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中心主任李伟近日表示，恐怖袭击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对于中国而言，东突势力可能会制造出极为轰动的恐怖案件。所以，公民有责任进行配合国家进行反恐活动。

据《环球时报》9月1日报道，反恐看起来是一种国家行为，但在微观上，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最近北京、上海等地加强机场安检引起民众极大反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人抱怨反恐给普通百姓带来诸多不便，也有人认为反恐就应该像美国那样“铺天盖地”。

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中国反恐既要适度强化，但也不必上升到美国那样全民反恐的态势。

首先需要了解恐怖主义的几个递进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是恐怖分子通过对无辜百姓制造惨案，放大自身主张。其次是他们的人数极少，正因为如此，用其他方式不足以产生影响，恐怖分子才会采取极端血腥的方式引起注意。美国“9·11”恐怖袭击就是个典型案例。这和传统威胁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上人们以行为体人数作为判断其危害的主要方式，但恐怖主义造成的危害与自身人员不成比例。

基于以上两种特性，恐怖分子一方面力量薄弱，另一方面寻求轰动效应，必然会想尽办法寻找社会的薄弱环节。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的薄弱环节必然越来越多，交通枢纽、民用航空等都非常容易遭受袭击。

在和平时期，恐怖主义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在没有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民众会觉得恐怖袭击很遥远，但一旦发生，对公众心理上的打击及其产生的示范效应都难以估量。如果没有奥斯陆惨案，人们会觉得挪威是一个天堂般的国家，谁也不知道恐怖分子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动什么袭击。

就中国而言，最直接、现实的情况是，东突势力只是极少数的一小撮人围绕自身政治目标而组成，他们不代表任何民族和宗教。但即使是这一小撮人也可能制造出极为轰动的恐怖案件。一旦发生极难弥补，所以反恐应多点防患未然，少点亡羊补牢。

在现阶段，民众的配合尤其重要。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和平、稳定状态，民众习惯于这种安宁的环境，一旦在安全检查等方面稍作收紧，民众的不适应和抵触情绪可以理解。中国社会需要形成一个共识，即一切的社会发展和活动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坚实的安全基础，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国民应当认识到，国家反恐是对每个公民生命财产负责任的做法，公民有责任进行配合。

在这方面，西方的反恐经验，以及对反恐习以为常的西方民众的做法值得借鉴。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不同，一味照搬照抄并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中国恐怖主义威胁的严重程度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周边很多发展中国家。应该说，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安全的环境功不可没。现在中国发展仍应围绕经济建设进行。因此，我们更要确保现有的和平环境不被恐怖主义所破坏。但又要避免造成社会恐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国必须科学地评估自身反恐形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反恐，既减少给群众生活带来困扰，又能防止恐怖袭击的发生，将二者有机结合才是有效的反恐之路。

人民日报道个什么歉？ 2011/09/01

黎明 贪官外逃为何一笔糊涂账？ 　　致歉，却不是致歉方的错，这种事也不是没有。8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个“致歉声明”见诸网络：7月26日“焦点关注”版中作为背景刊登的《中国加大追逃力度 一批贪官罪嫌遣返》一文，其中引用的有关外逃贪官、携走资金金额的数据有误。经核实，中央纪委从未发布过此类数据，此数据来源于网上未经确认的不实消息，造成对读者的不负责，也影响了报纸的公信力。 “致歉声明”文字欠推敲，比如“来源于网上未经确认的不实消息”一句，既然“未经确认”，那就有“属实”和“不实”两种可能；你没确认，怎么可以确认人家“不实”呢？ 让“海外版”屈尊致歉的数据在这里：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资料估计，中国目前有4000多名官员境外在逃。中纪委称，近30年来，外逃贪官携走资金达500多亿美元，平均每人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按这“致歉标准”，我也是个该道歉的。2004年写的一篇题为《反华势力击沉中国百艘航母》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该文就是引用“有误数据”展开的论述。现在看来，我和“海外版”犯了同一个错误，我是提前7年犯的错，他们是现在才犯错。实话直说，这错以及这道歉，冤。 这事缘起有年且乱七八糟，梳理起来有难度。“4000贪官、卷500亿美元”，这组数据最先出自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的报道，称数据出处为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题为《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过了近六年，到了2010年4月25日，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从未正式做过此类调查，也未发布过此类报告”。 接着，所谓的“谣言当事人”，“报告”的作者、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在博客中辟谣，称广泛流传的数据不值一驳，“不料如此荒谬的谣言竟然如此阴魂不散，还惊动中纪委两次通过驻商务部纪检监察机构向我查询”。梅先生说自己从未提到过这样的数据，在数据披露后他也曾有过试图更正。 有一个因素，不知和商务部多年间不予辟谣有无关系：2004年8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6月7日和14日，温家宝总理和黄菊副总理相继对名为《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的报告做出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国务院高层批示的那篇报告，正是《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的一部分。如果上报国务院高层的文本出自媒体之手，那么，文本中包含那组数据的可能性就很大。 引述、传播“失实数据”的媒体和作者多了去。用这组数据较早的媒体，有《新华网》（2005年8月15日报道）、《光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新闻网》、《新民周刊》等等。 梅新育先生称数据“惊动中纪委”，有三种可能：中纪委没掌握类似数据；有类似数据但相比之下出入较大；内部掌握数据或“经验估计”与此数相差不大，但疑惑他人数据出处或统计方法。总之，因某种原因，不好公开否定或肯定。 权威媒体报道中纪委动态时，曾多次引述“失实数据”，中纪委过去并未对此作出反应。如报道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2010年1月8日“透露”的消息，和失实数据丝毫不差，其中所说的“30年来”，前所未有，为那次报道的“独家之言”。对照一下，《人民日报（海外版）》那惹祸的数据，显然是引自这次的报道。 那几个数据可能不真实，但确实够权威——因许多权威机构和牛人的引述与默认而权威。这数据流行的原因不简单，或许，公众感觉它大概差不多，主流媒体、反腐学者乃至“业内经验”也觉得它比较靠谱？ 梳理媒体报道的官方消息、学者报告、官员著作，不完全归纳，对外逃贪官和卷款数据的说法，除了“最著名失实数据”，还有八、九种之多。最早的在2001年，4000人、50亿美元；人数最少的为检察院给出的200多，比公安部少五、六百人。 最高数据出自一份央行报告，其中引用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中国金融学会对这篇报告中的数据辟了谣，而这篇报告在该学会拟选论文的名单中，却位列一等奖第一名。 那组“著名腐数”虽被否定，但并不意味着该数据“过高”，“偏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把别人给出的数据全盘推到，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你扎实地调查统计过，并掌握了基本属实的数据，否则，就无法否定这否定那，辟这谣辟那谣。 搞清楚到底有多少在逃贪官、外逃款项多少，此事非常重要。这本是专业机构的基本职责、份内之事，此类数据也不可作为国家机密，长期容忍贪官外逃账一塌糊涂的状况，又究竟出自何种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