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共在大陆建政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这两位对中国现代史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就再也没有见面。但这 并不等于说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而是以“特殊方式”进行“对话”——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曾秘密接触。美国中情局 (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也证实了这段史实。

【新加坡记者担任国共“密使”】

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隔海相望”，但两人都不希望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台湾总统的意见，希望以此换来与蒋介石的沟通，试探和国民党当局接触。而蒋介石此时也有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想法。

据《内蒙古党史》记载，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试图寻找一个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后来被找到了，他就是新加坡 《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据该书描述，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 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共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工作，而是跑 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蒋介石命令长子蒋经国于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其中，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艘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湾，与其密谈如何由曹聚仁出 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 聚仁请去了台北。

大陆方面，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北京采访，受到了绝非记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周恩来年谱》，经由1956年7月 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讨论，当年7月13日、16日和19日，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

而在第二次接见中，周恩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 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于是，8月14日，“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便首度由曹聚仁所供职《南洋商报》向外发布出去。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 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1956年之行，拉开了曹聚仁近十年两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中共开出合作条件：台湾政权仍归蒋介石】

据历史学者范小方及毛磊所着的《国共谈判史纲》记载，在曹聚仁担任两岸“密使”的同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章士钊(他是1949 年参加过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也为国共接触而奔波。在此之前，章士钊曾带着中共领导人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 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

章士钊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许效炎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蒋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 (也是蒋的学生)。不久， 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协商。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

(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1.5万字的报告，交由许孝炎转给蒋介石。由于宋 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 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蒋介石向美国表态“宁为玉碎”】

另一边厢，曹聚仁也在国共两党之间奔波。据CIA的情报称，1957年2月，国民党的叛将张治中写信给台湾的军事统帅陈诚，表示希望国共和解之意，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过了一个月，曹聚仁写信给蒋经国，提出六点和谈建议。

同年9月间，曹聚仁又分别写信给蒋经国、黄少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俞大维(时任国防部长)，重提国共和谈建议。蒋经国把曹聚仁的信拿给美国官员看，并强调蒋介石永远不会与中共谈判的，还说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发生着名的“金门炮战”事件，曹聚仁来京的次数也就更多了。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 1949～1976》所述，1958年10月13日，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五十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告诉曹聚 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毛泽东在此次接见中的谈话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并于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 达给蒋介石。

同年10月，章士钊也写信给国民党的元老吴忠信，要吴忠信转告蒋介石——有一天美国会出卖蒋介石的，因为他看到“华沙会谈”的密件，美方已向中共建议以金门马祖交换中共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主张。CIA的揭秘文件称，这封信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60年元月，国民党的降将傅作义写信给陈诚夫人谭祥的妹妹，要求她转告陈诚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阴谋，以及中共绝不放弃台湾的坚定立 场。次年7月，曹聚仁又写信给蒋经国，告知中共有意以厦门和金门为国共之间的缓冲地带，并辟金、厦为自由港；1962年3月，曹再次写信给蒋经国，重提了 这项提议。但蒋经国却把信件拿给白宫看了，并表示将不予理会。

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蒋介石心存疑虑 国共和谈夭折】

到了1965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方面热烈欢迎。为此，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

《国共谈判史纲》称，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曹聚仁介绍了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 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 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持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和 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 京所接受；(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但美国则因为怀疑这六点建议是中共起草的，因此向台湾方面施压。

1965年10月间，河南籍的立委唐嗣尧曾在台湾立法院提出书面质询，唿吁国共再度合作，使蒋介石大怒，质询被收回销毁，而唐嗣尧也遭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

但让蒋介石产生更大疑虑的因素是，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至此，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再度搁浅

中国的竞争力是什么 2011/08/30

台湾经济日报社论指，两位大师，奈思比（John Naisbitt）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先后在台湾发表演讲，谈的都是中国；当然，也可以与台湾有关。 　　以谈“大趋势”着名的奈思比及其夫人桃乐丝指出，未来就是中美竞争。奈思比说，所谓的“金砖四国”只是个虚幻故事，未来十年一定是中、美分庭抗礼、双雄并起的局面。桃乐丝表示，在中国，可以感受到“开放的心胸”，美国则永远不会向中国取经，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是“说教”的社会，但中国则是“学习”的社会。她又说，世界竞赛规则已经改变，西方过去的财富主要是透过殖民、剥削而来，现在则要看国家竞争力。换言之，就是回归到竞争的基本面。所以，国家心态与行为应该要变得像“公司”。 　　桃乐丝以公司为喻，美国有一个执行长，却有两个董事会，一直在花力气想尽办法证明对方是错的；欧盟没有执行长，却有27个董事会，而且每个董事心里想的还不一样；相对来说，中国只有一个执行长，一个董事会，一旦拍板定案就贯彻执行。 　　无独有偶，福山的演讲也与此有关。福山以《历史的终结》一书而扬名，这位日裔美籍学者当年在柏林围墙推倒后即指出，人类有关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历史正走向终结；冷战结束，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象征西方阵营的最终胜利。福山的论点对解释现象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引发一些争议，特别是冷战结束迄今为止的20年，所谓后冷战时期一些国家的表现，折射出福山的判断似乎过于武断，也可能失之过早。 　　福山日前在台湾的演讲，看来就是为他的“历史终结论”做出修正。福山以东亚地区民主发展为主题指出，东亚民主发展的弱点在于社会欠缺制衡力，不具责任政治的传统；欧美则是制衡太多，甚至是过度制衡，影响政府的决策。就此而言，他与奈思比及桃乐丝的观念相当接近。妙的是，他也以公司治理比喻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他说，中国政府由上而下，层层控管，显示威权政府推动政策效率高；但他也说，过多的制衡虽使决策受限，但不能否认民主的价值，因为透过民主程序，决策速度虽慢，但通常能做出最好的决定。 　　福山的论点，很容易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中找到例证。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速铁路，不但车速快，发展速度也快，这即是威权政治的效率。然而，高铁的腐败与出轨事件也同样证明了威权政治的缺失。正是“成也威权，败也威权”。 　　很明显，“历史尚未终结”，因为一个更完善、有利于竞争力与经济的政治体制仍有待探索；欧美模式的制衡民主政治与中国模式的威权政治，似乎各有优劣。奈思比夫妇所言，更多的是看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弱点与中国威权政治的优点；福山则从过去（写《历史的终结》之时）更多地看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点，到今天似乎可以更平衡地比较欧美与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长短，说明未来全球面对的共同的挑战课题，是如何将两种体制成功地通过扬长补短来修正。 　　于是，我们就可以谈到两岸关系了。在政治体制上，台湾无疑是更多地接近西方模式，自然也因此拥有西方模式的优点与缺点，效率略低，但风险与问题也较少。如果桃乐丝的观点可供参考，未来世界的竞赛规则是比竞争力，各国竞争力又取决于各“公司”的决策体制，那么，“台湾公司”与“大陆公司”之间，“中国公司”与“欧美公司”之间，如何撷长补短，就成了两岸及全体人类共同的历史作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