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雨巷】朗诵: 高歌低吟，文: 10pm

半岛晨报　

　引子：剧中顾顺章有演绎

　　通过诸多电视连续剧，对于顾顺章其人，观众大致有这样的印象：上世纪30年代初，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的多个秘密机关，导致中共的地下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电视连续剧传递给观众的这个信息是尊重史实的，不过，电视剧中纷繁的细节，则多少有演绎的成分。抛开演绎的成分，让专家来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顾顺章。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罪恶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近年来，随着新的资料的出现，对顾顺章其人，又有了更多的认识。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副总编辑吴基民，曾撰文详细讲述了顾顺章叛变后留给人们的四个谜团。近日，吴基民将这四大谜团，一一道来。

　　顾顺章被捕的真实情况

　　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中共党史学教授马洪武告诉记者，在最近热播的多部电视剧中，都有以顾顺章为原型的人物角色出现。“虽然电视剧中不一定就叫顾顺章，但是稍微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以顾顺章为原型的。 ”

　　真实的顾顺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马洪武教授向记者作了简单的介绍。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组织中央特科，由周恩来负责。中央特科下辖四个科，一科科长洪扬生主管总务、二科科长陈赓主管情报、三科科长顾顺章主管“红队”、四科科长李强主管通讯。

　　三科科长顾顺章，很年轻，很有本事，也很能干，曾屡立奇功。比如，1929年11月，他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由此可见顾顺章培养的特科人员，身手确实不一般。

　　1931年春天，周恩来派顾顺章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成功护送张国焘后，顾顺章不顾周恩来的反对，留在了武汉。顾顺章在武汉逗留期间，还化名化广奇跑去表演魔术。在一次表演时，观众中有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叛徒告密后，顾顺章被国民党武汉侦缉处逮捕。被捕后，顾顺章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对于更多的情报，他却不肯讲。他提出：不要走漏任何风声，当即用军舰送他到南京面见蒋介石。

　　武汉方面并没有听从顾顺章的建议，而是先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连发六封密电。当天是4月25日，恰逢周末，徐恩曾去上海度假，电报落在了他的主任秘书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的真实身份是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接到第三封电报时，他拆开电报。译出电文后，他大吃一惊，旋即派女婿赶往上海，通知中央特科的同志。

　　由于及时得到了消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机关的领导人都撤离到了更加隐秘的住所。但是，由于时间仓促，中共中央来不及转移的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800多人。

　　谜团1

　　顾顺章是否向国民党隐瞒了许多机密

　　通过研究最新发现的资料，吴基民认为，顾顺章叛变后，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据《中国共产党史稿》记载，顾顺章在被捕后有这么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之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披露：“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

　　一方面穷凶极恶地带着特务去诱捕蔡和森，一方面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或许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团！

　　谜团2

　　陈赓为何拜访顾顺章彻夜长谈

　　顾顺章叛变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徐恩曾委派亲信王思诚任顾顺章的秘书，以便监视。

　　由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在顾叛变后被镇压，于是，徐恩曾就委托王思诚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作后妻。王思诚托手下帮忙，为顾顺章物色了南京姑娘张永琴。张永琴在顾顺章死后，组织了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将顾顺章的女儿抚养长大。改革开放后，她曾接受过吴基民的采访。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4月，19岁的她正在读中学，经人介绍与26岁的顾顺章结婚。婚礼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徐恩曾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徐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

　　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化装，通常是戴一副眼镜、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容貌大变。

　　顾顺章当时已经萌生退意，他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一些同为共产党叛徒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他还用手头的钱，买了一些古董，足足装了两大箱，只待时机一到就去上海开古玩店。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据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

　　陈赓与顾顺章谈了什么？这大概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二个谜团。

　　谜团3

　　顾顺章在日本究竟做了些什么

　　顾顺章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被保镖出卖，将他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顾顺章与徐恩曾大吵了一场，随后被安排住到了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安品街70号。

　　徐恩曾与戴笠，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但两人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徐恩曾的中统逮捕顾顺章立下了大功，戴笠非常眼红。与此同时，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答应，心里却非常不快。现在顾顺章给戴笠的密信被徐恩曾拿到，他非常恼火，曾当面威胁要枪毙顾顺章。顾顺章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

　　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不久后，徐恩曾在城南甘露寺5号为顾租了幢独进独出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监视。 1934年4月末，徐恩曾还安排顾顺章去日本休息养病。

　　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但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为了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女儿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南京。

　　顾顺章在日本近5个月时间，他干了些什么？从未见到任何资料披露过，这又是历史留下的一个谜团。

　　谜团4

　　蒋介石为何下谕枪决顾顺章

　　据张永琴回忆：顾顺章回南京不过两个星期，10月2日吃过晚饭，被徐恩曾派员接去谈话，从此一去不返……

　　关于顾顺章的死，一些特务头目是这么回忆的：据中统特务头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在上海召集旧部聚会，酒足饭饱后抨击国民党，并表示要建立新的党派。顾顺章的这番话被人告诉了徐恩曾。顾顺章知道后，认为自己在徐手下，一条命早晚要被送掉。于是便派张永琴与戴笠暗中联系，不料此事又被人出卖给了徐恩曾。徐随即下令将顾顺章关押起来。据说顾顺章会魔术，会催眠术，怕他逃脱，在押往苏州反省院途中，还用铁链子穿在他锁骨上。

　　据在武汉抓获顾顺章并亲自安排将他解押到南京的大特务蔡孟坚在晚年撰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讲：“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 ”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也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他写道：“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1935年春，徐恩曾向蒋介石报告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 据《现代快报》报道

　　顾顺章叛变后的主要留居地点

　　1931年5月起，住南京城南双塘巷。此住所由中统负责人徐恩曾提供，徐委派亲信王思诚做顾的秘书，实际是为监视他

　　1932年4月起，住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与南京姑娘张永琴结婚后搬到这里，在这里他深居简出，常常发牢骚埋怨国民党腐败，并萌生退意，想到上海开古玩店

　　1934年初，住南京安品街70号。由于与徐恩曾关系交恶，顾顺章被迫搬到这里，此处由中统特务严密看管

　　1934年春，住南京城南甘露寺5号。徐恩曾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特地为他租了这处独进独出的小屋

　　1934年4月末起，住日本东京，游览了京都等地。这是徐恩曾为进一步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特地赏赐给他的休假

　　1934年9月，住南京城南甘露寺5号。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不得不从日本回到南京，他似乎已预感到不测

　　1934年10月2日，被徐恩曾派来的人带走。随后，被押往苏州反省院，在押送途中，还用铁链子穿在他锁骨上。不久后又被押往镇江

　　1935年春，被枪毙于镇江某处。枪决顾顺章的手谕是蒋介石亲自下达的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被窃听的中国政要   2011/08/29

历史学家茶座　　 　　编者按：在中国政坛，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去莫斯科访问，其下榻的别墅就被安装了窃听器;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就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窃听器竟然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1961年4月26日晚，杨尚昆——这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高级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正在河北调研的他突然接到中办电话，要求其火速回京。于是，谜团乃至恐慌在这位中共元老的心里展开。 　　谜底在一天后被揭开。这就是震动中央高层的“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窃听的对象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巴人所着的《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一文中有如下记载：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主席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当服务员离开后，恰遇专列上另一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随后，那位工作人员展示了装在专列上的录音设备。 　　服务员转身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人士大发雷霆。“秘密录音”就这样闹大了。 　　4月27日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邓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当晚，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做了说明。此后则是连轴转，找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王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智(时任毛泽东秘书)、罗光禄(时任毛泽东秘书)、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问情况、写报告。 　　“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此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和中央领导的讲话。 　　录音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他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人汇报过这个建议。杨尚昆同意了这个做法。 　　最初，毛泽东也认可了被录音。但他对叶子龙表示：“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有些会议，中央领导是不愿意录音的。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 　　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针对录音，杨尚昆也谨慎了许多。 　　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去的?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王光美解释了这起事件的原委。 　　原来为了让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对录音话筒不那么排斥，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得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至于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 　　不过在巴人的文章里还提到两个与“录音”事件相关的细节，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办。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所以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到现在尚无定论。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 　　相比这起颇受争议的窃听事件，在“文革”特殊的10年里，真正的窃听确实存在。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叶剑英，都曾谨防“隔墙有耳”。 　　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李先念家，同李商量如何扳倒“四人帮”。华国锋请李先念去见叶剑英，问一问他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隔了两天，李先念去到西山叶帅处。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曾撰文将父亲与叶帅的密会场景还原—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但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一个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此人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这场犹如电影特写镜头的会面为“四人帮”的覆灭打下基础。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隔离审查。当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邓小平正处于“禁锢”状态。他的女婿贺平带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因担心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在中国政坛，还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 　　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就曾遭遇窃听。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但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之后，苏联方面的表现并不热情，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担心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会影响到苏联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签订新条约态度冷淡。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行程时也颇多怨言，“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和他(指斯大林)吵得很厉害”。 　　而当毛泽东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但正史中并未披露安装窃听器的细节，只是在一些论坛上可以找到“此事与赫鲁晓夫有关”的简单解释。 　　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循着窃听缆线，中方安全保密组人员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全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方与英方开始就香港回归祖国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斗智斗勇，还不时玩一把“窃听与反窃听”的游戏。亲历香港回归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就提到，香港回归前期的筹备工作大都是在深圳进行的，因为“新华社在香港跑马地的工作地点不那么安全，许多地方被安上了窃听器”。 　　1984年7月，英方谈判代表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一名叫做杰弗里·豪的代表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屋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对此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但中方似乎并没有窃听来宾的“嗜好”。在美国因“水门事件”(在政治对手住处安装窃听器)而引咎辞职的第一位总统尼克松，首次破冰访华时亦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曾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的熊向晖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谈。他说，毛泽东特别指示：中方不安窃听器，也不搞录音。 　　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2002年初，媒体曝出江泽民的专机被检测出有27个监听器。此专机系从美国购买的波音系列，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空军一号”计划的流产。 　　购买这架飞机的消息，是在2000年7月由新华社对外公布的： 　　“日前，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已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在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签署了一架波音767-300er飞机的购买协议，此架飞机经过进一步改型，安装贵宾舱后，将作为中国的‘空军一号’，成为中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就在中外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空军一号”何时首飞之际，中新社发文称，中国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制造、准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专机的波音767型飞机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新华社也报道说，该架波音767飞机，是中国政府向波音公司购买，然后送到美国圣安东尼奥机场，由数家飞机工程公司进行内部装修。 　　装修工程于2001年8月完工。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中新社报道说：“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绝非在普通商店所能买到。” 　　此后，有关这架波音767-300er专机的消息就很少了，中国“空军一号”再无人提起。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回应此事时说，“如果确实有人要对中国搞窃听的话，我要说的是，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对中国进行窃听是没有必要的”。 　　此事发生之际，正值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准备访华。但“窃听”并未影响到当时的中美关系。一个月后，小布什如期会见了江泽民。 　　2005年，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完毕，有美国记者就窃听一事发问，李肇星答道，“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文章主标题为《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作者巴人，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

关于中国特色的一些感觉   2011/08/29

关于中国特色的一些感觉　　 　老汉我在这特色中国生活了30多年，30多年来，几乎天天都能听到有人在高喊“要坚持中国特色毫不动摇” ，但是，至今却并没有人明确而具体地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我既然是人，而非猪，自然就不能像猪那样“不管黑猫白猫”“ 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的吃饱了就睡吧？我总得想想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吧？咦！有点奇怪，如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不管黑猫白猫”“ 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好像就有那么一点“毫不动摇”的味道嘛！也许这些就是中国特色的组成部分吧？　　 于是，我又在想：所谓特色，顾名思义，那就应该是有点奇怪、有点与众不同吧？所谓中国特色，顾名思义，那自然也应该是中国独具、外国绝无吧？顺着这个思路，我想啊想，终於，我首先想到了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修正主义国家除外），无不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核心，无不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无不将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无不将工农大众奉为国家的主人。然而，唯独当今中国却公然放弃阶级斗争，公然全力推行私有制，公然让资本家入党作官，公然将工农大众致于弱势群体地位。　　 这里，我提请大家特别注意：当今中国的这四个公然，既不符合共产党的党章，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然而，30多年来它们却能横行无忌，这奇怪吧？这特色吧？　　 其次，我还想到了以下几个奇怪现象：　　 ①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这样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而，非常以右派而自豪的并且还非常被主流精英的茅于轼先生却说：【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众所周知，总书记胡锦涛的这段话并没有在当今中国的官员队伍中引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风气，而右派分子茅于轼的这段话却实实在在的在当今中国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污蔑和攻击毛泽东的恶浪，从而以致某些官员公然阻止人民群众纪念毛泽东的活动，甚至还要将人民群众自发设立的毛泽东纪念馆冠以“非法建筑”的名称而强令拆除。　　 试想，这奇怪吧？这特色吧？　　 ②众所周知，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在全国开展共产党先进性教育，而某些人却纵容袁腾飞利用视频媒体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进行“共产党几十年就没有干过人事”的教育。（笔者注：利用视频媒体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教育的内容，事先总得先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吧？那么，既然这有关部门审查通过了袁腾飞的这个教育内容，我说某些人纵容袁腾飞，这总不能算作过分吧？）　　 试想，这奇怪吧？这特色吧？更奇怪、更特色的是，这有关部门和袁腾飞至今却仍然属于当代精英之列。　　 ③众所周知，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号召在全国开展“八荣八耻”的教育，然而，一位特别大的官员却在一次民营企业家年会的祝酒词中这样说：【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是在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的撞击过程中成长的，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民营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失败。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　　 于是，对于原来的共产党人来说，最原始最丑恶的资本家，如今竟然就神奇地变成了新生事物的民营企业家；才历时未满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管理模式，如今竟然就神奇地变成了传统的旧东西。此始，中国便大大加快了私有化的进程，便千方百计地纵容着剥削和压迫，便从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几乎彻底抹去了“羞耻” 二字。　　 试想，这奇怪吧？这特色吧？　　 ④众所周知，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之争，从来都是寸土必争的，然而，唯独当代中国的某些人却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而这个策略施行的实际结果呢？却独独只有他国独霸、他国单独开发、单独受益，中国仅仅只有口头抗议而已。　　 试想，这奇怪吧？这特色吧？　　 ⑤所众周知，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无不都在为着本国民族牟取利益，然而，唯独当代中国的某些人却不仅不惜将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资源挖光卖尽，不仅不惜将环境污染殆尽，不仅不惜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工资压低到最低极限，不仅不惜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也要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享受比中国国民更加廉价的生活用品，并且，还要“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地去购买美国的垃圾国债。　　 试想，这奇怪吧？这特色吧？　　 ⑥众所周知，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大凡正常的国家领导人，无不密切地关注着民生大计，然而，在我国当今的食品普遍非常不安全的情况下，我们的某些领导人一方面自己享受着特供食品，一方面极力保障参加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外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地诱导普通中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　　 试想，这奇怪吧？这特色吧？　　 ⑦众所周知，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实实在在地创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数以万计的亿万富翁级的致富速度，但同时也造成了数以亿计的广大工农民众和城市居民们，因为住房、医药、学费、食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成百上千倍的飞涨而生计唯艰。　　 试想，这奇怪吧？这特色吧？　　 这里，我想提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这数以万计的亿万富翁们的穷奢极欲与这数以亿计的广大工农民众和城市居民们的生计唯艰，讲究是什么概念和境况？是不是严重的两极分化？众所周知，连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都说“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然而，在出现了比邓小平所预想的两极分化更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的某些领导人却仍然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 ，这讲究是为了什么？这难道还不更奇怪、更特色么？　　 说到这里，也许有些人已经很不耐烦了：你罗哩罗嗦了这么多，中国特色的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简明扼要地说清楚这样几个问题：①为什么在这个中国特色的作用下，人民领袖毛主席当年为我们所培养的能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数以千万计的党员干部队伍，怎么转瞬间就变成了“如今用不着再看群众脸色办事了”的官僚阶层了呢？②为什么在这个中国特色的作用下，当代中国就会轻而易举地推行上述的四个公然呢？③为什么在这个中国特色的作用下，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上述三个号召就难以落到实处呢？　　 对于这几个问题，老实说，作为普通百姓的我，不仅是远远不具备回答这几个问题的资格的，并且，我也远远没有回答这几个问题的胆识。但是，我完全可以将自己对这个中国特色的感觉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人们的感觉是不应该被任何法律制裁的。　　 我觉得，似乎在毛主席逝世不久，这个中国特色便开始了。紧接着，人民领袖毛泽东便被犯错误了。由于毛泽东被犯错误了，所以，毛主席所培养的一大批能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队伍，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能够适应特色路线的“如今用不着再看群众脸色办事了”的官员队伍给取代了（笔者注：还记得“不换思想就换人”这句杀气腾腾的话么？有了这句话，也许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　　 我觉得，当代中国其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推行上述的四个公然，大约也是因为特色路线将毛泽东犯错误了的缘故。试想，倘若毛泽东不被犯错误，又有谁还胆敢去想一想这四个公然呢？诚然，这四个公然，既不符合共产党的党章，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但是，在这个特色路线下，连人民领袖毛泽东都被犯错误了，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作官了，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敢干的呢？　　 我觉得，自从这个中国特色以来，主流媒体喊的最多的、实行的最彻底的，大约莫过于“不管黑猫白猫”“不问姓公姓私”“ 不问姓社姓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向钱看”“不争论”“ 一把手说了算” “让资本家入党作官” 等一系列所谓什么理论、什么代表。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即是在已经被修改了多次的党章和宪法面前，也是难以站住脚的重大错误或罪行。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即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流媒体却依然高叫着要继续坚持这些东西“毫不动摇” 。试问，这是不是最大的黑白颠倒？试想，在黑白颠倒的情况下，胡锦涛总书记的上述三个号召又怎么会落到实处呢？　　 最后，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老实说，我衷心希望自己以上的一些想法和感觉是错误的。倘若果真是错误，我非常希望受到主流媒体公开的批判，因为这可以教育更多的人。　 　 　秦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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