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三坡百里峡内成双成对、相伴而生的“天鹅花”。
中新网保定9月20日电(吕子豪 李群生)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野三坡景区管委会20日透露，在该景区百里峡峡谷内发现了一种罕见植物“天鹅花”，从远处望去，竞相开放的花儿像一群群白天鹅在草丛中翩翩起舞。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天鹅花”竞相开放在此尚属首次，但此次开放的数量不多，只在百里峡“回首观音”一带有见。该花成双成对，相伴而生，羡煞众多游人。
“天鹅花”学名拟两色乌头，属多年生草本花卉。花呈乳白色，花冠分四瓣，花蕊朝下，上面一瓣最为怪异，花蕊相扣，背部细而带钩，整个花形酷似天鹅，故称之为“天鹅花”。
世界地址公园野三坡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旅游胜地，有“世外桃源”美誉，其百里峡峡谷如刀削斧劈，奇石兀立，海棠满沟，花草遍山，有“天下第一峡”美誉。
| 中外乞丐对比：要钱不要脸PK要钱也要有范儿(组图)
2011/09/20 |
 我们小时候见过的乞丐再也看不到了。 灾荒和苦难让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一根打狗棍，一只破口袋，有了上顿没下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在当代中国，行乞成为职业，应该是近20年里的事。  无钱治病？展示肢体残缺、丑陋、肮脏、恶心，来博取同情心。  这样的乞讨方式常见，全是男人。  这种乞讨方式多见于妇女和儿童。  小儿麻痹后遗症？更多见的是，比她更不堪的肢体残缺展示。  无论男女老少，长跪当街的乞讨方式，最常见。  终于发现一个，不靠博取同情心、不靠编故事的，向他致敬！遇到这位，我会掏钱。因为他让我眼前一亮。 中国的职业乞丐，以自我践踏、展示丑陋、编造故事、博取同情为目的，尽管严重地伤害了旁观者，但中国人口众多，施舍的人总是源源不断，才使一些人选择了没有投入、干赚不赔的这一行当。 在国外旅行，也常常看见职业乞丐。（以下照片均为原创） 这个戴着骷髅面具的乞丐是我200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街上抓拍的。  这个化妆成老巫婆的乞丐是我在意大利比萨斜塔入口处拍的。  这个乞丐是德国的，踩着高跷呢吧？真够高的。  古罗马斗兽场附近的乞丐  荷兰王宫前  意大利佛罗伦萨街头  罗马街头  也是罗马街头  科隆大教堂广场，孩子们被吸引了
网易博客 | | 5000年中国悬案:诸葛亮到底是怎么死的?
2011/09/20 |
大概是《三国演义》太普及了，家喻户晓，大家都信以为真，把文学作品当真实历史读了，并口耳相传，对于三国，人们以为就这么回事。自从易中天教授品三国之后，三国就更普及了，再加上某些对历史不大了解的年轻人在网上发一些有关三国人物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根据三国演义来写，所以，三国人物似乎更加八卦了，很多读者很难辨别其中的真伪。因为如果不是专业读者的话，很少有人愿意认真去读真实的三国历史书，比如陈寿的《三国志》，或者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关于三国的部分；至于读后来的历史学家写的研究三国历史的学术著作，那更是凤毛麟角了。总之，由于《三国演义》的存在，人们对真实的三国历史还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有点混乱。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杜撰了一个诸葛亮气死周瑜的故事，并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既生瑜，何生亮。实际历史上的周瑜比诸葛亮大十多岁，而且周瑜也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而是一个“雅量高致”的儒将，而且音乐修养特别高，当时在吴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曲有误，周郎顾。现在网上的作者学了罗贯中这一招，来了个“既生亮，何生懿——司马懿活活气死诸葛亮”离奇故事，而文章的根据基本是《三国演义》，显然，他的可信度不高，当然如果娱乐一下还是不错的，但是由这个“既生亮，何生懿”的故事，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野史”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真实的历史。
首先，我们来看诸葛亮是怎么去世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从陈寿的记载中，诸葛亮是病死的，再从后主刘禅的诏书也可以看出，诸葛亮是遭疾病而死。诏策曰：“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联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联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令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诸葛亮也不是被司马懿气病的，主要是积劳成疾。诸葛亮自己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又如《三国志》说诸葛亮：“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
，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在评诸葛亮时候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从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劳累，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懿和诸葛亮的关系。诸葛亮生于181年，去于234年，五十四岁；司马懿生于179年，死于251年，七十二岁。诸葛亮比司马懿小两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只有两次提到司马懿：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相持百余日。……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诸葛亮和司马懿第一次间接交锋在孟达叛曹魏的时候。当时司马懿驻屯在宛，《晋书·宣帝纪》载：“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孟达“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司马懿知道了诸葛亮的计划，于是快速进军，八天就到了上庸城下。而当时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等到司马懿从天而降，“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这次间接较量，诸葛亮大概认识到司马懿的这个人不简单。
蜀汉建兴九年 （231年），即魏太和五年二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进攻魏，包围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贾嗣、魏平部，并以木牛流马运输粮草。《三国志》载：“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邰交战，射杀邰”。魏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晋书·宣帝纪》)，派他西驻长安，都督左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防御蜀军。司马懿留部将费曜、戴陵率4000人守邽(今甘肃天水)，自率主力西救祁山。张郃劝司马懿分兵驻扎雍、郿两地，以作大军后镇。司马懿不同意，他说：“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于是挺进喻麋。
诸葛亮闻魏大军将至，亦分兵一部继攻祁山，自率主力迎击司马懿。郭淮及费曜等部袭击蜀军，被诸葛亮击破。便亲率蜀军乘势抢先收割熟麦，获得军粮。
至此，史书上对今后的作战却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 晋书·宣帝纪》记载：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贪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今甘肃天水南)，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资治通鉴·卷第七
十二》记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懿遇于上邽之东。懿敛军依险，兵不得交，亮引还。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不在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军食少，亦行去矣。”懿不从，故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诸将咸请战。夏，五月，辛已，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
亮使魏延、高翔、吴班逆战，魏兵大败，汉人获甲着三千，懿还保营。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
可以看出，前者说司马懿大胜，后者则说司马懿也败过。而《三国志》中诸葛亮、张郃、郭淮等人的传记中，对此战都一带而过。现在的军事工具书也多以后者记载为准。两书对战争的总体趋势描述相同，都是司马懿保住陇西粮食，解了祁山之围，最终两军在相持中，蜀军粮草耗尽退兵。
蜀军退军后，军师杜袭、督军薛悌都估计诸葛亮明年麦熟时还会入侵，建议趁冬天调运粮草，解决陇右粮少问题。司马懿认为：“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晋书·宣帝纪》)。
青龙二年(234年)二月，蜀丞相诸葛亮率军10万出斜谷攻魏，四月，诸葛亮至郿县(今陕西眉县北)，进驻渭水之南。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水筑垒阻击。诸将想在渭北与诸葛亮隔水相持，司马懿说：“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晋书·宣帝纪》)。遂渡渭背水扎营。司马懿分析形势后，对诸将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则诸军无事矣”(《晋书·宣帝纪》)。
诸葛亮果然上五丈原。魏诸将皆喜，唯独雍州刺史郭淮深以为忧，他说：“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诸将多不以为然。郭淮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三国志·魏书·郭淮传》)。司马懿这才意识到北原的重要性，命郭淮等率兵移屯北原。堑垒尚未成，蜀军果至，攻而未克，两军遂成对峙状态。
诸葛亮东进的道路受阻于司马懿，从渭水前进，又有郭淮阻挡，乃移军攻取散关，陇城等地，然后回师进攻司马懿。
八月，司马懿遵照明帝“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指示，与诸葛亮相持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司马懿均坚壁不出，欲待蜀军粮尽，相机反攻。诸葛亮便派人给司马懿送来“巾帼妇人之饰”(《晋书·宣帝纪》)羞辱之，欲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仍不出战。为平息部属不满情绪，故意装怒，上表请战。明帝不许，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来做司马懿的军师，以节制他的行动。后诸葛亮一来挑战，司马懿就要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军门，司马懿便不出兵。
辛毗到时，蜀将姜维就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则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
千里而请战邪”(《晋书·宣帝纪》)！诸葛亮遂分兵屯田，做长久屯驻之准备。
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问前线军情，司马懿回信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
不久，诸葛亮于病故于五丈原军中。蜀将秘不发丧，整军后退。当地百姓见蜀军撤走，向司马懿报告，司马懿出兵追击。蜀将杨仪返旗鸣鼓，做出回击的样子，司马懿以为中计，急忙收军退回。第二天，司马懿到诸葛亮营垒巡视，“观其遗事，获其图书、粮谷甚众”(《晋书·宣帝纪》)。
司马懿据此断定诸葛亮已死，并赞诸葛亮“天下奇才也”(《晋书·宣帝纪》)。
辛毗认为诸葛亮死否尚不可知，司马懿说：“军家所重，军书密计、兵马粮谷，今皆弃之，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晋书·宣帝纪》)。于是，率兵急追。关中地多蒺藜，司马懿派三千士兵脚穿软材料做成的平底木屐，在大军前行走，蒺藜都刺在木屐上，然后大军马步并进。
从司马懿与诸葛亮交锋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当时蜀汉与魏国实力相当，所以处于相持状态，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个人都不能进，相反诸葛亮多次主动求战，而司马懿都没有应战，可以看出司马懿对于诸葛亮，在内心深处还是很畏惧的，认为诸葛亮是天下奇怪才，当有人把谚语“死诸葛走生仲达”说给司马懿听的时候，司马懿调侃的地说：我能料生，不能料死。《晋书·宣帝纪》记载了司马懿的这件事情：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审问，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
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司马懿之所以“笑”和自我安慰，一方面是因为诸葛亮去世自己终于没有敌手而高兴，另一方面，也说明司马懿对诸葛亮的那种潜意识的畏惧。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所谓“既生亮，何生懿”之类纯属搞笑，没有历史依据；相反，我们似乎可以隐隐看出，司马懿是相当敬佩诸葛亮的，甚至对诸葛亮心存一丝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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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百年的历史思考：为中国进步打开闸门
2011/09/20 | |
●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辛亥革命还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辛亥志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主要表现在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00年来，我们的民族从不断沉沦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家从风雨飘摇、濒临灭亡边缘到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从穷苦不堪到总体上实现小康，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历史性巨变是怎样实现的？其中蕴涵着怎样的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它们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封建统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一方面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在经济上进行剥削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1895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出，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是因为，造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漆树芬在1926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来回答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美好追求，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广大爱国将士和民众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不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如此。但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这些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和压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对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展开武装斗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这两个运动最终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血腥镇压下惨遭失败。
三是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派总结了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功做法和失败教训，决心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改革，发动了戊戌变法。但这些改革举措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变法活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在慈禧太后的镇压下夭折。
这三个方面的斗争，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说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因为它们都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孙中山先生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为军阀混战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
认清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像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后继者只有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道路，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不过，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则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个根本颠覆。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就提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在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先生特地要求加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上、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其对后来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十分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政治思想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辛亥革命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辛亥革命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而且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人们在道德观念、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革命活动本身就是对许多陈腐观念的巨大冲击和涤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如废除对官吏的跪拜礼，禁称“大人”、“老爷”；废止奴婢，解放“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等。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影响。
辛亥革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就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另外的文件中，孙中山先生还强调只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这些认识和举措，是以往历代封建政权所从未有过的，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公开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又继承又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综观我国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正确认识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辩证关系。没有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也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巨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之运行，川流不息、奔腾向前，前后承续、无法切断；又如登临崇山峻岭，必须由低及高、拾级而上，每一个台阶都是通往顶峰的必经阶梯。看到过去的贡献而无视现实的超越，或者以今天达到的水准去嘲弄昨日之幼稚，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旗帜下开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
任何历史人物，即使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其历史局限性，会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辛亥志士们在革命理念和斗争实践中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这需要进行认真总结。但是，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来就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事实上，所有辛亥志士无不是由爱国精神所驱使而投身于革命的。鲁迅写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吴玉章写过“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的诗句，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共同心声。他们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求取国家的富强，宁肯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开温暖的家庭、抛却个人的幸福，而选择一条困苦艰险、荆棘丛生的革命之路，甚至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魂牵梦绕的关注，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执着不屈的追求，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支向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独裁政权宣战的战斗队伍。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重要目标；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与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孙中山先生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一群开始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革命者，要推翻一个虽然已经腐朽却还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并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作后盾的清王朝，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辛亥志士们勇敢地直面困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个概括，既是孙中山先生毕生经历的真切写照，也是许多辛亥志士的共同品格。女革命家秋瑾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起义前，给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诀别书：“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对于这些革命先烈，我们由衷地抱着至深的敬意。
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在辛亥志士的心目中，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数万万同胞为实体的具体存在。真诚地热爱、关怀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为人民谋取幸福，是他们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曾说：“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他们深深懂得，要替人民谋幸福，必须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当有人批评革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时，他们回答说：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所以，“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后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伟设想，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
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孙中山先生和他的战友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常常能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从而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判断和决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成为孙中山先生自觉遵循并时刻不忘的座右铭。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才能收到积极的成效。孙中山先生本人，从和平改良到武装反清，从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到“以俄为师”，从依靠某些军阀势力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始终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前进。同时，辛亥志士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对于世界文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早在1904年，孙中山在给美国人民的一封信中就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他们坚信，一旦革命成功，中国一定能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类似这样的言论，在革命派其他人物的口中也屡见不鲜。
100年前，这些思想成为推动人们投身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直至今天，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仍然没有失去思想光辉，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李文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 | 黄帝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可汗?极可能是辽宁人?
2011/09/16 |
辽沈晚报
黄帝生在辽河边？
■黄帝极可能是辽宁人？
■玉器的仿制艺术是从红山文化区传到中原的？
■黄帝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可汗？
近些年，有关黄帝是中华民族的“血缘始祖”还是“人文始祖”的争议不绝于耳，而说到黄帝的籍贯，却几乎众口一词：黄帝是中原人，黄帝部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如果有人告诉您，黄帝其实生在辽河边，黄帝还极可能是辽宁人，对此颠覆性的说法，您是否会感到刺耳？是否连想都不想，便嗤之以鼻？
苏秉琦教授是中国考古界的权威，老先生在世时，几乎踏遍国内已发现的所有古人类遗址，陕西、河南、山东、江浙……但他探祖寻根的脚步最后却落在了辽宁的牛河梁。他以自己一生的阅历经验与穿越时空的前瞻慧眼，称牛河梁女神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并斩钉截铁地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应。 ”
苏秉琦颠覆黄帝籍贯
“炎帝族对应仰韶文化、蚩尤族对应大汶口文化是学界共识，如此一来，遗址中出土的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罐就只能属于大战前后的黄帝族了。 ”
搞考古研究的人是非常严谨的，除非有了确凿的证物，否则不会轻易下定论，即使有了结论，也多给自己留有余地。而老先生在论述中华文明起源时，使用的词汇是“不都是”、“有可能”，但谈到“黄帝文化的活动中心”时，老先生用的词却是“只有”，排他性的“只有”！
关于黄帝故里，历史上一直其说不一。史书记载，黄帝生于姬水之滨(今陕西武功漆水河)，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葬于陕西桥山黄帝陵。也有个别观点提出“昆仑说”、“天水说”、“有熊说”，不过这几种观点，问世不久即被学术界驳倒。
汉代山东曲阜人孔安国为了提高他家乡的知名度，谎称黄帝生于寿丘。受其误导，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附和了一下，当时就有人指出了皇甫谧的错误。
还有人说黄帝故里在河南新郑。新郑的古迹虽多，但所发现的“具茨山天书”和“具茨山岩画”等远古时期遗址，只能证明黄帝曾经在此居住过，并不能证明黄帝在此发祥。
2011年8月下旬，第六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在赤峰举行。经16年的考证与研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平认为，黄帝族很可能发祥于红山文化核心区所在的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地区，而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证据研究得出的，陈平的观点与苏秉琦先生此前的论断不谋而合。
陈平说，史料记载黄帝姓姬，西周王族也姓姬，而且两者后期的踪迹都局限在陕西境内，可以推断西周王族的直系祖先就是黄帝，可称其为姬周黄帝族。由《左传》等古籍记载判断，姬周黄帝族来自姬姓白狄聚居的河北、山西北部，而《史记·五帝本纪》又表明姬周黄帝族与姬姓白狄部落均来源于河北涿鹿县周边的黄帝族。“史料记载了黄帝族发展迁移的大致过程，而考古发现也展示了黄帝族的迁徙踪迹。”陈平说，距今约4200年的山西太原光社文化，证明了光社地区曾是黄帝族从河北涿鹿城向陕西迁徙的中转站。与此同时，光社文化的典型器物——三足陶鬲(lì，是古代的一种炊器)与红山文化的三足陶罐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这就可以把黄帝族的来路从河北涿鹿，北推到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一带的红山文化核心区。 ”陈平认为，河北涿鹿县附近的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共同印证了“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族早期文化”的论断。
陈平说， 197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涿鹿县百里之外的蔚县三官、西合营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典型器——龙鳞纹彩陶罐，以及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玫瑰花彩陶盆。他说，从地理、年代特征和出土器物分析，三官、西合营遗址与古史传说中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于阪泉、涿鹿的历史事件直接相关。“炎帝族对应仰韶文化、蚩尤族对应大汶口文化是学界共识，如此一来，遗址中出土的红山文化龙鳞纹彩陶罐就只能属于大战前后的黄帝族了。 ”
郭大顺追寻黄帝南下路线
黄帝部落来源于红山文化区，这在国内考古学界的权威专家心中，早就不是什么惊天秘密了。
郭大顺先生现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专职教授。在他的专著《追寻五帝》一书中，不仅明确记述了黄帝族由辽宁南下的考古事实，连南下的路线图都清晰标注出来
简言之，黄帝部落由位于辽河上源的辽西、赤峰一带出发南下，而起源于陕西关中平原的炎帝部落由渭河、汾河北上，两大部落碰撞、交会于河北张家口地区，通过战争、联姻，奠定了今天的华夏民族！
在郭大顺家客厅的墙上，挂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写的一首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jiǎ，古代青铜器制的酒器，圆口，三足)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短短28个字，将中华文明的“龙”、“花”渊源和彼此间的相互交融概括得非常清晰。
据苏秉琦先生考证，黄帝族所在的红山文化区生产一种典型的“龙鳞纹彩陶罐”，而炎帝部落所处的仰韶文化区则生产代表性的“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中华民族的“华”就是由炎帝部落仰韶文化的“花”而来，中华民族所尊崇的“龙”，就是由黄帝部落红山文化的“龙”而来。我们今天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恰是这两大上古文明融合交汇的高度概括。
陈平研究员所说的红山文化的代表性陶器三足陶罐，2010年，记者曾在朝阳北票章吉营子乡探访喇嘛洞慕容鲜卑墓葬区时亲眼见过。这里，据史书记载，是黄帝孙子颛顼大帝的“故墟”。当时，随记者同行的北票考古专家李国军在地面上发现一块形似大奶嘴的土疙瘩，李国军当时就断定，“这是陶器残片，我们考古队管它叫‘三足鬲’，是日用陶器支撑三足中的一个。 ”
对黄帝部落南下与北上的炎帝部落交汇于张家口的说法，一些人提出异议。他们质疑说，即便在辽宁发现黄帝时代的遗址与器物，为什么就不能说这些器物是正史记载的源自中原的黄帝族带到东北去的呢？
这种说法的确不容忽视，对尊奉正史记载人群的逻辑而言也顺理成章，但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呈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图景。
众所周知，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区，最具代表性的出土器物是玉猪龙、玉雕龙、勾云形玉佩、玉玦。如果这些在黄帝时代属部落首领专有的玉器是从陕西、河南传过来的，那么在陕西、河南一带的考古发现中，就应该发现同一时期形状一样或类似的玉器玉件，但迄今为止，这种发现始终没有出现。
相反，在陕西的凤翔县、韩城，河南三门峡市一些地区的西周、战国古墓中，却发现了与红山玉器形制惊人相似的玉器制品。红山文化早于西周、战国时代几千年，这种发现只能说明一点：这些玉器的仿制艺术、传承理念，是从红山文化区传到中原的。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黄帝部落是由北向南迁徙的，黄帝族所隶属的红山文化是由北向南传播的。
艾荫范的“首领说”与“可汗说”
相对于苏秉琦先生的推论，有“国学大师”美誉的阜新艾荫范教授对黄帝历史身份的说法更为具体，他认为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单于或可汗。
在艾荫范看来，历史上的尧、舜、夏人、商人和周人都是黄帝的后裔，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黄帝的孙子是颛顼，在颛顼20岁时，黄帝将帝位传给了他，颛顼在位78年，死时90多岁。宋、元时期的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释中明确说到：朝阳“城东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墟。 ”棘城在今锦州义县北。墟，则是指曾经有许多人居住而现在荒废了的地方。由此可见，“黄帝与颛顼最初活动的地方是北方，黄帝应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首领或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可汗。 ”艾荫范这样判定。
在研究蒙古利亚人所使用的阿尔泰语词“空桐”、“奎屯”时，艾荫范发现，在长城以北的山川中，有几十个以阿尔泰语空桐、奎屯以及近似语命名的地方，例如灰腾锡勒、辉腾草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奎屯河、奎屯山等等。而其他一些蒙古族曾经驻牧或当代仍在生活的地区，也不乏“奎屯”山水。如：新疆的奎屯河；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西北流入党河的奎天河等。凡是有空桐、奎屯的地方，都记载和传说着黄帝的事迹，而这些地方，都处在从东北到新疆的亚洲草原区。艾荫范由此得出结论，在华夏历史上，第一位游牧民族的单于或可汗就是黄帝。
雷广臻喟叹中华“五服观”
“陕西、河南一带有黄帝陵、黄帝故里，但科学的论断是要靠证据说话的，衣冠冢与皇陵只能是一种传说。中原有关于黄帝的传说，辽宁一带有关于黄帝的出土文物，哪个更具说服力？ ”
言及黄帝与红山文化间的关系，对红山文化颇有研究的朝阳学者雷广臻在图腾、住所、服饰等11个方面，详细描述了黄帝时代与红山文化间密不可分的对照图谱。
早年，有记者采访雷广臻请他讲解黄帝部落的起源时，雷广臻表示：“陕西、河南一带有黄帝陵、黄帝故里，但科学的论断是要靠证据说话的，衣冠冢与皇陵只能是一种传说。中原有关于黄帝的传说，辽宁一带有关于黄帝的出土文物，哪个更具说服力？ ”据说，雷广臻当时的讲述因前所未闻，又阐述得极为生动，坐在一旁的司机都听得入神，端着茶壶居然忘了倒茶。
雷广臻并未全盘否定神话传说所内含的复杂历史信息。“我们不能说中原一带有关黄帝的传说就是假的，这不是客观的态度。比如河南西部灵宝市阳平镇的铸鼎原，这个名字从唐代起就流传下来，不是现在人虚构的，这就说明黄帝部落的确与那个地方有关。 ”
既然辽河流域极可能是黄帝部落的起源地，那么在历朝典籍中，为何至今却鲜见这段上古记忆呢？雷广臻认为，这与中国的“五服”观念有关。
中华文化的“五服”分血缘与地缘两种。所谓“血缘五服”就是上下各推五代，出了五服就不穿孝服，就可以通婚了。至于地域上的“五服”，是按与天子帝都远近的里数划分的，分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每向外500里，待遇就减一等，离得越近与当权者的关系就越密切。五服之外再划500里叫要服，要服之外还有荒服，距帝都2500到3000里。进入中原的黄帝子孙肯定是把祖宗之地(红山文化区)划入荒服之地了，越往后越不记得自己先祖从哪里来，更不愿承认自己的先祖来自荒服之地。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别人认不认不管，我们要认，要坚持到红山文化去寻根问祖！ ”雷广臻对此坚信不疑。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诸位专家更是从红山文化的图腾、玉器等方面论述了黄帝部族的起源。 □主任记者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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