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国的原浙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贪腐案已经尘埃落定，钱多、房多、女人多被戏称为“许三多”的许迈永于7月19日上午被执行了死刑。近日，官方曝光了许迈永在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的“悔过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其一步步堕落的过程，同时也为其他各级官员敲响警钟。

据《检察日报》9月6日报道，以下为悔过书内容：

1984年6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变得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看到他们潇洒自如，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

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反映在行动上。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与此同时，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中共党媒赞张春贤治疆刚柔并济 2011/09/06

多维新闻/新疆很美，治疆很难。“新疆的书记只能俯下身子，既抓发展又抓稳定，两者都不能偏废”。这是主政新疆一年后，张春贤曾告诉媒体的感受。到新疆上任一年多来，他将大量精力放在了解决民生问题上。 一位熟悉张春贤的官员认为，他很善于在具体的小事上做大文章，看似小事，实则蕴含很深的含义。比如推特色餐饮，比如高调宣传阿里木。 中共机关刊物 《求是》旗下《小康》杂志201109期发表题为《张春贤新疆维稳新策：善具体小事上做大文章》的报道，该报道说，一年多来，张春贤每个月要收到多达2,000封的来信，谈到各种不同话题。也正是在这一年里，新疆，这片充满魅力和希望的土地上，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 馕上了媒体头条 8月13日乌鲁木齐各大报纸的头条，都以“馕”来做文章。就在前一天，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新疆民族特色餐饮业的发展情况，还特别对“馕”进行了讨论和研究。这在新疆历史上是第一次。 张春贤在湖南的时候，把湘菜在全国推广得非常好。到了新疆，他觉得这里的饮食很有特色，比如馕，人人都喜欢吃，但馕坑要烧煤，要烧柴，烟雾缭绕，污染环境，要产业化，要让它走出去，就必须要标准化，馕坑要改革，所以提出要走产业化之路，这样才能把品牌、把文化牌打出去。所以在七届九次会议上，张春贤要求有关部门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重塑新疆人形象 新疆人阿里木在贵州十年如一日，将卖30多万串烤羊肉串的利润中的大部分捐助给贵州毕节的贫困孩子，“每张钱都带着一股烤羊肉串的味道”。年初，由新华社发起的“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评选中，张春贤力挺阿里木，在他的带动下，阿里木获得了20多万张选票。张春贤不仅亲切接见过他，还和他以兄弟相称。 “你心胸开阔、善于包容别人，开放和包容是一种态度，新疆也需要这种态度。”张春贤如此评价阿里木。 在重塑新疆人形象方面，除了推广阿里木事迹之外，“接回所有新疆籍流浪儿童”也是2011年新疆一大举措。 2011年4月，新疆自治区党委宣布接回在内地的新疆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专项行动”随即展开。目前已有545名在全国各地的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被接回。解救的过程困难而漫长，更困难漫长的，还有对已解救孩子的教育和安置。这些被拐被骗，甚至被亲生父母卖掉，被打骂被强奸，身心伤痕累累的孩子，要疗伤，要学文化技能，要树立正常健康的人生观，道路漫长而艰难。 无论过程如何艰难，这件造福新疆孩子、新疆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事情，赢得了新疆人和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尊重。 那些让他睡不着的事 “治疆不易”，在2011年全国两会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张春贤感慨地说他对历代治疆者充满敬意。在新疆代表团开放日，张春贤回答记者治疆感受时，说到了新疆让人惊喜的“大”和“美”，也提到了他的另一个感受“忙”——“忙得让你喘不过气来，我每天基本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2011年4月，张春贤刚好赴任新疆一年。16日，在南疆的伽师县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工现场，他很坦诚地与援疆干部谈了他一年来的一些感受。谈到了这一年来的民生建设成果，也谈到了他的忧心和焦虑。 此时，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全疆列入国家计划的安居富民工程150万户(含新建和改扩建)，定居兴牧工程10.6万户。而全疆农牧民是281万户，其中住房达标的只有21万户。“除此之外，城市保障房建设的任务也很重。以喀什为例，今年喀什农村安居房建设任务是7.2万套，而各类城镇保障性住房就需6.8万套。”“任务十分艰巨。我经常为此睡不着觉，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和援疆干部谈谈心的原因，因为任务重是显而易见的。” 2010年赴任新疆后，张春贤展开了一系列密集调研。2010年4月底张春贤上任，一个多月之后，6月3号他就到克州调研，前后五天的时间，他跑了3,000公里的路程，把克州三县一市都跑遍了。 2011年春节，大年初三，他来到了北疆的交通重镇——奎屯市。张春贤评价奎屯市“这个城市干净整洁，人心向善”。赵永龙记得，在奎屯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张春贤说了两句话：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这两句话如今传遍了新疆。 那些他要改变的事 在南北疆密集调研之后，张春贤看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和希望，也看到了目前存在的很多让人吃惊的现状和难题。 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目前南疆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农民住的是筢子墙围成的房子，也就是用红柳条、杨树枝编织，糊上泥巴竖起来的墙，有些顶上有蓬子，有些甚至没有顶子，这就是他们的家。所以，我们民生建设的任务是实实在在的，是艰巨的，但又是十分光荣的。” 在新疆2011年22项重点民生实事工程里，“富民安居”工程被放在了首位，新疆将在2015年确保完成70万户农民安居工程。 自治区七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目标是：3年完成70万户最困难农牧民安居；5年让10.6万户游牧民定居。其后，在新疆2011年22项重点民生实事工程里，定居兴牧水利工程排在第二位，足见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27项定居兴牧水源工程总投资需要19亿元，对财政紧张的地县来说压力很大。 为减轻各地县的财政支出压力，自治区创造性地提出“定居兴牧”水利工程由驻疆和区属国有企业以“冠名”方式无偿援建。到2011年3月底，已有21家国有企业援建了其中的20项工程，落实企业投资6.9亿元，占总投资的1/3多。 在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福海县和塔城地区的额敏县、托里县开工建设的“小水库”，从工程项目设想的提出到开工建设，仅仅用了15天时间，在新疆水利史上创了若干“第一次”的纪录。4月16日，张春贤在一个讲话中提到：“从去年到今年，经过紧张的准备，全疆27座小水库全部开工。”这正是张春贤一直在倡导的“新疆效率”。 要大干一场了 “七五”事件之后的新疆，像经历过一场大病痛的人一样，变得脆弱而敏感。 两年里，每逢7月5日，就成了敏感日。2011年7月4日晚，张春贤出现在了乌鲁木齐街头，在最热闹的两个夜市和市民一起聊天，吃羊肉串，喝啤酒，这一幕被各种新闻媒体反复提及。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人才办主任石岗石岗认为，“张书记是换了一种角度，告诉全国人民新疆很稳定。” 新疆有些干部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太少。有的处级干部连北京都没有去过，他从生下来就在这个地区，看到的就是这片天，纵向比较，今天当然是发展了，但是和外面一比，还是滞后的。对新疆来说，“走出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任后，张春贤亲自带队，先后组织了三批领导干部去外地参观学习，第一次到上海、浙江，第二次到内蒙、宁夏。对于新疆的干部来说，让他们震动的，除了外出取经看到的差距所带来的刺激之外，还有一场在全疆刮起的整风风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2月16日公开免去部分厅局6个要害处室负责人现职，分别以下派基层挂职锻炼或轮岗交流等形式予以调整，此后，新疆多个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干部自我检讨、自查“衙门作风”现象。 在对“懒、散、庸、拖、贪”等官场习气进行整治的同时，张春贤大力倡导勤政为民、不计荣辱、拼命苦干的“新疆精神”。 一位曾参与张春贤带队去内地考察的干部回忆，去宁夏、内蒙考察结束后，张春贤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与会的代表团成员畅谈考察体会，会议持续了近10个小时，会议结束时，张春贤带领大家一起高喊“奋斗！奋斗！奋斗”。 刚开始，他们觉得不好意思，喊不出来，但随后便觉得热血上涌，激情澎湃，“想大干一场了，要大干一场了。” 他的柔情和坚硬 对于做好维稳工作，张春贤一直有三点要求：反暴力、讲秩序、讲法制。张春贤结合他过去工作积累的十年经验，特别是对防止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对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提出32个方面的具体工作方法。” 7月末在和田、喀什发生的三起暴力恐怖事件中，新疆警方行动迅速，应对果断。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称新疆“有关当局应对和处置‘和田事件’的决策果断，措施得当，堪称反恐斗争的范例，甚至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打击和遏止恐怖主义活动，都有现实积极的示范意义”。 8月中旬，在会见香港媒体高层代表团一行时，张春贤毫不讳言提到刚刚过去的在南疆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对人民要柔情似水，对敌人要坚硬如钢。”他的这一说法给香港媒体留下深刻印象。此前的2010年，张春贤被港媒评为“最开放的省委书记”，香港文汇报北京分社执行总编辑凯雷说，这是因为张春贤在面对敏感问题时，不会回避，而是会做沉甸甸、实质性的回答。 此时，治疆方略显出了刚柔并济的一面，外界开始重新打量张春贤的治疆理念。 张春贤对援疆干部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们援疆三年，有幸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六分之一的国土上和各族人民一起建设新疆，是何等光荣！我们只能勇于担当，全身心投入……把政绩留在当地，留下一座座丰碑，让新疆各族人民在现有基础上改善自己的生活，追求现代生活，让新疆各族人民也能够过上富裕、和谐的生活——这一番话，是送给援疆干部的，想必，也是送给他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