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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关露为何自杀/靠文革反腐是饮鸩止渴/行业潜规则/习近平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朱鎔基...
發佈時間: 9/9/2011 1:13:22 AM 被閲覽數: 17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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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来源: 十月枫六月雨 于 2011-09-08    wenxue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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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 Sarah Brightman

Pan Flute - Georghe Zamfir

Guitar - Francis Goya

Piano - Richard Clayderman

 

 

纪录片 中共艳谍关露75岁平反后为何自杀?关露惨遭囹圄之灾 75岁获平反后自杀

 

 

对官场腐败 靠文革反腐是饮鸩止渴


2011/09/08 


作者:姜草子
当下的中国,腐败猖獗,令人冷齿。面对官场腐败的风行,一些人义愤填膺,希望能借助文革的卷土重来,把腐败打掉,这在动机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是左派,不希望文革死灰复燃,但我对腐败的痛恨程度,一点也不会亚于左派朋友。看起来,无论左派右派,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对腐败难以容忍,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反腐败,而是如何反腐的问题。

我对文革式反腐不感冒,还是源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古今中外,莫能例外,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一种制度安排,不管你绕多少弯子,讲多少大道理,只要不能把所有权力关进笼子,反腐最终一定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使特权者凭借高压手段暂时把腐败遏制住了,以后腐败一定会更加疯狂反弹和回潮。而文革的制度安排,恰恰不具备把所有权力都锁住的特征。文革的权力实际上是这样安排的:给极少数人以特权,由他们来决定其他人权力的大小。在这个前提下,其他的所有人的权利(不是权力),包括大难临头时的自我解释辩护权,都实质上被剥夺了。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实际上就是那些没有或丧失了特权、并且能被绝对特权者随意定性和调度的人,相互间的的一场恶斗。

文革的主旨也不是反腐,说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腐败,毛如果在天有灵,想必也会雷霆震怒。四清时期,刘少奇指派他夫人去农村搞四清,还搞出了一个桃园经验,毛知道后就很不高兴。王光美去农村干什么?去查农村那些基层干部的财务账,查来查去的,发现基层出现了严重的贪污、多吃多占的现象,她实际上就是在那里反腐败。可毛对此并不感兴趣,反而指责刘少奇通过老婆扭曲四清运动的正确方向,并因此怀疑刘有故意跟毛对着干之嫌。毛厌恶桃园经验,不是他不愿反腐,而是在他看来,还有比这种反腐更重要的事情,这就是“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看到刘主导的四清闭口不提道路问题,对四清失去了兴趣,对刘也一定下了搬倒他的最后决心,他就迅速终止了四清运动,转而开始发动文革。毛在文革晚期,也提到走资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什么意思?就是说走资派只会拿着贪腐问题做文章,却对道路问题装聋作哑。

与道路问题相比,反腐只是第二位的问题,这在文革中造成了很多诡异的现象。在这种或明或暗的逻辑下,一个官员只要政治上站对了边,跟对了人,即使有些腐败问题,尤其是生活上不检点,往往能网开一面。这方面的案例实在太多,我来说点问题比较严重的。文革后期,有些出身不好的女知青要想招工回城,就去找大队公社书记、找知青办招工办的负责人活动,其中就有被奸污的(算不算强奸另说)。可不少这类事情往往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因是奸污者政治上大都很红,而出身不好的女知青政治上有污点,站在政治正确第一的立场上,这种结局在当时并不出人意外。如果这些事有人存疑,那我们就说说大名鼎鼎的江青王洪文们吧。江青王洪文腐不腐败?按现在的标准看,他们那些破事的确不算回事。可腐化堕落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江青要全国人民看样板戏,她自己坐在小电影院看美国爱情片;在全国大多数人温饱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她却要空军用军机帮她从南方往北京运海鲜,这就跟杨贵妃动用一大群马匹往长安运送鲜荔枝有得一比了。王洪文更是如此,许多不同的人写的回忆录都相互印证了,王到中央后,生活上不仅享有合法特权,而且也是个标准的堕落分子。但江青王洪文是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当时政治上的“健康力量”,他们的生活腐化问题就不是问题。

至少在官方文件上,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有些人却直接把这一目的与反腐等同起来。

这反映了某些中国左派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把腐化堕落看成了资产阶级的特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奢侈无度,挥霍铺张,就是色情加赌博等等,现在仍有很多人相信这种神话。可惜这不是事实。早期的资本家,那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恐怕更多的是为了积累资本而高度自律,节俭、勤奋的一群。就是到了如今,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大资本家,也远比央企那些公有制代表更勤俭节约,生活上更检点。有些左派朋友不去注意这些基本事实和逻辑,却一味在资本主义与腐败之间划等号,划完之后,又把那些提倡发展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官员,与这些人自己想当资本家,自己想搞腐败直接划等号,这就引申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来。

比如,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官场之所以腐败,是因为当年那些被毛打倒的“走资派”,文革后重新掌了权,现在还在掌权,所以中国越来越腐败。说实话,这种说法让我莫名其妙。文革的“走资派”,当时年轻的三四十岁,大一点的五六十岁,现在文革已过去近四十年,这些人都七老八十的了,有些人已经早进坟墓了,怎么可能还在台上掌权?他们难道是一群人精?

如果你们说的“走资派还在走”,指的是这些人虽然离休离世了,但却安排了自己的孝子贤孙们接班,包括让自己的子女们掌了权,就更会导致一系列荒唐的结论。“走资派”的子孙们是谁?不就是你们左派朋友热烈歌颂的红二代吗?况且,这些红二代中当今最红的人,父辈还是直到毛已经去世,文革结束后才最后解放的“走资派”。如果“走资派”的子孙们接班掌权就是“走资派仍在走”,怎么解释你们对最红的红二代的热烈拥护?如果“走资派”把权力交给自己人也没关系,不至于导致“走资派仍在走”,又凭什么说“走资派”的香火仍在延续,直到现在“走资派”的人还在掌权?

如果上面的所有意思都不是意思,所谓的“走资派仍在走”,无非是指现在的权力者继承了“走资派”的路线,这事左右派就找到了交集,可以展开理性辩论和商榷。这里,左右派的分歧仅在于:什么叫继承了原来的路线?左派认为,这是指文革后的当权者搞起了私有化,市场经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民主派则认为,官方路线的一成不变,实质是集权体制的“绝不”改变,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制度安排一成不变。进一步的分歧是:中国现在的腐败乃至贫富悬殊,到底是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条“走资派”路线造成的,还是集权体制“绝不改变”这条一以贯之的“路线”造成的呢?

在这件事上,我希望有些左派朋友能拿出勇气来,勇敢面对基本事实。这类事实也随手可拈:欧美国家搞的是不是市场资本主义?如果是,它们那里的腐败现象严不严重,至少是否比中国更严重?如果美欧等国搞的是市场资本主义,却比中国更廉洁,你们又凭什么说市场资本主义才是腐败的根源?如果我们谈的是腐败的根源,而不是诱因和现象,难道我们就不能老老实实承认,腐败只跟权力的不受限制有关,其他都不是实质问题。

中国的腐败现象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现在的腐败,哪里才是高发区?是私人经济领域吗?根本不是。这个领域即使出现了腐败现象,也主要表现为私人工商业者被迫向官员行贿,还是跟公权力有关。

腐败的大宗高发区集中在公权力经济部门,集中在国有土地出让、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投标,集中在铁道部、国企项目、设备、资源、产品的交易这些领域。中国现在蹲在监狱里的部长书记市长们,他们的锒铛入狱,无一不跟公权力对土地、资源、建设项目的垄断有关。

即使贫富悬殊问题,也不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专利。市场经济肯定会造成贫富差别,但要说到贫富悬殊这种严重违背公正原则的现象,搞管制计划经济的集权国家同样存在。区别只是在于,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存在贫富悬殊,它呈现的结构是倒A型的,而集权国家的结构是T型的。也就是说,搞管制计划经济的的集权专制国家,财富更为集中,更加密集地集中到了人数更少的人手上。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国家。朝鲜的金日成将军,加上他的极少数的亲属和心腹,坐奔驰宝马豪华车,住多套别墅,分享特供物资,金将军个人还收藏了上万瓶的世界名酒,可其他人就基本上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着。普通朝鲜人的一年所得,恐怕也抵不上金将军收藏的一瓶酒。

我承认,如果以货币现象衡量,同样没有摆脱集权专制弊端、而是把这种弊端推向了更极端方向的文革中国,的确是比较廉洁的。现在有些右派朋友,因为厌恶文革,就不承认文革中国的这种腐败不普遍,程度也不严重,这是不对的。而文革的这种货币式廉洁,也仅仅限于以货币衡量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事情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现在我们要问的只是:文革的货币式廉洁,是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功劳”吗?如果不搞文革,在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这种廉洁就会遭到瓦解吗?

这件事其实很好澄清,我们只需问问,文革时期货币式腐败不严重,文革前的17年,这种腐败就很严重吗?同样不严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份文献能充分证明,文革时的普通官员很廉洁,而文革前的官员就很腐败。文革的确短暂改变过一些东西,你们可以说文革前的普通官员更官僚一些,架子拉得更大一些,但除此之外,你们能找到文革前货币式腐败更厉害的有力证据吗?既然货币式腐败文革前后没多大区别,怎么能说文革是反腐的利器呢?如果文革对反腐没有什么特殊贡献,腐败有文革避开了的原因,这种原因又是什么?

这件事也很好判断:无论文革前后,中国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政治上的集权专政,经济上的管制计划经济。而这27年官员的相对廉洁表现,主要奥秘就藏在管制计划经济之中。计划经济有何特点?与市场经济相比,它的资源调度乃至货物交换,主要是通过计划调拨完成的,货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消费领域。计划经济下大宗交换都通过划拨完成,货币尤其是现金货币没有出场,经手此事的权力者就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这一点,看看中国土地易手制度的变化,就非常清楚了。现在中国的土地流转,至少在表面上,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交易计价结算,伴随着大量的货币(数字与纸币)流动,这就使得土地的转移,无论是通过协议形式完成的,还是采用了招拍挂的方式,都使权力者有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腐败也大量发生在这个领域。而计划经济下的土地易手,几乎100%通过行政划拨,不仅货币交换没有伴随其中,土地连价格都没有。土地不是商品,通过土地交易寻租,就失去了操作平台。

我要追问的是,为何中国的官员竟是这副德性,只要搞起了市场经济,他们就会把贪婪之手伸出来?同样是实施市场经济,为何有些国家的廉洁度就非常之高呢?看来,不管一些理论家说了多少废话,还是无法回避前面一再提到的那个简单道理——权力必须进笼子,不受制约的权力等于恶。中国无论文革前后,政治上始终是高度集权的。

权力缺乏制衡,市场经济来了,体制条件和寻租机会齐备了,腐败就进入了高发期。

问题是,这与文革有关吗?在拔除权力不受制衡这一腐败根源的问题上,文革有任何实质性贡献吗?我看没有鸟贡献。如此看来,在权力垄断之弊端不除掉的背景下,中国要想保持货币式廉洁,就只有始终搞管制计划经济这一条路了。可计划经济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人们缺衣少食、物质匮乏的路,一条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经济发展之路,一条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路。这已为中外数十个国家的长达数十年的实验反复证明,难道我们还要拿民族和民众的命运开玩笑,再搞一次这种无谓的实验吗?如果中国的官员要做到廉洁,就必须拿民众来陪绑,只能让他们在困乏的经济经济体制内生活,如果我们真只能做这种荒唐的选择,这岂不是说中华民族的智力有问题?

另一方面,腐败是无孔不入的,只要权利没进笼子,堵住了货币式腐败,它就会在其他领域顽强表现出来,文革时期也不例外。我指的主要是在文革中照样没被触动、甚至没当回事的特权式合法性腐败。合法性腐败,现在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三公消费”;在文革及此前的十七年,则主要表现为各种特供制度,为特权者提供的公私不分的各种物品和服务,公有制名下的公器私用等等。合法性腐败,特权者几乎无人能例外,也包括毛。毛在世时,为他建了那么多别墅,这些别墅大多都在风景优美的风水宝地,我前几年旅游时就参观过多处。别跟我说这些别墅都不在毛的名下,产权姓公,权利归私正是合法性腐败的特点。毛的别墅名义上是国家的,可除了他能使用,还有谁能用?直到现在,这些别墅要么被封存,要么就变成了毛的纪念馆,这跟私器有何区别?

提到合法性腐败,我还想到一件事。现在有些人提到文革时,老是说那时的领导人如何朴素,一件衣服穿了多少年等等。央视的百家讲坛,也讲过朱棣皇帝艰苦朴素的故事,说他喜欢穿旧衣服。我对此写了一篇文章:皇帝穿破衣服不过是在作秀。皇帝真想为朝廷省点钱,就该去遏制合法性腐败,把自己的后宫佳丽裁掉一大半,这样节省下来的钱,不仅可以保证皇帝新衣不断,而且还能为库府增加不少银子。

在反腐问题上,如果非要说文革与此前的17年有何不同,那也只是——腐败变成了一个政治路线问题,马列毛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政治上失势了,腐败问题就会很严重,甚至无限上纲、无限放大,惩罚和打击也会更严厉或残酷。此外,还会发动群众参与这些事,选择性地对那些政治失意者的腐败问题进行揭发、检举、批斗、控诉和监视。

文革对腐败的处罚很严厉,可这些东东很新鲜吗?一点也不新鲜,严惩腐败可说是中国皇朝时代的一贯做法。明王朝朱元璋时代,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也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而且与文革只讲政治不讲法制的做法不同,朱元璋很注意用律法来惩治腐败。为此他亲自主编了《大明律》,其中的律条五花八门,大都是些严酷得到了极限的条文,用来恐吓贪官的“剥皮萱草”之作,在反人性上更是登峰造极。朱皇帝还很注意进行反腐教育,他把自己亲自办的一些贪官案子,以诏告的形式汇集成一本《大诰》,广发天下,用以警示和教育那些潜在的贪官们。

“发动群众”参与反腐,朱皇帝也有别出心裁的发明,律令中的一些连坐法,对知情不报者的严厉惩处,就不仅是动员式反腐,而是逼迫人们检举揭发了。为了增强反腐斗争的广泛性、参与性,朱皇帝还让文人们编了些“民谣”(或曰打油诗)每到五更时分,便让专职人员吹起号角,大声唱出这些反腐“红歌”,以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这些“民谣”无非是告诫干部(官员)要廉洁自律,要忠于国家(朝廷)等,它们就是现代宣传品的古典版本。

这些措施有用吗?有昙花一现的短暂作用,朱元璋一死,就人亡政息,如同毛的人亡政息,“剥皮萱草”销声匿迹,腐败也随着明王朝的延续越演越烈。这不是什么朱家的基因问题,不是说朱家皇帝的基因决定了,这个皇朝的帝王注定会一代不如一代。放眼中国几千年,哪个朝廷不是如此?在腐败问题上,一代不如一代,腐败越演越烈,是专制集权体制的宿命。

更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体制下的反腐,注定会变成选择性反腐,使官员的“政治正确”与否,成为是否会因为腐败而受罚的重要筹码。在集权专政体制下,决定官员命运的力量不在下面,而在头顶上,顶头上司才是官员的命根子。官员跟对了上司,站对了“路线”,他们就找到了保护伞,他们的贪腐事实也很容易化解。反之,一点点小事也可能无限放大,甚至被指鹿为马。明王朝的反腐没有避开这种“俗套”,它的历代宦官式大贪都贪得顺顺利利,都是在皇帝易位、新帝改变了老皇帝的“政治路线”之后,这才大难临头的。文革也是如此,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集团在台子上时,个个都是一尘不染的圣人,一但政治上失势,无不是腐化堕落分子。

这造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任何家伙在官场上混过一短时间,就会彻底“看破红尘”,知道什么廉洁自律啦,为民服务啦等等都是鬼话,官场上有价值的东东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而在权力由更大的权力者授予的体制中,保住权力的要诀就是眼睛朝上,跟对人,站好队,拍好马屁。构筑好了这样的保护伞和利益圈子,权力就能保住,腐败也总能逢凶化吉。有了这些心得,当贪污受贿的机会铺天而来时,贪官们的盛宴就开始了。
 辣椒城
 
 
 

 

不知道的行业潜规则:一部中国人的办事大全

 


2011/09/08 


和讯博客 
在中国办事,如果你不懂潜规则,那么累死你事情也办不成,所以说啊,潜规则这个东西虽然不好,但是你不懂还真不行,否则你办起事情来寸步难行,本篇文章打算写一个系列,集合大家的智慧,把各行各业的潜规则都讲讲,教教大家更好的在中国办事,可以说,一部潜规则,就是我们国人的办事指南。

我有时候会分析,为啥中国的潜规则就比别的国家要多?潜规则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想来想去有两个原因我认为是最重要的,1、人太多了,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既然谁都能把事情做了,那么肯定是有关系的先得到机会,这样就慢慢形成了潜规则。2、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制度,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你干啥事都一堆人管着你,不搞潜规则不行啊,我认为以上两个原因是形成潜规则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潜规则从定义上可以说是潜在的,大家又都认同的行业规则,这个规则不能拿到明面上,但是离了它你肯定办不成事,这也和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有一定关系。

先说几个明面上的潜规则,这些规则大家都听说过,也都知道,但是有时候操作上稍不注意也会把事情办糟糕,所以这里我从我的角度讲一下,后续再讲一些各个行业比较隐秘的规则。

大家平时说的最多的就是演艺圈了,演艺圈就是个大染缸,再纯洁的孩子进了演艺圈,未来多数都会被污染,但是搞演艺的人太多了,很多人被污染了也没混出人模人样来,可见有些人办事的水平是很低的,按照我对演艺圈的了解,如果你是女演员,那你想出名一定要敢脱,敢卖,当然,卖的时候要看准了,不能碰到个谁谁就卖了,这样最后很大可能是人财两失,平时尽量要保持纯洁,碰到了真正有实力的投资商,碰到真正的大导演再卖,而且是投其所好的卖,这样一定会有效果,有的导演喜欢纯的,有的喜欢口味重一点,这个你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可以这么说,卖,也是将就技巧的,这就是演艺圈想出名的规则。

体育圈的潜规则,除了少数体育项目,除非你真能牛逼的不行不行的,那么多数体育项目,尤其是国人参与比较多的乒乓球,羽毛球等一些项目,你光打的好还不行,还必须懂得潜规则,会巴结领导,和领导搞好关系是必须的,其次你不能总刺头,这样的队员领导都害怕,宁愿给你雪藏了也不能让你参加大比赛,以后万一控制不住不是给领导增加麻烦吗?所以说,平时要听话,要和领导搞好关系是体育圈的潜规则,这样就算你因为玩小姐出了事,还是出去跟人打架出了事,都会有人给你搞定的,你也会混的越来越好。

建筑行业潜规则,从你拿到项目,到这个项目结算完,钱到手,一般会有3-6个关键人物,哪一个你都不能少进贡,少了哪个环节你都会出问题,比如,主管领导占5%-15%,转手一下拿走15%-20%,财务,具体负责的,这些你都要打点,这些你都要懂,所以到了最后,干活的一般都是农民工和临时工,层层发包下去,结果只能是这样,所以中国的工程一旦出了问题,那肯定是临时工的错,这个是必须的,也是肯定的,因为干活的都是他们,而赚了大头的却不是他们,根据我的统计,一个工程从头到尾,有30%-60%的钱是属于权利阶层的,这也是为啥中国人喜欢搞工程的原因,因为中间太肥了,这个是几乎所有工程的潜规则。

学校潜规则:虽然自己从来都不算好学生,但是从小到大花在上学上的钱还没有现在的学生一年花的多,我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费是3.4元,后来涨到7.2元就觉得挺贵了,这个钱,还是包括了书费的,到了2000年,那时候一个同学成了老师,大家在一起吃饭,说起来快到教师节了,好多同学给她送礼,有送化妆品的,有送购物券的,有送衬衫的,我就问她,你一个女的,学生送个啥的衬衫啊?我那同学就说,女老师也有老公啊,父亲啊,所以,衬衫也是需要的,可以说,学生家长送礼,要比老师自己考虑的还要周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上学是要给老师送礼的,其实过年过节现在给老师送礼算是小意思了,主要是收择校费,省会的好一点的学校,一般是5-10万,重点中学就难说了,不是有钱能进的,地级市好一点的学校也要3-10万了,价格不等,现在你要是不送礼想让孩子上好学校,基本是不可能的,这是教育行业潜规则,人家都说教育育人,为人师表,现在学校烂透了,学生出来能好哪里去?有时候就想,如果有条件,真不愿意把孩子送学校去受心灵的摧残。

商场潜规则:好多女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开个小店,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但是找了好几个月,最终没有搞定,后来我问他,你给人家送多大的红包啊?我这个哥们说,送1000块,于是,我明白为啥他找不到好的店铺了,我一个搞商业招商的朋友给我讲,现在好的商场你要进去,基本上送礼都是几万,如果你的品牌不好,想进场价格就更高,正常情况下,每个月纯利润的10%-20%是会给商场招商部门负责人吃掉的,当然,如果你是肯德基,麦当劳或者星巴克啥的,商场会给你几十万求你入场,这个就是商场行业的潜规则,想拿好位置,不付出是不行的,付出不够也是不行的。

医院潜规则:说起医院潜规则就太多了,大家也都知道他们黑,但是到底黑到啥程度?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行业,但是周围有朋友是卖医疗器械的,我也算了解一点,现在看病为啥贵?其实药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检查,随便检查检查都几百上千的,上会周立波说他医院检查一下花了几千,竟然啥病都没检查出来,这样的情况很是普遍,现在检查已经成了医院主要的发财手段,而且药费可以控制,检查却不好控制,而且卖医疗器械的公司在背后推波助澜,每检查一次医生也有提成,所以尽量多检查成了医生看病的主要手段,如果能把人切片检查,我估计那些医生也是非常愿意的。年初的时候想要个小孩了,就去医院检查,结果一个貌似非常老实的医生给我开了一串单子,检查精子畸形5项,检查乙肝,检查其它流行病,检查血液,检查。。。。。。一共要检查6-8项,检查费用超过2000元,最后我问医生,有哪些检查项目和生育关系不是很直接的,我暂时不检查,以后又必要再检查,最后,我只检查了3项,花了不到500,可见现在的医生有多黑。所以你如果有了病,最好自己先学习学习大概如何治疗,然后再看看哪些项目没有必要做,如果你啥也不知道,那简直是羊入了虎口,宰你是绝对没有商量的。


 

鎔基当年担忧的 如今中国全部应验


 


2011/09/08 


明报  

一套4本的《朱鎔基讲话实录》昨日全国发行,书中收录了朱鎔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及批语等348篇,绝大部分是首次公开。朱鎔基8年前卸任时,对未来的内地经济提出了浮夸风、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盲目发展城镇化、主题公园和私家车的六大担忧。有北京学者指出,朱当年的担忧多已成事实,既显示朱总具忧患意识,亦反映当前政府缺乏朱总魄力,不敢得罪权贵。


朱鎔基今年4月在母校清华大学对学生讲话时提前为该书「卖广告」,他称该书一个特点,「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认为这书对学生,无论是做官、做人、做企业家,都有很大的借鑑意义,「我认为做人的意义比做官还要大」。

书中〈值得纪念的五年〉是2003年1月27日朱鎔基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他提醒内阁「那些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同志」,「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他提出,「现在有很多的苗头,如果不加以注意的话,经济状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现年82岁的朱鎔基,以自己50多年的经济工作经验,告诫警惕中国的一种「综合症」,即「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他反覆告诫「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

他又说,「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看外国的报刊,都在讲中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形成,房地产过热,风险太大」。他特别质疑银行官员说,「你们老说在大好形势下,不良贷款在下降,我就是不相信。」

朱也抨击当时已经开始的「城镇化」﹕「用很便宜的价格把农民的地给剥夺了,让外国人或房地产商搬进来,又不很好地安置农民,这种搞法是很危险的。」

对于内地的主题公园热,朱鎔基说「(当时)上海搞迪士尼公园没有搞成,于是要搞个主题公园」,对此「我是坚决要收紧」。

03年朱鎔基卸任,其内阁副总理温家宝升任总理,国务委员吴仪升任副总理,其馀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离开国务院。8年来中国GDP由世界排名第6升至第2,私家车成倍增长,大中城市楼价更翻了几番。

「中国问题学」学者、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朱鎔基当时提及的担忧如今都变成现实,「表明他有先见之明,显示朱鎔基是有忧患意识的总理」。他认为,朱鎔基时代还敢触及特权,现在政府不敢触及特权,「当前政府没有朱时期的魄力,不敢改革、不敢得罪权贵、不敢触及既得利益集团」。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鎔基讲话实录》共约123万字,收录照片272张,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内容涉及亚洲金融风暴、内地财税改革、住房医疗和文化改革等大政方针政策。全部文稿由朱鎔基审定。

近平宣誓要走共同富裕道路 "习左"形象清晰(图)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1-09-08

如果说之前与美国副总统拜登长达6天的近距离接触,从细微处显示了习近平“强势”(Strong)、“务实”(Pragmatic)的性格特质。那么,近日习近平“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宣誓”,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中共未来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取向。——编者按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专题会议日前在中国云南昆明举行,作为当下主管中共具体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作出上述表示。

这也是习近平首次向外界显露其“走共同富裕道路”政治理念,虽然其中表述多已出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可谓老生常谈,但作为观测中共未来领导人政治取向的一个窗口,颇受外界所瞩目。曾经跟习近平有过接触的北京观察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习近平有明显“左”的倾向,但这种“左”即不同于极端崇毛、倡导激进革命的“老左”,也不同于那些反对市场经济、批判社会不公的“新左”,习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相对于江和胡来说,是个更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他未来的执政倾向既不是一味发展经济,也不是只顾补贴底层民众,而是寻求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真正内涵,体现自己的执政方向,此番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表述可以看作是他“习左”的宣言。

“左的宣言”显政治取向


作为中共“储君”,习近平将在2012年秋天的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党总书记,到2013年3月接任国家主席。由于中共领导层惯于守口如瓶,外界对习近平这位即将接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了解不多。曾经跟习近平有过接触的北京观察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习近平有明显“左”的倾向,但不同于当前社会中的“老左派”与“新左派”,习笃信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在不断寻求社会主义真正内涵。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就强调“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上述人士表示,习近平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表述可以看作是他“左的宣言”。

而习近平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念,被认为源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众所周知,习近平出身于“红二代”,父亲习仲勋为中共元老,是“正宗左派”的社会主义者,虽在“文革”时期曾遭迫害,但后来恢复权力担任了副总理。习近平曾说,父亲经常会让孩子们站成一列进行一场训话,鼓舞革命精神。而习仲勋遭迫害并没有动摇习近平的信念,为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习近平分别写了8次和10次申请书。“红二代”的出身和经历的苦难煎熬,铸就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

如果说江泽民是邓小平经济理念的践行者,胡锦涛是平衡江泽民时期单边经济发展的执行者,那么习近平更像是一个国家和政党的领导者,他的政治理念比前任领导者都更强烈。

习近平的座右铭是“自豪不自满,昂扬不张扬,务实不浮躁”,他给予外界的观感是一个沉默寡言、行事谨慎、行为端正的人。但普遍认为,习近平有一种以信念和原则为本奋勇前进的气魄。筹备北京奥运会期间,习近平曾表示:“我们经历很多逆境后实现了国家的发展。我们从不怨天尤人。我们只是确立方向,走自己的路。”从这句话中可以感觉到习近平的非凡力量。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习近平评价称:“他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有强大的感情自制力,不会让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影响其判断。”由是观之,在习近平真正走上中共政治前台的时候,以其强烈的政治信念,寻求社会主义真正内涵也势将成为必然,而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落脚点的共同富裕势必会是他重点推进的。

习近平课题积如山


尽管“共同富裕”愿景可嘉,但知易行难,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伴随着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矛盾堆积愈演愈烈。时代变化带给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班子的课题着实不少——从高层到基层官员,腐败等丑闻接连不断;社会存在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此前刊文称,中国今天的改革,正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要突破的是利益“雷区”,触及的是深层矛盾,惟有改革才能赢得下一个三十年。

而所谓利益雷区,学者提醒,久改不革、久推不动、久治不愈的地方,掩藏的往往就是利益的雷区。以楼市调控为例,为什么中央政府的一次次雷霆万钧的调控,一次次被绵绵无形掌化解为无功而返的“空调”?不是政策不给力,而是被依靠执行和兑现政策的人,正是借此谋取暴利的开发商和指望卖地收费自肥的地方政府。对于即将接班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来说,前路不可谓不曲折,改革阻力不可谓不巨。

力挺薄熙来?


就共同富裕,上述文章指出,收入差距拉大,是告别共同贫穷、收入普遍增加、奔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烦恼”。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才能扭转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习近平给出的总路线图是:“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的这次表态,不仅是向世界表明态度,更是对中共一贯宗旨一种宣誓。

近期,有关共同富裕的讨论可谓此起彼伏,以薄熙来主政的重庆表现最为积极——6月24日,重庆举办了一场“共同富裕”专题研讨会,40余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加。随后,薄熙来发表了自己的“蛋糕”理论——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引发热议,一时似乎共同富裕成为了薄熙来个人的政治标签。

不过,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提走共同富裕道路与薄熙来阐述共同富裕明显并不在同一层面上,习近平的表态是对中共一贯宗旨的延续和对未来执政理念的宣示,而薄熙来的一系列有关共同富裕的动作与表述,则明显有投民众之所好的政治投机之嫌,因此有言论称习近平的表态是在力挺薄熙来,实属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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