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明十三陵中唯一未被修缮的陵寝——裕陵，将举办保护修缮的开工仪式，继追踪报道茂陵修缮以后，峪陵修缮工程我也将做持续报道。 
如今的峪陵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明楼，苍松掩映的宝顶，荒凉肃穆，更显出历史的沧桑，也向今人展示着一种原生态苍凉之美。 在峪陵动工之前，我通过关系，曾数次走进这座不向公众开放的皇家陵寝，寒来暑往，我试图用镜头揭开它500多年的神秘面纱。 明十三陵是明代皇陵，位于昌平县天寿山下的盆地中。其中包括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共13处，统称十三陵。 明十三陵广达40平方公里，建造用时长达200多年(1409-1644)，工程极为浩大。陵区三面环山，蟒山、虎峪雄踞两侧；北京平原横陈于前。神路长达20余里。 十三座陵墓呈整体布局，各陵又自成体系。一般游人主要游览其中的三个陵墓，一个是建筑规格最宏伟的长陵，一个是将地下宫殿发掘出来的定陵，还有一个是昭陵。 明裕陵，位于天寿山西峰石门山南麓，是明朝第六位皇帝英宗朱祁镇(1427-1464)和皇后钱氏、周氏的合葬陵寝。英宗九岁即位，1449年亲征瓦剌被俘，史称“土木之变”，一年后返回北京，七年后利用“夺门”复辟，重登帝位。 裕陵的建筑曾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缮。民国年间，峪陵祾恩殿在战乱中被拆毁，祾恩门则于民国六年（1917年）被焚。现该陵殿门均成遗址，其余建筑保存尚好。 
 
                 
     
专业摄影师天眼摄郎 陆 岗
北京“9.13”文史会揭示世人鲜知的内幕:林彪头颅被割走
2011/09/07 |
明镜网
即将出版的《外参》月刊刊登著名记者高瑜文章，介绍了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揭示了不少以前人们鲜知的内幕。
“九一三”事件发生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它对中国的震动，相当于美国的911。这只是后果的比较。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星夜强行起飞，并没有危害到中国的普通百姓。但是毛泽东锁定这是林彪另立中央未遂，是林立果谋杀他未遂，是恶性反革命事件，是叛国。定性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结果不但牵连了对“九一三”毫不知情的黄、吴、李、邱四名高级将领，还惩罚了军内十几万人，连带他们的家属，使“九一三”变成株连几十万人的大灾难。
首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是当时驻蒙古使馆的二秘孙一先和翻译沉庆沂，他们根本不知道要调查的是谁，看到惨不忍睹的现场，一具具烧焦的穿军装的尸体，只知道“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他们拍了十几个胶卷，3、4百张现场照片。是他们埋葬了遇难者。立了墓碑。他们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坚持是民航机，蒙古外交部认定是军用飞机。
后来他们瞭解到苏联克格勃掘墓割走林彪、叶群的头颅，而且就在当地处理，用开水煮，剥掉肉，只取走头骨。除了克格勃，苏联也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专家和勃烈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
多年之前，三叉戟遇难者的坟墓在温都尔汗就荡然无存了。据说飞机的黑匣子已经送还中国，据万里长子万伯翱讲，可以听到林彪说：“回去。”后来又有知情人纠正，林彪说的是：“回家。”
四十年了，中国军人的遗骨国家却不要。这是国耻，军耻，是国家的悲剧，军人的悲剧。
9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和学界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员、教授、记者共50多人，共济一堂，座谈了40年前发生的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九一三”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闫仲川儿子闫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鲁甯，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沉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先后发言，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璀、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参加了会议。还有一批“三叉戟”死难者的子女，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机械师邰起良女儿李蔚，当年还都是幼童和少年，他们到会引起了大家的感慨。
学者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鱼、陈子明、丁东先后做了专题发言。因为会场气氛热烈，原本淮备召开一个上午的会议，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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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官员日记所展现的人格与国品
2011/09/07 |
何清涟
近年来，一些中国官员经常成为互联网明星。使他们跃升成明星的主要“戏码”，不再是贪污腐败的金额之钜，也不是其拥有的情妇数量，而是官员们自己纪录的情色日记之类。至于官员那些纪念自己淫乱史的另类收藏品，则是这类情色日记必备的附加物，深藏在各检察院的案卷里。
这些“情色日记”已验明主人正身的已有几单：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创作的《快乐日记》。湖北恩施来凤县副县长邓国建的43篇日记因其本人坚决否认，尚有待事态发展。从日记主人身份来看，以吴志明官阶最高，至少是厅局级。日记内容也很能体现其“政策水平”，居然将自己平日撰写《政府工作规划》，比如常见的“第X个五年计划”之类的能耐用之于性生活，为自己发展性伙伴定了个“五年规划”，决心在2015年以前“至少要睡1000个女人、其中良家妇女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有写日记的传统，这些日记往往成为后世史家重要的资料来源。研究者从日记中找出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与正史互相参照，有助于还原历史事件及风貌。但观诸历代笔记，还从未有过这类展露官僚群体污秽不堪面目的情色日记。只能说这是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文明的另类贡献吧？
晚清世事多变，文化人与士大夫尤其敏感，借写日记以纪时世之变，浇心中块垒。不少人将写日记当作日课，持之以恒。今天人们能看到几十万言乃至二百几十万言的日记，就是这种精神产品。如晚清三大日记家当中，有曾任光绪帝老师的翁同龢所写的《翁文恭公日记》，还有诗文大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普通人的日记也有不少，比如徽州博物馆就藏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农村秀才詹元相（1670年－1726年）的《畏斋日记》，记录其在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的生活和感受。
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主要是用作反省工具，以磨炼自身，提升自己道德品质。这方面曾国藩与翁同龢就是典型。曾国藩每日以八事自课，自订了每天的任务，强制作完，稍有怠惰、欠缺，自责改正。连自己出去参加他人寿宴说多了应酬之语，都在日记中责备自己“语多不诚”，力诫自己改正。李慈铭曾因给人写文章嫌所得酬金少两次致书要求增加酬金未果，在日记中责备自己不自重。另一种类型则是记录学业，督促进修。比如郭嵩焘就经常在日记中叙述学习内容并发表评论。
概言之，清代文人士大夫以自警自励为目的写日记，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养成学识、坚守气节起着重大的鞭策作用。其中一些人如实地撰写日记，不断反省，终成一代人才。此风后来影响到民国人物，亦有不少珍贵的日记留传下来。降及毛泽东统治时期，罗织思想言论之罪成风，写日记成了极为危险之事，但保存下来的还有不少日记，如《顾准日记》不仅真实地记下了顾准所目睹的大跃进之后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读者从这本日记中能够很强烈地感受日记主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也许有人会如此为刻下贪官的情色日记辩解：清人所写日记是准备公开示人的，这些贪官日记只是准备留给自己看的，二者没有可比性。
关于这点，早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成风的时代就已经有人讨论过。籍忠寅在《桐城吴先生日记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日记者，固锱铢尺寸之可以示人者也。”意思是说日记虽是私人记录，但因其坦诚书写自己每天的行状心思，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东西。人们普遍接受这种看法：君子之日记，心怀坦荡，可以给人看，但不以让人阅览为目的。所谓示人、不示人，是指作者生前的事，他死后就无能为力了，他人可以出版，不存在示人与否的问题了。
说到底，所谓日记虽然是私人记事记情，但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写日记所反应的不但是日记主人的个人人格，还能反映其所处时代的“国品”。现在中国官场极度糜烂，官僚集团成员的私德公德大都已堕落至烂泥潭中，每天所谋之事无非是竭泽而渔谋“发展”（为创造GDP虚饰政绩不惜破坏生态），竭尽脑汁谋升迁，竭尽全力捞金钱，竭尽体力嫖女人，竭尽心力谋外逃。在这样的宦海中浮沉，贪官写的日记最后成了贪腐纵欲写真，也就无足为怪了。
VOA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