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近日，因为《人民日报》的一篇反驳文章，这份榜单再度引起中国网民的热议。据《新京报》的报道，《人民日报》19号发表文章说，《福布斯》的这份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一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
《人民日报》同时引用了《中国统计年鉴2010》、《关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财政部网站、IMF网站、OECD网站等多方数据，文章并对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等专家进行了采访，指出以国际标准的“宏观税负”来衡量，中国的税负并不高。

对此，《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当天下午便作出回应说，“这个榜单的目的，是为了在全世界各国的税负之间寻找一个可以比较的尺度，因此对各样本国家一视同仁地选取了各国政府通行的税种和最高税率。” 考虑到各国的情况不一，选取共同点来比较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但不能说它不科学。究其原因，税负高低与痛苦程度并无绝对同比关系，主要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税收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还之于民”。

《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有专家指出，国际上统计宏观税负有两种口径，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中国与之相近的指标是“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GDP比重。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政府收入包括四类：税收、强制性社会保障缴款、赠与、其他收入，中国与此相近的指标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两种计算口径下，我国税收负担都低于美、日、德、法等发达国家。

对此，《福布斯》指出，“税负痛苦指数”包含了纳税人对纳税负担的实际感受。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优质的、让纳税人满意的公共服务，这当然让国民欢迎。但实际上，中国的实际税率虽然低于名义税率，但纳税人能够感受到的公共服务是欠缺的，质量还有待提高。这场争议也立刻引发广泛关注，多位专家表示，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9％，由此测算，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家财政收入确实增长过快，因此，减税势在必行。

报道又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本来是福布斯两年半前推出的一份榜单，如今却再度引发一场论战，对此，周健工认为，之所以该话题如此受关注，一是因为今年原本个税改革等话题就很火热，而深层原因则是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周健工说，当我们交税的时候，都很关心税收究竟用到了哪里，政府是否有效利用、管理税收，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如何，与税收支出的结构、细节是否透明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纳税人意识觉醒后很自然会去关注的内容。他认为，财税制度是一国的核心制度，体现出政府的基本价值观。

综上所述，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博士、学者马光远表示，税负和“税负痛苦”是两个概念，如果一国税负绝对值不是最高的，但因为税收支出和老百姓没关系，痛苦指数自然高。他认为，目前中国税负总体确实过重，有数据显示，政府的财政收入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而财政收入过快增长必然导致国富民穷。“财政收入的增加当然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但国家与民众之间不能差距太大，以前大家都吃土豆，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吃鲍鱼，民众吃稍好些的土豆而已”。

在马光远看来，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有观点认为，目前不应该纠结在税收上，而应该考虑调整支出结构，对此，马光远认为，调整支出结构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不应混淆。“税收太高肯定是不对的，在初次分配中，国家拿得太多，这不合理”。目前，中国宏观总体税负水平已经远远超越了企业和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远远超过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税负的高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最大制度阻力之一。

马光远最后强调说，是该下决心降低总体宏观税负，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了，否则，所谓“转变发展模式”只能是一句空话。

党报：中国已经进入“陌生人社会”   2011/09/22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近日发表文章称，中国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人性冷漠已随处可见。原因是人与人互不信任，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人们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 据《人民日报》9月22日报道，中国各地近日频频出现的“老人摔倒没人扶”这类事件让人普遍感到心痛又困惑：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 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社区警务站贴着海报：“陌生人搭讪轻易别理睬”…… 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社会学家说，中国已进入“陌生人社会”。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但是，刚刚离开“鸡犬相闻”的村落、单位不再“办社会”，难免要面对种种不适应。首当其冲的就是：该如何和陌生人相处？ 多数人会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人，因为“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首先选择不信。公共场合看紧自己的包，如果别人委托看包，多半要摇头。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心里先犯嘀咕，“不会是陷阱吧”。看到小偷，犹豫着是否要干预，担心过后被报复。而诸如“扶人者被诬陷为撞人者”、“拾金不昧却被讨要更多的钱”等案例，更强化了“帮助人可能惹麻烦”的心理，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透过这种纠结，不难发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远未消失。同时这种纠结也提示，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这时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无疑极其必要。不过，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让人们对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进而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