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愁】 贾鹏芳二胡十首欣赏

孙中山加拿大华人保镖真容曝光 武功高强月薪60（图） 2011/09/14

孙中山游史丹利公园。右下角合影人正是谢秋。（加拿大《明报》/洪门珍藏）　　 　　 加拿大《明报》报道，作为革命党的灵魂，1911年初当孙中山再次踏足加拿大时，清廷及保皇党也企图刺杀他，而作为黄花岗起义捐款最多的卑诗华侨中，当年有不少无名英雄拼命保护孙中山访问加拿大时的安全，当中不乏武功超群者。至今仍能考查到名字及照片的只有一人：谢秋。 　　谢秋月薪60元 　　他是100年前，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最后一次加国行的贴身保镖。孙中山1911年初访问加拿大时，革命党人正在密锣紧鼓的策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部分人已经潜入广州作最后部署。无论是满清朝廷，以及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会，均有人视孙中山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而孙中山在加拿大的主要接待者洪门致公堂有见及此，为孙中山提供严密保护。 　　当年为了守卫孙中山，有大量无名英雄在幕后默默做出贡献，但记载较为完整，有名有姓，确为洪门聘用、专责保护孙中山的，则只有谢秋一人，月薪60元。 　　洪门“叔父”曹建武在上世纪30年代撰写《致公堂复国运动史》所载，孙中山在访问温哥华及维多利亚(当年也称域多利)，宣传革命、筹募经费，取得洪门人士的热烈响应。维多利亚致公堂更决议将名下堂所抵押借钱，紧急汇款供发难之用。 　　文献显示，“域多利埠致公堂当时虽无总堂之名，而实际上则为全加洪门之所宗仰。故于汇款后，又决议委派谢秋随护孙文(孙中山)遍游全加各埠，月薪六十元(加元)。” 　　谢秋获得任命的时候，孙中山正展开卑诗省内陆各埠的访问行程。孙中山去过新西敏、纳奈莫(Nanaimo)，跟着便前往温哥华岛上华人矿工集中的Cumberland。 　　致公堂押物业捐革命 谢秋有签名 　　可是在当时，致公堂获得有人要刺杀孙中山的消息。《致公堂复国运动史》记载道：“……保皇党势力尚盛，风传该党员卢某拟狙击孙文，致公堂为慎重计，将委黄沾、黄沛霖、马大宗、陈秤四人怀手枪日夜轮流守护，以防不测。”黄沾、黄沛霖、马大宗、陈秤四人是孙中山在加拿大访问行程中的众多护卫中列出姓名者，但却已无照片可寻。 　　“十九日(农历2月)，域多利致公堂所委派随护孙文之谢秋，因域埠堂所抵押款事办妥已抵本埠，偕同孙文出发。” 　　洪门抵押维多利亚堂所一事一直有不同描述的版本，直至维多利亚大学教授黎全恩发现的致公堂堂所抵押文件，历史真相才大白天下。文件中，除了显示当年抵押借贷的金额外，更重要的是附带了洪门会员议决抵押堂所的会议纪录。 　　附录致公堂决议数十人的签名中，“谢秋”的签名正排在第三位。假若签名的谢秋便是被委任保护孙中山的谢秋，这间接印证了《致公堂复国运动史》所载，谢秋是因为要先办妥维多利亚致公堂抵押借款一事，才能够出发履行“随护孙文”的任务。而且也间接证明谢秋并不仅是为了金钱而行动，他本人也支持革命，在洪门之内的地位也不低。 　　横加之旅 全程贴身保护 　　其后谢秋的名字，又在孙中山访问基隆那(Kelowna)、雷夫斯托(Revelstoke)、卡加利、温尼辟、多伦多、蒙特利尔的记载中出现，谢秋随护期间，孙中山一直安全。 　　但后来谢秋的下落，已经无从稽考，只有珍藏在温哥华洪门堂所之内的一张古旧照片，可能曝光了谢秋的真容。 　　照片是孙中山1911年访问温哥华并顺道游览史丹利公园时与随同人员的合照。照片右下角标记的名字正是谢秋。假若是同一个人，则可能是孙中山这名“专用保镖”遗传下来的唯一照片。 　　保镖必须武功高强 好枪法 　　加拿大中国洪门民治党总部的常务副总主委郑炯光指出，谢秋的资料，已经很难查核。但洪门当年除了为革命筹款外，还派出敢死队，直接参与革命行动，出钱也出力。当年孙中山访问温哥华，洪门确实派人保护，被委任者一般不仅获得薪酬，而且在出事后，洪门也会照顾家属。 　　郑炯光指出，要当孙中山的保镖，不仅武艺高强，更必须懂得开枪，在100年前的加拿大，拿枪防身是很普通的事。

令人震惊！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比大部分非洲都差？ 2011/09/14  天涯社区　　 1950年以后，一直到70年代前半期，中国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活水平，不去比国民党20年代、30年代的生活水平，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安慰，并不是真实的。所谓真实就是说，我们要比的应该是比100年前，90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那时候比现在还好，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一个卫生工作的女工一个月有五个大洋，当时的袁大头，有银元，一个月有十几块，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米。 今天中国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所以，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经过一个倒马鞍型，一个U字性。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是中国最差的年代，就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那么，把现在和那个时候比，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对真实的一种回避。 那么，中国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标准其实不能够关起门来用政府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而是要用国际标准。我这里举一个国际标准，我专门做过一个计算，2007年的时候，中国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块人民币左右，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合1.6美元，那个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呢？这里有一个国际标准，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贫困线标准是2005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1.25美元，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2007年的时候，中国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这能说是中国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么？这只能说是比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能够吃上饭了，但决不是说，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讲幸福。那是世界上各国、发达国家要去援助、救助的对象，是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 那么，2005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那些打内战的国家，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国内战争。中国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么一个国家，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30年，农村的7、8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分配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再举一个例子，是最新的例子。今年7月1号，政府宣布城市居民、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块提升到3500块，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我根据他们的测算，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块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测算下来的结果是：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但是，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谈不上生活好。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中国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8 亿，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剩下的98％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购买力，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其实恰恰相反，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所以，从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80年代的50％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换句话讲，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的来讲是在萎缩当中的。   中国政法教授：政府在教人民造反 2011/09/13

《南方都市报》9月12日刊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的一篇文章，题为：刁民，其实恰是政府的好学生。文章引中国作家、历史学者吴思之的《新官堕落定律》一文指出官场会教人变坏，又引法国政治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指出政府在教育人民造反。文章认同，正是政府教育了穷人，生存的规则是冒险而不是守法；官员口中常说的“刁民”，其实是他们的好学生。何兵该文引发人们对当下中国某些政府行为和社会问题的无限深思。 《刁民，其实恰是政府的好学生》全文如下： 吴思先生有篇文章《新官堕落定律》，谈历史上的书生，进入官场后缘何变坏？他说，读书人先是接受圣贤教育，进入官场后，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学会了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倡(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吴思说官场教人变坏，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中说，法国大革命也是政府教出来的，政府在教育人民造反。 托克维尔是法国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1856年出版的这本书，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结局。他预计这本书市场前景暗淡，因为“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岂料三年间，此书在法国印行四版，到1934年，印行了16版。 书中有一章，题目叫《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他说，最有害的教育，莫过于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某些形式。穷人在抵御比他更有钱有势的公民的侵害方面，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有保障，但是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 对于刑事诉讼的功用，我们的教科书有个标准答案：第一，实施惩罚，保障无辜的人不受追究；第二，教育人民遵纪守法。这是就公正的审判而言。如果审判不公，当事人、旁观者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无疑接受了再教育。教育他们，法律是写给人看的，不是用来遵守的，是骗人的把戏。 如果没有法律和法院，老百姓有无限的手段，来抵抗非法拆迁。但面对有偏见的法官和虚假的诉讼以及背后的国家暴力，穷人无能为力。但他们很快又找到新方法———上访，这又使官员无可措手。正是这样的诉讼，教育了穷人，生存的规则是冒险而不是守法。官员口中常说的“刁民”，其实是他们的好学生。 对于“秘密逮捕”，书中有类似的议论。他说：“遭这样逮捕的人常常长期监禁而不送审；但是敕令(按法律的一种)却命令所有被告须24小时内受审。和我们今天一样，这项规定既不公正，也不被遵循。”托克维尔说的是150多年前法国的“今天”，但你可以据此理解，为何今天的中国网民热议“秘密逮捕”。 最吊诡的是，由于穷人饱受这种虚假诉讼的教育，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不会别的，只会将受过的教育再次付诸实践.“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对革命史有所研究的学者，对此有悠然心会的感觉。 他还谈到了法国当年的筑路和拆迁：“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受这种漠视财产权的教育浸染，大革命后成立的新政权同样漠视财产权。 革命者的激情，来自于他们对旧制度的仇恨和对未来黄金世界的想象。一旦革命成功，他们很快就丧失了锐气。他们从专制政府习得的思维和手段，他们用暴力摧毁旧制度的余热，使得旧的制度有了重建的极好机会。于是“从刚刚推翻王权腹部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 专制的政府一方面教官员学坏，一方面教老百姓造反。使普通的民众学会了漠视法律和财产权。而那些被关押在监狱的犯人，接受的是研究生教育。他们在监狱里，相互研究和切磋，相互鼓励和团结。一旦风潮起动，乘风而起，成为革命的领袖，最终建立一个更封建和专制的政府。 历史往往就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朱镕基到底在骂谁

2011/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