师生平时高谈革命,言论极其自由。中国教育会还在江苏创办分会、学堂等,与爱国女校相互配合,共同反清,发展势头良好。

为反对沙俄入侵东三省,蔡元培还在章太炎等创办的《苏报》上撰写文章,揭露清政府的腐败专制。他指出:“中国人现在有家无国,应该造就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他还与上海反清人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创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声讨俄、日霸占东三省的罪行。与此同时,爱国学社还组建了抗俄义勇队,蔡元培剪了头发,身穿制服,天天与学生们在一起进行军事操练。这些活动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当局下令对其侦讯,蔡元培只好辗转青岛、绍兴、上海等地,甚至出走日本,其间仍继续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得知章太炎和爱国学社成员邹容被捕的消息,蔡元培义愤填膺。他认为: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采取暴力行动,才能推翻清政府。他参与组建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将爱国女校作为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组织暗杀敌人和革命暴动的机关,向高年

级学生讲授法、俄近代史和一些暗杀知识,并与陈独秀、章士钊等革命者在密室中学习制造炸药等武器,准备暗杀清廷大员。

1904年冬天,蔡元培与同乡陶成章等商定,将原来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组扩大为光复会,他当选了光复会会长,并吸收徐锡麟、秋瑾为光复会骨干,此后又吸收朱瑞、吕公望等一批人士为光复会会员,壮大了光复会的组织和力量。1905年10月,孙中山接见并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由于他在江浙沪一带声望很高,为光复会、同盟会组织的建设和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多年从事革命活动中,蔡元培逐渐意识到:对知识分子来说,必须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武装自己。要像孙中山那样,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观察中国的现象、解决中国的问题。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并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知识。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为未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从陈其美处得到消息,马上取道西伯利亚回国。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领导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叫《五旗共和歌》。次年1月19日,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设成健全国民的学校,并主持制定了中国史上最初的《大学令》和《中学令》。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3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倡导勤工俭学,希望借此依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青年到欧洲求学,开阔视野。

1916年,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临时约法》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纷纷回国。这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到上海。同年12月26日,49岁的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长。上任后,蔡元培即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努力改变北大的混乱局面。

 

 

 

亥革命先驱廖仲恺在广东惠州的少年生活

2011/08/28 

 中新社惠州8月28日电 题:辛亥革命先驱廖仲恺在广东惠州的少年生活

  作者 宋秀杰 李惠敏

  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的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身边最忠实的追随者,也是中国辛亥革命先驱。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中国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少年时曾回家乡广东惠州读过私塾,经历了人生中重要的阶段,尔后还在东江畔留下革命印迹。

  8月28日,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会长成晓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段廖仲恺鲜为人知的少年故事。


  “1877年4月23日,廖仲恺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具有浓郁客家文化氛围的家庭。”成晓军说,太平天国失败后,相当一部分客家人流亡海外,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正是在这一时期离开家乡广东归善县(今惠州市惠阳区)鸭子渡乡窑前村赴美国谋生的客家人。

  在廖仲恺孩提时代和少年时代,他经常聆听父亲讲述家乡惠州的山山水水及客家乡土人情,这使他从小就对惠州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时,美国正处于排华风潮,廖竹宾经常教育自己的儿女要爱国、爱乡,并注重用中华文化与客家文化教育影响年幼的廖仲恺,为此他把廖仲恺兄弟送到美国学校学习的同时,还将他们送到华人私塾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化典籍。这对少年时的廖仲恺有着极大的启蒙和教育作用。

  廖仲恺少年时曾经回家乡惠州度过三年的学习生活。谈起这段历史,成晓军认为这三年是廖仲恺人生中重要的阶段。据介绍,1894年廖仲恺父亲去世后,按父亲的遗言,17岁时的廖仲恺陪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灵柩回乡。不久,母亲也离开人世,在生活上廖仲恺只有依靠科考出身的叔父廖志岗。为了让侄儿参加科考,廖志岗安排廖仲恺在窑前村(今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幸福村)的私塾读书,并拜梁缉为师,攻读儒家经典。

  据悉,廖仲恺从小极爱诗书,当得知惠州与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有着颇深的历史渊源时,他渐渐被惠州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客家文化所吸引。期间,他留下不少墨宝与著名诗句。廖仲恺在惠州生活中不但刻苦学习,而且非常热爱劳动,尊敬长辈。至今,幸福村还流传着许多廖仲恺在学习、生活中感人的故事,被家长当作教育孩子的典范。

  在研究经史策论之际,北方传来甲午战争惨败的消息,这让廖仲恺醒悟到单纯研习国学不足以救国,于是前往香港研读“西学”。1897年,廖仲恺与同为左派的何香凝结婚,尔后夫妇二人赴日本留学。期间,廖仲恺结识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开始了革命生涯。

  据了解,廖仲恺曾多次回到家乡了解山区农村国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探讨国民革命大事,对惠州地区地方建设调研。1918年春夏之交,时任国民政府署理财政代总长的廖仲恺到东江上游林寨兴井村(原惠阳地区)考察山区农村工作;在他担任国民政府广东省长期间,他一直致力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害后,何香凝深知廖仲恺不但爱国而且还心系家乡,为此亲自护送廖仲恺的衣冠回到家乡安葬,并竖碑以示纪念。如今,在廖仲恺家乡惠州幸福村有位普通农民杨畅,自小以家乡有这样一位辛亥革命先驱而自豪。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负责看管、守护着廖仲恺的纪念碑,至今已有61个春秋。

  “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如今在惠州仲恺中学人们仍能看到廖仲恺生前给后人留下的诀别诗中的名句。据悉,为了纪念廖仲恺在惠州学习生活的日子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由惠州市委、市政府投资规划的廖仲恺何香凝纪念园将在今年动工建设。(完)

 

日经济的历史对比

 

来源: zhengcheng 于 2011-08-27
 

从古到今,中国共有三次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显而易见,从古代到清末,中国一枝独秀于东亚,曾占据世界GDP头把交椅、领先日本至少3000多年,即便甲午战争时,清朝的GDP也数倍于日本。而随着外强入侵、军阀混战、社会凋敝,中国的GDP不断下降,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日本GDP历史性地超过中国,改变了数千年来GDP弱于中国的局面。但是日本GDP领先中国的现实仅仅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就由于美国的战略轰炸而终结。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山下奉文中将宣布进攻美军命令,每一个将士都泪流满面,意识到同美国作战的后果。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在闻知偷袭珍珠港成功时,脸上显出失败的愁容。他认识到弱小的日本要与美国作战,简直是发疯。面对美军日益不休的空袭和打击,日本共损失50%的城市建筑、70%的工矿业、85%的军工业、90%的重工业、舰船和生产资料,共损失653亿美元,相当于1940年日本国家预算的十倍,导致经济倒退25年,使日本失去了再战的实力和信心,比军队损失更促使了日本决心投降。

不过,尽管中国比日本多打了三年内战,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远远超过中国。因为1949年新中国建国初期,饱经战乱的中国的GDP竟然相当于日本的两倍,由此可见战争对于日本经济的打击之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虽然中国人生活水平很低,但基本上安居乐业,比日本强出许多。

大跃进时代,“超英赶美”的口号激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就是因为不了解日本置之死地而后生,化腐朽为神奇,率先“超英赶美”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随着日本逐渐崛起,1960年GDP与中国持平。此后几年接连上窜,连续三年超过传统老牌欧洲强国,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日本经济鼎盛时期,中国经济规模只不过是日本的11.7%。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亿元,2008年跃升至300670亿元。三十年间,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升至全球第三位。2006年,中国赶上了英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中国正在逼近日本!

按照中日两国增长速度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已是不争的事实。连日本内阁也坦然承认:“目前可以基本肯定,2010年日本将被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越。”而在许多具体经济领域,中国早就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乃至跃居世界第一。不过,众所周知,两国经济具体情况仍有很大差异,中国人均年收入只有3800美元,这和日本相差很远。

2009年12月24日,《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分析评估,位居第二的是日本,中国仅仅位列第七,这显然比单纯GDP差距更加明显,同样落后于日本的领域还有很多。我们看到,即便甲午战争时期中国GDP超过日本,仍然免不了落后挨打。因此,看GDP的数量也要看质量,既看GDP本身也要看其它诸多领域,这是衡量一个社会和国家是否成功的标准。

中国GDP三次超过日本的历程,是一部血泪史,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衰落和挫折。也是一部奋进史,更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奋进和复兴。以GDP第三次超过日本为契机,中国人需要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

 

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起源


 


2011/08/28 


海外视角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之间如何相融或者如何排斥的问题,这一矛盾和问题引申了当今中国社会其它诸多问题,而它的起源在于中国的改革。中国改革的逻辑起点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和进程是转向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由于计划与市场体制各自具有完全不同的逻辑和运行规则,所以要融合计划与市场于一体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实际过程中更多体现了计划与市场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导致二元化社会结构的产生。

目前世界上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只有两者的混合,混合体制与二元化社会结构产生于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修正。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想象力,竞争机制导致科技的迅速进步,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导致人类财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它彻底改变了世界。其次,资本主义主张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应该不存在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利己主义,正是这种利己主义引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财富的激增,同时利己主义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转化为一种道德高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历史没有那么简单纯朴,而是充满尔虞我诈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二个致命弱点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体系,该体系不需要外在的政府干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经常发生故障。

那么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对剥夺者剥夺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根据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大家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了另一种经济危机的出现,即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混合体制和二元化社会结构的产生其目的是要吸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处,避免两者的短处,从而形成有效和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极度匮乏,于是人们寻找第三条道路,试图混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两者优点结合起来,形成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在欧洲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进一步被扩大,资本主义被代之于国家福利主义。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也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

那么混合体制与二元化社会结构是否能避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短处,形成有效与平等的理想社会呢?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者市场与计划体制各自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所以混合体制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的矛盾性与不稳定性。首先,就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讲,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所以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他们只知道拆开机器,不知道如何再安装。但是凯恩斯主义马上反驳道,如果政府不拯救,我们都将完蛋,面对危机和毁灭,人们更多选择逃亡和拯救,而不是创造性毁灭。其次,就中国来讲,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在期待,2004年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与最低收入10%的家庭财富差距是32倍,到2009年,该财富差距达到40倍。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中国正在染上资本主义的毛病即不平等与有效需求不足。最后,混合体制与二元化社会结构体现了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性,而不是两者的融合性,比如中国目前面临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市场主导,还是回归政府主导等等,都是两种体制混合的必然矛盾反映。

效率还是平等?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效率,就要牺牲平等,要平等,就要牺牲效率,不可以两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显然都不是,因为它们都有自己固有的毛病,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共享苦难。所以理想社会模式只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而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今世界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只有两者的混合。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体制的内在逻辑矛盾和不相融性,导致混合体制与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性与不稳定性,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性与不稳定性,无疑将继续困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同时也将决定世界上各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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