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的曾国藩：自身清廉却用公款请客送礼 2011/09/06

今年是曾国藩诞辰200周年，9月3日，首届海峡两岸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在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双峰举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曾国藩的纪念活动。 　　从百姓口中的“曾剃头”到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口中的“汉奸侩子手”，在大半个世纪里，曾国藩一直顶着骂名。直到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畅销，让据说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的曾氏开始“咸鱼翻生”，声名再度显赫，有关曾国藩如何赚得封侯拜相的“成功学”与权术、风水、命相之说，也因此转眼间成为街头巷尾永不过时的谈资。 　　在“曾国藩热”的背后，穿越一个世纪的时光，我们应如何重新发现这位晚清重臣？带着这个问题，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曾国藩》作者唐浩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作者张宏杰，曾国藩研究会副会长、湘潭大学历史学教授王继平，中南大学教授、曾国藩的同乡孟泽，逐一撕下附在曾国藩身上一个世纪的标签。 　　标签一：曾剃头 　　他对“纲常名教”的敌人绝无悲悯之情 　　2007年，南京曾考虑在莫愁湖复建曾国藩纪念牌坊，但南京博物院一位专家却对复建牌坊持谨慎态度，原因是“涉及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南京的许多论坛里，流传着一篇帖子，名为《曾国藩的南京大屠杀》，指出太平天国“天京之战”中，曾国藩的湘军日屠杀量甚至超过了日军，而曾国藩也由此被冠上了“曾剃头”、“曾屠户”等称号。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却被青年毛泽东嘉许为“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对于同一场战役，却有着截然相反两种评价，这在历史上当属罕见。 　　一个多世纪后，我们当如何重新看待“曾屠夫”？孟泽说，“曾屠夫”并不完全是曾氏被妖魔化以后的命名，其实也表明了他所谓的“霹雳手段”、“乱世重典”在今天看来的反人道性质。曾氏虐杀李秀成，他的老友刘蓉在四川“凌迟”处死石达开，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在绝望的饥寒中以血肉之躯作为抵押来抗争的人们，并无恻隐之心，对于他们所认定的“纲常名教”的敌人，他们也绝无悲悯之情。然而，我们所在的世界，或者说我们所乐于认同的世界，已经不是需要通过“名教纲常”来维护的“家天下”了。 　　但心狠手辣，帮助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能否成为曾国藩的一大症状？孟泽和张宏杰都强调，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曾国藩为“汉奸侩子手”却全无道理。对于曾国藩的评价与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仿佛是两个磁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天国都代表“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一环，站在对立面的曾国藩也不得不被树立成“魔头”的形象。 　　“如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资料稍有涉猎，就会发现，如果太平天国真正统一了中国，洪秀全真的引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汉奸’的评价只是那个时代、那种政治氛围的产物，如果范文澜活到今天，估计他也会推翻自己的结论。”张宏杰说。 　　标签二：清官 　　他自身清廉，却用公款请客送礼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为曾国藩算了一笔经济账。在现存的资料中，他找不到任何一笔曾国藩把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身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曾国藩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算得上相当清廉。 　　曾国藩官拜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在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称呼“天下第一肥缺”，但曾国藩的起居却穷得像个京官。外国人戈登在同治2年见过曾国藩，让他惊讶的是，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回忆道：“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 　　孟泽曾经到过离湘乡县城80公里的乡间参观曾氏故居“富厚堂”，“那是一所在乡间算得上宽大的房子，却也想象不出当年的奢华，院墙是土夯成的，所有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痕迹”。然而，当时身为封疆大使的曾国藩，却为弟弟花钱七千串修建如此的府第而感到自责，自以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而曾国藩真正的出生和成长地是“白玉堂”和“黄金堂”，那更是名不副实的乡间普通住宅而已。 　　“一种类似于禁忌的文化自律让曾氏位极人臣却渴望与百姓保持相同的简朴俭约，除此之外，对他来说显然并不存在别的约束。”孟泽说。唐浩明也认同这个观点：“他没有受贿过”。 　　但正如老话所说，水至清则无鱼，如同海瑞那样清廉得一尘不染的官员只能被当成是道德模范让人顶礼膜拜，但却办不了实事，也注定成不了大事。《曾国藩的正面与反面》作者张宏杰说：“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张宏杰形容曾国藩不比海瑞，他不是“自虐狂”，在曾国藩为官的终身，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的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他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大部分的官员一样，送礼请客，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 　　“应该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唐浩明这样看待曾国藩这个“非典型清官”，他把钱都用在了公务上，而非进了自己口袋。“历朝历代，皇权政治的坍塌，往往是从贪开始的。从这一点看，曾国藩堪称‘补天’之人。”孟泽说。 　　标签三：完人 　　他成天道貌岸然，但也为祖父生日筹集“份子钱” 　　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曾国藩俨然被捧至“教主”的地位，之后又被视为“屠夫”，再到现在铺天盖地的“曾国藩热”。在一个世纪的时光里，曾国藩一直都似京剧脸谱，不是大奸便是大恶。对于这股热潮，孟泽表示：“是举国若狂的唾弃或者膜拜，那只是说明时代及其观念的混乱与不知所措而已，并不是冷静和理智的状态。” 　　200年后，曾国藩如何再次还原为“人”？于今年增订完毕《曾国藩全集》的唐浩明说：“我们增订了50万字，主要是奏折。要从这点新发现的东西去改变人们对曾国藩的看法是不可能的，只能说，通过这些增订的奏折，补充丰富了人们对他的理解。” 　　而张宏杰的感受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人对于曾国藩的看法：“最初接触曾国藩时，他不过就是个挺没趣的老头儿，长得土头土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成天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写过一大堆絮絮叨叨无比唐僧的家书，仅此而已。” 　　但真实的曾国藩不可能只是一本励志的成功学故事，更不可能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完人”。“我发现，细节中的曾国藩，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他很少洗澡，经常几个月才洗一次脚。他做穷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张宏杰讲了一个关于曾国藩的小故事：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时多收一点“份子”，他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随份子随得很多，“分资较周到”。可是事后想起自己还要做“圣人”，又对自己的小算盘“批判”不止。 　　标签四：成功学范本 　　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更是理想主义者 　　一个天资平平的“中人”，最终却做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立功、立言、立德”的最高境界，让一个萎靡涣散的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曾国藩被网友戏称为清朝的“励志哥”，而他的人生也被当作是一个成功学范本被广为宣传，各种诸如“跟曾国藩学管理”之类的教材也风靡一时。 　　200年后，曾国藩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是那些官场权谋？显然不是。 　　“曾国藩的身上集中了传统精英的某些最优秀的品质。他以并不缺少悟性的刻苦和执着，重新体验和阐述了迤逦数千年的天人之道、伦常之理。曾国藩不止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更是一个以自胜胜人、以圣贤自许的理想主义者，他甚至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一种让人可以仰望的方向。”孟泽如是说。 　　在张宏杰看来，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把自我实现定位了最高的需求，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着，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张宏杰说，曾国藩对自己近乎苛刻，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南方日报     文革中叶群跪求林彪：你跟江青斗没有好果子吃   xiaoxie 　　本文摘自《人民文摘》2003年第5期 作者：丁丑 原题：《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鲜为人知生活内幕》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初到林家 　 　王淑媛于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什么《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的蒙学读本，如今还能背上几句。结婚后，生过一女一男。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诸如开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衣服是有度数的。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本是常理，然而林彪的衣服温度，却复杂得多。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可她还是有许多困惑和忧虑。林彪这样的人，怕风怕水，长年生病，怎么可以当副统帅和接班人呢?不过，这些困惑和忧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并不影响她平时的工作。 　　叶群印象 　　叶群的日常生活，与林彪大不相同，是另外一个样子。 　　叶群讲究饮食，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的。她强调营养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和海鲜，不吃肉，以免发胖。她讲究舒适，每天睡觉前，要由内勤做周身按摩。早晨起床，由王淑媛烤热衣服。平时喜好游泳，常看香港电影，“文革”期间，香港电影是禁止公开放映的。“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把叶群调看香港电影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的证据，让工作人员予以揭发。一位秘书说，叶群看的电影，许多是江青调看过的，江比叶看的还要多。专案组一听不对，这是在攻击“旗手”，连忙要他打住，不许往下谈了。 　　叶群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家庭。有一次，叶群对老王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指林彪)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又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还要不时地提醒对方，避免在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翻船。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老王与林豆豆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 “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