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报　　

　　全国性深化打击拐卖儿童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矛头直指丧尽天良的人贩子集团。讽刺的是，内地竟有社会福利机构间接因为这场运动断了财路，陷入「绝境」。
　　广东茂名电白县民政局属下的福利院，成立宗旨是为孤寡老人、残疾儿童及弃婴等提供收养服务，但一直都靠将儿童送给外籍人士领养为主要收入来源。每送养一个孩子，院方约有叁万元进帐，高峰期每周起码有两叁次交易。多年来，这门「生意」为福利院带来滚滚财源。


　　由于「富得漏油」，民政局领导便以「工作需要」为由，纷纷向福利院塞进自己人，员工人数激增。然而好景不常，近年政府加大打击拐卖儿童力度，收养的孩子多为患心臟病、脑瘫等的弃婴，「健康孩子几乎没有」，获领养人数急剧下降，今年以来数字为零。

　　嫌弃残疾 为富不仁

　　目前福利院有四十叁名孤残儿童，工作人员却多达四十二人，入不敷支，连工资都发不出。院方遂请求县政府增拨经费，以保障正常运作。

　　作为官办慈善机构，福利院不务正业，干起了人贩子的营生，藉「合法买卖」儿童赚黑心钱，更沦为官员安插亲朋好友的「自留地」。这种荒诞现象，正是内地社会保障系统监管不到位，乌烟瘴气的冰山一角。

　　社会福利制度千疮百孔，慈善机构利欲熏心，早已为人诟病。福利院已变质，藉慈善之名挂羊头卖狗肉，将婴儿当摇钱树的丑闻屡见不鲜。

　　早前湖南就有不少福利院被揭发，以每个叁千美元的价格将婴儿卖给外国收养者。有福利院甚至与计划生育部门勾结，抢夺超生婴儿或者乾脆直接参与贩卖。可以说，电白福利院的丑闻已不算甚么新闻。

　　更可怕的是，这边厢福利院因财路被断要关门，那边厢残疾孩子却沦为社会弃儿。据统计，中国目前有六百多万脑瘫儿患者，近年涉及这个弱势群体的人伦悲剧不断上演：母亲捂死脑瘫女儿;父亲将出生不久的脑瘫儿扔入水沟;爸爸杀死脑瘫幼女后自尽……然而，社会救助、医疗保障，几乎统统对他们关上大门。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孤立无援，每日以泪洗面，只能单打独斗地与命运抗争。

　　中国不差钱，处处豪华亮丽的政绩工程，「叁公消费」挥金如土，但弱者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仍是镜花水月，这正是为富不仁的典型写照。

南都:国民党何来勇气在台湾进行直选？   2011/09/26

关键的年代：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与反思 　　　　　　　　　　　　　　　　　　　　　　　　　　　　 摘要：我们不禁疑问：国民党在台湾是如何艰难地走过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在大陆惨败后的国民党何来勇气在台湾进行直选？对于台湾的近代化历程，我们应有何反思？ 　　　　　　　　　　　　　　 　　■嘉宾简介 南方都市报 　　郭岱君，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客座教授、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自2003年起，推动胡佛研究院“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史料搜藏及研究计划”，保存并开放国民党档案、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等，这批新档案问世，改变了中外对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事件及领导人物的理解与评价，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内忧外患。党内一片衰败颓然，台湾当地经济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价飞涨、外汇短缺。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造与重建、土地改革以及地方自治。台湾也由此奠定了现代化基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回顾这段历史，以今日的目光来看仍觉有不可思议及惊心动魄之处。我们不禁疑问：国民党在台湾是如何艰难地走过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在大陆惨败后的国民党何来勇气在台湾进行直选？对于台湾的近代化历程，我们应有何反思？ 　　1949年到1953年，是对台湾发展关键的年代。虽然在这里是跟大家分享台湾的故事，我想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故事，台湾过去所经历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大家可以共同分享、共同反思，甚至进一步作为我们今后发展的参考。 　　1949：风雨中飘摇的台湾 　　1949年，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1949年的台湾政经情势，可以说是在风雨中飘摇。过了今天可能没有明天，当时国际社会都不认为台湾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当时台湾通货膨胀、生产萎缩、物资缺乏、外汇短缺。1948年下半年，零售物价指数飞涨22倍，1949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物价上涨52.6%，人民怎么生活？不但如此，大批国民党官员、军人、眷属及平民涌入台湾，台湾当时一共500多万人口，突然增加200多万人，台湾当时的情况很凄惨。 　　更糟糕的是，台湾当时整个农工生产是停滞的，因为台湾72%以上的产业是控制在统制经济的手里，也就是计划经济掌握了人民大多数的经济生活。很多人以为台湾一直就是市场经济，其实并非如此。1949年台湾是个十足的统制经济，国民党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1949年的台湾，工农业生产停滞，政府也收不到税。当时银行利率已经高到125%，仍旧收不到钱怎么办？台湾银行就只好猛印钞票，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物价每天上涨。台湾银行连50万美元的信用状都开不出来，国际社会不承认，当时台湾的货币机能几乎是崩溃的。 　　不但如此，为了应付解放军可能的攻击，蒋介石将一半以上的预算都放在军事防御。1949年的台湾是市场失衡、产销失灵的社会，整个经济的循环都无法运作。台湾经济原来控制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中，生产与销售都是为了日本的需要。日本人一走，这些生产链及服务链立刻瓦解了。1949年蒋介石到台湾之后，马上想到稳定统治，然后就是稳定经济，恢复农工生产。 　　怎么办？那就要进行改革。 　　蒋介石改造国民党 　　在1949-1953年这一关键年代，蒋介石做了这几件事。第一是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二是稳定社会。第三，重建台湾的经济。 　　国民党的改造最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相当于共产党的中央党校。另外设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1950年8月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介石亲自挑选了16名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是他比较信赖的党员，彻底改造国民党，抛弃派系。蒋介石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原来国民党各派系元老党员任命为评议委员，地位高，但是有名无实。表面上对他们颇为尊敬，实际上是架空他们。这样的做法在大陆时行不通，但是到了台湾，这些人手下没有兵，也没有办法。 　　最跌破大家眼镜的是，公布中央改造委员会时，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长期主管党务的CC系领导陈立夫、陈果夫（所谓的“二陈”）竟然没有在名单中。根据私人回忆，那一天CC要员看到名单，发现他们两个都没有上榜，简直是惊讶到不知所措。蒋介石决心对CC派开刀，杜绝党内的派系。 　　当时陈果夫已经病重，蒋介石认为陈果夫已不重要。至于陈立夫，不但不在改造委员会的名单上，而且蒋介石要陈立夫出国，而且是立刻出国。陈立夫的儿子后来接受访问时说：那时他还是小孩子，跟邻居道别都来不及，匆匆忙忙就拉着箱子走了。根据蒋介石的日记，1950年7月17日，蒋介石告诉陈立夫，让他出国。陈立夫说不愿意出国，保证一定不再涉入政治。陈立夫也知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他们有很大的责任，蒋介石就跟他讲，你可以不牵扯政治，但是你旁边的人怎么可能不让你做呢？只要你人在，他们就会聚在你的周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走。陈立夫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陈立夫去看宋美龄，宋美龄送给他一本圣经，说希望你出去之后心平气和，每天读圣经。陈立夫很无奈，他指着墙上蒋介石的照片说，那个上帝都不管我了，这个上帝还管的了吗？可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陈立夫不走，CC系就还会继续作怪。我想在改革中，有很多没有办法说清是与非的问题。 　　此后，陈诚开始铁腕改革，陈诚颁布戒严法，对出入境做严格的限制。蒋介石在下野之前让蒋经国等将国库的黄金运到台湾，陈诚的币制改革就是用这760万两黄金作为准备金。当时还在打仗，这个钱其实很快花完，台湾真正站起来不是靠这760万的黄金和美元。 　　决心推行地方自治 　　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地方自治。关于台湾的地方自治，根据一些档案和我做的口述历史（其中有一些是我两三个月之前才做的），我才知道这些事，对我也很震撼。蒋介石在1950年决心地方自治，1950年1月大事表上只写了四个字：“地方自治”。他希望在台湾实行直接选举的省议员、县市长等，提出之后党内立刻反对，包括他身边的人也反对。反对的原因，第一，1950年初的台湾还在风雨飘摇中，站都站不稳，谈地方自治和选举实在不切实际。第二，台湾本地人占台湾人口的85%，大陆来的人大概是13%，如果直接选举，那大部分的权利就会被那85%的人拿走，国民党在台湾的控制就没有了，整个台湾就掌握在本地人的手里，那国民党哪还有立足之地呢？ 　　但蒋介石非常坚持，当时负责台湾地方自治的阮毅成，他儿子阮大仁亲口告诉我的，尽管面临党内反对，蒋介石排除万难实行了地方自治。首先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研究规划，同时为配合地方自治，改造委员会在1950年9月，通过一项决议，把烟酒及林业的管理及税收改由地方政府接手，此举使得地方政府有了税收的来源。 　　大家不要忘记了，1950年的台湾是怎样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1950年7月2日，台湾省第一届县市议会议员选举展开，国民党很谨慎，没有一次性选，而是分区、分六期办理，花莲县最早举行，试点成功，再扩大到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台南县、台南市、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等。 　　接着选举县市长，地方首长当然比县议员更重要。国民党把选举分为八期办理，每一期两三个县市，因为这样比较好控制。这也顺利完成，然后是台湾省议会的选举，也很顺利地完成。整个地方自治在两年内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各基层的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 　　我在三个月之前才在蒋介石日记中看到这样的故事：1950年12月台湾省第一届民选县市长选举期间，台中市市长选举竞争激烈，无党籍候选人杨基先、国民党候选人林金标，另一位非国民党籍候选人廖朝洲竞争市长宝座。廖朝洲无足轻重，主要是杨基先和林金标的竞争。杨基先是地方上有影响力的士家子弟，在竞争中不免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密切关注他的言行。杨的声势看好，眼看就要赢得选举，蒋介石忍不住了，12月27日，他打电话给省主席吴国桢，让吴告诉杨基先自动退选。结果吴国桢回报，对方同意退选，而且“态度良好”。这下子蒋介石反而不好意思了，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干涉选举的做法“处置不当”，考虑了三天，在1950年12月30日，他决定仍旧依法进行，不加干涉，即使国民党候选人失败，“亦无愧色。”。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吴国桢后，觉得“寸衷大乐”。吴国桢打电话告诉杨基先之后，杨也欣然接受。最后的选举结果，国民党失败了，第一届台中市市长是一个非国民党的人。我问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们以为国民党到台湾，那么庞大的党政军力量一定是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却没想到第一届台中市市长不是国民党人！ 　　最后选台北市市长，特别重要。可惜出现一个更厉害的人，叫吴三连，他们的家族就是今天的统一集团，比杨基先还有影响力。国民党内各种想法都出来了，让他退选或是延后选举，但蒋介石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涉选举，吴三连最后高票当选。所以，第一届台北市市长，也不是国民党人。我看到之后很感慨，我相信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领导，当时也不懂选举，他们只知道要民主，但并不知如何实行民主，他们都是在挣扎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 　　陈诚主持土地改革 　　接下来是土地改革。陈诚在1949年1月3日上任,3个月后的4月14日就宣布实行三七五减租。为什么这么急呢？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就是国民党在主观上，蒋介石、陈诚等领导人都知道在大陆没有做的民生主义、经济建设，在台湾一定要做。 　　土地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三七五减租，当时台湾农民68.8%都是佃农，耕地都集中在30%的地主手里，佃农遇到一个好的地主租金比较合理，遇到不好的地主可能租金50%-60%，辛苦一年什么也没有。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规定农民向地主付出的租金不能超过37.5%.这个并不难，只要政府有决心，下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了。当时很多地主都是省议员、世家子弟，在社会上有控制力，可是陈诚很坚决，他说很多地主反对，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我知道不要脸的人有，但是不要命的人没有。陈诚当时是“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再加上二二八事情过去没有多久，地主也要考虑自己的安全等，因此三七五减租非常的顺利。 　　政府不但规定三七五减租，同时成立了三七五租佃委员会，凡是地主和佃农有争议时，就由委员会协调，不必私下解决。多少年来台湾租佃的陋规很快改变，很多农民的生活立刻获得改善。1949-1950年时台湾非常流行“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洗衣机”，为什么？就是以前买不起的，现在减租后农民存到一点钱，可以购买了，三七五减租的效果非常好。 　　第二个阶段是1951年的公地放领。这个也并不难，政府将台湾岛上22%的公有耕地卖给佃农，分十年无息偿还，也不需要现款偿还，可以用耕作物来抵债，因此农民没有什么负担，只要每年缴交实物，十年付完之后这一块地就是你的了。有相当多的农民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自己的土地，但有规定，无息拿到土地，不能转让，以免有人从中得利。万一农民付不出钱，政府可以帮助解决。从1951年到1976年，政府先后九次、把13.9万公顷的公地出售给28.6万家农户。这等于是一二百万人，因为每个农民家庭是四五口，甚至是五六口。 　　到了1953年，土地改革的最后一步，就是耕者有其田，让每一个农民都可以有自己的土地。但问题来了，政府手上已经没有土地了，私有土地在30%的地主手上，1953年政府还是非常穷，这时“陈诚是行政院院长”，他跟自己的幕僚就动脑筋想怎么办。根据我的口述访问，当时国民党内部就有争论，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将土地无偿征收过来就可以了，不需要花钱。但另一派就认为，不能无偿征收土地，这样一定会引起很大的民怨，地主肯定很不高兴。我们还是想办法找钱，向地主购买土地，或是其他比较和缓的方式。 　　1953年时，提出将土地从地主手里无偿征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陈诚很了不起，主张征收的很重要的人就是蒋经国，陈诚居然敢跟蒋经国对着干，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采纳了萧铮、阮毅成等实际操作土地改革者的意见。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现在政府没有钱，但政府手里有很多公营企业，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同时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十年偿还。这个换地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执，因为这是史无前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大家要知道，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的原则是孙中山讲的“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而现在将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地主换地，那是地主拥有企业，就变成了私人资本了，这不是违反孙中山的原则吗？国民党内部立刻有很大的争执。当时负责做这件事的人每天都要说服国民党的立法代表，说你们不要担心，绝对不会让私人企业得利，我们会征税，整个社会还是公平合理的。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去讲。最后陈诚采纳了这个方式，1953年4月实施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地主可以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超过的一律由政府收购，用七成土地债券和三成股票跟地主换地。政府拿出台湾水泥公司、台湾纸业公司、台湾农林公司和台湾工矿公司的股票跟地主换地，再把土地出售给目前在这些田地上耕作的农民。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是地主，当时拿到台湾水泥公司的股票，到今天台湾水泥公司还是辜家的。台湾水泥公司很大，当时国民党内部有很大争议，很多人反对，说水泥是国防工业，怎么可以给民间做？可是问题是，政府必须拿好的工业跟地主换地，坏的人家不要。 　　拿到的土地就给农民，还是一样，十年无息贷款，如果农民十年都付了，最后土地就是他的了。“耕者有其田”政策，农民额手称庆，但非常多的地主反对。1953年时，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是股票，觉得国民党用几张纸来骗他们的土地，很多地主很生气，就将这些股票贴在墙上当壁纸。还有一些地主因此跑到日本等地反对政府，成为今天的“台独”的这些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地主还是选择跟政府合作，最后都成为台湾的巨富，他们不是有钱人，而是很有钱的人，台泥的股票都涨了几百倍，辜振甫家里就是这样成为巨富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相当顺利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间很多不可思议的事，1949年风雨飘摇，就敢实行土改，而且在每一关口都做了正确的决定，没有采取强制征收，采纳了用公营企业向地主换地。另外，国民党的运气很好，当它选择这样做时候，大部分的国民党领导没有想到，其实这已经在无意中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将资金往工商业挤。本来地主每天在家里没有事就喝茶喝酒、写写诗，但是没有想到给他们股票之后，要开始经营，这些地主就开始转为工商企业主。无形中，那么早就推动了台湾民营工商企业的发展，这是很奇妙的事。当时看到这一点的人极少数，只有尹仲容等部分人看到，大部分的国民党官员都不能理解。但这对于后来台湾的工业和商业突然蓬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改革的反思：大失败才会大反省 　　国民党的改造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而地方自治和土地改革是真正深入台湾的民间，对社会和经济做了很重大的改革。本来大部分农民都没有自己的土地，现在他们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以及耕者有其田有了土地，这个重新分配并不只是对农民，对地主也是，地主本来在家里吃老本、守着土地，现在拿到了公营企业的股票，开始去经营了，这又是资源的重新分配，也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这些都很重要，奠定了台湾今后的发展。 　　因为有了1949年的大失败，才能带来国民党真正的反省。我们可以这么假设，如果国民党在1949年没有这么大的惨败，蒋介石、陈诚这些领导人会不会真的做这么大的反省？我们不知道。因为人都是有既得利益不愿意放手的，大失败才会大反省。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那么艰困的环境下勇敢改革，有规划、有步骤逐渐进行。他们也在摸索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本来他们也不懂什么是地方自治，但是一步步做，最后不是85%的台湾人都掌握了政权，相反的，因为国民党在选举中基本做的还不错，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在台湾可以长期掌权的原因。 　　此外，还有外来专家的很好规划，政府也根据专家的规划很认真地做。蒋介石和陈诚，特别是陈诚，在几个重大决策中都做对了。在好几次都变了中，陈诚的决策至为关键，到底是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陈诚支持了自营企业。走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陈诚选择了市场经济。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决策正确，对于日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台湾在整个三年的关键年代之中也产生很多的副作用，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后来的“台独”，一些大地主不赞成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跑到日本组织“台独”。还有就是因为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农民每一个人都拿到一块地，手工时代小块地没有问题，可是社会越来越发展，这就成为机械化的障碍，所以后来台湾又做了好几次的土地改革。 　　总结起来，在那个关键的年代里，国民党这些领导人愿意谦卑地反省，愿意彻底地改革，才奠定了台湾日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基础。我们今天重看当年的努力，可以反思、可以思考，甚至是有可以参考的地方。我们要勇于改革，不要害怕。在实践中学习，希望大家一起共勉。 　　（周筱赟据速记稿整理，经郭岱君教授本人审定）

维基解密：中国线人之谜/《阳光时务》         来源：《阳光时务》 文/陳文森 維基解密的美國外交電文為訪談人加注「保護」字樣，被左派網站污名化為「線人」，在中國公共輿論界掀起波瀾。但不少毛左和親體制人士卻也赫然列名「線人」，「鋤奸」活動搬石砸腳。其實，使館通過與駐在國各界人士進行交談，從而了解并搜集該國政情，是正常外交活動，也是外交官的職責所在。      一個常任工作人員只有數人、處事神秘的媒體組織，卻能撬動各國內政外交的種種敏感秘辛，引發一輪又一輪波及全球的政治與傳播風暴。維基解密（Wiki leaks）這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在過去兩年間可謂是聲名大震於國際。      憑著不斷釋出的大量機密檔案，維基解密所製造的種種效應，不僅如其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預期的那樣令政府和強權感到恐懼，令更多的謊言與欺騙被拆穿，更在許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衍生出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維基解密近日的外交密檔，更在中國掀起一場揪查「美分黨」、「漢奸」的軒然大波。然而，這些在外交密檔裏被提及的中國人，按照使館的本意，本來就是使館官員在駐在國的訪談對象，外界將之污名化了。     外館電文掀風波     從2010年底起一直陸續公佈到今天的大批美國外交密電，猶如殺傷力驚人的霰彈。在超過25萬份的美國機密外交電報中，維基解密把美國國務院與駐各國使領館之前的通訊記錄、情報彙整都編好順序，一一上載。     按照《紐約時報》評論的說法：「25萬份機密美國外交電報為外界提供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機會，了解位於全球各地的美國大使館的幕後交涉、對國外領導人的坦率看法以及對核問題、恐怖威脅的真實評估。這些電報還揭示了奧巴馬政府內部對危機和衝突的意見交流。」     外交密電的影響範圍，就不僅限於美國一國了。美國駐外人員在加密的情形下，口無遮攔地任意點評駐在國人物，或是將各國政壇秘辛回傳華盛頓。     駐柏林大使認為德國外長缺乏外交经验，「思维背後很少有内容支撑」。阿塞拜疆总统夫人酷愛整容導致臉部僵硬。阿富汗副总统馬蘇德曾攜帶著5200萬美元現金的提包被美國緝毒特工攔獲。法國總統薩科奇在就任前會見美國大使時，追著兒子的寵物兔子跑。美國以奧巴馬會見為條件，交換斯洛文尼亞接受安置關塔那摩囚犯。     各路電文一出，美國政府忙不迭地跟各國政要打電話道歉，一時烽火四起。國務卿希拉里更是到處出動，將維基解密稱作對世界各國的攻擊。不過希拉里本人也沒能幸免。密電顯示她曾經下令暗中調查各國駐聯合國外交官，并指示收集各國高級外交官的生物信息（DNA）。     即使在信息開放程度較差的中國，維基解密透露的外交電文也頗有看頭。如一份2009年11月使館工作人員走訪甘肅的電文就顯示，地方官員為了迎接胡錦濤的考察，刻意造作。官員們不僅命令被考察的農戶「連鬍子都不能刮」，用於作秀的與農民炸油條的油也只有70度，已避免胡錦濤被油濺傷。最後吃到嘴裏的油條根本不是當場所炸。     又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曾接獲情資，稱朝鮮載有導彈的貨物正以飛機運輸的方式從北京運往伊朗。賴斯要求美國使館「最快」、「以最高層次」說服中國阻止運送。2007年，美國總統布什在和胡錦濤的一次見面中還親自提出相關問題。     這樣信息豐沛的海量外交密電，卻只是通過一位美國大兵就輕鬆洩露出去的。1987年出生的布萊德利·曼寧，在2009年於巴格達擔任美軍情報分析師時，趁接入美軍內部信息網的機會，將大批外交電文下載。據曼寧本人對朋友描述，他假裝在聽一張貼有Lady Gaga標籤的CD，然後迅速地在電腦中操作，把CD裏的音樂抹去，將機密檔案下載並刻錄到CD中，並最終轉移至一個移動U盤裏。雖然曼寧已被美軍逮捕并面臨重刑，但他的判斷并沒有錯誤，「國務卿希拉里和幾千名美國外交官在早晨醒來之時，看到這些全球公開的外交密電，肯定會心臟病發。」     2011年中，由於阿桑奇在接受衛報記者採訪時，向記者提供了一段維基解密用來保護密件的真實密碼，而記者又將密碼放入公開出版的書籍中，導致維基解密自己也被解了密。競爭對手網站將密碼破譯，大批電文在未經處理的情況下直接上線，阿桑奇也被迫跟進，改變了原先會對密電可能傷害到的人物進行保護處理的辦法，又一次大批推出了原始外交電文。其中中國的部份，可以一直上溯到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美國使館人員發回的分析與訪談。     「Protect」與電文可靠度     在不少美國外交電文中，使館工作人員會在一些報告的談話對象中加注「protect」（保護）或「strictly protect」（嚴格保護）字樣。在一些媒體的早期報導中，這樣身份的人被冠以「線人」的頭銜，用來指代美國使館訪談的聯繫人。     這樣的稱謂放在中文語境中，卻不免給人以「裏通外國」、「漢奸」式的不當觀感。事實上，美國使館通過與駐在國各界人士進行交談，從而了解并搜集該國政情，是非常正常的外交活動，也往往是外交官，即密電中出現的政治官員（Poloff）的職責所在。     即使是中國的外交官，在駐在國活動時也不可避免地要訪問當地專家學者，了解駐在國的社會政治動態。只要搜集的信息都在駐在國法律允許範圍之內，對聯繫人和使館工作人員而言，都沒有問題。     最為可笑的是，維基解密的外交電文在中國的公共輿論界，居然還能掀起一場內鬥的波瀾。左派網站烏有之鄉轉載《誰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中國線人》一文，將所有被使館加注保護字樣的訪談者都稱作「線人」，還號召網民一同來挖掘。     不少毛左和親體制人士更欣喜若狂，以為找到了「西奴」、「帶路黨」的證據，卻不料隨著深挖下去，包括《環球時報》主筆王文、《中國不高興》作者王小東等左派活躍分子也都赫然列名「線人」。本來興高采烈的「鋤奸」活動搬石砸腳，不得不收小聲勢。     美國為訪談人加注保護字樣，一般有出於多種考量的可能。這其中包括受訪談人身份敏感，被披露后會受到傷害或困擾——美國於中東地區訪問許多女權運動人士即屬此例。也可能是談話內容太過敏感，透露出去會造成外交上的尷尬或被動——許多交談中品評外國政要的電文屬於此類。     還可能是談話內容並非完全翔實，僅供參考，故此不能被洩露，以免發生以訛傳真。維基解密的中國電文各自屬於何種情況，并不甚明確。但閱讀各個電文中的訪談內容，并沒有洩露國家機密或違背中國法律的事實。     相反，如藏族僧侶就奧巴馬會見達賴表達喜悅之情的電文，很可能正是害怕僧侶受到違背中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迫害，而特別加注保護的。從另一個角度看，不少公共知識份子在曾和美使館談論的消息曝光后受到的污蔑與困擾，以及左派分子在被發現曾和美使館接觸后的尷尬，或許也說明美國人在電文中加注保護的「體貼」或是「別有用心。」     對外交電文的解讀，也要秉持更為小心和客觀的態度。由於每份電文的長度有限，所以外交官的彙報可能無法完整地重現與訪談人交談的全部內容。甚至可能發生斷章取義，或者引述語句脫離語境的狀況。     美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霍格蘭德在維基解密事件后，就被媒體發現曾要求手下像記者一樣寫作。「電文的前三到五個字是讀者在瀏覽海量信息時最先注意到的內容」，他還撰書詳述如何讓電報的行文更具可讀性和吸引力，書名就叫《大使的電報起草技巧》，在這種背景下，電文敘述不完整、挑選有衝擊力的內容陳述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非英語國家，外交官的訪問即使專業，也可能存在文化和日常交流中的誤讀。由於中國大陸的電文當事人大多拒絕發表看法，外界無從得知電文的準確性。     以台灣部份為例，美國外交官員的電文顯示副總統蕭萬長在答應出任馬英九2008年總統大選副手后，仍然表示不看好馬英九選情，就曾在島內掀起疑問。蕭萬長本人回應以不合邏輯，但有報刊就指出可能是外交官誤讀了蕭萬長的謙虛之辭，屬於中美交往中的文化差異。     在美國外交系統的默認下，外交電文的真實性應該是毫無疑義，但表象的真實，是否能夠避免不全面、甚至惡意的解讀與宣揚，就是維基解密這陽光下的驚雷所不能控制的了。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登录App Store，搜索“阳光时务或isun affairs。      PC: 进入Zinio官网：http://hk.zinio.com/browse/issues/index.jsp?skuId=416187166，注册并登录之后，搜索“阳光时务（繁体）或isun affairs”即可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