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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支撑了该国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也推高了通胀，令债务增加，引发了另外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社会动荡，根据中国学者孙立平的统计，2010中国共发生18万起抗议事件，。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9月26日发表的题为《中国经济飞速增长 社会动荡加剧》的文章指出，动荡不仅限于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抗议活动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不公现象，包括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开发商侵占土地，以及建筑公司拖欠工资等。
最近的例子，广东陆丰上周发生数百位民众，因政府强行征收村民土地用于开发项目而进行激烈抗争。又如今年六月，广东增城的城管将一名摊贩孕妇推倒在地，民工愤而火烧政府的办公大楼。
文章分析，物价上涨是民众不满的因素之一，而它直接冲击庶民赖以为系的食品价格。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不断增多，其中大多与食品价格上涨有关。
文章举例说，2009年和2010年推出的一项大规模刺激计划（银行新增贷款人民币17.5万亿元，合2.7万亿美元）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上。2011年，通胀问题加重。最新资料显示，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3.4%。中国主要肉食猪肉的价格涨了52.3%，创下历史新高。城市低收入者有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品，他们是受食品价格冲击最大的群体。
文章指出，如果说通膨是火药桶，而点燃社会动荡的火花可能就来自“强占土地”。过去十年因房地产热使土地成为贵重商品，政府与开发商联手圈地，以远低于市价的补偿金打发被迫释出土地的农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社会冲突的专家于建嵘说，中国农村地区65%的社会骚乱起因于“土地纠纷”。
文章说，这一数位有可能会进一步攀升。大陆国家审计署6月份曾估计，中共地方政府过去三年积累了10.7万亿元债务。大陆媒体本月报道称，在东北辽宁省举债的地方政府中，有85%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贷款利息。
文章分析说，银行乐于贷款给地方政府，主要是政府握有土地。据大陆国家审计署的统计，地方政府还贷金额中的23%（2.5万亿元人民币）是靠出售土地，而去年全大陆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为2.9兆元人民币。换言之，政府还债压力愈大，变卖土地就愈多，引发纠纷的机率也愈高。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由于2010年18万起抗议事件的数字不是由官方发布的，而是孙立平教授发布的，所以，所以并没有完全反映出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发生的动荡。
报导还说，大陆社会形势的紧张程度和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在不断增加。在中共为筹备庆祝建政62周年之际，这是一个敏感话题。
发布2010年抗议事件数字的孙立平教授，以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为大陆学术界所知。他曾撰文表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即权力失控、道德沦丧和社会认同与社会向心力的急剧流失。
中国的未来走向 3种可能的前景
2011/09/27 |
中国未来应朝哪一个方向走中国的未来走向如何，人们的判断大相径庭，有怀疑派与乐观派之分。《明镜周刊》（9月24日）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描绘了中国3种可能的发展前景。
"满怀信心的前景：这个国家变成稳定的民主国家。因为，中产阶层在成长，越来越多的农民迁移到城市。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很快将超过6000美元。公民倡议和独立组织的利益团体（所谓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增多，因为政府没有它们就无法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中共有朝一日不可能再用集体领导掩盖内部分歧，于是产生派别，最后成立政党。
"黯淡的情景：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是改革的弃儿。中共无法控制腐败，民众更加愤怒。此外，政府无法解决不断增长的失业问题。……环境问题更加严重，百万人因干旱和水灾背井离乡，到处寻找干净的饮水、干净的空气和干净的食物。中共领导人（所谓第6代干部）无能为力。发生混乱，动荡震撼这个国家，各省分裂，难民潮在亚洲各地流动。
"中立的前景：一切都一如既往。中国继续被精英领导，他们能够对新局面快速反应，必要时动用枪杆子。在中共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中产阶层对分享权力不感兴趣，而是想要维持现状，只要他们还有机会送孩子进好学校、每年度一次假、给自己添置一套房子。这个阶层继续与统治阶层联盟，以阻挡贫穷的大多数民众要求并希望分享更大的富裕蛋糕。……"
文章接着写道："回到现实：中共以'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名义在走一条危险的道路：他们压制重要的讨论和民众对本国未来的理解。在民族冲突上，他们将其实是自己制造的问题归咎于外国。
"例如西藏和新疆，中共领导人不允许居民公开讨论自己的困难、寻找认同及其在中国社会的生活。在这种气氛中，日常问题变得非常政治化。人们不能批评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办学政策，谁要是张嘴说话，就会被当作是分裂分子甚或恐怖分子丢进大牢。中国政治家为新的而且可能会更加剧烈的动荡播种。"
历史的阴影
文章认为，如何对待过去是"困扰中国的另一个弱点"。"从50年代起，数百万人在中国成为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和丧心病狂项目的牺牲品。对之负有责认的党至今还掌握这个国家命运。邓小平在毛1976年死后宣布，毛的行为只有30%错了，其余都是好的。谁若怀疑这个评价、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大声谈论、太深刻地探讨原因、太执拗地追问责任，就是在质疑中共的权力，最坏的情况下会危害自己的自由。
"然而，一个社会如果完全淡化历史的黑暗篇章，能够走向未来吗？我想不可能，有朝一日它会被昔日的幽灵追上的。我们在内观之后，应该观察中国在世界上如何作为，对外起什么作用，温和还是好斗？它想达到什么？阻碍什么？明确的是：中国自2009年以来越来越表现出自信，有时让远近的邻居害怕。"
编译：林泉
| 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2011/09/27 |
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作者：郑永年 联合早报
本栏上周论述了中国为什么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当然，在亚洲社会，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
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背后则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这样的一个事实。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意识，但他们是绝少数。不过，除了日本，即使这些国家的学者拥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规模很重要，很小的社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来生存。
中国未经历“宏大的论述”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不过，这些有利于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相反，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很多主观层面的要素，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朝建设知识体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我称之为“宏大的论述”阶段。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分工和合作。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橛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苹果”。上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的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很难克服。
中国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可能？上面说过，中国具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从历史上看，中国可以也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很多主观上的努力。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主观的产物。知识体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制度改革入手。
政治控制制约知识创新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开。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对现行政治应当有个新的定义。现在的政治是知识体系的阻力，因为其强调的是控制。政治一方面要从知识体系领域撤出来，另一方面要为知识体系的创造者，造就有利的环境来进行知识创新。现在的政治控制必须通过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要意识到，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传统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因为知识体系是人创造的，行政不可避免。高教、研究所、智库等知识生产组织不可避免行政管理。撤出政治，强化行政，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生产。
第二，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现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经费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有效经济手段，是思想意识的控制体，通过行政管理手段体现在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作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
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仅仅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怎么办？应当把大部分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同时，基金制度要透明化。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经验，不难学。
第三，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是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当然，评审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生产的评审制度。在西方，评审制度本来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事情，和政府毫无关系。并且，西方的评审制度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和平台。但到了中国，评审制度就成为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这就是说，要把评审制度从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给专业人才。再者，评审制度的内容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内容管理来促进知识体系的生产。比如说，可以鼓励那些有“宏大的论述”的作品的出版。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识体系创造这个问题，使得大家对此都有一个意识，有了意识才能自觉地去做。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应用西方知识体系，并且以为就是掌握了真理。这种心态是知识体系生产的最大的阻力。有必要开展一场知识界的大讨论，以达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缺乏知识体系生产的意识和动员机制。实际上，中国可以从西方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发展过程学到很多经验。中国的问题是本末倒置，花了大量的经历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完全忘记了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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