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不断囤地、富甲一方的中山崖口村最终遭到了求卖地暴富的村民的反叛，靠地租补贴的这个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制度保障。

崖口村保留下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实际上承担的保障功能要远大于生产功能。入社的社员基本都是村里出不去的相对弱势的人群。他们的种田收入远高于内地农民。

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土地被出售、财富平分到个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的地租。

2011年8月14日，崖口村的社员们在插秧。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祠堂门口，每天的出工通知和工分表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卖掉的土地上，新项目已经动工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2011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经历了十五任乡党委书记的陆汉满终于“下岗”了。

72岁的他是“被迫”下岗的。卸任前，陆在写给上级的信中总结自己在任期间干成的三件大事，头一件即是：搞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两件是围垦和建庙。

这个他几乎领导了一辈子的、位于伶仃洋畔的珠三角村庄——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在崖口，至今依然有一部分村民在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制”。

而三十多年来，当珠三角其他村庄几乎都走上了在土地种工厂的道路后，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却反其道而行：陆汉满不断围垦，把崖口村的面积扩大了6倍。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万多亩，光农业用地就达到了3500多亩，成为珠三角屈指可数的大村。仅地租收入，每年就超过1000万。围垦的土地陆续到期，租金收入也越来越高。

37年来，陆汉满为这个三千多人的崖口村积累的财富多达五六十个亿。

然而，在财富的分配上，笃信“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的陆把从围垦土地上获得的租金补贴给了参与“人民公社”制的村民。而这些仍然自称“社员”的村民基本上可以说是村庄的弱势人群——出不去的人。

社员们参加集体劳动，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一般有一万四到一万六，勤劳一些的，甚至可以挣到两万多，远高于内地种地农民的收入。

不过即使在最鼎盛时期，“社员”也只占崖口适龄劳动人口的约三分之一——整个崖口村适龄劳动人口大概有1700多人，参加公社劳动的，最多时也不过600多人。

其他的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出外做生意，他们的收入大多高过留守者。崖口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学生、现在在中山做律师的谭顺宁说：崖口保留下来的这套公社体制，实际上承担的保障功能要远大于生产功能。

然而，这个“乌托邦”或许正在消失。

随着敬畏土地、笃信土地能为子孙后代造福而坚持囤地不卖地的老村支书的离去，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土地被出售财富平分到个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的地租。

弱势村民的改良“公社”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

8月14日早上8点，52岁的程大妈来到崖口村东头的祠堂，大门旁边的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粉笔字：14号，八点半带桶仔秧地起秧，北山界出面吼下铺补秧。

这是今天的农活安排。程大妈带上斗篷，往只有村民们读得懂的目的地走去。田头，已经有几个早到的村民在等着队长分工。

程大妈们仍以“社员”自称，村里的生产，几乎全部由各个大队队长来安排。每天早上，队长都会在村民们活动的中心——祠堂门口，写上当天出工的地点、时间和具体事项，看到通知的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出工。

等到村民按规定时间到了出工地点，生产队长就会给前来的“社员”具体派活，为了改变磨洋工和任务轻重的差别，队长一般会将当天的任务按人头均分。以插秧为例，如果有八个人出工，队长就会将秧田分成八份，村民们通过抓阄来确定谁做哪一块。先做完的可以先走。

而工分的多少，则根据工作量由社员商量约定，比如，收割稻谷时，由于劳动强度较大，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00－150个工分；而平时打药、施肥等农活，每人每天则得到20个工分。社员们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重活还是轻活——当然，重活轻活对应的工分也不相同。

而每一个工分的分值，则与该队每年生产的粮食总量和总收益相关。在崖口，生产队生产出的粮食不是直接面向市场的，而是出售给村委会，由村委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比如，2010年，国家的粮食市场价格为每斤1.25元左右，但村委会的收购价格却达到1.77元，比市场价高出近50％。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由于各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可能不同，所以各个生产队每工分对应的分值也不相同。而社员之间，由于参加劳动时间完全由自己选择，有长有短，收入也会不一样。

2011年上半年，由于家里比较忙，程大妈只挣了2000多个工分，早稻收割之后，分到了4000多元，而她同队的社员，半年收入则在8000－10000元不等。

而入社村民们的口粮，可以按照市场价的30％从村集体购买，而这些粮食是村集体以比市场价高出近50％的价格从每个生产队收购来的。这些口粮许多家庭根本吃不完，村里也容许他们将吃不完的粮食转卖，赚取差价。

“一村两制”

崖口围垦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万，补贴到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高达600万－700万元，是用资本主义补贴社会主义。

村集体对大队粮食的高价购买，低价售出，保证了公社内种田农民的收入，但显然，这是一本只赔不赚的账——村集体所提供的高额补贴从哪里来？

用整个制度的创始人陆汉满的话来说，集体制度也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社会主义，也要资本主义。”而崖口的整个制度之所以能得以运行，恰恰是因为村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

与珠三角其他村庄相比，崖口拥有的资源优势可谓得天独厚。其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陆汉满的带领下，村民即开始围海造田，拓展疆土。

改革开放前村民逃港潮掀起之后，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这一工程被迫中止，而最初的围垦因为依靠的都是村民的肩挑背扛，进展也非常缓慢。

20世纪90年代，陆汉满再次带领村民围垦，这一次，他开始借助市场的力量——和一些大公司合作，由对方投资，围垦成功之后，村里再收取一定期限的租金，期满之后，围垦所得土地再归还给村里。

以崖口和中山市某公司1996年签订的一份围垦协议为例。所有的投资均由对方承担，合同期为18年，围成之后，头三年免租，第3到第15年，每亩仅收取100元租金，最后三年，租金继续优惠70％。但期满之后，该公司需无偿将围垦的土地交还村里。

这种方式发挥出巨大能量。1974年，崖口村的农业用地面积仅有5455亩，三十年后，面积扩大了6倍，达到了35000多亩。

这些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万元，最近两年，围垦的土地陆续到期，租金收入越来越高，这成为集体经济最重要的来源。

但在分配这些收入时，陆汉满却选择了向农业倾斜。据测算，崖口每年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到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高达600万－700万元，占到了集体收入的60％－70％。

出生于贫穷农民家庭的陆汉满，3岁时，父亲即病故。小学毕业后，他就开始参加集体劳动。此后担任过记工员、大队的会计、公社文书等。1974年，34岁的他调回崖口当村支书，此后便一直连任。或许与自己从小的穷苦生活有关，陆对劳动者有着天然的同情，他有一个理念广为人知，“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在崖口，参加公社劳动的，目前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年纪最大的，甚至有70多岁），他们一般缺少外出技能，文化层次偏低，农业往往是他们所唯一能从事的行业；另一部分则是外出打工失败，而不得不回村务农的村民（其中甚至不乏在外面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按照公社的规定，只要外出的村民想回来，公社就不能拒绝。这些人只需在年初和队长打个招呼，缴纳一百多元的生产工具费即可参加集体劳动。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城市化中的弱势人群。在中国急速向前的经济快车中，因为保障制度的缺失，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越来越边缘化，因而沦为城市贫民。

但在崖口，这一现象却好得多。52岁的程大妈告诉记者，往年正常出工，她一年能挣16000元左右，钱虽不多，但足够自己开支，“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出去找工没人要，只有种田，还能混口饭吃。”

程大妈的收入，在村中属于中等偏下水平。据东二队的一位村民介绍，在他们生产队，勤劳一些的，一年甚至可以挣到2万多。这已远远高出中国内地普通的种田农民。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老师郭亮到此调查后感叹，“崖口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庄，但它却是一个真正没有穷人的村庄。”

现实的选择

包产到户初期，崖口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户，已经是空心村的崖口，许多家庭可能连任务也完不成。

其实，崖口的村庄公社并非孤例。在中国，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村庄公社”是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它的领导者宣称，要把南街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其他类似的村庄还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深圳宝安区的万丰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江苏华西村等。这些村庄所走的道路大同小异，最终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但至今依然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完整保留公社基本体制的，却只剩下中山市的崖口村。

而崖口之所以没有分田到户，与其独特的历史有关。

崖口村位于中山市东南部，东濒珠江口伶仃洋，同香港隔海相望。改革开放后，广东出现了席卷沿海的偷渡潮。而崖口由于地利之便，率先成为了“空心村”。

恰在此时，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经验被推广到全国。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以农补工政策，上缴公粮的任务非常之重。自1974年便开始担任村支书的陆汉满介绍，崖口当年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户，许多家庭可能连任务也完不成。

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支持不分。但不分也要承担政治风险。讨论持续了半个多月，村民们最后还是举手表决——不分。

但如果继续照搬人民公社时期的体制，也肯定行不通——此前，这一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低效、磨洋工、吃大锅饭等。崖口要继续保留这一制度，就必须改变这些制度弊端。

一开始，崖口人也不知道怎么改，只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崖口应该全面开放，有本事的人，可以外出谋生，而留下的，则结成集体共同应对风险。

如今，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崖口已经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公社制度。

卖地终于压倒了囤地

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的补偿，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夜暴富。

然而，陆汉满一手营造起来的桃花源般的生活，进入1990年代后，却不断地面临着危机。

1978年，在安徽小岗村农民按着手印悄悄包产时，广东官员也冒着违法的风险迎来了全中国第一家外资加工企业——香港人投资的太平手袋厂。随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承接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浪潮的珠三角便迅速蜕变为“世界工厂”，把曾经的鱼米之乡推搡着送入了现代社会。

崖口，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几乎在太平手袋厂入驻东莞的同时，崖口也引进了中山市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但在短暂的尝试之后，崖口却做出了“退工还农”的选择。

回忆起那段日子，陆汉满仍不免唏嘘。20世纪90年代，由于来料加工厂在珠三角越办越多，外商选择余地日渐增多，崖口大队既要当经营者向外找外商和订单，又要对生产进行管理，赢利难度加大。据陆汉满回忆，当年共投资了两千多万，但每年收入最高的时候也不过两百多万。计算下来，刚好与利息相等。但不断增多的污染却让这位老人看到了工业的后患，他决定将集体力量从办工厂中撤出来，转而继续围垦。

于是，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走上了一条与周边乡村截然相反的道路：别村的土地在投资建厂中越来越少，崖口的土地却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越来越多。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万多亩，成为珠三角屈指可数的大村。

问题随之而来。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愈发成为稀缺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与崖口相邻的村庄便开始卖地，一夜暴富的神话迅速发酵，崖口村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但陆汉满却坚持“绝不卖地”，他的理由是：卖地收益是一次性的，后代人很难分享；土地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一旦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地方的人民也就丧失了最后的生存保障。

但他的坚持却未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公社的集体劳动虽然能给社员们一个温饱的生活，但在富得流油的珠三角，这样的生活远称不上富足。事实上，自1990年代后，村中的两极分化便越来越明显，那些出外闯世界的，在村中建起了一栋栋气派的小洋楼，而参加集体劳动的，则多数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起的一层小平房中。而在卖地致富的周边的村庄，楼房建得更为气派，这些都在刺激着村民的神经。

陆汉满明显地感觉到，人心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矛盾在2001年终于爆发。当年4月，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有村民张贴出内容相同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

此事甚至引来了镇政府的调查组，一个多月的审计后，崖口村重归平静——工作组没发现任何经济问题，陆是清白的。

但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就再也合不上了。

2008年，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崖口村正处在该市开发范围之内。根据计算，包括崖口村温泉在内9536亩的海滩土地将作为度假区和房地产项目开发。基于保护村庄土地的传统思路，陆不愿意将土地一次性被征收——这意味着崖口村将永远地失去该海滩资源。经过与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多次的谈判，村里决定以“出租”的方式使用该海滩。这种方式虽然得不到一次性的巨额补偿，但农户以后每年都能得到相当于土地产出的收益，而且至少能持续70年。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他们还坚持以每年“一号大米”的价格为补偿的参考依据——村社领导人的思路仍然是尽可能地为村民和子孙后代提供一份永久性的社会保障。

但是，这时的陆汉满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为民做主”。每一个村民在心里都算了一笔账，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的补偿，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夜暴富。于是，当村民得知村委会制定方案是租地而不是卖地时，不满和抗议开始在村庄中蔓延。

2008年7月23日晚，一千多名村民突然同时涌向村委会，将村干部团团包围，要求对此次租地行为作出解释，并对村干部进行各种语言攻击。此后，连续数天，天天晚上都有村民聚集在村委会的周围。

一周之后，崖口进行了关于土地开发方式的股民公决，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对——陆汉满即是其一。

面对如此统一的民意，陆只能无声抗议——他拒绝在卖地的协议上签字；卖地之后，他又拒绝领取可以分到的14万元钱。

孤独的坚持者

“他人是好，但老不卖地怎么行？”

然而，陆汉满的坚持，却并不能阻挡外力的强力入侵。在轰隆隆前进的城市化车轮中，他的坚持变得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不但那些渴望卖地生财的村民对他有意见，意欲征地的政府和地产商也对其产生了不满。

今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的陆汉满终于“下岗”了。

在此之前，村民们对他的拥护出乎外人想象。几乎每一年的换届选举，他都接近全票通过。村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习惯性地称呼他为“满叔”。而“满叔”是好人，则是一条连他的敌人都不会怀疑的真理——担任村支书的三十多年间，他从不参加任何饭局，就是去镇上开会，也不吃镇政府安排的工作餐。由于常年赤脚，熟悉他的人常说，满叔是“两手最白，两脚最黑”。

但是现在，村民们开始对他有了不同意见，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多位村民在谈起“满叔”时，脸上多了一份迟疑，“他人是好，但老不卖地怎么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员向记者抱怨。对于满叔不卖地的理论，他也有不同的理解，“这一代过好了，谁还想以后呢？那时自会有办法，现在没钱读不起书，（到时）给你再多也没有用。”

8月15日，记者在已经被卖掉的那片土地上看到，一个名为“翠亨新村旅游度假区”的项目已经开工，几十艘大铁船沿着堤坝一字排开，正在吹沙填土。在其北侧，一个名为锦秀海湾的别墅群已经建成，早就开始对外发售。

卖地之后，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村庄里悄悄发生。

据当地村民介绍，卖地当年，村里即出现了建房高潮，一年之内，近200栋新房破土而出。这些新房少则两层，多则三四层，平均每栋花费约在40万－60万元之间。

不仅如此，村里还新开了好几家酒楼，买车的和出外旅游的村民也多了起来。

而村里的养老院，原本住着一些老人，卖地时，这些将老人送到村养老院的儿女突然“孝顺”起来，将其中的7个接回了家。今年5月，剩下的几个老人也被送到了镇上。办了几十年的村养老院就此关门。

但村里的麻将馆却由原来的十几家增加到了三十多家。更让陆汉满担心的是，一种新的说法开始流行：“第一次卖地是脱贫，第二次卖地是致富”——已经有人将目光瞄上了剩余的1万多亩滩涂。

军事战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仅仅三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胜利。速度之快，就连中国共产党最初也并未预料到。内战爆发一年多后，即1948年3月，毛泽东只是大致地估计五年打败国民党，认为“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五年”是从1946年7月算起，应到1951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慎重，主要原因在于相当长时间内，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中共。在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 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 66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

共产党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少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装备上同样不如对手。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共产党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相比较，双方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因此，在内战爆发后，解决部队官兵是否敢于应战，是否具有胜利信心的问题相当紧迫而重要。

怎么办？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从战略上宣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泽东何出此言？作为一位战略家，他更善于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处着眼，他解释道：“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另外，毛泽东之所以敢于藐视正在全世界称王称霸的超级强国美国，一方面是他坚信“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共产党的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注意到，这时美苏关系已经明显逆转，战后世界已经分裂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动阵营，但在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因此，美苏之间不会立即发生直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属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它归根结底只会对苏联与美国的对抗有利，而不会把苏联拖入困境。

作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在解决可以打败国民党问题的同时，如何打败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对日敌后战争需要，广泛采取了游击战。现在，面对与日本军队相比相对虚弱的国民党军队，从抗战一结束共产党就开始集中主力部队编练大规模的野战军团，改取运动战。问题是，运动战战例在以往相当缺乏，经验也就不足。

只运动而不歼敌，肯定不行，但在运动中如何歼敌呢？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1946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创造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后，毛泽东要求各地学习这种作战方法，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到1947年底，毛泽东在总结一年多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便是：采取运动战，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国民党方面，限于其执政党地位，更多情况下用兵的重点在于攻克和收复城市、交通线。占领城市、交通线后，必须分兵驻守，这导致国民党兵力愈加分散，能够用于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愈加减少。内战爆发三个月后，毛泽东就从战略上分析道：“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中国共产党打运动战的一个例子。

1947年3月底开始，国民党在山东战场集中45万余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新五军，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向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进攻。华东野战军并不拘泥于地域的得失，而是忽东忽西，时南时北。只因国民党军高度集中，未能寻找到有利战机。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力，对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实施中央突破。于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位置就较为突出。据此，陈毅、粟裕决定就近调集几个主力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揳入，切断威胁最大的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部队的联系，并将其全部消灭。

根据以往的经验，共产党军队限于武器弹药，一般是先打弱敌，而整编第七十四师原系第七十四军，全师有3.2万人，为美械装备的甲等装甲师，接受过美国军官训练。因其曾充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卫戍任务而被称为“御林军”。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誉为模范军人，深受蒋介石青睐。华东野战军仅有9个纵队加1个特种兵纵队，共计27万人。

为消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粟裕命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担任围歼，4个纵队负责在两翼阻援。因此，单单就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一役来说，国共兵力对比为1∶5，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结果，华东野战军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三天之内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击毙师长张灵甫。在这三天中，国民党其他军队均遭阻击，无法救援整编第七十四师，更不可能完成对华东野战军的反包围。甚至当战斗基本结束，清点战果中发现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编制不符时，还有时间再次搜索孟良崮山区，将躲藏在一处山谷中的7000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消灭。对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于孟良崮，蒋介石哀叹其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的军队大多就是这样被共产党一口一口吃掉的。

土地改革：一万万六千万农民成为坚强后盾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即在不动摇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主降低地租和借款利息，农民必须交租交息。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到1946年5月，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的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减租减息政策，以清算等方式实行实际上的耕者有其田制度。清算，即通过计算地主、汉奸、恶霸在过去对农民的各种剥削数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中。相对于后来的土改政策，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1947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进入到重要的攻坚阶段，更彻底地争取农民支持以战胜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当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彻底平均分配乡村一切土地。随后，各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划分阶级，控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土改的步骤大致是：（一）土改工作队选择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以期取得经验后再大范围铺开。（二）土改工作队到达某村后，通过“访贫问苦”，发现过去苦大仇深的贫穷农民，加以启发诱导，使其认识到其贫苦根源于地主的剥削，认识到过去受到了恶霸的压迫和欺凌。这些人就是积极分子。（三）召开全村控诉大会，把地主、恶霸带到批斗台上，由积极分子上台讲述其所受剥削和压迫，即诉苦。干部们则带头喊口号，调动和掌握会场情绪，激发起其他农民的情绪，从而张扬原来因贫穷而抬不起头的农民的信心，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压下去。（四）更多地发现和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贫农团或农会，暂时管理全村事务和土地分配。（五）在贫农团带领下，划分阶级成分，并把全村或全乡的土地以及地主恶霸的房产、生产工具等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并发给土地证，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打倒地主、恶霸、汉奸，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给农民，摧毁了农村中原有的政治格局，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获得解放。当时，一个叫韩丁的美国人正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教。1948年春，他申请作为观察员随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的张庄，亲身体验土改运动。韩丁以此经历为蓝本，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翻身》。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财富和权威，激发起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中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对此，毛泽东曾针对东北土改明确讲：“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

同时，通过选举建立起新的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农会、农民代表会以及自上而下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和乡村政权体系，使其承担起征收公粮、组织后勤运输、发展民兵、保卫地方、为野战部队输送兵员等任务。

对于土改与战争胜利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在1950年6月指出：“土地改革要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

另据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苏、鲁、豫、皖、冀五省动员的随军民工22万，二线转运民工131万，后方临时民工391万。这500多万民工只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80万辆，其中没有运输工具者，便肩挑人背。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另外，这些民工的战争勤务工作，还包括挖战壕、架电线、抢修交通线、清理战场、搬运缴获物资等。陈毅曾动情地指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两党领袖：毛泽东更具有战略眼光和民主作风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共两党都是强调集中领导的领袖魅力型政党，两党最高领袖对两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到需要统一集中的军事指挥问题上，两党领袖的指挥艺术对战争成败则更为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拥有战胜蒋介石的“法宝”。

由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出身、经历、所处政党氛围等方面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个人性格和气质：例如，蒋介石比较内向，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毛泽东比较外向，不拘小节，具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可以边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边脱下棉裤捉里面的虱子，捉住后还用手指挤得啪啪直响。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吸引人。蒋介石知道后，曾要下面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结果，国民党方面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想象力的诗词。

这种性格特征在军事指挥上的反映便是，蒋介石缺乏战略上的考虑和政治决断力，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例如，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并且，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甚至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

毛泽东恰恰相反，他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从不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人员的具体指挥行动。并且，毛泽东还比较善于倾听战地指挥人员的建议。例如，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曾电令粟裕率三个纵队渡长江南下作战，而粟裕认为在黄河、淮河间作战更为有利，毛泽东便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从而为以后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合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兵员补充：“解放战士”源源不断

经过两年作战，到1948年中期，国民党军队已从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而中国共产党部队已从127万人上升到280万人。尤其是在东北，解放区占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国民党军队只能蜷缩在长春、锦州、沈阳等少数大城市里。东北野战军达到7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只有50余万人，中共军队已经在人数上超过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除在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大量招收翻身农民参军外，更重要的兵员是国民党军俘虏经过教育后被补入中共军队，当时称“解放战士”。“解放战士”在共产党军队中的比例越到后期就越高。1947年12月，陈毅就曾讲过，一年来，“我们补充了20万‘解放战士’，12万翻身农民”。1949年4月，周恩来曾讲：“解放战士”在部队中，多则占80%，少的也占20%～60%，平均占65%～70%。

“解放战士”不但在人数上补充了共产党各支军队因战争伤亡带来的缺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战术水平。陈毅曾讲，当一个营长带三个连进攻一个村庄时，因村外是开阔地，冲锋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解放战士”就出主意，告诉营长，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他先负责布置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再一次冲锋就成功了，还没有一个伤亡。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因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武器是枪支，故常常抵近射击。在炮兵建立初期，团、营长们还是要求把炮拉到离敌人二三百米远的近距离才射击，致使炮兵伤亡很大，且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有时甚至炮弹从东面打到了西面，从西面打到了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而“解放战士”中的炮兵，就知道如何根据各种炮的射程，按一定距离射击。

武器装备：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

通常说，共产党军队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美式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但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共产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真正打起仗来，战略战术固然重要，武器亦是不容忽视的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武器装备整体上还比较落后，主要靠的确实是 “小米加步枪”，打仗也只能是小规模的游击战、麻雀战。但进入到解放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共产党进行的大多是大规模的运动战、防御战和城市攻坚战，仅靠“小米加步枪”显然是不行的。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由于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但到下半年，尤其是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9月，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三天就被攻克了。10月，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500多门重炮猛轰军事重镇锦州，吓得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躲西藏。东北野战军仅用30个小时就攻下了锦州。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

中共军队通过什么途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善了装备呢？

在东北，苏联驻东北军队曾把日本遗留下来的大批武器弹药转交给了中共军队。仅在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夏秋，东北中共部队获得的武器有二三十万支长短枪，近8000挺轻重机枪，1000多门各种火炮。1946年5月2日，驻朝苏军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弹药由海路运往山东。其中包括82挺轻机枪、 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1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至6月下旬，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

东北还拥有庞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据1947年11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东北的军工企业主要有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子弹厂、手榴弹厂及炼钢厂，鸡西的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小机械厂，东安的化学厂、电器材料厂，珲春的迫击炮弹厂，图们以北石岘的手榴弹厂。另外，齐齐哈尔私营工厂生产炮弹，辽东辑安生产手榴弹、九二步兵炮弹、复装山炮弹等。以上工厂共有机床498台，职工6490人，其中日本人 1226人，朝鲜人 498人。这些工厂在1947年生产了60万颗手榴弹、10万发迫击炮弹、500万发复装子弹、10万个掷弹筒。此外，大连当时被苏联军事占领，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经营的主要军工企业建新公司在内战期间共生产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无烟火药45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及各种兵工生产设备，绝大多数供应华东战场。共产党在大连的企业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每年生产被服6万套、棉军服4万套供军用；从1947年2月到1948年底，制作军鞋236.5万双。

此外，战场上的大量缴获，也是解放军更新装备的来源之一。

军事情报：多层次情报系统能够及时了解敌情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在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下达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获悉了。因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熊向晖。熊向晖，1919年出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时，被胡宗南相中，后长期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深得器重。抗战结束后，胡宗南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深造。但就在熊向晖即将赴美之际，胡宗南又召其到西安，参与谋划进攻陕北。胡宗南占领延安后，1947年7月，熊向晖最终赴美留学，1949年转道香港回国。

1949年冬，在周恩来召集的一次有原国民党人士参加的宴会上，张治中看到熊向晖后，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大为惊讶。毛泽东曾经评价过熊向晖，“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当时，有许多国民党高官的亲属或是共产党员或是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通过傅冬菊，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共产党与傅作义的谈判中，有关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共产党方面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等。在情报战线上，有许多有名或无名英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从内战爆发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如在陕北，在国民党胡宗南军队14万人的进攻下，西北野战军只有2.7万人，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延安，一年时间里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山沟里。一次，中共中央机关与国民党军队仅隔一座小山，随行的中央警卫部队也只有约 300人。中央机关紧急转移爬上一座山头后，后面就传来激烈的枪声，甚至连国民党军官的叫骂声和骡马的嘶鸣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在这样危险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样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即一定得到胜利。周恩来取名胡必成，即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第二个阶段，从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为战略进攻阶段。其开始的标志是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所以要采取跃进的办法，一是经过1946年7月以来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仍然具有明显优势，中共军队还不足以与其进行正面对抗。二是一年来的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天灾不断，解放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力、物力的动员已经接近极点。将战场引向国统区，可以减少解放区的战争消耗。三是吸引两翼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军事压力。因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大胆的、极富冒险性的决策，即派刘邓大军不取逐城推进的方式，而是以千里跃进的进攻方式，放弃根据地，直接插入国民党的战略后方。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牵制任务基本完成，经请示中共中央后转向中原作战。

第三个阶段，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为战略决战阶段。这个阶段以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为开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到1949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余万，国民党主力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表大大缩短。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曾兴奋地讲：“中央在九月政治局会议（1948年9月初）上估计只要有五年时间就可以打倒蒋介石。以后打开锦州（10月中旬），中央又估计只要四年即可。打开沈阳（11月初）解放全东北后，中央又来电报说，我们原来的估计都落后了，从现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蒋介石从根本上打倒，取得全中国的胜利。那就是说，从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算起，只要三年半时间就可把蒋介石打倒。苏联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毛泽东的五年计划三年半完成。我们只要迅速前进，勇敢前进，就能得到这个胜利了。”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国共产党更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国大陆，并终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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